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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是个不错的老师
　　《 博览群书 》（ 2011年08月07日）

　　引发我们对犹太人兴趣的，是这样一些被广泛引用的数字：
　　世界上读书最多的人是犹太人，犹太人均每年读书68本；而中国人只有4.25本。
　　迄今犹太人中已有160多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犹太人占世界人口不足千分之三，获诺奖者占到百分之二十多。
　　当然，更容易记住的是，让人类骄傲更让犹太人自豪的一串长长的、来自同一个犹太民族的名字：思想伟人马克思，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心理大师弗洛伊德，文学家卡夫卡，艺术家毕加索，作曲家门德尔松，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财富精英巴菲特，政坛明星基辛格……
　　此外，犹太人还在全球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人说，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是美国，但美国人的钱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美国控制着世界，但犹太人控制着美国。
　　这两句话听着十分耳熟，总觉得它是活用套用的“男人统治着世界，而女人通过征服男人而统治世界”。但资料显示，犹太人流散世界各地近两千年，首批23位犹太人1654年9月7日踏上美国，经过3个半世纪的奋斗，操控了美国政治、经济、文化、舆论等诸多领域。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这一期，我们用了一半多的篇幅来探讨这个问题。
　　14位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傅有德先生从自身的经历着手，研究犹太人的传统，认为，善于求异是犹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因为求异是一种思维方式，是思想家和科学家应有的品质，也是一种精神，创造的精神、不断探索的精神，永远不停留在同一个确定的点上。
　　张倩红教授认为，古老的犹太文化中蕴含了太多现代人所追求的思想、观念。如果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崇高的道德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犹太人“人所不欲，勿施于己”是洋溢着思辨精神的更大的智慧。
　　冯基华女士认为，岛民心态和文化是他们成功的秘密，造就了他们极强的民族优越感和强烈的危机意识，还有就是极强的生存能力，进而影响了他们的金钱观和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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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的成功肯定不是偶然的，原因也不会是单一的。相信专家们的剖析一定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当然，我们这么喋喋不休地追问犹太人的为什么，不仅仅是为了对照，更是为了借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看我们民族对世界贡献了什么。除了经济总量，更重要的是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可以流传后世的思想、文化、精神，以及能够不朽的人物，我们要贡献更多的孔子、孙子、李冰、蔡伦……
　　中华民族也是智慧的民族，我们有理由学习他人的长处，吸取别人的教训，特别是在转型的当下。犹太人就是个不错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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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徽

《 博览群书 》（ 2011年08月07日）

    漫长的古犹太人流散历程

    “流散”Diaspora，原为希腊语，dia意为“穿越、经过”，sperien意为“撒播种子”。这个词语最初用于特殊历史情境——犹太人作为“巴比伦之囚”的历史。约公元前6世纪，巴勒斯坦北方的巴比伦帝国征服了当时的犹大国，摧毁了第一圣殿，强迫犹太人离开圣城耶路撒冷，把一部分人囚禁在巴比伦城做奴隶，流亡数十年之久。之后波斯王居鲁士（King Cyrus，585 B.C-529B.C）征服了巴比伦帝国，他同意流亡巴比伦的犹太人可以返乡，但有一部分并没有回归故土，而是留在散居地成为 “外来的”、“不归属”的犹太群落。两次犹太战争（公元70年、公元135年）后，大批犹太人作为奴隶被带到罗马，犹太人主体离开迦南（今巴勒斯坦地区）。从此，犹太人就开始了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向全世界各地流散的漫长过程，这就是“犹太人大流散”（Diaspora）。后被扩大用来形容类似处境的其他犹太人，就是离开巴勒斯坦土地之外，但是仍然保留犹太文化的移民，或海外犹太人聚居之地。随着后殖民理论和跨文化研究的关注，流散文化被赋予了多重含义，引申出了广义的族群大移居、离乡背井聚居（但仍保有传统文化）的族群等含义。

    “Exile”和“Diaspora”两个词语，都有流放、流亡及离开本国、离乡背井之义。区别在于“exile”有被动意味而“diaspora”究其本意含有积极主动之态。原希腊语中也有“散播种子”之义，可见犹太人把这种流散解释为一种主动的文化活动，借此将犹太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圣经的一道神谕，更是将犹太人的流散打上了宗教的印记。耶和华对犹太人的先祖亚伯兰（后按上帝旨意更名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创世记》12：1－3）上帝与亚伯兰定约，离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来到“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迦南，随后又离开迦南，出埃及，四处迁徙。圣经的描述使犹太人的流散成为了一种使命，也是一种宿命。1948年以色列国正式成立，大量犹太人回归故土，但是曾经流散在外的犹太人后裔没有尽数回到他们向往已久的国家。犹太人近两千年无土无国，饱受折辱、驱逐却不放弃其民族身份与信仰，不可不谓之奇迹。

