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恺蒂 发表于东方早报 2012-03-31 23:18
英国探险家和游记作家弗莱明将格林的《没有地图的旅行》和海明威1935年出版的《非洲的青山》进行对比，认为两位作家都是“西方文明的逃亡者”，但格林的书让我们透过他的眼睛看到非洲内陆，而海明威的书只是让我们在看他的眼睛。
《没有地图的旅行》
[英]格雷厄姆·格林著
Heinemann 1936年5月出版
一年前听说德克再婚了，也搬家了。德克原来住在开普敦桌山的半山腰，正对着大西洋。几年前，我们住在开普敦时，常与他见面，也去过他母亲家几次。他父亲早已去世，母亲仍住在祖宅，位于Constantia 的一个大庄园，典型的传统开普敦英人家庭的气派。德克轻易不愿让人知道他祖辈殖民者的背景，因为从二十来岁开始，他就全面背叛了他的阶级，他曾是非国大党武力分支MK的核心成员，曾向警察局放过火扔过炸弹，他曾与如今的当政者一起流亡。1994年之后他是南非总工会的骨干分子。当然，他也是个孝顺儿子，只要在开普敦，他每个周日都要探望母亲，吃英式烤肉喝下午茶，如果不是因为我先生家和他父母家久远的关系，我们也不会知道他生活的这一面。
五十二岁是一个坎，那年，德克脱离了所有的官方机构，与前妻离了婚，桌山上的房子跟着前妻走，他到处流浪了三年，曾Email告诉我他正在参禅问道，并问我是否能推荐南非的佛道大师。之后就是再婚搬家的消息，他的新家在西开普敦省沿海的一个小镇上，心想，看来他是搬到了海边度假地，最红的无产者最终也变修了。
年前我们到开普敦的Pringle Bay去度假，德克说他家离我们的住处开车只要三十分钟，请我们去吃烧烤。于是，按照他的地址跟着GPS，不到半小时就来到他的小镇。德克依然是德克，“变修”的猜测非常不准确，他的小镇虽在海边，但“度假胜地”是远远称不上的。这里充其量只是一个大渔村，下了公路就是黄土小路，居民住的都是简单的平房，不见一个白皮肤的人影。德克家临海而建，是个水泥方盒子。他的新太太是位摄影师，墙上挂着大幅的黑白照片，空旷的家中摆着巨大的木头餐桌木头椅子，两张大沙发，再就是书架。唯一与这渔村不相衬的，是他院子里那辆巨大的悍马。
“怎么，最终抵挡不住诱惑了？”我指着悍马问。
德克哈哈大笑：“我们真是太久没见面了，你不知道，我们马上就要纵贯非洲大陆，这辆悍马是我们寻找灵魂之旅的坐骑。来来来，给你看我们的路线。”在桌上，他摊开一张大地图，又拿来几本书，其中一本，就是英国作家格林的《没有地图的旅行》（Journey Without Maps），德克说，那是他的“精神指南”。
没想到，七十多年后，格林的这本利比里亚游记仍能指引非洲的一位前革命斗士。
1935年，格林第一次离开欧洲，前往西非的利比里亚。这是他第一次前往陌生危险不为人知的环境探险，也是为了寻找下一本书的灵感。与他同行的是他二十三岁的堂妹芭芭拉。
当时的利比里亚与非洲其他国家都不同，因为它从没成为过殖民地，没有受到过西方“文明”的影响。1822年，一个美国慈善机构在西非购买了这块土地，目的是为了安置那些在美国被解放的黑人奴隶，所以，那里的黑人说话都带美国口音。
格林和表妹从英国先乘船到达英属塞拉利昂，然后坐火车和卡车穿过塞拉利昂进入利比里亚。在利比里亚的四个星期，他们主要靠步行，行程三百五十英里，半当中穿过法属几内亚。当时没人对利比里亚的内陆版图进行过测量，格林带着英美政府绘制的两张军用地图，但上面只有利比里亚的轮廓，轮廓之内是一片空白，标着“蛮荒之地”。所以，格林后来的游记书名为《没有地图的旅行》。
塞拉利昂的弗利敦由英国人建成，这是格林所见第一个英国殖民地，但在他看来，“弗利顿所有丑陋的东西都是欧洲的：那些商店，教堂，政府办公楼，还有两家旅馆。那里漂亮东西都是当地原有的：每天夜幕降临后出现在街角的卖水果的小摊子，用蜡烛照明；还有每个周日上午从教堂走回家的盛装打扮的当地妇女……那一排排可爱的大腿，那摆动着的结实的肩膀。”刚到非洲的他眼光还没有失去浪漫，他自由主义的左翼思想也可见一斑。
从沿海进入内陆之后，格局就变了。很快，他的手表因闷热潮湿拒绝走动，做事向来精确有序的格林第一次失去了时间的概念。非洲丛林的地形和气候都充满了危险，格林说自己是位“没有经过训练的业余旅行家”，笨手笨脚地在非洲丛林中乱闯。然而，旅程只能往前，他必须担当起领袖的职责，并安排旅程的所有琐碎事务。
