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公明 发表于东方早报 2012-03-18 01:22
两位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文学青年，据说“痴迷于文学、擅长讲述作家背后的故事”，因此有了这本《法国文人相轻史——从夏多布里昂到普鲁斯特》(安娜· 博凯尔、艾蒂安·克恩著，李欣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至于说“写作此书时他们年仅25岁”，这倒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在资讯发达的今天，痴迷就是才能的一大半。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文笔把十九世纪报刊的连载、专栏大行其道之后法国文坛的“八卦”娓娓道来，无非都是江湖上所有伟大的和不那么伟大的文人墨客追名逐利的俗套，相互仇视、嫉妒但又相互激励、成全，这些在今天的文坛同样是少不了的悲喜剧，只是因为互联网与微博而更加瞬息万变，因为“人肉”而更加惨不忍睹。如果是在今天，龚古尔兄弟在指责别人抄袭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就要出示更多的证据，而巴尔扎克要指责雨果利用记者对他进行攻击可能也要争取更多的粉丝跟帖。惟有人性中的弱点不会改变，比如强烈的嫉妒之心和坚定的傲慢之情，还有像选择阵营、窥测时机、无情打击、死不认错、把刻薄当作机智、把辱骂当作战斗等等，文人相轻，自古已然，实在没有什么新鲜的主菜。
“您有敌人吗?”1832年11月18日巴尔扎克写信问欧仁·苏，回答曰：“哦，敌人，有啊，一大堆呢!”两位年轻的作者显然对“敌人”的价值和意义有所领悟：“说到底，对作家而言，相互嫉妒和攻击就像空气一样必不可少。……在人世间的游戏中，没有敌人就意味着自身无足轻重。”(第53页)是啊，谁会愿意承认自己无足轻重呢?这对许多正被风波纠缠的文人来说，或许是一帖安慰的药。
当然，在十九世纪巴黎沙龙中时常上演的那些三角爱情剧现在倒是不太常见了。“在十九世纪，作家的爱情(当然也包括作家和妻子之间的感情)并非个人私事。作家之间彼此熟知，在他们的小圈子里，没什么事能长期保密。……在这样一个小圈子里，作家们本来已有很多相互仇视的理由，再加上他们交往的女子大多行为随意，爱情和性欲就成为文学界催生仇恨的绝好温床。”(第2-3页)那么，当“一位作家难以获得内心向往的社会名望，却爱上比自己更有名的同行的妻子”(第12页)，这是他的不幸还是幸运?或者说，当生活中作家之间的爱恨情仇成为激发他们创作的灵感，谁能说这不是文坛的幸事?但是，如果仅仅是名利与爱欲，十九世纪的巴黎文坛这些八卦在我看来也就没有多大意义。好在书中还有“入选法兰西学术院”和“参与政治”这两章，让我们在“文人相轻”的八卦背后看到了权力政治的阴影。
在当时，能够进入法兰西学术院就意味着获得最优裕的社会地位、文坛声誉和经济福利。因此，“‘一边诋毁它，一边又拼命想成为其中一员’，福楼拜的这句话完美地概括出法兰西学术院在法国文坛的独特地位”(第102页)。这种对体制爱恨交加的心态实在不难理解，而作者对机构体制本身的分析更加深刻：“法兰西学术院称得上是仇恨的催化剂。更确切地说，仇恨是它本身难以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它的成员如何变化，它的运作机制总能激起冲突。不难想象，每次选举过程中都不免有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的事，然后是伤心失望，最后导致伺机报复。整个选举过程可以说充满阴谋诡计!”(第104页)这就不是文人相轻的故事了，而是文人之轻与体制之重的对比，正是体制机构的存在使文坛八卦成为文化政治斗争的部分重要史料;“政治，以及与政治相伴的仇恨，从来都是文学圈必不可少的组成成分”(第127页)，中外皆然。