    刻意与客居地文化保持距离的犹太民族

    犹太人自公元70年被罗马帝国赶出家园后，就一直居无定所，漂泊他乡。由于世人的偏见、敌意和种族迫害，犹太人自古以来就屡遭迫害和杀戮。在世界性的反犹浪潮中，即便是背井离乡，犹太人也几乎未得到片刻的安宁。反犹历史就是一部屈辱、恐怖、残忍的血腥史。最为我们熟知的二战期间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人惨绝人寰的犹太人大屠杀，约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这种诉诸暴力的文化排斥对于流散族群来说并不少见。而有着坚定信仰的犹太民族在流散生活中极力保持其文化独特性而刻意与客居地文化保持距离。1516年，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将全市犹太人驱入一座铸造枪炮的工厂内，使之与外界隔绝。这种经验后来被各国仿效，在城市设立犹太人专住的隔离区—— “隔都”。犹太人情愿住进隔都区，这样可免于与外族混杂，也便于保持犹太人独有的风俗习惯和保障生活的安全。著名布拉格文学家，犹太人卡夫卡，终其一生都未离开隔都。最初的隔都可以说是文化冲突的缓冲地带，是流散中的犹太人因无法适应流动、杂异的边缘生活而为自己建立的有故乡原型的避难所。但是经过几个世纪的磨合，犹太文化与客居地文化不断接触、融合，以至于相互采借、纳取。最终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走出隔都，有形的圈地逐渐消失，无形的隔膜却不可避免，犹太人想要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属性，总是或多或少会与异质文化有所碰撞，即使已被西方主流社会所承认的犹太知识分子也不例外。索尔·贝娄的小说《拉维尔斯坦》中主人公的好友，也是他的传记作家齐克说：“雅典和耶路撒冷乃是我们更高的生存的两个主要发源地，如果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他选择雅典，同时对耶路撒冷充满敬意。但是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要说的是犹太人，而不是希腊人。”（《拉维尔斯坦》, 索尔·贝娄著，译林出版社2004年11月版，P167）在这里，雅典代表整个西方即客居地，而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朝圣之所，无论犹太人散居在世界何处，都难以忘怀其永远的精神故土。在小说的结尾，作家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自己对民族之根的回归——拉维尔斯坦最终得出结论：“一个人不可能抛弃你的血统，也不可能改变你的犹太身份。”“犹太人应该对犹太人的历史深感兴趣——感兴趣于他们的正义原则。”（P172）

    多元文化身份的犹太人

    犹太人，又称犹大人、希伯来人、以色列人。这些带有历史痕迹的名称并不能涵盖和诠释如今犹太人的身份。现代我们通常认为犹太人包括以下三类人：出生于犹太家庭的人（无论其是否信仰犹太教）；具有古代犹太血统的人（有时候包括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母系血统的人）；虽不具备任何犹太血统但正式皈依犹太教的人。但是这三点都不足以对犹太人的身份进行严格的界定，甚至在很多时候看起来矛盾重重。首先犹太人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与外族通婚，已经不能保持血统的“纯正”，因此从血统和家庭的角度来判断已经不够严密。其次，没有信仰或改宗信其他教派的犹太人也自古有之，更何况犹太教从来就派系林立，各行其法。因此想要给犹太人下一个严密的定义是不可行的，从另一方面，这也体现出犹太人文化身份的特点。每个犹太人身上至少都有两种文化身份，即犹太人身份和居住地文化熏染下的客民身份。在各种身份中，仍将犹太身份放在首位，一方面是他们对民族性重视的结果，他们之所以没有被迁居地的民族同化，靠的是他们对犹太经典的信仰以及在信仰指导下对传统的坚持。犹太人只认同上帝的世界，将现实世界视为不真实、充满苦难的异己世界；另一方面全世界的排犹情绪使他们并不可能真正融入主流文化，而始终保留着一种疏离感。同时犹太人自身有悖于基督教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和历史上流散的生活方式而明显地表现出疏离于主流文化，难以融入其中的情绪。

    犹太人在流散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经历了深重苦难，受到歧视、驱逐与屠杀，被隔绝于世界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之外。但是他们仍坚忍顽强地存活下来，没有因外界的排斥或客居身份而被完全同化。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异质文化经验的犹太人作为异质文化的负载者和实践者，其身份意识中既有本民族的文化因素，也有他民族的文化因素，表现出复杂的文化情感和独特的文化立场。历史上犹太人改宗皈依异教，或放弃语言与民族身份的不在少数，但即使犹太人在流散中表现出了身份焦虑和困惑，最终他们的民族主义还是占了上风。犹太文化与异质文化的接触中非常善于吸收其他文化的优势特征为己所用，同时又能保证文化母体中关键的要素不变。这就使他们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既能保持青春活力，又反过来以本身的魅力吸引和影响着其他族群。正是犹太文化超强的生命力和活力，大有反客为主之势，也唤起了其他民族的危机感，这种相互融合又相互排斥的结合方式刺激着犹太文化历久弥新。而犹太文化一直维持的状态，被刘洪一教授总结为“散存结构”。（《犹太文化要义》，刘洪一著，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P71—89）

    多元文化的冲突融合

    流散是脱离了本土文化的散居族群在寄居地所面临的文化冲突与抉择、身份困惑与认同等复杂的文化现象。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给个人和族群带来的主要是身份的困惑。失去身份，个体生存会因此失去内在根基，与他所归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从而产生观念、心理和行为的冲突。因此一种潜在而深刻的身份认同危机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侵扰着新一代移民。空间距离的改变使得文化个体与地域、种族乃至肤色的传统联系，都会出现一定的动摇。身份认同受到挑战，文化身份的确认成为两种异质文化碰撞过程中特定个体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异域生活的每个个体都无法回避这种多元文化交汇的生存状况。在此情境下，人们对自我意识的反思是必然的。“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因而，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认同就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分裂的和多重的。” （《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王宁著，《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所谓身份（status），一般指的是在特定社会结构中人所具有的合法居留标识，及其在社会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析工具和着眼点，身份是一个族群或个体界定自身文化特性的标志。文化身份在一定的文化和社会中形成，其构成的客观因素是复杂的。然而一旦形成，就会在无形中对这个族群和个体造成深远的影响。文化身份的定位是人类社会基本规则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结合，特定文化身份的带头下仍然含有人类社会矛盾的普遍性，如性别冲突和认同矛盾等。身份认同成为流散群落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全球化带来了新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创造了国际性文化新格局，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可回避的问题。可以将其概括为两个对立的矛盾进程：一面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被同质化，并趋于削弱和消失；另一方面是文化交流、互补、综合，以及新的多样化的出现。文化交流从同质间的内部交往到全球化语境下异质文化间的互动，这种“跨文化”的前提为文化视野的开拓提供了条件。它的特点是“不是对差异的否定，而是在共享人类属性的背景中寻求长远的一种坚持：有效地生活在本土和全球中，并分享一种‘全球地方化’（globalized）的文化。这将会成为一种真正的流行文化”。（《作为全球文化的大众文化》，约翰·斯道雷著，选自保罗·史密斯等：《文化研究精粹读本》，陶东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P295）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文化、身份、民族等传统受到新观念的巨大冲击，支离然后重构。科技与经济的发达使人类在传统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束缚中释放出来，离开“本土”、“本国”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机会也随之增多。新的社交和群聚方式逐渐使人们改变过去狭隘的实践模式与思维方式。流散是对传统意义上民族与文化的割裂，也是现代意义上民族认同与文化交往的一种重构，犹太人的流散及其身份认同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旅游文化系，讲师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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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基华

