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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批大学教育实用化 号召学子多读“无用”书

陈平原批大学教育实用化 号召学子多读“无用”书

中新网 2012年08月10日 09:24 来源:新京报

  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典礼致辞中,著名作家王安忆对复旦的同学提出三个嘱附,希望他们“不要尽想着有用”、“不要过于追求效率”、“不要急于加入竞争”。

  这篇致辞以《教育的意义》为题于8月5日在《东方早报》刊载,旋即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掀起了一场关于教育的目标与意义、大学生的价值与追求等议题的讨论。

  与之同时,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新书《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也在毕业季面世。

  在这本明显以大学生为对象的文集中,陈平原从“读书”、“大学”、“人文学”三个角度切入,以平和而明晰的语言,与读者讲述读书的心得与喜悦,探讨大学教育的意义与得失,语气谆谆,心意切切。  

  与王安忆一样,陈平原号召学子多读“无用”之书,警惕与远离主流价值观,养成独立的趣味和广博的审美。有感于当今大学教育的急功近利,陈平原重提,大学的目标,“是培养有文化、善交流、注重精神生活的读书人。”

  【人物简介】

  陈平原 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等影响甚巨的学术专著。与此同时,关注学术的流变与大学教育的成败,著有《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与《大学何为》等。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为自己而读书

  新京报:如今我们到了一个书籍很多的时代,像你书中说的“书到用时方恨多”。在这样一个时代,其实读书的方法更重要了。

  陈平原: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层次的经典。有两千年的经典,有两百年的经典,有五十年的经典;在我心目中,能够在读书人的书架上长期站立的,就算是经典。换句话说,经典的定义及含金量、在现实生活中的命运,以及是否值得你我认真品鉴,是有时代性的。

  但不管怎么说,“好读书”与“读好书”,二者应该有一个结合。这就带出另一个问题: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坏书。林语堂说过,他喜欢读极上流的书和极下流的书。“极上流的书”好说,那就是我们常说的经典;“极下流的书”为什么也值得阅读?不说超前的著作被打压,即便沙里淘金,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这比整天背诵、引述名人警句更值得夸耀。

  在噪音铺天盖地的当代社会,建立并坚持自己的阅读趣味,是很难的。相信你自己的立场、视野及趣味,不受周围各种声音的诱惑,用胡适的话说,即除了传统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还得添上一句“时髦不能动”。周围的人都说好,都说“非读不可”,都说不读就OUT了,你还能坚守自己的趣味,这就很不简单。

  作为中国人,除了《论语》、《诗经》等几十种经典著作,你确实非读不可,不读说不过去;其他的书,其实都是两可的。只是请记得一点,阅读可以消闲,但“消闲”不一定是“阅读”。越是时尚的东西,越容易过时。假如这个时尚碰巧是你个人的趣味,那我不反对;如果不是的话,需要保持一种警觉。读自己喜欢的书,为自己而读书,这就是我的基本立场。

  找到你信任的读书人

  新京报:要怎样建立自己的趣味和标准?

  陈平原:在我的新书《读书的“风景”》中,有一篇《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提及如何重建人文学的自信,选择怎样的读书策略,以及“尚友古人”的好处。其中谈到金克木的经历,他在北大图书馆当馆员,认准几个著名教授,人家来借书,他抄书单;人家还书,他就跟着读。读得懂读,读不懂也读。

  几年下来,金先生也成为一个眼界颇高的“学者”了。还有就是林语堂的故事。林语堂的中国文化底子原本很薄,经周作人指点,迷上了晚明文人袁宏道,并以此为基点,左冲右突,上挂下联,很快理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读书线索。日后撰《四十自叙诗》,有这么两句:“近来识得袁中郎,喜从中来乱狂呼。”

  不管是追随五百年前的古人,还是结交现实生活中的师友,找到你信任的读书人,跟他/她们一起阅读、思考,就可以事半功倍。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交朋友、谈读书,会决定你的视野和趣味。

  新京报:对一个普通读者来说,什么样的书是他最应该读的?

