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珊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7月25日 09 版）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上、中、下)，韩茂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150.00元
每个人舌尖上的故乡构成了整个中国，这个“舌尖上的中国”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些了解。但在这背后，真正“土地上的中国”，可能今天大多数人其实是陌生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这部由著名学者韩茂莉教授新近完成的厚重专著，研究的就是这个“土地上的中国”。其中讲到各种主要农作物起源、传入、扩散的故事，是一个个异彩纷呈的故事。正如这篇书评所说：“书中讲述了许多作物的历史，每个驯化与传播的故事都如同一段传奇。或走过千山万水，或经历数个世纪，如果这故事的主角不是作物而是一群人，他们的经历一定无限跌宕起伏。”
——编 者
一 小米的两种命运
这部书的名字叫做《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实际上，它更是一部以农业为线索的中国史。书中的视角与我们看惯了的历史完全不同，这里不讨论王侯将相，不讨论决策权谋，书中描述的只是千万年来勤劳而坚韧的先民们，筚路蓝缕，艰辛开拓，用一粒粒种子的蔓延，一株株作物的成长，为自己和后人开创出一片坚实的生存空间，留下一份厚重的生活传统。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最贴近土地的中国史。
按主题而言，书中的内容分三个部分。首先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基础，也是这项事业产生和发展，并赖以延绵千万年的土壤。在各种环境因素中，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必不可少，河流和山地是农业空间扩展的脉络，水利与耕作是支持农业的两大技术基础。这些元素共同构建起了一个舞台。于是在第二部分中，各种作物轮流登场，小麦、水稻、玉米、甘薯、棉花……每种作物的传播都是一群人的传奇。然后是畜牧业的故事，作为与农业相邻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它们之间的纠葛贯穿并影响了整部中国史。最后一部分内容是全书的提炼与升华，它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的农业版图，讲述了每个区域在农业史中的优势与局限。东北、中原、江南、岭南……每片土地都有自己的性格，在与作物们相生相伴的岁月中，展现了斯土斯民的悲欢与努力。
这是一部农业版图上的中国史。书中看得到人文传统，看得到历史变迁，有自然环境的限制，也有人们向天地间求生存的拼搏。正是这样最贴近土地的力量，支撑起了数千年灿若星河的文化，一代代家国天下的传奇。在这个具有强大农耕传统的国度里，农业经济的兴衰通常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王朝更迭的方向，而区域农业的此消彼长，也常常是一种看不见的神秘力量，左右着逐鹿天下的结局。数千年历史中，农业地理的变迁往往是真正的天下大势，是循环难测的天道，它颠覆了金戈铁马的走向，让无数英雄的谋略付诸东流，也决定了许多王朝与政权的归宿。而在了解这些特点之后，再回头看那些熟悉的青史往事时，将会看到它们更清晰的脉络，看到那些默默改变历史的力量，也看到他们在田园背景下宁静而苍凉的剪影。
作为一部长达128万字的学术专著，它的贡献、学术价值与解决的问题，我这篇小文无法详述。我读《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将视线锁定流浪的五谷，这个与地理、与农业相关的问题。
在这部书中，常看到作者在不停地解决各种问题。考证，分析，判断，勘误……解决问题的过程抽丝剥茧，结果也往往很有趣，如对小米名称的考证，就不免让人生出“原来如此”的感慨。
粟和稷，是同一种作物的两个名字，实际就是人们常见的小米。当它在民间时，名字是粟，当它在朝堂上时，名字是稷。这是书中第五章给出的答案，而在这个答案未揭晓之前，却是一团混乱的局面：文献中充斥着粟、稷、黍这些声似或形似的名字，有人说粟就是稷，有人说稷就是黍。究竟谁是谁？一千多年来众说纷纭。书中经过考证与比对，最后给出答案：小米在两千年前的秦汉时期就已经完成了社会功能的分工，当它留在民间，作为人们餐桌上的主食时，它的名字就是“粟”。当它被呈入宫廷，作为社稷坛上祭天的成果时，它的名字就是“稷”。