《 博览群书 》（ 2011年08月07日）

    不言而喻，犹太文化具有极强的宗教色彩，犹太教是其内核，而犹太文化则是犹太教的外延和扩展，它吸纳了更多的社会文化元素。从犹太文化的整个历史来看，犹太人的流散生涯长达近2000年，他们在经常不断地遭受异族迫害和排斥的背景下形成了“岛民心态”和“岛民文化”（参阅冯基华著《犹太文化与以色列社会政治发展》第一章，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10月版），而这种“岛民文化”对增强犹太民族的凝聚力、维护犹太文化的同一性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犹太文化在与世界其它民族文化的长期冲突、融合中不断地汲取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使其兼具多样性。在与世界各民族的矛盾冲突中，犹太文化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在冲突碰撞中传承与发展，并给古老的犹太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对世界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众不同的犹太文化

    犹太文化有诸多与众不同之处，最为突出的是犹太教、强烈的“自我民族意识”、犹太传统节日、独特的割礼方式等。这些“犹太性”的特征对于标识犹太民族、保持犹太人之间的联系、维系犹太民族认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犹太人因独特的行为方式，也加深了与寄居地人民之间的不信任和猜忌，容易在不同族群之间引发更加激烈的冲突。

    犹太教是犹太人的单一民族宗教，它不仅是犹太人和犹太民族的精神寄托，还是连接、团结犹太人、犹太民族的心灵纽带。对于世俗的犹太人来讲，犹太教已经不再是一般宗教意义上的归属。作为犹太文化中的精髓，犹太教是具有传承意义的犹太文化的内核，世俗犹太人将其作为犹太文化的一部分加以继承。

    从公元前约1800年前后的亚伯拉罕时代到公元前516年第二圣殿重建，犹太教经历了由胚胎、诞生、成熟到最后确立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犹太人逐渐形成了对上帝以及对上帝、犹太人、救世主三者关系的认识，特别是对作为犹太教基本信条的“一神观”的认识。犹太教把众多神灵的各种自然和社会功能属性集中到一个独一无二、万能超凡的世界最高神——耶和华。耶和华被描述为最高的超自然的精神实体，自有永有，无处不在，不生不灭，全知全能，创造万物，主宰宇宙，以智慧、公正、博爱、正义和仁慈为特征。犹太人对耶和华的信仰意味着对其他神祇的排斥，既不承认，也不允许其他神祇取代或与耶和华并存。这一点与其他诸多宗教相似，即有着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表现在犹太民族意识中有很强的自我优越感，包括自认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以及对其他民族的蔑视，这也是犹太教没能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

    犹太人另一个明显的民族特征是割礼，它与中东、非洲其他民族的割礼方式不同，因为犹太人赋予了割礼一种特殊的意义——犹太族群的标识，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成人礼。犹太人的割礼在男婴出生后第8日进行。“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须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作永远的约。”这里明显地把“肉体的约”与文化规范的“约”联系在一起（参阅顾晓鸣著《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P17、21，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当然犹太人的割礼不仅仅是一种“肉身符码”的外在形式、标识，还通过这种标识和形式将犹太族群认同、文化传统进行传递、延续。

    犹太民族特性之所以得以保存，虽然与犹太人的民族凝聚力、犹太教的作用等不无密切关系，但是，犹太人进入大流散时期后独特的“流散形式” ——“大流散、小聚集”对维护犹太民族特性和“岛民文化”的发展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正是这种独特形式成为“岛民心态”和“岛民文化”滋生、发育、成长的重要外部条件。无论犹太聚集区还是隔都（源自意大利语，最早出现于16世纪初期，原指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后特指被分隔出来的某些街区或被限定的区域作为强迫犹太人居住的法定地区），如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孤岛一般，不仅在形式上与外界是隔离的，其精神世界也是封闭的。这是一种纯粹犹太人的社会，从个人的衣食起居到提供公共服务的商店、礼拜会堂和社区管理机构等一应俱全，而且完全是犹太式的。“隔都”人为地将犹太人从非犹太社会中分离开来，将犹太人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使犹太人非但没有被同化，反而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使犹太民族历经劫难却顽强地生存下来。

    犹太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犹太民族在历经两千多年的大流散中，虽然身处地域不同的各民族文化的夹缝中间，却依然保持着犹太文化的同一性，在历史的变迁中虽然历尽磨难却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发展繁荣。其最基本、最核心的因素有两个，即宗教与种族基因。犹太教是犹太文化同一性在犹太民族精神层面上的体现；种族基因则是犹太文化同一性在生物学层面上的物化，是犹太文化的载体。此外，从对立统一原理上讲，反犹排犹是异质文化与犹太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冲突的表现，反犹排犹与犹太文化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正是反犹排犹的反作用重新唤醒犹太人的民族意识，使犹太人在长期的流散中保持了民族特性，发展、强化了“岛民心态”和“岛民文化”，并进一步催生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使之蓬勃发展，最终建立犹太国家——以色列。

    犹太文化在历经漫长历史变迁始终保持其同一性的同时也兼具多样性。犹太人流散世界各地的特殊历史背景使犹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活动无论是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都远远超越了其他任何民族。在整个流散时期，频繁的文明交往既保证了犹太文化的传承，也丰富了犹太文化的内涵，对犹太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犹太历史充分证明了文明交往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推动力。地域性、民族性文化传统如果不能适应交往的扩展趋势，就有可能因自我封闭而消弭。在世界历史上，有许多璀璨耀眼的古代文明正是因为缺乏正常的历史交往而销声匿迹，美洲的玛雅文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而古老的犹太文化在漫长的四千多年与异族文化的交往中，融合了古埃及法老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以及近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并对这些文化给予了传承与发展。