  陈平原:这很难说。阅读最最基本的经典著作,这上面已经说了。别的,那就取决于你的阅读目标,是希望借此建立一种公民立场,还是完善自家的审美趣味;是祈求良好的生活态度,还是促成专深的研究方向,这都影响你的阅读策略。

  所以,很难说哪一本书是一定、一定要读的。另外,时代变化了,知识在更新,阅读视野也在转移,上一代人觉得必读不可的,下一代人不见得这么认为。除非是在大学讲专题课,否则,我不敢、也不愿意给人开书单。

  寻觅阅读的乐趣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你很欣赏“爱美的”学问家,即“业余”的学问家,为什么?

  陈平原:晚清西学东渐以后,我们整个教育制度都变了,世人对于“学问”的想象,也跟以前大不一样。过去说,读书人应博学深思,“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现在呢,专业分工这么细,人家问你什么问题,回答“不懂”,这很自然,也很正常。好处是大家都“术业有专攻”,任何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都能找到专家来解答。

  可作为具体的“读书人”,你一辈子就从事一个小小的专业,就精神层面而言,未免有点可惜。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在高深的专业研究之外,保持对于宇宙、对于人生的广泛兴趣,这是一种值得欣赏的生活态度。过分学科化与专业化,导致知识之间的明显隔阂、人们对世界理解的不完整,以及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欣赏“爱美的”学问家,就是主张专业之外的读书。为专业而读书,这不必你强调,任何一个接受过学院训练的人都会这么做。缺的是专业以外的阅读。是的,从专业角度,天文我不懂,地理我不懂,考古我不懂,宗教我也不懂,可我有兴趣,会阅读我能找到感兴趣的相关书籍。

  不满于封闭的专业小圈子,穿越各种学科的边界,不是希望从事“跨学科研究”,而纯粹是出于求知的欲望。前者如今成了另一门“学问”,而我想说的是个人的“修养”,一种无关学位与学历,不能拿来评职称、报课题的“阅读的乐趣”。

  构建丰盈的精神生活

  新京报:在今天学科分工化越来越细的条件下,尤其是你读到博士,以学术为业,好像路确实越走越窄。这好像是一种普遍的困境,很难打破。

  陈平原:是困境,但不是不能打破。看老一辈学者的学养及趣味,就不是这个样子,那是他们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决定的。走到今天这一步,跟最近二十年中国的教育体制有密切关系。中学文理分科,大学突出实用性,人文学日渐边缘化,这决定了一代人的学养及趣味。

  人家问我,关于“读书”有什么建议,我常回答“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文学”没用。在一个以赚钱为第一要务的时代,连大学教授都以赚钱多少来决定认不认自己的学生,你还能说什么?如何赚大钱,不归人文学者教;编写“商战手册”或“股市指南”,那也不是大学教授的责任。我们能做的,是培养有文化、善交流、注重精神生活的读书人。

  作为中文系教授,我谈《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或者撰写《“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关于重建“大一国文”的思考》(2012年5月9日《中华读书报》),很容易被嘲笑为“自我保护”。可母语教育的滑落、人文修养的缺失,长远看,危及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是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民众追求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这完全可以理解;可本该成为“精神圣地”、“指路明灯”的大学,也都变得如此急功近利,不能原谅。

  新京报:你更提倡博雅而非专深,这是不是你认为中国大学不应盲目学习国外大学的原因?

  陈平原:不对,今天中国大学的教学理念及课程设计等,之所以过分实用化,并不是学习欧美一流大学的结果。人家不管是综合大学还是文理学院,都注重博雅课程,要求大学生对人类、对历史、对艺术、对人生有比较好的了解,然后才进入专业研究。我们过早地专业化,小小年纪,就划了一条红线,把很多知识排除在外,并贴上标签,注明“这不归我管”。这样的教育是有问题的。从制度上说,除了中学的文理分科,再就是大学的专业及课程设置过分侧重技术性知识,美其名曰“与市场对接”。我再三提醒,“职业培训”不是大学的宗旨,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修养、眼界、趣味。当然,如果你认定,我们的“大学”本来就应该是“职业培训学校”,那我没得说。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永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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