比进入体制更大的考验是“参与政治”。围绕着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不同界定，作家分成不同阵营;面对在十九世纪中期高涨的国家主义思潮，诗人发表了相互攻击的作品;而德雷福斯事件更是标志着“知识分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自认为担负着指引整个社会发展方向的历史使命”。而本书作者“只想向读者揭示当时作家们如何以正义为借口，不惜相互对立也要参与其中的情况”(第145页)。究竟是为正义而斗争还是以正义的斗争为借口，或者是明明相信德雷福斯无罪，但认为左拉是想借此事件沽名钓誉而反对签名?这种情况我们也都不难想象。在面对镇压巴黎公社的问题上，作家们的立场更是判然有别。瓦莱斯、魏尔兰、兰波等人早在萨特之前就指责福楼拜和龚古尔“对镇压巴黎公社负有责任，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阻止镇压的表态”(第140页)。“这起事件以及对事件的残酷镇压改变了一些作家的传统政治立场，导致他们重新组合。一直以来都不太尖锐的政治对抗变得针锋相对起来。”(第166页)这是“法国文人相轻史”上的“不能承受之重”，成为真正应该划分不同阵营的分水岭。儒勒·瓦莱斯原来曾经在报刊上攻击雨果，但是当雨果站出来为遭镇压的巴黎公社社员说了几句话的时候，他和雨果又变得亲近起来(第167页)。在这里才是真正的“没有敌人就意味着自身无足轻重”——在镇压与屠杀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逃避的、没有敌人的人当然是无足轻重的!
与文人相轻相反的是，把被历史埋没、被人们遗忘的文人拯救出来。1933年5月10日晚发生的纳粹德国大规模焚书事件是纳粹极权统治的重要舆论行动，是对人类文明的野蛮挑战。这一事件在历史研究和叙述中早已被无数次地书写，但是事件中的真正主角——那些书及其作者的命运，却一直未被完整地揭示。直到2008年德国作家福尔克尔·魏德曼的《焚书之书：时代浩劫试图强行封嘴的声音》(陈钰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3月)出版，才使那些被遗忘的作家以整体的面貌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作者在序言中说，记者于尔根· 泽尔克1976年访问了当时尚在人世的其中几位作家，出版了《被焚之书》，在当时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效果，“使一个在焚书四十五年后的国家大为震惊”。魏德曼的这本书则是首次全面地追踪那份焚书黑名单上的九十四名德语作家和三十七名非德语作家，自言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把被遗忘的人从被遗忘的角落拯救出来，使今天的读者重新了解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把焚书者的胜利变成失败，让当年的书以新的光芒重新辉煌。重写无数作家生活中的戏剧性故事，写出他们的决断和流亡生活。带着5月之夜焚书事件造成的伤口度过的一生，那是一道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愈合的伤口”(第3页)。在长达大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想着要把当年焚书者的胜利变成失败;当作者一本一本地收集当年的被焚之书的时候，想到“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小小的胜利、每一本书都是一次反抗的证明”(第3页)，这与萨义德说“这是一段必须解救出来的历史——一分钟一分钟、一个字一个字、一英寸一英寸地解救”是一样的，是一场以文化抵抗遮蔽与遗忘的持久的战争。
焚书事件并不是由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或阿道夫·希特勒直接发起的，而是出自有组织的“德国大学生”;焚书黑名单也不是出自宣传部的官员，而是出自布雷斯劳市立图书馆馆员沃尔夫冈·赫尔曼;焚书的准备工作在大学里进展顺利，没有引起学生和教授的抗议。5月之夜的那把火就这样燃烧起来，作家埃里希·克斯特纳(1899-1974)是唯一在现场看着自己的书被扔进火焰的作家。他站在大学的前面，挤在穿冲锋队制服的大学生中间，看着书籍飞进火焰，在裤袋里捏起了拳头(第206页)。斯特凡·茨威格也是黑名单上的作家，他写信给罗曼·罗兰说：“亲爱的朋友，我今天要告诉你，5月10日是光荣的一天，因为我的书在柏林的劈柴堆上被焚烧了，就在我曾经当着千人的面作过报告的那个大学前面。”他说更使他惊讶的是，“没有一个德国作家抗议过焚烧韦费尔、瓦塞尔曼、施尼茨勒和我的书!没有，没有，没有!连在私人信件中也不敢提!”人们的害怕比任何一种官方的审查更有力度，他说的这种体验我们也不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