    犹太文化在与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腓尼基文明及亚述文明相互碰撞与融合中，吸收了它们特有的文化元素，丰富了自身的底蕴与内涵，创造了世界上流传至今最古老的一神教；进入大流散时期后，犹太文化与其它文化的交往更为广泛，犹太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经过长期碰撞、融合与扬弃，使犹太文化发生了内在的深刻变化，犹太文化与希腊文化一起，孕育了基督教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与地中海地区，特别是在与伊比利亚半岛地区文化的交融与结合中，孕育了犹太文明中的一大瑰宝——塞法拉迪文化；在与日耳曼及斯拉夫文明的交融中产生了犹太文化的又一分支——意第绪文化。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的犹太启蒙运动在犹太历史上堪称为意义深远的一次文化运动。犹太人第一次勇敢地打破民族文化的藩篱，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学习、吸取近代科学文化的洪流之中，他们提出“重筑犹太教”、“培养科学精神”，力图使犹太文化成为一种“具有可塑性的、始终适应环境的、有机的民族文化”。这次具有现代化特色的、意义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促成了犹太文化与西方文化更广泛、更深入的融合与发展。近现代以来，犹太文化适应了人类现代化进程，通过对自身的调适与改造，在美洲大陆又与主体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美国犹太文化。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以色列国家的建立，犹太文化的主体又回归以色列，成为以色列国民文化的精神支柱。可见，犹太文化从最初发源到后来的历史演变，始终都在与非犹太文化的交往与碰撞中不断地丰富与发展，从而以其特有的风貌载入世界文明史册。

    不同凡响的犹太人

    古老的犹太民族创造了以《旧约圣经》和《犹太教法典》为代表的灿烂辉煌的希伯来文化，与此同时，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使犹太人生活在不同文明、宗教和民族文化的交汇处，得到多元文化的滋养。因而，犹太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一大批对人类文明有着重大贡献的思想家、科学巨匠、政界名流和工商业巨子。例如：自然科学领域的爱因斯坦、奥本海默、莱希斯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马克思、斯宾诺莎、柏格森、弗洛伊德；文学、艺术领域的海涅、卡夫卡、门德尔松、鲁宾斯坦、毕加索、夏加尔等。我不想在这里开列一个伟人名录，因为实在是数不胜数。他们大多是某一学科领域的奠基人或开拓者，他们的科学建树、作品和学术、文艺思想曾对世界文明史的各个方面产生过划时代的或革命性的影响。不仅如此，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22％是犹太人；其中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犹太学者人数占获该奖人数的1/3。许多人都不禁感慨：一个只占世界总人口0.25％的犹太民族却对世界文明和人类发展、进步做出了如此巨大贡献！

    诚然，犹太民族凭借其智慧和力量不仅对世界文明做出巨大贡献，还在弹丸之地以色列创造了人间奇迹。以色列国土狭小，资源匮缺，又没有阿拉伯国家那样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且在建国后还打了5次中东战争，同阿拉伯国家长期处于尖锐的对抗中，并受到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抵制。尽管如此，以色列依然在战乱中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使这块几乎是不毛之地成为中东地区最富庶的国家之一。以色列建国后人口爆增约5倍，但却成功地解决了生存问题并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色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已超过1万美元，2009年人均GDP达到27000多美元，在中东非石油出口国中独占鳌头。以色列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事业等诸多方面的指标早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成为中东地区最具活力和创新力的社会经济体。

    最近几十年，经济学家一直尝试使用有关“人力资本”的理论来解释犹太人获得成功的秘密，特别是在商业和金融领域获得成功的秘密，但我更愿意从犹太人的流散、生存、发展的历史中探寻其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岛民心态”与“岛民文化”的影响。“岛民文化”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使犹太人既具有极强的民族优越感，同时也兼具极强的自卑感和封闭性。“岛民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危机意识，危机意识可以激励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奋进、拼搏的精神，起到警示和激励作用。但其同时所具有的极强的封闭性，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使犹太人不能以一种正常的心态去看待外部世界。“岛民文化”使犹太人孤立于其他民族之外，在缺少安全感的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绪中，为了在逆境中生存，犹太人不得不全力以赴地“背水一战”。

    这种残酷的生存环境和由此产生的“岛民文化”不仅造就了犹太人拼搏、向上的精神和极强的生存能力，还影响了犹太人的金钱观和教育观。在近两千年漫长的流散过程中，犹太人作为外来客民，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和争取生的权利——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权利。犹太人每每受到异族人的驱逐和迫害时，惟有钱可以帮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释减这种压迫，甚至换取生的希望。钱在犹太生活中已不再仅仅起到买卖和交换功能，而是生成和表现出一种特定的文化指令，并影响和决定了犹太人对钱的实际行为。因此，“犹太人视钱如命”之说就不难理解了。犹太人高度重视教育的传统也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密不可分。犹太人要生存、要生活就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智慧与才干。因此，犹太人必须努力学习知识和生存技能，久而久之使犹太人的聪明和才智得到更多的历练，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在遇到合适的环境与机遇时，自然也就释放出超出常人的智慧与能量。

    犹太人把自己比喻为具有不屈不挠、顽强生存精神的“沙漠中的仙人掌”，他们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他们绝不愧于这一称号。正如卡丁奈·曼宁所说，“尽管被践踏入泥，但从未与踏入的泥土融为一体”。这句话本身，不仅折射着犹太民族的不屈精神，同时也映衬出藐视其他族类的傲骨。

    诚然，犹太民族在逆境中不屈不挠、顽强生存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同时我们也期盼着犹太人摆脱“岛民文化”的羁绊，敞开心扉，融入世界大家庭，以犹太民族数千年智慧的结晶再创犹太文化的辉煌，为世界文明谱写更加灿烂的新篇章。

    作者:冯基华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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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有德

