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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周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5月23日   09 版）

《回归中的超越——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刘跃进著，凤凰出版社2011年10月第一版，38.00元
    2005年，刘跃进将他思考世纪之交学术发展状况、讨论学术走向的一组学术史文章，结集为《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一书出版。此后，他对学术研究状况的关注由中国古典文学而逐渐扩大到了整个中国文学研究，关注的重点也由文学史研究的边界等问题，扩大到了文学研究的国际化问题、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文学研究中主客观的尺度等问题。《回归中的超越——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一书中所收录的二十多篇文章，就是作者对新世纪十年学术发展态势的观察与思考。

    书中的文章被分为三类编排。第一辑收录的五篇文章，《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向》、《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历史选择》、《中华古籍在世界的传播及其意义》、《弘扬民族精神 探寻发展规律——古典文学研究六十年感言》、《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从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说起》，以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趋势、方法、意义等问题的宏观思考为中心。如首篇《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向》一文，在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之后，认为20世纪的文学研究经验给予后人的“最深刻的启迪在于，推动中国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变化，核心因素是观念，支撑是文献”（P9）。在此基础上，作者讨论了伴随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学学科的建立而出现的“学科的疆界”问题，包括学科划分的合理性问题，学科意识的淡化与强化问题，学科的边界与拓展问题等等。作者指出，“新世纪中国文学学科整合与论争，在某种程度上蕴含着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即注重学科的整体性，注重研究的历史感，实际上又意味着在较高层次上向传统回归，向经典回归”。就回归而言，只有超越性的回归才有意义。那么，如何在回归中实现超越？作者从“文学史研究的时空视角”、“文学反映的不同阶层生活”、“文化研究的倾向”、“文学文献学的复苏”四个方面，讨论了在回归传统、回归经典的过程中实现超越的途径。“回归”与“超越”，都反映出了当下文学研究所面临的转型问题，作者的这些论述，非常值得重视。

    第二辑所收录的文章，以学术史上的具体人物与著作为对象，通过介绍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及其著作的学术贡献，思考了学者所应具有的胸怀以及科学恰当的治学方法留给后人的启示。在《段玉裁卷入的两次学术论争及其他》一文，在详细考述段玉裁为其师戴震《水经注》案辩诬，以及发生在段玉裁与顾千里之间“四郊”还是“西郊”的论争这两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作者发表了对学术论争的看法：“首先，对于古人与时贤的学说，确实应抱以更多的‘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评述，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遽下断语”，“其次，就学者个人而言，每个人的性情修养、学术环境各不相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只能取长补短，才能推动学术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本来就应当交锋，只是这种交锋，目的还是为了学术。这就需要有一种心平气和的雅量”。（P98-99）能否坚持学术论争的底线，最终考量的仍然是参与论争者的胸怀与气度。本辑的最后一篇《〈汉书别录〉的学术价值及其方法论意义》，是为逯钦立先生百年诞辰所写的纪念文章，作者带着这样一个疑问，“如此年轻的学者，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何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着重讨论了逯钦立完成于1945年的《汉诗别录》的学术史意义及其文献学方法对后人的启迪。该文把《汉诗别录》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归结于逯钦立所采用的文献学方法之上，并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细大不捐，竭泽而渔”两个方面，充分地肯定了《汉诗别录》的文献学方法及其学术特点。

    该书第三辑，收录的是作者从事文学专题研究的学术成果，其中既有立足于传统文献展开的《楚歌声中的屈原》，也有广泛吸取国外研究成果而成的《别求新声于异邦》；既有具体实在的文献编目成果《关羽目录初编》，也有宏观思考与探索的《“秦世不文”的历史背景以及秦代文学的发展》；既有《兰亭雅集与魏晋风度》一类的专题论文，也有《〈北朝民族文学叙论〉小引》一类的书序。本辑所收录的文章，突出地显示了书名所示“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的特点。尽管主题不一，风格不一，但其中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这就是对文献的重视。《楚歌声中的屈原》以对文献的梳理与考证为基础而展开，《“秦世不文”的历史背景以及秦代文学的发展》，强调了出土文献对推动秦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别求新声于异邦》强调了传统文献学和国外文献学的重要意义：“就像人的两条腿，传统文献学和国外文献学是我们从事研究的两个基点，缺一不可。脚踏实地，从这里起步，我们的学术研究才会有厚实的基础，才会有新的生机和发展。”（P312）而在《〈玉海·艺文〉的特色及其价值》一文，则着重介绍了这部著作的目录学特色与史料学价值。

    该书反复强调了文献之于整个文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但作者并非没有意识到文献学的局限。他在《〈汉书别录〉的学术价值及其方法论意义》一文的末尾就说到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赋予文献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努力还原或者探寻历史的真实状况。其实，这是很难做到的事……历史研究的意义，或者说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主要是通过探寻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发展过程，来探究‘人’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以及留给后人的经验教训。希望文献学研究能够真实地完整地还原历史，那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期待。历史的真实，只有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才能给予合乎逻辑的揭示。”但是，“跂而望之也好，登高博见也罢，终究还是要建立在文献学的基础之上。这也就是我们至今还要强调文献学研究的意义所在”。（P184）

    作者把二十世纪文学研究经验最深刻的启迪归于“核心因素是观念，支撑是文献”。只有回归到作为支撑的文献，才到最终实现观念上的超越。作者在文学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中，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最踏实、最可行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