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伟韬 中国民族报 2012年1月10日
书名：Chinese Religious Life
（中国人的宗教生活）
编者：David A. Palmer （宗树人）
Glenn Shive （夏龙）
Philip L. Wickeri（魏克利）
出版者：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
出版日期：2011年8月
《中国人（华人）的宗教生活》（英文版）一书由宗树人（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夏龙（香港中文大学港美中心）、魏克利（美国柏克莱联合神学研究院）合编，并由具跨学科背景的国际小组所撰，是一本分别从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历史学及政治学等范畴，讨论民众宗教生活与实践的结集，于201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强调宗教实践而非教规或信仰义理。佛道儒、民间信仰、伊斯兰及基督诸教皆有所涉及；它们没有被视做分割的体系，而是相互交织的一连串宗教表述。编者在《引论》中解释，中国（China）一词，实际上是指大中华（Greater China），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及澳门，加上东南亚及其他海外华人社会；笔者以为，所谓“Chinese Religious Life”，大概是文化上的“华人宗教生活”，而不是狭义国族身份所指的“中国人”。
宗教信仰在中国语境，就似国族认同的演变，曾几何时并无明确的归属，且不像西方教团一样具有排他性。编者基于这种信念，主张不以民间信仰或个别宗教传统——如佛道儒，或基督、伊斯兰等——独立成章。中国宗教研究是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然而，大量的出版物往往把不同宗教当成互不相连的建构。《中国人（华人）的宗教生活》一书寻求从社会现象的角度，把宗教作为一面透视镜，观察时下经济、性别、身体、生态环境、族群、全球化等问题。全书分4个部分，“华人世界的宗教方式”开始，到“宗教、文化与社会”及“宗教、政治与经济”，最后引领读者到“环球视野”，共13节。
“现代中国都会的心灵生活”一节由范丽珠（上海复旦大学）及白大诚（美国旧金山大学）撰写，以深圳为例，提出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在步入历史尚短但非常富裕的经济特区时，如何通过参与混合佛道儒及基督信仰的宗教活动，填补都市生活的心灵需要。篇首以一所斋菜餐厅作为切入点，谈到食客视茹素为周期性的信仰活动，却不囿于国家所定义的佛教义理传统，探讨市场经济造就“宗教场所”的可能性，并大胆预言现代化、都市化下中国宗教发展的未来。
次节“中国农村的地方崇拜与节庆活动”由谭伟伦（香港中文大学）执笔。他认为传统中国宗教文化仍然在当代农村滋长，并比较了广东及福建两省的乡村，提出风水在地貌、乡村布局和建筑上有丰富的意味。学界有论者认为风水本身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为顾存自利者服务，但通过实际事例，作者指出风水的裨益是集体的，例如祠堂的风水受益者是所有家族成员。至于一些杂姓村，风水的焦点往往是庙宇所在，村民共同举办节庆活动，凝聚社群。作者反驳西方学术成见，认为中国并不趋向同质；反之，数公里差距内就会有毫不相似的文化传统。这些差异或因村落之间的竞争关系成为争夺旅客的资源，故此作者反问，如果没有旅游发展，地方传统是否会因此衰落？再者，在观光业发展的同时，宗教活动是否存在原真性的界线？
“少数民族社群的宗教生活”由魏克利及谭翼辉（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合写。宗教问题在少数民族社群中尤其复杂，且往往超越信仰层面，涉及民族关系、国际处境及政治等因素。两位作者利用纳西族东巴教、藏传佛教、维吾尔族伊斯兰教、苗族基督信仰等例子，试图说明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对内维持民族团结，对外制止分裂，宗教政策则是上述前提的延伸。内地有评论认为，某些西方国家及组织不断在民族问题上大做文章，为中国政府的管理添乱，此节也尝试从宗教角度提出一些可行的应对策略。
紧接的第4节是“研习宗教的种种范式”，周越（英国剑桥大学）提出一套理解中国宗教实践的范式架构，其中有5种形态：推论式或查经式、修行式、礼拜式、急功近利式、持久关系式。目标是就民众的信仰状态作出一个分析性的归类，而不只着眼于信仰内容。这套范式的有效性不在于宗教本身，而是民众理解宗教的一种取向，比如第一种（即推论式或查经式）可以引伸到“文革”期间对《毛主席语录》的狂热；又如第二种（修行式）则可以用作理解气功修炼的现象。
“人体：健康、国家，与永续追求”一节是宗树人执笔，探讨在患病与健康之间，个人修炼的作用。中国道教学说强调阴阳平衡，而大自然本身就是“道”，这亦反映在中医的药理观上。作者认为建立在道教学说基础之上的中医是中国文化向外推广的最佳媒介，并引述几部美国好莱坞电影如《卧虎藏龙》对功夫的推崇。继而谈及诸如武术、功夫、气功一类深受道学影响的理念，是否会成为中国在新世纪融入全球社会的文化资源。