《 博览群书 》（ 2011年08月07日）

    中犹“求同存异观”的碰撞

    1992年9月，我得机会去英国牛津的希伯来与犹太研究中心学习，从西方哲学史专业转向了犹太哲学与宗教，开始了新的学术生涯。在过去的近20年中，由于教学与研究的需要，我不止一次到以色列本土以及英国、美国的学术机构学习访问，接触过形形色色的犹太人。在学习和与犹太人的接触中，我对犹太文化及其民族的特征有了一些感悟，其中一点就是犹太人的求异、尚异特征。我曾经不止一次与犹太朋友提到我的这个看法，他们大都表示赞同。

    中国人经常说“求大同，存小异”，意思是说，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人与人之间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区别和差异只是个别、具体的方面。换言之，“同”是主导的、重要的，“异”是非主导的、不重要或不太重要的。所以，每当遇到“之间”问题时，中国人习惯于先找共同点，然后以此为基础，尽量避开、淡化或保留其中的不同，借以达到“和平共处”的目的。实际上，“求同存异”的观念已经成为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看待和解决“之间”问题的通则。比较而言，犹太人在“同与异”的问题上往往认为后者是主导性的，因而更重要，前者是非主导性的，因而不重要或不太重要。因此，他们在遇到“之间”问题时不是求同、趋同，而往往更多地注意到差异。似乎可以说，求异是犹太人在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时有意无意地遵循的一条原则，甚至可以说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我的一次亲身经历可以作为这一特征的一个例证。1993年冬，我在伦敦遇到了一位颇有影响的犹太人——斯藤伯格。他是二战期间从匈牙利逃亡至英国的，在商业和文化事业领域卓有建树，被英国授予爵士头衔（Sir）并且得到过罗马教皇的接见。有一天，他递给我一份文件，希望听听我的看法。这份文件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全球伦理宣言》。当时，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刚结束不久，斯藤伯格曾作为犹太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我在读这份文件时心情非常兴奋和激动。这是因为除了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和文风外，其内容和思路都非常符合中国人“求同存异”的观念。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份文件出自谁的手笔以及其他背景，只是感到在承认各宗教或文化之差别的同时，寻求各民族普遍的基本伦理观念，号召全世界有信仰的和没有信仰的男女老少共同奋斗，以结束现实的冲突和苦难，实现仁爱、公正、和平的世界秩序是符合人类大多数的心愿的。同时我认为这对于犹太人更是一个“福音”，因为犹太人在历史上饱受欺压、迫害和杀戮之苦，其根源与宗教冲突有直接的关系。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求同存异”、倡导“仁爱”与“和平”，号召各宗教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的伦理宣言，肯定为犹太人所欢迎。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我对《宣言》的认识和非常肯定的评价。

    有些出乎预料的是，斯藤伯格爵士读了我的文章后并没有明确表示赞同和欣赏。他很重视我的看法，要求秘书把我的手写稿打印出来，而且连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也不做变动。但是，他不同意我有关“求同”、“求和”的普世主义倾向。他对我说了许多，大致意思是：犹太人和犹太教与其他民族和宗教不同，而且也不求同，他所赞同和接受的是《宣言》中所说的各宗教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我的理解是，在他看来，各民族和宗教之间的差异是固有的，这是不可改变的基础，不能用共同性掩盖它们，而是要充分地理解和尊重它们。

    我感到，我们的分歧是在“求同”和“存异”的关系上侧重点不同。他的侧重点是存异，在此基础上谋求相互理解和尊重。我的侧重点在求同，是在求同的大前提下保留差异。我认为应该以共同的基本伦理原则为基础，这样才有可能进行不同宗教间的对话，并达到相互理解和尊重。如果没有共同的原则，连对话都困难，还谈什么相互理解和尊重呢？应该说，斯藤伯格的见解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当今世界，必须承认各个民族的宗教和文化的差异，否则就容易走向绝对的普世主义，甚至沦为文化沙文主义。但是，我仍然认为，在主张共同性的基础上承认差异性，更有利于各个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更容易达成理解与和解，更有利于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仁爱、公正、和平的社会秩序。

    犹太人善于求异的传统自古有之

    其实，犹太人之善于求异和存异是有传统的。《圣经》上说，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从巴比伦来到迦南，冷眼相对那里盛行的多神教，毅然扯起一神教的大旗。尽管一神教的真正建立和持守是艰难、曲折的，但直到现在，犹太人仍然高擎着这面旗帜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从亚伯拉罕，经过以撒、雅各到摩西，以色列人确立了“上帝之选民”的概念。这个概念宣称：犹太人是上帝赐予《托拉》的唯一民族，是世界各民族中独一无二的上帝之选民，与所有别的民族不同。不论是在遥远的圣殿时期，还是在反犹主义肆虐的中世纪和近代，犹太人始终坚定不移地固守着这样的信念。公元70年后，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散居的犹太人属于少数民族，不仅人口数量少，而且在文化上也处在寄居国文化的包围之中。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坚持独立的宗教信仰和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犹太人做到了。在希腊罗马帝国，或在伊斯兰教，或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国度里，犹太人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宗教，拒绝改宗，坚持自己的风俗习惯。当然，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凡读过犹太历史的人都知道以阿基瓦为典型代表的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殉教的故事，从中可知其代价之惨重。面对强大的民族和强势的宗教和文化，犹太人敢于说“不”，敢于坚持并维护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习俗，表现出善于和敢于“求异”、“存异”的内在基质。

