和讯网 02013年01月20日07:01 来源：信息时报
储冬爱
女，生于湖北山区，先后于1992年、1995年、2006年取得史学学士、史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著有《“城中村”的民俗记忆广州珠村调查》、《鹊桥七夕广东乞巧节》。
编者按：
储冬爱的田野调查《城中村的民俗记忆》即将出版，笔者选择广州珠村作为主要调查个案的理由如下：珠村是位于城市中心边缘，并迅速向城市化转型的农村居民点。它既不同于处于城市中心区内，几乎完全丧失农田的“城中村”，也不同于尚处于郊区、农业仍占重要地位的“城中村”，是属于第二层次中具有过渡色彩和典型意义的一个“城中村”。
珠村有着800多年的建村历史，村中两大族姓自中原迁徙而来，择水而栖，聚族而居，形成了相对稳固的文化传统。而随着广州城市化的进程，珠村在城市发展的新地带沦为新一轮的“城中村”。广州市内为数不少的“城中村”（以天河区最为集中）大多数也都是于南宋时期自中原南迁而来并聚族而居的村落。珠村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城中村”
“城中村”，形象的说法是“都市里的村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在许多大城市，新区建设和旧城改造同时进行，城乡边缘带迅速城市化，所有农业用地都正在或即将转化为非农业用地，位于其中的村庄逐渐被城市包围起来，形成了半城半乡特色的一类社区，人们把它称为“城中村”。城乡二元景观并存是这类村庄的共同特点。
“城中村”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城中村”是指已经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发展区内，且农业用地已经很少或没有，居民也基本上非农化的中心村落；狭义的“城中村”是指那些农用地与居民早已基本上非农化，村庄已经转化为城市建制，只是习惯上仍称为村的社区聚落。我们可以为“城中村”下一个正式的学术定义：原来的农村，由于城市的扩张变为城区，现已基本没有耕地，也没有农民，但仍保留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制度，按照村的行政管理体制来管理的城市中的特殊社区。英语可以译为City Village。
“城中村”是我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它不同于国外的“城中村”（Metropolitan Village 或Urban Village），后者主要指移民团体聚居的特殊区位。美国学者约翰斯顿等（R.J.Johnston et al，1986）在美国《人文地理学词典》中将“城中村”定义为：一种居民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或种族特征的居住区，常位于内城或转型地带，是移民进入城市的聚焦点。如此看来国外的“城中村”不管位于内城还是城市边缘，都是移民进入城市的一个“跳板”或“临时避难所”，并非真正的村庄，只是借用了“都市村庄”的概念而已，这与我国原型即是农民村落的“城中村”有着本质的不同。虽然我国的“城中村”也存在大量外来人口，而且外来人口在数量上可能远远超过本地人口，但在经济社会地位上仍处于从属地位，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中村”的本地人社区性质。土地私有制度决定了国外的“城中村”没有也不可能有我们这种由农村聚落转化而来的“城中村”。
“城中村”现象是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最具代表性的衍生物，其中尤以珠三角地区最为普遍，以广州最为集中、典型，且成为广州的一大城市特色。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市内的许多乡村来不及自身调适，就被裹胁进都市化的浪潮，一个个既非城市亦非乡村的“城中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广州市385平方公里规划发展区内除去已完成整体拆迁的猎德村，尚有138个“城中村”。 按照不同的城市化程度，这些“城中村”大体上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位于城市规划发展区内，与城市用地不同程度相互交错的村庄；另一个是位于或靠近中心城区，完全或基本被城市所包围，已成为城区一部分的行政村。
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充分暴露了传统乡村与现代都市的内在差异，以及在融合与相互激荡中所产生的同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矛盾性。珠村、石牌村、鹭江村、康乐村等一个个“都市里的村庄”，赫然矗立于广州的高楼大厦，看似封闭的“独立王国”，却决非诗人理想中的田园世界，身份的失语，生存环境的尴尬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乡土文化保护与“城中村”研究的再思考
受英国早期遗留学派的影响，传统民俗学研究领域曾出现了一种狭隘的偏向，即只注重乡村、落后地区的民俗事象，或者只注重一些传统、古老的民俗事象，对新兴的、都市的民俗事象较少关注，从而使民俗学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暮态。对此美国学者多尔逊在《Folklore and Fakelore》一书中指出：“有些人把民俗看作博古溺爱的无聊玩意儿，并把民俗学想象成关于过去的学问，想象成研究特别有趣但落后、衰败的亚文化学科。但是，另一方面，有人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描述民俗研究，使民俗研究呈现为当代性的，使他们面对"此地"和"现在"，面对城市中心，面对工业革命，面对时代问题和思潮。根据这种观点，民俗存在于活动发生的地方，而根本不是死水中的一堆沉沙。”钟敬文先生也曾指出，民俗学不是老古董，不是一个历史的学科，而是一门活色生香的现代学问。