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舟 和讯网-第一财经日报 2012年12月13日01:19
和许多国家一样，日本也是在卷入现代化进程之后才重新发现民间故事的，因为只有到了此刻，传统才真正被作为“传统”来审视和看待。那些原本习以为常、没人当回事的日常民俗和乡野故事，第一次被看作是体现民族精神和塑造身份认同的非物质遗产。中国读者尽可以将《远野物语 日本昔话》当乡野怪谈或文学短篇来读，但它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日本之所以为日本的那种生活方式。“昔话”即民众口头流传的传说故事。柳田国男使用这一名称，是为了与那些被刻意加工整形的“民间故事”区别开来。
事实上，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的学术经历本身就与此密切相关：他原本大学读的是政治科，毕业后抱着消灭民间饥馑的决心就任农业官员，只是在看到农民的贫困和民俗传统日渐消逝后，才一步步由关切转向民俗研究，直到十二年后辞职潜心于学术。激发他这一转变的肇因，是他1907~1909年间在国内诸岛的长期旅行，事后他根据在宫崎县椎叶村听到的猎猪传说，于1909年自费出版日本民俗学的开山之作《后狩词记》；但影响更大的是他据岩手县远野乡所得的传说于1910年出版的《远野物语》，这被普遍视为他的代表作和柳田民俗学的真正出发点。
《远野物语》中的世界，是一个对现代人而言遥远而陌生的世界：人与神灵（马头神、山神）、妖怪（山男、河童、天狗、山姥）、野兽（猿猴精、御犬）共处，且远非拥有控制自然力量的那一方，相反，村里的女子常常被山男、怪人、河童、猿猴精所掠走，甚至怀上他们的孩子；甚至梦中到山野里去，不小心也会被狐狸附体，至于狼嚎，更是世上最可怕的声音。这些山神或妖怪往往和人看上去区别不大，只是通常身材高大，且脸色通红，长得丑一点；如果不小心在路上遇到，即便当时没事，回家也常会让人大病一场。为了驱邪消灾，人们在路边、村界竖起石头神像以抵御这些无形力量的入侵，因为村庄边界和道路是最危险的接触地带。
这其实是古代东亚所共有的观念。杜维明曾说中国传统哲学“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相互交融的实体”，而人也不是像西方那样“独立于自然之外，由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特殊灵魂”，相反他和自然世界乃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妇女被猿猴、精灵或鬼怪攫走并为之生下孩子，以及在山顶树林中供奉神灵，这更是极为普遍的世界性现象。
但这些乡野传说的日本特点也十分突出。西方学者早已注意到，日本民间故事中经常有老人登场，却极少把王侯、领主、公主作为故事的主角——值得补充的是，结合《日本昔话》中各地的民间传说来看，甚至武士也很少成为故事主角，而在其他国家，社会的主要精英阶层经常是故事主角：在欧洲是国王、公主、教士；在中国是地主和书生；在东南亚则是王侯和僧侣。相比起别国，日本故事中妖怪和鬼物出现的频率也比神灵高得多，但他们的形象未必邪恶，更不一定总会遭到神灵的惩罚镇压。此外，虽然《远野物语》中自嘲“以"很久很久以前"开头的故事，最后都以"从此以后万事大吉"作结尾”，但事实上这些传说却常常不大有道德说教倾向（《日本昔话》中有些故事略有此倾向，尤其是以惩罚性结局告诫不得贪婪），也并不总以主角“从此过上美好生活”作结。《日本昔话》中的民间故事与中国对比看也很明显：穷人获得的好报通常是致富，而不是获得高官、田产或成仙。
相比起《远野物语》，《日本昔话》中的故事并不那么具有鲜明的日本特色，有些故事甚至是世界性的母题，如《布谷鸟兄弟》的故事，在老挝也有类似的传说；但这些故事在日本的语境中，往往也添加了日本色彩的元素。如《海蜇没骨头》原系著名的“猴子与鳄鱼”母题，但可能是因为日本没有鳄鱼，故事中的主角就变成了龙王王妃和海龟，想吃的则是猴肝而非猴心，而说出秘密的又变成了多嘴的海蜇，其结果，这个故事的寓意最终变成了“多嘴多舌受了惩罚”。《长崎的鱼石》故事显然源自中国的“胡人识宝”母题，但这里叙述的重点却不是像中国北方传说中那样侧重外人攫取本地宝物，却是“外国商人脸上从来不表露心事，并且不论什么场合都爱讲价钱。而日本商人无知又贪心，所以在过去时常这样吃大亏”。更不必说，其中关于端午节和灶神起源的传说，其故事诠释完全与中国传统相异，而具有极强的日本特色。
对这些故事内涵的认识和挖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柳田国男在《远野物语》1910年的初版序言中曾说，在当时研究这些传说，可能会被人指责为“未能分辨问题之大小，着力之处有失妥当”，1935年再版时又回忆说当时“试图把这类东西作为研究对象的想法，也被视为好事者的新奇追求”。书中还记述了一位熟知远野乡古老传说的老人，“常念叨想把知道的传说故事讲完，却无人愿意听那些陈年旧事”。然而从1930年《日本昔话》问世起，日本的“昔话收集事业突然活跃起来”。这恐怕并不是因为这本书本身具有某种神奇的魔力，而是因为时代风气之转变：在经历了明治时代强烈的西方文化影响后，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日本人重新转向自身的传统。
正因此，日本民俗学的发端与德国一样，都具有对本国文化传统重构反思的性质。柳田国男曾在《民俗学研究的出发点》一文中强调民俗学是自我认识的学科，“自我认识正是日本民俗学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目的。”高桑守史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民俗绝不单单是过去的残存物（survival），而是使日本人成为日本人的生活方式（way of life, folkway），因为这是"反复进行的现实行为"”。也就是说，民俗并不仅仅是已死或濒临灭绝的生活方式，而应是一种活的实践，这些传说在新的时代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一点在日本电影和动画中也时常能看到：尽管渗透了生态和环境保护这一现念，但宫崎骏的作品《幽灵公主》、《平成狸猫合战》及《千与千寻》事实上都与日本传说息息相关。岩井俊二的短片《Arita》中，广末凉子饰演的女主角能看到一个特别的精灵Arita；但除她之外别人都看不到，渐渐地她对自己所见的信心也动摇了，最终失手烧死Arita，精灵从此消失，她也变回一个普通女孩——这可想是源自《日本昔话》中《蜥蜴的钉帽》故事，但却衍生出极富现代色彩的寓意。这些，难道不能给我们以某些启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