    犹太人善于求异的特征在生活实践中表现为经常发表不同意见，善于争论。犹太人中间流行这样一句话：“两个犹太人，三种意见”（two Jews，three opinions）。对于一个事物，一个事件，一个事情，犹太人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互不相让，坚持己见。2008年，我应以色列总统佩雷斯的邀请，参加庆祝以色列建国60周年的“总统大会”，记得时任总理的奥尔默特在讲话中说：以色列有600万犹太人，也有600万个总理。由此，以色列人各抒己见的情形可见一斑。当然，任何民族和个人都不是铁板一块，都会有不同意见和分歧发生。然而犹太人之所以特别，就在于他们较之别的民族更擅长此道，而且在分歧意见发生后常常不寻求分歧的解决和意见的统一。分歧是客观存在的，与其统一意见，不如保留分歧，让人各行其是，使生活多元化。众所周知，犹太教最早的经典是《摩西五经》。它被看作是上帝通过摩西启示给犹太人的律法书，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性。圣经时代以后，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生活环境，编纂了口传律法书《密西纳》（Mishnah）。此后，犹太教的拉比们开始对《圣经》和《密西纳》进行诠释，于是出现了《塔木德》（Talmud）、《托斯夫塔》（Tosefta, 又译《密西纳补篇》）和《米德拉士》（Midrash），它们分别是解释《圣经》和《密西纳》的作品。这些作品中充满了大量的对于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解释。《塔木德》尤其是这样。它的风格就是先引述一段《密西纳》原文，然后把拉比们就这段原文所做争论中的不同意见一一陈列出来。例如，《塔木德》之《祝福式》（Barakoth）在引述了《密西纳》关于犹太人在晚上什么时间背诵《经训》（Shema）的一段原文后，拉比们对其中的内容给予了不同的解释，旨在澄清原文所说的“当祭司回家吃晚饭的时候”、“直到一更天结束的时候”、“直到午夜”、“直到黎明到来”等说法的涵义。这里没有定于一尊的意见，只是拉比们的讨论意见而已。再如，《婚姻》（kiddushin）在引述了《密西纳》关于如何得到一个女人做老婆或使她获得自由这个问题上希勒尔和夏迈的不同意见后，也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解释。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塔木德》里比比皆是。这里没有绝对权威，没有人人必须遵行的意见，因此，人们可以在生活实际中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执行，不必强求一律。当然，这并不是说犹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而是说犹太人比其他民族更易于产生不同意见，而且视不同意见的存在是正常的事情。

    犹太人内部同样纷争不息

    如果说犹太人是一个“尚异”的民族，那么中国人则可以说是一个“尚同”的民族。毫无疑问，不同的意见和分歧也时常发生在中国人之间。但是，中国人对于不同意见的态度和犹太人大不相同。自古以来，中国人往往认为统一思想、统一意见为正常，而视不同意见的产生为非正常的。因此，在不同意见发生后，中国人不是顺其自然，而往往是以某种方式使之统一起来，似乎意见不统一是不好的事情。中国人常说“和为贵”，而这“和”是以同一性为基础的。当然，“尚同”自有其长处。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尚同的人往往善于从纷乱的个别事物中发现共同的特征，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而在社会生活中，他们较为宽容大度，与人为善，比较容易得到他人的认同。

    许多人认为，犹太人在散居很长时间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使自己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而存在下来，说明她一定是个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万众一心、团结一致的民族。实际上，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犹太人在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是可以一致对外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犹太人内部又是纷争不息的。且不说《圣经》记述的雅各的其他儿子出于嫉妒把同胞兄弟约瑟扔到井里，后又卖给埃及的人贩子，也不说1世纪前后的撒都该派、法利赛派以及奋锐党人之间的争斗，就是现代犹太人也是派别丛生，纷争不息。19世纪初，伴随着政治解放运动和启蒙思想的洗礼，一部分犹太人意识到犹太教的危机，于是率先在德国进行宗教改革。先是改革派从传统的犹太教决裂，使原来统一的犹太教一分为二，分为正统与改革两大派别。后来，又产生了介乎二者之间的保守派。到了20世纪20年代，又在美国出现了重建派。不仅如此，在同一个教派中又分成若干宗派，例如正统派又包括老正统派和新正统派，以及哈西德派，等等。犹太人内部不仅派别林立，而且时有相互敌视的现象。数年前，我遇见过一个属于自由派的教徒，他说他看不惯那些过时陈腐的正统派犹太人，同时他也知道正统派仇视自由派或改革派。他说：在正统派眼里，我们是犹太教的破坏分子，所以“比基督徒还坏”。仔细想来，犹太教之分裂为不同的教派，而且各派之间时有攻击，除了社会历史的原因外，也与其“求异”的特征密切关联。既然允许标新立异，既然不同意见的存在是正常的，那么，在犹太教遇到挑战时就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的合法存在自然会演化成不同的派别。近年来，我们也大谈民族的劣根性，而重要的劣根性之一就是“窝里斗”。其实，这不是中国人的“专利”，许多民族都这样，一向给人感觉“精诚团结”的犹太人也不例外。

    善于求异是犹太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求异是一种思维方式。具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总是试图发现事物间的差异和不同之处，因此比别人更容易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是创造精神的特性，是思想家与科学家应有的品质。在历史上，犹太人造就了许多世界级的思想大师，如斯宾诺莎、马克思、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弗洛伊德、柏格森、布伯、海舍尔；还有大量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些杰出人物的出现尽管也与其他因素有关，但是，善于求异的思维方式无疑是其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求异也是一种精神。莱布尼茨曾经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表明差异是绝对的，同一是相对的。因此，求异是永无止境的。求异的精神就是不断地发现世界万物的差别所在，不停地探索，永远不停留在同一个确定的点上。在这个意义上说，求异就是坚韧不拔、不断进取的精神。从公元前586年的巴比伦之囚，到第二圣殿的建立；从公元70年罗马帝国焚毁圣殿，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到1948年重新建国；从圣经希伯来语到散居时期的拉地诺语、伊第绪语，到作为以色列官方语言的现代希伯来语……历史清楚地记下了犹太人的足迹，显示着犹太人特有的求异、创造、不断进取的精神。

    犹太人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内涵的民族，同时她又是散居的，多元化的。因此，其特征决不是一个“求异”能够概括了的。这里只是一个在尚同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对于犹太人的一点粗浅认识罢了。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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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浩
《 博览群书 》（ 2011年08月07日）

    爱因斯坦曾说：“几千年来使犹太人联结在一起，而且今天还在联结着他们的纽带，首先是社会正义的民主理想，以及一切人中间的互助和宽容的理想。甚至在犹太人最古老的宗教经文里，就已浸透了这些社会理想，这些理想强烈地影响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且对大部分人类的社会结构都有良好的影响……像摩西、斯宾诺莎和卡尔·马克思这样一些人物，尽管他们并不一样，但他们都为社会正义的理想而生活，而自我牺牲；而引导他们走上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的，正是他们祖先的传统。”