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使同一种作物拥有了两种不同的名字，这原本是个很简单的事实，似乎并不足以引起千百年的误解。但在这作物的分工背后，隐藏的却是人的分工，这才是真正引起误会的根源。在历史长河的某一瞬间，小米和人同时走到了一个路口，然后分道扬镳，小米们走上了两条路，从此一种是名为粟的种子，一种是名为稷的祭品。人们也走上了两条路，从此一群是种田人，一群是读书人。前者只在民间从事劳作，他们熟悉小米的模样，知道它生长的形态，但小米的历史并不由他们书写。他们手中握着的只有农具，无论是用来刻竹简的刀具，还是用来书写的毛笔，都与他们的生活绝缘。而另一群人只负责朝堂上的记录，他们熟悉帝王祭天的每一道程序，知晓每一种祭品和礼器的规格，却未必知道这神圣的名字与餐桌上的小米是同一种材质。当阅读文字的眼睛不再关注田野，当握笔的手不再触碰种子与农具，隔阂的出现便顺理成章。
至于一度和小米混淆了的黍，其实就是人们常见的黄米，也是《诗经·王风·黍离》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故事背景。此后的两千年间，黍和粟依然在农田中蓬勃生长，诗歌依然在世世传唱，只是吟诵着歌谣的人们，往往已不再识得文字中的风景。
二 红薯世家
书中讲述了许多作物的历史，每个驯化与传播的故事都如同一段传奇。或走过千山万水，或经历数个世纪，如果这故事的主角不是作物而是一群人，他们的经历一定无限跌宕起伏。红薯传入中国的故事似曾相识，令人想起蚕桑种籽被带到西方的传说。故事中蚕桑的种籽被藏在手杖或帽子里，带出中国边境的关卡。而在关于红薯的传说里，故事的主角变成了从海外归来的中国人，他们把海外严禁携带的红薯蔓藤绞进绳索里，或是把薯种藏入怀中，避过盘查，带入中国。
在故事里，将种子带回国就是圆满的结局，但在作物的实际传播过程中，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从一根薯藤到流布天下，经历了许多接力传递般的辛劳，其中陈世元家族几代人的努力尤为明显。在陈世元作品《金薯传习录》的自述中，陈氏先祖将红薯种和栽种技术带回国内，从此代代传承，以宗教般的热忱将其推向各地。这个来自福建的家族为了推广红薯种植不遗余力，身体力行，无论是福建、浙江、山东、河南还是京师，走到哪里就把薯种和栽培技术带到哪里。他们弘道般的努力打动了各地官员，官方高调推广这种高产作物，或发出告示倡导种植，或亲自撰文介绍技术，家传户习，使这外来的品种迅速深入民间。这是一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作物普及实践，在今天依然可见的各种传世农书中，处处可以看到红薯土著化的技术心得。或择地播种，或整理沟渠，或观天象、识农时，每种经验背后，都可以想见先民们在天地间求索的辛劳。
与英雄云集的政治史、军事史不同，农作物的种植和传播史中，通常不会留下太多人的名字，与它们相关的往往只有沉默的土地，以及史书中同样沉默的农民。除了最初将藤种带回国的先驱们，以及后来的陈世元等民间人士和相关官员之外，最终成就红薯传播的，仍是无数依靠红薯为生的无名中国人。在人口压力空前强大的年代里，个体对生存的渴望如水滴聚成大海，汇成了足以改变历史的力量。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民众，是火山下奔涌的岩浆，那些留下名字的弘道者，为这洪流打开了喷涌而出的方向。这是那个年代的时势造出的英雄们，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食物领域的悄然革命，是许多人家餐桌上的改朝换代：小米粥谢幕，地瓜粥登场。
三 像土豆一样蔓延
玉米，甘薯，马铃薯，这些高产粗粮改变了近几个世纪的中国人口格局。它们来自地球另一面的南美洲，在明清时代的中国落地生根。作为海外的舶来品，走的却不是高端路线，而是彻底完成了本土化，拥有了“棒子、地瓜、山药蛋”一类充满乡土气息的名字，在几个世纪间席卷神州，迈入最受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食品行列。
从明朝后期开始，粗粮们经海路或陆路逐渐接近这片古老的土地，如同一股股来自未知世界的激流，从四面八方奔向中国。书中详述了每一条传播路线的命运：由于时势不同，境遇也不同，有的种子因为水土不适，难以生存，有的种子没能遇到继续传播的动力，从此偏安一隅，成为小区域中的品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路线上的种子销声匿迹，另一些路线上的种子却传遍千山万水，走入万户千家。这不仅仅是作物的遭遇，若干世纪以来，有多少思潮，多少风尚也如同种子一样传入中国，有的湮灭无闻，有的空留遗迹，有的中道凋谢，有的开遍天涯。玉米、红薯和土豆无疑是其中的成功者，它们经过一次次时风的反复吹送，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传播路线与生存土壤。
