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顾钧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2月01日   14 版）

　　19世纪早期在印度雪兰坡（Serampore）印刷出版了两部中文语法书，作者是“二马”——马士曼和马礼逊。这两部英文著作乃是后来同类著作最早的先驱。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1799年被派往雪兰坡传教，主要任务是管理当地的教会学校，他在那里工作至死。雪兰坡位于当时印度首都加尔各答附近，是影响巨大的出版中心。据统计，19世纪的头30年，雪兰坡传教站出版了约21万册书刊，其中涉及40余种亚洲语言，这当中与汉语和汉学有关的部分，自应该纳入中文出版史的研究范围。

　　马士曼到达印度后萌生了学汉语的念头，一直苦于没有机会。1805年一位曾在澳门生活多年的亚美尼亚人拉萨尔（Lassar）来到雪兰坡，成了马士曼的中文老师。遗憾的是，拉萨尔的汉语程度十分有限。拉萨尔当初来印度时并没有准备授徒，所以虽然随身带了一批中文著作，却没有一本学汉语的工具书。在学习过程中马士曼尝试将《论语》的前一半翻译成了英文，1809年在雪兰坡出版，成为19世纪最早的《论语》英译本。在完成了这一工作3个月后，马士曼才从一位路过雪兰坡的天主教神父那里第一次看到一本汉语—拉丁语字典，这本字典一下子解决了许多拉萨尔说不清的地方。

　　从自己艰苦的汉语学习经验中，马士曼深刻地体味到了工具书的重要性，也分明地感受到了这类工具书的缺乏。他决心自己动手来编写。1814年他的《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问世，这便是英语世界第一部中文语法书。

　　《中国言法》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汉字的构成和读音，第二部分讨论汉语语法。马士曼认为，汉字的构成比较复杂，对于外国人来说，光掌握214个部首远远不够，于是他将部首以外出现频率比较高的1689个汉字（或构字成分）罗列出来称之为字根，并按照一定顺序排列，加以解释。马士曼设计出来的这些字根和原有的214个部首配合，可以构成几乎所有的汉字；他在书中对此有详细说明，力图证明这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掌握汉字的方法。另一个值得关注之处是马士曼对汉语语音的讨论。根据张世禄先生的看法，马士曼的贡献在于“首指出梵文字母和三十六字母的关系，又发现暹罗语、缅甸语、藏语等和汉语间音韵相近”（《中国音韵学史》下册），虽然马士曼没有能够深入下去，但对后来研究汉语古音的中外学者有重要的启发。

　　《中国言法》第二部分是该书重点，讨论汉语语法。马士曼选择了近500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他所运用的显然是西方的语言学概念，比如，他使用性、数、格的概念来讨论汉语的名词，其中格又细分为主格、宾格、属格等等。在句法方面，马士曼列出了55种常见的情形。在动宾的用法上，马士曼敏锐地发现，“优秀的中国作家常常将宾语提前，同时将一个关系词置于动词之后”，为此他举了《论语》中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为例来说明。马士曼对汉语语法的一个最根本的看法是，因为汉语没有词形变化，“关键在于词语的位置”。

　　马士曼在讨论汉语语法时选取的都是书面语的例子。书面语——特别是来自经典著作的书面语——具有稳定性和权威性，也就具有更大的说服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的事实：马士曼从来没有来过中国，对于中国的口头语没有实际的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能凭借阅读来对汉语进行研究，而他研究的精深程度无疑是令人惊叹的。

　　马士曼从没有来过中国，却写出了一部水平相当高的汉语语法书，可谓奇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 1782-1834）同样也是一位奇人。他是近代最早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于1807年到达广州，此后长期在中国生活，直到1834年去世。马礼逊于1805年底开始学习汉语，启蒙老师是当时在伦敦的一位华人容三德。1807年到中国后他更加刻苦钻研，但主要还是依靠自学，因为当时清政府严禁中国人教授外国人汉语。对此一位传教士同行曾有这样的回忆：“第一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所聘请的汉文教师身上总是带着毒药，以便在清朝官员以重罪之名惩治他时用于自尽。这种恐怖气氛后来稍微得到缓解。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博士所请的汉文教师来去时手里总是拿着一只旧鞋，随时准备在紧急关头装扮成一个修鞋匠。”（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然而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马礼逊到中国不到9个月就已经能够进行口头交流，一年后更进而开始阅读儒家经典。

　　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于1815年出版，比《中国言法》晚一年。马礼逊和马士曼一样，都是利用西方的语言学概念来分析汉语，试图找到一些规律来帮助初学者。相比而言，马礼逊的书更为实用和简便，例句多采自口语或一般的著作，而不是像马士曼那样引经据典。例如在解释时间状语和动词的关系时，他用了“他明天将来”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例子来说明汉语中表示时间的词一般应放在动词之前。

　　马礼逊的语法书虽然出版的时间稍晚于《中国言法》，但写作时间可能要更早一点，马礼逊的序言写于1811年4月2日，其中自称该书为“用英语写成的第一本此类书籍”（the first work of the kind in English）。但无论哪一本更早，有一点是肯定的，两书是用英语写成的最早的汉语语法书，比中国人自己所写的最早的语法书《马氏文通》（1898）要早80多年。

　　《通用汉言之法》出版后马礼逊成了公认的汉语和汉学研究权威。但英国汉语人才稀少是个无法回避的事实，特别是在英中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就更加突出。这也正是为什么东印度公司虽然对马礼逊的传教士身份心存疑忌，但又不得不长期雇用他的原因之一。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上司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是近代英国第一位汉语人才，他最初学习汉语是在1792年随同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来华途中，老师是使团中的两位中国翻译。当时为了寻找合适的翻译，使团曾大伤脑筋，最后不得不到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中文学院（The Chinese College in Naples，也叫做“圣家书院”）物色人选（该学院培训中国神父）。这凸显了18世纪末英国汉语人才的匮乏。进入19世纪，情况有所转变，除马礼逊外，马士曼和曼宁（Thomas Manning）先后投入了汉语学习。曼宁最初萌生学习汉语的念头是出于对中国感兴趣，1806年来中国前曾在巴黎学习汉语两年，后来去西藏旅行，身后留下一部日记。

　　上述四人虽然“闻道有先后”，但可以一并看作英国汉学的先驱，其中马礼逊的影响力是其他三人难以企及的。马礼逊不仅自己汉语熟练，而且一直积极致力于汉语教学。早在1810年，他便在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开设了汉语学习班，培训商馆的职员。这一教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834年东印度公司因失去贸易专利权而撤消广州商馆为止。广州商馆的教学范围毕竟有限，1818年马礼逊决心扩大教学范围，于是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该学院很快成为中国本土之外培养汉语人才和汉学家的基地。不难想象，无论是在广州还是马六甲，学生们使用的教科书都是马礼逊本人所著的《通用汉言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