    犹太人是一个宗教民族，作为伦理一神教的犹太教将道德和宗教这两者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长期以来，犹太教为历经磨难的犹太民族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持。依据犹太教思想，上帝不仅创造了自然界和自然界的秩序，而且创造了人应当遵守的伦理道德以及相对应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奖善与惩恶乃是犹太伦理的基本要求，也是犹太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

    犹太公义思想的源头

    《圣经》是犹太公义思想的源头。在犹太人看来，《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包含着上帝的律法，它要求人们按照上帝之道行事，确立世界的公平和正义。海舍尔指出，《圣经》展示了上帝待人之道，以及人待上帝之道。它包含着上帝对邪恶者的抱怨，也包含着被压迫者要求上帝公正的呼声。谨守《圣经》的律法和教导，就是给上帝增加荣耀；违背《圣经》的律法和教导，就是在玷污上帝的神圣性。《圣经》一神教思想反对宗教上的迷信和盲从，提高了人的地位，强调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即人在实现上帝绝对之善过程中的突出意义，人类必须通过自己公义行为来实现上帝之善。行公义、好怜悯，是《圣经》传达给世界的最重要精神，是犹太先知精神的精髓，也是犹太弥赛亚和末世思想的核心。

    《圣经》多处对犹太人行为准则提出要求，体现了公义精神。在《圣经》中，奴隶连续劳动7年之后可以获得自由，而无依无靠的寡妇的权益也受到社区和会堂的保护。《摩西五经》所关注的一个重要主体就是保护无助者：非以色列人奴隶、欠债者、穷人、“寡妇、孤儿和寄居者”。每当第7个年头，土地享受安息年而休耕时，穷人们可食用土地上自然长出的东西（《出埃及记》第23章10－11节）。遗忘的庄稼捆和未摘的果实要留给他们（《申命记》第24章19－22节）。圣经律法规定，向以色列兄弟借钱，不可取息。（《出埃及记》第22章25节；《申命记》第23章19－20节）《申命记》立法规定，每过7年，穷人的债便要被取消一次（《申命记》第15章1-11节）。

    犹太教第二大经典《塔木德》继承了《圣经》伦理一神教思想和先知传统，强调人们依据犹太教律法和礼仪的要求行公义，律法是确保公义的手段。拉比犹太教将人的仁慈、善良和正义之举看成是修复和完善世界的必要行动，强调每一个人都应对社会公正负责。犹太传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就是教导人们：一个人所肩负的责任通常决定他会成为怎样的人。因此，无论犹太人获得了什么样的权利，他们必须用它去救济他人、改善环境、为受压迫者寻求公正。从本质上讲，这一切都是使世界更美好所必需的。

    《塔木德》学者宣称个人财产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公共福利事业。当个人财产服务于公共利益时，财产权本身应适度地得以修正，或者在必要时予以中止。按照这一原则，塔木德法规规范了工资和工人的劳动时间，商品价格和利润率。同样，社区应为促进公共福利，如公共浴室、高效的医疗服务以及充分的教育便利（至少是初级水平的教育）做出努力。穷人有权按照他们的生活指标向社区申请资助。较富裕的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和这些人分享财产。为了使对穷人的救济更有效，并将之建立在更受尊重的地位上，一些制度化的规定出现了。如贫困的城镇居民每周可获得衣食方面的补贴，寄居者每天可获得生活津贴，预备的食物应该可以应付急切的需要。为帮助贫困的旅行者和无家可归的人，犹太人常常在主要的道路边上设立公共旅馆。所有这些便利措施所花费用都从社区的公共税收中支取，这些税收是由社区居民共同筹集的。而从现代观点来看，最有意思的救济穷人的方式是，为失业者提供帮助的公共工作计划。这样的细节在约瑟福斯的史著中有所记载，而在塔木德时代更加制度化了：“当人们看到18000多名工匠无事可做，领不到工资，正处在饥饿中时……他们劝诫国王修建东方的修道院……国王拒绝了这项请求，但当他们要求为城市铺白石路时，国王则没有拒绝。”

    犹太公义思想的实践

    从公义出发，犹太教强调慈善和捐赠，它甚至被视为犹太教所构筑的社会体系的基石。在犹太教看来，实现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保障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实现社会公义之必需。犹太传统也从来不认为私有财产权优先于基本人权。犹太教不接受清教所强调的世俗财富和财产的获得乃是一种荣耀的观点。相反，对于犹太教而言，人权优先于私有财产权。财富，若取之有道，用之有度，可以圣化生活；用之不当，会亵渎上帝之名。著名美国犹太实业家杰克·罗森在谈到犹太人对待财富观点时指出：“如果财富只是用于个人的私欲，那么，无论是财富，还是财富拥有者就都没有了解财富的真正价值。只有当财富用来帮助他人，财富才成为无价之宝。”犹太教反对“适者生存”的观念。人不应为获取自己的生存权益而公然反对或牺牲同胞的利益。犹太先贤构筑了一种“依存的哲学”，它可以简洁地表达为：“不仅人类之间是相互依存的，而且所有的自然物也是相互依存的。星辰如此，天使也是如此。”每个人必须对其同胞的贫穷和不幸负责，而不可以漠不关心。

    犹太教认为，行善和捐助是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这和世界上有些民族的宗教和文化认为一个人行善可以修功德是根本不同的。在犹太人看来，公义乃是上帝的教导，是无条件地执行上帝诫命之必需，行公义之人不应期望从受捐助人那里获得报偿。尽管犹太教认为靠正当劳动而致富的富人应该受到尊重，不主张劫富济贫，也不主张富人应倾其所有来捐助穷人，但犹太教反对为富不仁，它认为富人有无条件地向穷人施以捐助的义务。几乎所有研究中世纪犹太社会福利的学者都强调了犹太慈善事业的无条件性。他们认为，“犹太慈善事业”不仅仅是施赈，更主要是一种宗教责任。病人不仅得到社区和医生的关怀，而且首先得到他们邻居的关心。探访病人——无论穷富——有一种宗教上的意义，也是一种社会公益行为。

