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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1-12-20 作者： 来源：文汇报

　　格兰斯哥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贝瑞： 苏格兰启蒙运动：小地方大智慧

　　◆哈佛等学校的学者们不久前提出了在他们看来最紧要的“社会科学难题”,其中之一就是：为什么一些“小地方”（比如苏格兰和佛罗伦萨）能够在历史上产生出与其地位不相称的“大智慧”（如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对此，记者采访了以研究亚当·斯密思想和苏格兰启蒙运动见长的著名学者、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贝瑞。 本报见习记者 李纯一

　　美国哈佛大学于2010年4月启动了一项名为“社会科学难题”的征集计划，邀请十余位各领域的社会科学家提出他们认为最紧要、最根本的问题，并在网站上征求意见。

　　这项活动的灵感来源于“希尔伯特问题”.1900年，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在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提出23个数学难题。他指出：“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它就充满着生命力，而问题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和终止。”希尔伯特的问题激发了无数青年数学家们的研究热情，深刻影响了数学的发展，被称为“20世纪数学的路线图”.

　　社会科学也希望以提问的形式推动学科进步。今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公布了最终选出的十大社会科学难题--“如何才能引导人们关注他们的健康？”“社会如何创造出高效、有弹性的制度，如政府组织？”“人类如何才能增进自己的群体智慧？”“为什么那么多女性工人还是比男性工人挣得少？”等等。除此之外，提问和讨论中还诞生了许多“副产品”.“何以有时候小群体能够在短时期内取得与其地位不成比例的成就，诸如在苏格兰发生启蒙运动，在佛罗伦萨发生文艺复兴？这种情形在今天有没有可能仿效出现？”就是其中之一。

　　“小地方”为什么能够产生“大智慧”?本报记者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研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著名学者、格拉斯哥大学政治理论教授克里斯托弗·贝瑞（Christopher J.Berry），请他谈谈苏格兰这个当时偏远荒凉的“小地方”是如何产生出启蒙运动这样的“大智慧”的。

　　克里斯托弗·贝瑞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其著作《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1997）广受好评，即将推出中文译本。《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研究》（1994）的影响力更溢出学术圈之外，200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人性》（1986）入选美国国家图书馆“杰出学术著作”.此外他还撰有《大卫·休谟》（2009）、《民主共同体的理念》（1989），参与编写《哲学大辞典》、《启蒙运动大辞典》、《社会科学大辞典》、《剑桥哲学指针：苏格兰启蒙运动》、《亚当·斯密》等等。目前他正着手编写牛津大学出版社《亚当·斯密指南》一书，并计划为爱丁堡大学出版社撰写《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商业社会的理念》。

　　3月8日，贝瑞教授将应邀在北京大学政府学院做有关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专题讲演。

　　社会科学可以带来物质和道德的进步

　　苏格兰启蒙运动包含哲学、美学、化学、医学、法律和建筑等多个方面。它的核心关照是对社会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基于并致力于科学的因果分析。它把社会作为一整套相互联系的建制加以考察。

　　文汇报：18世纪的启蒙运动究竟是一场国际化的运动，还是在苏格兰独具特色？或者说，所谓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是否真实存在？

　　贝瑞：苏格兰启蒙运动是明显自觉的国际思想“家庭”的突出成员；它从北边的乌普萨拉一路绵延至南边的拿坡里，东至圣彼得堡，西及费城。确实存在着一场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一点不容怀疑。虽然各地发生的时间有早有晚，重要作品的诞生也各有先后，如休谟的《人性论》完整版出版是1740年，而斯密《道德情操论》第六版也即有重大改动的最后一版，出版于1790年。

　　尽管存在内部差异，苏格兰人仍在建立启蒙运动的重要基准方面贡献良多。首先，他们相信进步。这包括物质上的改善，即肯定更好的食物、衣服、房屋等等都值得向往。道德的提升也包括在内，即更多的自由、个体间和国家间更多的平等、对人类尊严的承认（拥有权利）都受到欢迎并且值得追求。

　　第二，他们认为自然科学的成就（尤其体现在牛顿的著作中）可以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得到效仿。

　　第三，他们反对所有形式的无知（迷信）和残忍（酷刑、奴役）。他们相信运用社会科学可以带来物质和道德的进步。而且，苏格兰知识分子并非与世隔绝。他们与整个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都有交游、彼此通信往来，他们的著作被译成多国语言，他们也看到了自己对知识的最大贡献--休谟曾说过，欧洲文学成就最高的要属苏格兰人。

