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第一课讲的是民俗学的田野历程，分享一点自己的上课心得：
从后现代的田野反思出发，任何细致入微的深度描述和细部阐释都不能达到对研究对象的客观理解，对于民俗学来说，更是这样，因为它十分注重知识传承，仅书斋和文本的研究就已经充满了诸多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比如在历史质料的选择上，研究者就像在做考古一样，从碎片化和片段式的文献中要复原一个文化整体，而且这种类似考古学的“文化修复”还不仅仅是共时层面的，民俗学需要面对的是对“过程”的修复，既要在语境中讲清楚文化事项是怎么回事，又要讲清楚它在历史上是如何发生和传承的，更要命的是这种修复不一定有什么结果，即使用口述史的方法也不一定凑效，因为在民众是生活世界里，记忆与失忆是并置的，没有谁能讲清楚事件最本真的存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抛弃生活世界的内在研究，想从外部观察、解读和结构一个真实的民俗过程，大概也是徒劳的。
地方性知识有其固有的知识谱系和逻辑脉络，如果研究者始终将田野对象放置在一个“他者”的位置上，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对某些事项的洞察，从而建构起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模型，但这种建构本身就存在很大程度的危险性，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一方面很难成为他者群体中的“我者”，而另一方面即使通过同吃同住同生活的长期跟踪达到这种境界，接踵而来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自己的研究中找回真正的“我”，“我”要表达什么？能表达什么？王静安讲“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种带有玄妙式的中国智慧，又似乎能和西学强调思辨的方法联系起来。近些年来在人类学领域不断出现实验民族志、交流民族志、、多点民族志和民族志诗学的写作方法，归结起来，它们要解决的真正矛盾就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二元对立的问题，在打破主体与客体的结构中实现对“科学研究”本身的解构，也就是说，民族志式的研究不再去强调自己是多么科学的方法，即使它足够严谨和注重整体观。
民俗学近些年来特别注重语境研究、过程研究，而且在民俗志的写作上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互为主体、且相互建构的，因此在把握田野作业的立场和学者身份上，务必要有一个全面的交待。近十年来，“家乡”一直是民俗学的一个企图，一方面，诸多民俗研究是从家乡开始的，而最终又以民俗学的方式回到家乡，另外很多地方民俗是由那些一直生活在当地的所谓“地方民俗研究者”来呈现的，如何理解这种呈现，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理论命题，因此无论是从学科建构还是研究方法来说，家乡民俗学都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实验。
首先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二元立场来看，做自己家乡的民俗研究，就不存在我者与他者的刻意转换，因为“我”就是我自己的研究对象，不需要去同吃同住同生活，就能直接进入生活世界的内部，这给民俗学提供了一个没有主位与客位的场域，研究者不必刻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同乡人或专家教授的身份，虽然这两种身份在实际操作中时刻地影响着研究效果，不过总的说来，这种操作是很灵活和方便的。当然要特别注意的是，无论是家乡民俗学还是异乡民俗学，民俗学毕竟都是一种知识建构，因此不能把民俗学中的家乡和在家乡做的民俗学当成一个特殊的角色来看待，在民俗学这里，家乡永远是一个“他者”——学科意义上的“他者”，因为如果深究家乡这个概念，它并没有一个特定的范围，中国民俗学做中国民俗研究，中国就是家乡，而世界民俗学者做全人类民俗的研究，地球就是家乡，这样以来，家乡就没有任何特定含义，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永远是我自己的研究对象，我永远都处在生活世界的内部，这样也就没有必要区分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的必要了。所以从这里出发，家乡民俗学用“家乡民俗志”代替更为合适，因为民俗学不存在也没必要存在“家乡”这个问题，家乡在学科意义上是无法限定的。通过同吃同住同生活进入他者世界完全是田野中的问题，而由田野直接指导的就是民俗志的生产，民俗志的书写一定有一个可以界定的范围，那就是记忆的限度，“我”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记忆程度形成了我今天的“家乡感”，因此家乡既可以是空间维度的，也可以说时间维度的。
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我开始了返回家乡的民俗学之旅，也正是在这几年的家乡民俗调查中建构了我今天的问题意识。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武陵山区的巫师群体，二是这一地区的地方文化精英，这两类研究对象也有一些相关性，特别是在中国近百年以来的历史社会变迁的语境中，这些群体与近年来民俗学关注的所谓“本真性”以及民间文化与公民社会等问题都十分密切。民俗学从民俗事项的外部研究转入对民众生活世界的内部阐释，从俗的研究转入对民的考察，其中的要义就是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学术革命上，去建设中国民俗学新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方向，无论是口头传统领域的整体引进，或是表演理论、身体理论的嫁接，还是家乡民俗学的本土实践，都或多或少地促成了民俗学今天看问题的方式方法，但是，这种类似于知识建构的学科运作并不能直接触及研究对象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学术革新，甚至在今天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下，理论建构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日常生活的变换、社会结构的断裂、传统的复兴与发明以及“民俗”作为整体被征用、解构和传达，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变迁，民俗学毫无招架之功，从而造成了今天民俗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混乱，而这些尚不能完全自足的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完成方法论的快速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