在Bolabun，他建立起一支二十六人的挑夫队伍，肩扛背驮他们的行李，这包括“六箱食品，两张床，两把椅子，两顶蚊帐，三个皮箱，一顶帐篷，两箱零散物品，一个浴缸，一卷毯子，一张折叠桌子，一个钱箱和一个吊床”，还有四箱威士忌。他们原有一张从英国运来的需要四人抬的躺椅，格林意识到这在非洲丛林很不适用，就从传教士那里买了两张当地可以两人抬的轻便型躺椅。面对着自己的行李清单，格林有些不好意思，他知道曾有一位德国植物学家在这条路线上步行十天，没带任何供给，吃当地人的饭，睡当地人的床，连蚊帐都没带，但格林也知道，这位植物学家后来死于痢疾。
格林与表妹的整个行程，用的都是这一支挑夫队伍。后来有人说他此举相当明智，因为在他之前的许多专业探险家，往往是每天早上雇一批挑夫，完成当天的路程后就遣送他们回家，这样效果很不好，因为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进行谈判且讨价还价。
格林在书中写道，他非常惊讶那二十六位挑夫竟会听从他的指挥，他一声令下，他们起步行走，这让格林有一种“荒唐的自豪感”。他们每天的平均行程在十二英里，在丛林中至少行走七个小时，芭芭拉有时会坐着躺椅让挑夫扛着，但格林基本上都是步行（生病时除外）。很快，他就适应了非洲速度，忘记了时间的概念，他“渐渐适应了这种不在乎的态度，只是走路，走够了就停下来在那些我根本不知道名字的小村子里休息，我让自己渐渐在非洲随波逐流” 。
这次旅程，让格林这位瘦弱的白面书生展现了他的另一面，那就是他坚韧不拔的体格与精神力量。有时，在茂密的热带丛林中不见天日无休止的长途跋涉也让他濒临绝望，“并不是这里的村寨让我厌倦……但是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身，匆匆吃过早餐后，就花七个小时从闷热的森林狭窄的小路上跋涉，两边什么都看不到，只偶尔能看到上面的一线天空。这条线路让人简直难以忍受。”
虽然每天的路程都很辛苦，但格林还是不停地记录他对村落对当地人的观察，这些村落简单艰苦的生活让他敬慕，他说，在这样的丛林中生存，需要巨大的勇气。除了游记之外，格林还写了大量的日记，日记比他最后出版的作品要更充满焦虑。
整个旅行中最艰苦的是前往Duogomai的那段路程。气候与丛林让人窒息，途中没有可以安营扎寨的地方，那二十五英里的路程必须一天走完。黄昏时格林和表妹先到了Duogomai这个小村子，而他的挑夫队大都七零八落地落在后面，他们的行军床、蚊帐、净水器等都没能跟上，所以，他们只能坐在椅子上睡觉，以酒代水，用毯子裹住以防蚊叮虫咬。格林在游记中称这里为“恐怖的小村子”，他说他想要把自己灌醉，但也不容易，他写道：“除了喝酒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但是，想要喝醉可也真难，你刚把酒喝下去，它就变成汗流出来了，夜幕降临，醉酒和黑夜仿佛在进行一场激烈的竞争。我也害怕老鼠，我希望能有什么办法让自己睡着。但酒精根本不起作用，我几乎一夜未睡，躺在那里听着那成群的坏蛋顺着墙壁爬上爬下，并在箱子上窜来窜去。”
再往前，是向来有“神地”之名的 Zigida，那里偏僻遥远，地势崎岖险峻，丛林中的高级巫师都认为他们可以到此地来获取制造闪电和调配毒药的技巧和力量。那里山丘环围，特别有一块山石突起，当地人称它为“黑猩猩山”，格林称它为“万恶幽灵之家”。他们在Zigida住了两个晚上，他的挑夫队的成员如被幽灵笼罩般充满恐惧，催促格林赶快离开。在Zigida的第二个晚上，格林开始生病，这病几乎要了他的命。
关于这次生病，格林自己的书中没有多写，称之为“一点小烧”，芭芭拉的文字中有更多叙述。她游记中所记录的那几天的行程犹如一份病史记录，在她看来，重病的格林没有生还的希望：“格雷厄姆要死了，我一分钟都没有怀疑过，他看上去已经像死人一样……我又给他量了体温，他的体温又上去了。想到格雷厄姆将死，我觉得非常平静，我几乎无动于衷，这让我自己都觉得可怕……我太累了，根本无法再有别的感觉。我心中静静地考虑着我怎样安葬我的表哥，怎样到达海边，该给谁发电报。”只有一件事让她不安，因为格林是天主教徒，芭芭拉意识到格林如果去世，她得为他点蜡烛超度亡灵。但她没有蜡烛，她担心格林的亡灵将留在丛林中，永远得不到安宁。
从年轻时起，格林就对死亡很感兴趣，他玩左轮手枪游戏，他尝试过自杀，这次生病让他对生与死有了新的看法：“这一夜中，我有了一个新的有趣的发现，我发现自己竟有一种热爱生命的激情。以前，我总是自然而然地觉得，死亡更有吸引力。”