　　文汇报：您能否为我们的读者简要介绍一下苏格兰启蒙运动？地理环境的恶劣、人们生活的贫困，是否推动苏格兰思想家们借助科学方法来改变社会、从而催生出启蒙运动的直接原因？

　　贝瑞：苏格兰启蒙运动包含哲学、美学、化学、医学、法律和建筑等多个方面。它的核心关照是对社会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基于并致力于科学的因果分析。它把社会作为一整套相互联系的建制加以考察--例如，财产较少的社会也通常缺乏稳定的社会阶层、乐于折磨敌人、信奉多神。

　　他们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四阶段论”的历史框架。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历经采猎、游牧、农业以及贸易交换四个发展阶段。相对于第一阶段，如今社会的产权制度和信用体系明晰而抽象，是法治而非人治，对待战俘文明人道。这一进步序列表明，商业社会要好于此前的社会形式。尽管如此，苏格兰人并不认为这一序列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苏格兰思想家的阐释也没有脱离道德批判，他们也谴责自身所处的商业社会。例如，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开篇认为劳动分工是生产更多、更好商品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该书的最后部分又批评了重复劳动对工人的影响，认为重复劳动损害了工人的心智和道德。

　　斯密因此呼吁国家采取各种资助补偿政策，尤其是加大教育的力度。笃信“进步”是整个启蒙运动的特征。在苏格兰，具体表现为迅速的社会变革和城市化进程（尤其是在亚当·斯密学习、任教的格拉斯哥），这也进一步加大了地区间的差异。这种社会变革对人们关注进步至关重要。此外，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也带来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地理因素则是次要的。

　　文汇报：资料表明，18世纪苏格兰城镇里的学校数量可能远远多于当时的大多数欧洲城市。对教育的重视，是否推动苏格兰启蒙运动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贝瑞：17世纪开始，苏格兰法律规定地方必须建学校，当时多数城镇都有一所学校，因此识字率相对较高。这种教育十分严格，程度在基础教育之上，例如，学生都要学习拉丁语。

　　当时苏格兰有5所大学（而英格兰只有2所），思想家们则大部分是教授。18世纪时，课程实行改革，大学逐步现代化，例如，牛顿物理学很快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苏格兰人对荷兰人的法律和医学思想从善如流，在社会思想方面则受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极大影响。此外还实行了机制改革，引进了专家型教授的职位，教学都用英语而不是拉丁语。

　　由于薪水一定程度上同学生的数量有关，教授们更乐于讲授那些受欢迎的话题，法律和道德哲学成了吸引那些将来希望从商的学生的课程。

　　学术研究也与新环境有关。斯密的《国富论》不仅成型于格拉斯哥的教室，也受惠于他的同事卡伦和布雷克，他们可都是做农业肥料和亚麻工业漂白剂实验的化学教授。

　　在商业交易成为规范的社会，公正不可或缺

　　生活在社会之中，会让个体遵守社会规范和准则，这是斯密《道德情操论》的核心观点。通过观察他人对我及他人行为所做出的反应，我学着如何表现得合乎道德，在此基础上我便能够自己分辨是非与得失。

　　文汇报：为什么道德哲学会成为当年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

　　贝瑞：随着18世纪早期专家型教授的出现，道德哲学不再只是神学教义的一个部分。关注日益发展的商贸社会，促成了苏格兰人对道德哲学的研究。苏格兰人都是经验主义者，在他们看来，道德知识同其他所有知识一样，都来自经验。

　　商业社会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是败坏道德的，因为商业鼓励“自私”.这带来了道德和知识上的双重挑战。苏格兰人细致区分了“善意”和“自私”.他们还将商业交换与自私区分开来。他们承认个体是自私的，因为证据或经验已经揭示出这一点。如同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我们付钱给面包师，他得到他所感兴趣的钱，我则得到了我感兴趣的食物，我们都获益了。只有当我给他假钞或者他给我坏面包的时候，才存在自私的不道德。

　　苏格兰的道德哲学家们对公正问题也给予了极大关注。他们认为公正必不可少，离开了公正，社会就不能运转，尤其是在商业交易成为规范的社会，公正更是不可或缺。

　　斯密对商业社会的定义就是，每个人在这里都是商人。生活在社会之中，会让个体遵守社会规范和准则，这是斯密《道德情操论》的核心观点。通过观察他人对我及他人行为所做出的反应，我学着如何表现得合乎道德，在此基础上我便能够自己分辨是非与得失。我可能因自己的行为获得他人的褒扬，同时内心也希望配得上这些褒扬。我从一个“公正旁观者”的角度裁判我自己。这种道德协商和自我裁判的过程尤其适合于商业社会，因为商业社会的大多数交易都发生在陌生人之间。