因此，如何保持民俗学研究的现代性，使民俗学更好地为社会、为民生服务，应当成为民俗学者努力的方向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事业的深入开展，中国进入了一个大转型时期，城乡社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整个社会的民俗也呈现出变迁的大趋势。具体而言，随着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乡二元社会原有的文化生态环境与格局正发生着微妙变化。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乡土文化的保护问题始终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受到社会文化同一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乡土文化及建成环境面临着被忽视、内部失衡和解体等严重问题，乡土空间日渐萎缩，乡风民俗正在走向消亡。另一方面，城市文化的未来走向变得扑朔迷离。一些大城市，尤其像广州、上海这样有影响的大都市碰撞、交融的现象常见于异质文化之间，而同质文化之间如市俗与乡风、新风与旧俗的冲突也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形下，关注民俗当下发生的变化自然应该成为民俗学研究的新热点。人类学者林耀华曾指出：“对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社会文化进行历史的追踪调查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对于处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文化加速度现象，使得社会文化猝生巨变的民族和地区进行追踪调查就更有意义。”
“城中村”是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情状，集中反映了农村社会向城市转变过程中的复杂变化。从民俗的角度推测，“城中村”发生的变化既有其自身历时性的变迁，又可能包含有共时性的冲融；既有传统民俗在现代社会的回放，又有与商业文明结合的再生，具有“切片”意义。较之现代都市或者单纯乡村的民俗变迁，“城中村”民俗发生的变化可能更具有典型意义。这种村落民俗的变迁，折射了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生态的未来走向，原住民传统文化与城市文化如何融合，其关系如何调适，将是城市化进程和“城中村”治理的新课题。
广州作为中国城市化发展“先行一步”的城市，“城中村”的民俗文化变迁和社区建设，都具有十分突出的“标本”意义。关注以“城中村”为代表的村落文化的变迁，关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原住民的心理变化，以此为切入点研究这一特殊社区的族群关系、经济与文化发展战略，在现有的经济、法律等管理框架内，探索适应城市发展的柔性、异质化和以人为本的新型管理模式，对于当今的和谐社会构建，城中“村落”的健康发展，以及保持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和生命力，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重塑地方性的文化传统，也是培育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提升区域文化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为实现上述目标，以下四大问题将是要解决的重点和难点：
第一，“城中村”原住民的身份、环境变迁所带来的民俗与文化心理变迁问题。目前的研究均只是关注建制、机构、生产生活方式等外在的或物态的变化，但由此而引起的内在族群民俗文化和心理的变化及新的诉求仍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是本书要突破的一个重点。
第二，“城中村”（包括城市化进程中的所有村落）原住民失去土地、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后，以经商、住宅出租等途径获取生活来源，外来人群的大量涌入，改变了原族群的交往方式，由此而带来的文化隔膜甚至冲突，如何进行有效调适，保持社区和谐？需要研究新的对策。
第三，城市文化，尤其是商业文化对乡村文化的迅速覆盖，导致了包括族群宗教信仰在内的乡村族群文化的迅速消失，如何通过政府和政策的有效干预，保护有价值的原住民的传统文化，保持城市文化生态的多样性，进而，挖掘和利用这些传统文化，打造乡土文化品牌，发展特色经济（如广州珠村的“乞巧文化”），推动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城市管理的新课题。
第四，文化生态型的城市建设只有充分关注和尊重“城中村”的民风民俗，才有可能实现。如何对“城中村”等城市化进程中的村落分阶段、有重点地实行柔性、异质化管理，以保育有价值的乡土文化，不但需要政策指导，更需要一种长效机制。
在研究方法、视野上，前人研究的成果是研究的重要基础，继续借鉴城市规划学、管理学等方法和手段，主要采用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等方法，从社会调查、田野作业做起，希望开拓一条案头研究与田野考察结合、理论探讨与应用对策结合的新型学术研究道路，并最终形成具有政策指导性的理论成果。
后记：
储冬爱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两大类：文献资料与采访实录。前者包括古籍、方志、族谱、文人笔记、竹枝词、报刊及学术著作、学术论文。后者主要是笔者的田野调查，从2005年3月至2010年8月，5年多的田野调查，足迹遍布珠村的大街小巷。
本书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 ... content_212357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