对于格林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平庸的生活，他必须踏上旅程，经历危险，填上空白的地图，走向远方。利比里亚之行是他的第一次冒险， 当时，他虽然已经出版了四本小说，但生活依然拮据，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他开始转向非小说的写作，希望能写一本不同凡响的游记。出发之前，就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去利比里亚，他这样回答：“就像喜马拉雅山一样，因为它在那儿。”可能因为在那之前一年，他的哥哥雷蒙德试图攀登喜马拉雅山没有成功。
所以，利比里亚之行是格林生活的转折点，对他至关重要。四十年后，1975年，格林在回复芭芭拉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对我来说，那次旅行也是太重要了，那次旅行让我爱上非洲，这种爱就没有停过，并把我带到二战期间的弗利敦，茅茅起义期间以及之后的肯尼亚，刚果，还有让我遇见伊芙的喀麦隆。总而言之，这次旅行改变了我的一生。”
非洲改变了格林，格林更改变了许多人。想要追寻格林足迹的可不止我的朋友德克一个。前几年，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记者提姆·布切就按照原路将格林的旅程重新走了一遍，2010年出版了《追寻恶魔》（Chasing the Devil）。他如同格林一样寻找了一位同行的伙伴，一辆运输行李的摩托车代替了格林绵长的挑夫队。布切经过Duogomai时，碰到一位连自己的岁数都不记得的老人，这位老人还记得格林：“我记得有一天，一个白人男人和白人女人来到我们村子里。他们待了一天，我记得。他喝了不少威士忌，等他们走了之后，我们的人去把那个空瓶子拿来，念了一通符咒，就是给神灵世界捎个信，然后把瓶子拿到丛林里面去埋了。”
在Zigida，布切碰到了另一位记得格林的人。这位老人出生在1920年，河水已经让他双目失明，他告诉布切：“我还能很清楚地记得那天那些人到了我们这里，我当时只有十四五岁，他们翻山过来，带着自己的导游，我们听不懂他们的话，导游好像是塞拉利昂的。”“让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个男人什么都会写下来，他一直随手带着本笔记本，无论别人对他说什么，他都会记在本子里。我还记得他对一个叫亚萨·都维的人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个人能制造闪电。他向村子里的老人们问了许多与这有关的问题。”
可悲的是，时过境未迁，当年格林徒步走过的非洲到今天没有什么变化。布切说：“我们通过的这些村庄现在的生活状态，和格林当年所见证的没有什么变化。当然，我们能看见当代的T恤衫，偶尔也能见到一些中国产的塑料桶，但是1935年的主要特点，和2009年的没有区别。村子里的人们为了准备晚饭簸扬稻米，为了生火收集干柴，到小溪或井里去打水，坐在树荫里躲避骄阳。”
《没有地图的旅行》出版于1936年5月31日，一年半后，未售出的书都被销毁，因为书中格林描写了一个醉鬼，没想到他为此人假造的名字正巧与塞拉利昂卫生局的局长相同。幸亏当时只剩下两百本没有卖出去，在之后十年，此书没有被重印过，一直处在绝版的状态下。芭芭拉的游记《蒙昧之地》（Land Benighted），出版于1938年。
后来，英国探险家和游记作家弗莱明将《没有地图的旅行》和海明威1935年出版的《非洲的青山》（Green Hills of Africa）进行对比，认为两位作家都是“西方文明的逃亡者”，但格林的书让我们透过他的眼睛看到非洲内陆，而海明威的书只是让我们在看他的眼睛。
格林当年邀请表妹与他同往利比里亚，是在一场婚礼上，香槟酒会的随意言谈中提出的。芭芭拉没多加考虑，就答应了。据她回忆，旅程结束后，他们的轮船回到多佛尔港口，表兄妹分手，格林在多佛尔住一晚，芭芭拉在火车站等待回伦敦的火车，那天刮着大风，下着大雨。芭芭拉觉得非常孤独。火车站的行李员可怜她，请她一起坐在火炉边喝咖啡。芭芭拉说，整个非洲旅行，开始于一场婚礼上的一杯香槟酒，结束于火车站上与一位友好的行李员一起喝咖啡。
难怪他们的两本游记出入很大，对同一天同一段旅程的描绘会截然不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