　　文汇报：人们一般认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区别，在于法国的启蒙运动过于强调理性的无所不能，而苏格兰启蒙运动则指出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强调实际的经验。从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两种理路，哪一种影响更大？

　　贝瑞：苏格兰人并不否认人类是理性的，但他们认为许多个体行为都是习惯使然--我们并不是一直在使用我们的理性，来计算要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食物，做什么工作。苏格兰人还认为，多数制度习俗发展缓慢（例如女性对裤装的接受），因此他们抵制“迅速”或“理性”的修正（裤装对女性来说可能是“理性之选”,但她们之所以接受“裤装”,是因为在经济和家庭独立等方面出现了某些变化）。

　　这个例子说明，在苏格兰人的分析理路里，社会的变革表现为行为的变革。

　　社会变革往往是行为的意外后果。中世纪地主失势，因为他们为了获取合意的消费品而卖掉领地，由此最终失去了对农奴的控制能力。他们本来想获得自身的满足，却意外地导致了一个商业社会的兴起。这仅仅是斯密所说“看不见的手”运作的一个范例。

　　从社会政治变革来看，法国1789年“理性”革命的失败，是因为专制统治（拿破仑）很快又“王者归来”,而1776年的美国大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它与之前的英国体制有着相当大的延续性。

　　思想家是否伟大，只能在后世做出判断

　　大思想家究其定义来说总是少数；今天我们也只是关注过去思想的某些部分。过去的大思想家和当代相比确实较少专治于一门，但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这一点。涉猎广泛的毕竟只是少数。

　　文汇报：回到我们要谈论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一些小群体能够在短时期内取得与其地位不成比例的成就，如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和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换言之，为什么“小地方”能产生出相对“不太匹配”的“大智慧”?“小地方”产生“大智慧”,这种情形在今天有没有可能仿效出现呢？

　　贝瑞：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一个相对少数的群体（200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且，他们在社会急速变革并产生重大政治动荡的时代里个个身居要职。

　　例如，威廉·罗伯森是爱丁堡大学校长，也是苏格兰教会领袖；亨利·霍姆，即凯姆斯勋爵，是最高法院成员，是一位多产作家，是年轻学者如斯密的保护人，也是官方的政治委员会成员。他们在多家俱乐部里随意会面、不拘礼节，而这些俱乐部的会员包括地主、商人，也有知识界人士。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们起到了领袖的作用。

　　人数不多、却个个都在一个充满变数的小社会里身居要职，这样一种小群体的组合恐怕很难再复制了。正是这种组合的稀缺性让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脱颖而出。今天，组成小团体是件很容易的事，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但是，社会从本质上向往分散化（权力分散而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意味着个体、小团体的影响力已然有限。

　　文汇报：与苏格兰启蒙运动时代的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等大思想家相比，当今世界似乎很难再找到真正出众的思想家了。在您看来，当今时代的思想家越来越少，是否因为当今的知识分工过于狭窄、学科越来越专业化？

　　贝瑞：我们不应该过多强调过去的成就。大思想家究其定义来说总是少数；今天我们也只是关注过去思想的某些部分。过去的大思想家和当代相比确实较少专治于一门，但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这一点。涉猎广泛的毕竟只是少数。对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例外，现在我们也只是阅读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而再不看他的生物学或物理学了。究竟是否“伟大”,是要在后世才能做出判断的。

　　今天，我们无法知道谁会在将来被判定为“伟大”.我们缩小范围来看的话，就会发现，休谟和亚当·斯密在作品中所揭示的历史、经济和哲学之间的联系，今天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著作里有所回应。森自己十分敬仰苏格兰思想家。另一位诺奖得主哈耶克也是如此。

　　当然，人们在17世纪末就知道，学者并不是通晓所有研究领域的全能专家。例如，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同时也接受过医学教育，却称自己只是个“打下手的”,他的任务就是给“真正”的科学清扫路障。因为他认识到：要取得科学上的进步需要数学上的知识，而这是他所不能及的。

　　专业化是不可避免的，总体来说也是“好”的；如今，知识的广度由多个具有深度的中心组合构建而成。这种深广度是通过辩论和论争（这也是启蒙运动的价值观）达成的，由此所达成的任何一致意见或结论都是可靠有力的，对未来的研究和讨论也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