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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瑜]童话的、暴力的卡尔维诺

[赵瑜]童话的、暴力的卡尔维诺

  哪怕她写死亡、变态的性以及迷失了自己的猎人,也都是用孩子般的目光在透视。她是被穿了花裙子的卡尔维诺,是在日本旅行的卡尔维诺,是在梦境里被魔鬼审问的卡尔维诺。
  童话的、暴力的卡尔维诺
  赵 瑜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6月20日 11 版)


《焚舟纪》(五册),安吉拉·卡特著,严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100.00元


  因为住的房间太窄小了,所以,只能写短篇小说。在自己第一部小说集《烟火》的后记里,英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如是说。她的话听起来颇有些道理,因为我轻易地就想到了沈从文。1925年前后,沈先生因为租住在北京一“窄而霉小屋”里,所以,只能写出一些短篇的文字。   安吉拉·卡特内心里住着一个叛逆的孩子,她似乎刻意要将自己与传统的纯文学区别开来,称自己写的是故事,然而,她刻意远离的姿态将她与同时代的写作者立即区别开来。我相信,她的写作受到了卡尔维诺的影响。尽管,她在《烟火》的后记里只提到爱伦坡和鲁尔福。

  随便翻开安吉拉·卡特的一本小说集,我们都能看到她飞翔的想象力,以及儿童声音一样甜美的句子。哪怕她写死亡、变态的性以及迷失了自己的猎人,也都是用孩子般的目光在透视。她是被穿了花裙子的卡尔维诺,是在日本旅行的卡尔维诺,是在梦境里被魔鬼审问的卡尔维诺。

  安吉拉·卡特迷恋有色彩的字词,这定是和童话阅读有关联。因为色彩不仅修饰事物,还给本来清晰的世界披上谜语。《紫女士之爱》、《黑色维纳斯》,小说标题里的颜色自然不能代表她全部的嗜好,那么,我可以打开短小说《吻》,有这样的段落:“在这些漂淡的苍白颜色中,那些古代陵寝散发虹彩的瓷砖硬壳更显炫目。凝视之下,鲜活搏跳的伊斯兰蓝会逐渐转绿;青蓝与翠绿相互交错的球茎状圆顶下,玉棺里……”打开《一份日本的纪念》,这样的句子也比比皆是:“鼠灰的天空下,孩子们点亮仙女棒;由于空气污染,月亮呈现淡紫色。”

  再也没有比色彩更能标榜自己的写作了,张爱玲只是多用了几次苍白,便被人注意。张艺谋更是因为喜欢大红,而在刚出道的时候便成为他的符号。

  安吉拉·卡特显然喜欢紫色。仿佛她幼年时食多了紫色包装的糖果,紫色形容下的内容多有甜蜜的气息。她的糖果在成年以后成为她笔下的故事,迷人却充满了巫气。我相信读过《刽子手的美丽女儿》的都会惊讶于她的诡异,那么,接着翻,下一篇《紫女士之爱》则一下子将我们阅读的视野打开。她的文字像极了我们遗失的钥匙,阅读她,才发现,原来我们找到了丢掉的某个故事情节,恨不能马上停下阅读去补充。

  好的写作定然是打开的,像一个布满彩色石头的河滩,每一个人都想在安吉拉·卡特的沙滩上找到自己喜欢的石头。

  《刽子手的美丽女儿》是一个乱伦的故事,安吉拉·卡特虚构了一个被时代遗忘的日本村落,这个村落比小说《主人》中描述的非洲部落更幽深。安吉拉·卡特像个不讲逻辑的孩子,将所要讲的故事用道具摆在桌子上,是的,她的讲述非常地惊世骇俗,而声音却是孩子的,她的眼睛也是。你见过一个孩子将安全套当作气球吹吗,对,孩子嘴里的那个气球极有可能在夜晚的时候被父亲拿去和妓女寻欢,然而,在孩子的眼里,气球仍然是欢乐的。

  《紫女士之爱》是给一个妓女立传,她让我想到日本著名的电影《感官世界》,然而不同的是,这又是一个童话。如果说,卡尔维诺的写作是将一个不可能的事情通过合理的日常的细节来说得通,变成可能,那么,安吉拉·卡特则又向前走了一步,她调皮地将一个可能的事情用孩子式的近乎夸张的手法变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你见过一个孩子对着大人说“我见到麦田里长出鱼了”,大人挥手将孩子赶走,继续他们的事情,他们认为,怎么可能啊。

  可是,安吉拉·卡特就是这个孩子,她的确在做这样的事情。她用孩子的视角来描述性、住在人心里的恶魔,以及难以让我们接受的道德观。

  当看到《主人》中的“星期五”开枪将小说的主人公,一个有着兽性的统治者打死(安吉拉·卡特说这是向笛尔福致敬的举动)的时候,我几乎读出了儿童视角的政治讽刺小说。噢,十分孩子气的是,因为爱伦坡是个酒鬼,安吉拉·卡特让自己小说里不少的人都去喝酒。

  这真幼稚。

  《焚舟纪》是安吉拉·卡特的短篇小说全集,篇幅非常适合朗诵,连用词也是,色泽鲜明的词语将语调拉长,想来也是孩子式的恶作剧。在小说里歌颂杀人犯和性暴力的安吉拉·卡特像极了转世的卡尔维诺,他们都热爱童话,却又都不想被现实世界束缚。

  看《焚舟纪》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比喻,不舍得丢弃,用在这里——大号的枕芯装在小一号的枕套里,那种饱满的比喻感,既色情,又稳妥,这是我读安吉拉·卡特的全部感受。我想说,每一个操持中短篇小说写作的人,都应该读一读《焚舟纪》,它无比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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