这与其说是高产粗粮在中国的成功，不如说是它们与底层民众的互相成全，后者成全了前者的传播，前者成全了后者的生存。在各种受众群体中，最需要高产粗粮的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他们是灾荒降临时最先死于饥饿的人，战乱到来时最先死于兵火的人，在史书中，他们是不具名的大多数，通常只作为群体形象出现，却极少留下关于个体的详细记载。风调雨顺的年份中，他们是快乐而满足的农民，出现在各种喜雨诗、山耕图里；水旱蝗灾的岁月中，他们又变成颠沛流离的灾民，出现在各种流民图、饥民冢里。然而，他们也是生命力最强大的人，正是他们对生存的追求与努力，构成了中国几千年延绵历史的基石，他们的幸福托起一个个辉煌的太平盛世，他们的苦难又将一个个王朝送上轮回的祭台。
能在中国扎下根来的高产粗粮，与这些民众拥有同样强大的生命力。高寒山岭挡不住土豆，蝗虫灾害奈何不了红薯，贫瘠的砂土里一样可以长出玉米。它们随着近世的移民和流民一起向中国各个角落蔓延，每一片能扎根的土地都是新的家园，许多徘徊在死亡边缘的民众得以存活，从此又开始了更广泛的传播与种植，相辅相伴，生生不息。正因为此，明清以来的中国人口上限一次次提高，在经历了长期的灾荒与战乱后，依然有数亿中国人迎接了工业时代的来临。
四 农民向北，牧民往南
农业的历史，归根到底仍是人的历史。这是一部以作物为线索的作品，随处可见的却是人类耕耘的艰辛。人们是农业技术与经验的载体，带着种子与农具走向四方，在不同的地域中创造出各具特点的农业文明。中国农民历来安土重迁，轻易不会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却又经常为现实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早在《诗经》的年代，他们已然在寻找远方的乐土，此后的两千多年间，时时可以见到他们四处迁徙的身影。战争年代，他们被迫躲避战乱兵火，梦想着平安的世外桃源；建设时期，他们又经常重复着洪洞大槐树的故事，随政府的指令到他乡重建家园。书中讲述了许多次移民与开拓的故事，其中南渡者的成就尤其引人注目，随着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后的三次大规模人口迁徙与交流，北方农耕经验与南方耕种环境融为一体，才终于有了精细而富足的江南鱼米之乡。
与此同时，另一些农民在更远的北方生活，与游牧民族为邻。这两群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人们的印象中，后者居无定所，迁徙是他们的生活主题。然而在书中展现的世界里，牧民们的脚步并非全然无迹可循，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领地，人们随着季节的变换，规律地逐水草而居。从分析图里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路线勾勒出花瓣一样的轮廓，精密而美丽。这是与农耕民族不同的另一种稳定生活，他们同样拥有属于自己的故土，只是气温、降水与纬度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让他们与农耕民族之间拥有了天然的分界线。这条界线被当年的司马迁称为龙门—碣石，被今天的学者称为农牧交错带，它的南侧是田园，北侧是草原，一代代先民在这条界线上筑起了长城，农民和牧民在长城沿线生活，有时互不干扰，有时互取所需。漫长的岁月中，这两种生活方式一直进行着潜移默化的交流，农牧交错带的范围也时常向北或向南偏移。直到清代人口激增，大群农民随着闯关东、走西口的浪潮涌入传统的畜牧和渔猎地带，才使这条界线猛然向北大幅推进。
南下与北上，是历史中两条不动声色的主线，一条是融合，一条是拓展。这是几千年中国历史舞台上不变的背景，农民与牧民的生活在沉静的岁月中细水长流，前台的聚光灯下却时常上演此起彼伏的战争。烽烟散尽后，安静的种子继续在新土壤上发芽，快乐的马驹依然在新天地里奔跑，生活周而复始，重归循环。
这就是属于农业地理的故事。农民和作物是故事的主角，中国的山川大地是他们的舞台。在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活剧里，我们看得到先民受限于舞台的无奈，与舞台互动的纠葛，奋力改造舞台的得失。这是传统的庙堂历史之外更宏大的历史背景，是先民们在宿命与逆天之间开辟的痕迹。时至今日，当我们审视祖先留下的土地时，依然遵循着前人踏过的脚印，惊叹于他们成就的辉煌，并在历史深处听到他们遥远的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