身体的讨论，离不开“性别与性向”，黄倩玉（台湾清华大学）、Elena Valussi（加拿大哥伦比亚学院）、宗树人在这一节聚焦女性在中国宗教的模糊处境。传统中国民间信仰有许多女性神祇，它们一直扮演着庇佑的角色；当代中国宗教，如台湾的慈济功德会，却又缔造了现代女性另一层面的发挥空间。至于内地，新中国成立后，女性的地位得到提高，又在改革开放后，女工在城市工作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作者们指出，最近几十年，农村的宗教复兴带来新的“父权”，到底女性与宗教的关系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呢？
“中国宇宙观与环境”一节由魏乐博（美国波士顿大学）撰写，作者认为西方概念并非绝对权威，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本身是社会发展与大自然平衡的一种可能。中国在近年已成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之一，魏乐博认为，中国宗教有助于一个新的中国环境保护学说的诞生，缔造可持续的发展方向。
“宗教慈善与公民社会”由安德瑞（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宗树人、吴科萍（香港中文大学）所撰。他们认为慈善的概念表面上来自西方，但实际上在传统中国的佛道儒中已有迹可寻；只是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同时，带来教育与社会服务结合的现代观念，驱使宗教慈善事业走向新的形式。
宗树人执笔的“宗教之于中国社会及政治史”一节，解释了当代中国最根柢的宗教理念实际上可追溯至商代，其后历经数千年的对外交往及发展，形成一个复杂的体系。这种传统秩序，在晚清时期随着帝国的消亡而瓦解，缔造了新的空间，让现代价值及基督诸教得以传播。
“二十世纪宗教群体的社会形态”紧接前一节的讨论，高万桑（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把篇章重点放在上世纪的中国社会。他认为佛道儒起初没有排他概念，并合称三教，与整体社会密不可分。只是后来受了西方基督新教的影响，认为“信徒”要有单一归属；这种宗教模型通过民国时期的政策，被强行安放在原先并无类似组织形态的中国宗教文化之上，造成佛道儒的重新定位。作者强调，国共双方在意识形态上虽有很大分歧，但在宗教政策方面却有一定的连贯性，均由政府领导设置全国性的宗教组织。
“政教关系的当代议题”一节，安德瑞视儒家为一宗教集团，皇室礼仪、文官制度，以至乡郊的仕绅文化都是儒教的道德版图。跟大部分论者的意见相反，作者认为中国从来没有“政教分离”的主张，一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所改变，继而延伸出中国宗教必须结合爱国元素的政策。但在海外华人地区，如在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加坡，却存在不一样的宗教管理模式。
“市场经济与宗教复兴”一节由杨凤岗（美国普度大学）撰写。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不但提升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还为宗教活动提供了新的财政来源。旧有的苏式工分制度让民众获得安稳的生活，但在市场经济下，社会保健、退休保障等问题却未尽完善，使城市人口心灵回到宗教信仰的怀抱。他们既热衷灵修治病，又到偏远的庙宇祈福，这也同时造就了宗教旅游的发展。
“中国宗教与传统的全球化”由赵文词（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及Elijah Siegler（美国查尔顿学院）站在环球视野，探索华人在各地的散居现象。此节提到美国及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宗教是华人身份及凝聚力的重要媒介，而高级知识分子则会参与教会活动，藉以融入主流社会。反过来，中国宗教仍维持传统的表达方式，且道家等修炼方士越来越被西方人接受和“西化”。作者指出佛教、气功及儒学都在海外社会有了不同的发展势头，并尝试提出宗教作为沟通中外的另类渠道。
整体而言，《中国人（华人）的宗教生活》一书立足于社会层面讨论中国宗教现象，却没有忽视个人或社区的宗教价值。宗教实践对于编者来说，就是集体意识的反映，尤其在社会文化及政治的议题上。虽然书中各部分的论点不一定互相吻合，但其一致之处在于对宗教生活实践的关怀。该书的出版并不旨在提供唯一的宗教答案，反之，一如民族问题，宗教信仰在中国呈现出一个多元一体的深层结构。曾几何时，中国不断包容外来的宗教文化，多年以后再次跟西方接触和碰撞，给予反馈。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可以预料，中国宗教在人类永续的追求上，将会扮演施者与受者的双重角色。
（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助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