    犹太教认为，捐赠的意义不只在于让受捐赠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缓解他们生活的困境和不幸，更在于它促使捐赠者的心灵和境界得以升华。犹太教传统教导其追随者说，犹太教中许多必须遵照执行的诫命是具有反射性的……犹太人捐出自己的钱，是因为在某种更深的层面，犹太人意识到这样做对授予者的益处要远远大于被授予者的益处。“给予胜过获取”的观念实际上是犹太伦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观念有效地强化了社会公义的思想。对于犹太人而言，公义的核心在于每一个犹太人必须尽其所能给予需要帮助的人以援助，甚至贫穷的人也有义务救助那些和他一样贫穷以及比他更加贫穷的人。

    犹太教强调要保护受捐助者的尊严。在《圣经》中，穷人不被称为穷人，而被称为“年轻的兄弟”，这样就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平等关系。穷人不仅需要物质上的帮助，而且需要精神上的关怀。因为物质的匮乏，穷人通常会在精神上感到低人一等。所以，像兄弟一样地对待穷人，才能缓解这种低劣感，捍卫他们的尊严。因此，对于犹太人来说，捐助不仅成为一种传统、一种风俗、一种习惯，也是提升人类尊严的一种行为。由于宗教赋予了这些慈善行为以神圣性，所以它们能够深深地扎根于每一个犹太人的心中。

    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社区和会堂甚至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家里，我们经常会看到形形色色的募捐箱，这样的募捐箱叫做储达卡盒（Tzedakah Box）。“Tzedakah”一词在希伯来语中的涵义为“公义”，代表犹太文化主张社会公正和正义的思想。捐赠乃是在施行上帝的公义。人的一切所得只不过是从宇宙的创造者那儿借来的，大地及其大地上的一切都属于他。人施行慈善无非是使上帝赐予人的物产得到更为平均的分配而已。犹太人每逢节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储达卡盒中捐钱，它同时也成为犹太父母教育子女的一种方式。

    犹太公义思想的意义

    我们看到，在犹太人长达两千年的流散史中，世界犹太社区秉承公义传统，在兄弟社区遭受经济与社会困境时，主动而及时地伸出援助之手，这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世界犹太社区的凝聚力和统一性。

    中世纪，在东欧犹太人居住的城市中，散布了许多社会公共福利机构，承担着诸如向衣无蔽体者施舍衣物、为穷人的孩子提供教育、为贫穷少女提供嫁妆、为穷人过“逾越节”提供无酵饼和酒、照顾孤儿、探访病人和产妇、照顾老年人、免费殡葬、支付被绑架者的赎金和支付庇护者的费用等功能。19世纪，随着大量的犹太人移民美国，犹太群体建立了一些机构，以满足同胞日益增长的需要，同时提供一些专门的服务。其中较著名的一些社团和慈善机构是：纽约城的西奈山医院、辛辛那提的犹太医院、费城的希伯来教育社、纽约城的老弱病者疗养所、希伯来慈善社、希伯来护卫社等。类似的情况在西欧犹太人口相对集中的一些大城市也能看到。早在18世纪，这些城市市区已建立了一些犹太人专门的慈善机构，如伦敦的犹太人保护委员会、柏林和整个德意志地区的德意志—犹太人协会。

    灾难和战争时期，世界犹太人命运的改善、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推进以及现代以色列国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海外犹太人的慷慨捐助和支持。美国犹太人是很好的例证。1914-1924年间，美国犹太人为饱受欧洲战争折磨的犹太人募集了数千万美元的物资。在那些阴郁的年月，慈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美国犹太人的民间宗教。通过慷慨地向欧洲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提供食品、衣物和住房，美国犹太人找到了其集体使命——按照美国犹太领袖席夫的话说，就要“证明我们自己是犹太人，证明我们自己是他们的弟兄，延迟犹太人作为一个群体的终结”。二战期间，从1939年到1944年，美国犹太请愿团从美国犹太人那里募集了大约1亿美元的捐款，其中仅1944年一年就募集了4000万美元；1945年，为缓解世界犹太人因大屠杀而遭受的悲剧，美国犹太请愿团至少募集了8500万美元到1亿美元的资金。所有这些资金被用于营救从野蛮纳粹手中逃脱的犹太人，帮助他们在美国逗留，或者向以色列移民。

    当然，这种公义之传统不仅体现在犹太人的内部，也体现在犹太人与异族的交往中。在一些关键时刻，犹太人摒弃宗教的隔阂，向他们的异教邻居伸出援助之手。在美国，犹太教、新教、天主教构成了美国宗教之基本格局，尽管彼此存在着竞争，但是在很多时候，犹太教和天主教、新教徒站在一起，而在新教和天主教需要帮助时，犹太人给予积极援助。比如，当建设天主教堂和新教教堂急需募集资金时，犹太人总会慷慨解囊。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为美国政府正义的军事和外交行动发起了大规模的募捐行动，募集了大量的资金。时至今日，在世界慈善事业中，犹太人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如北美洲犹太人社区有超过10000个独立的家庭基金会，目前资产总数超过300亿美元，每年可分配数额超过30亿美元。这些资金被广泛用于资助医院、敬老院、教育机构、社区、文化和政治组织以及国际组织。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历史转折期，社会矛盾多发，贫富分化有所加剧。发扬爱心，扶弱济贫，强化社会共生和互助意识，并创设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以推进慈善的常态化和机制化，对缓和仇富情绪和社会阶层对立，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是有益的。从这一意义上讲，犹太人的公义思想，尤其是他们在慈善事业上的一些观念和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      

    （实习编辑 邢新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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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倩红

《 博览群书 》（ 2011年08月07日）

    犹太文化是一种颇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绮丽。自其产生以来，在长达30多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面对疆域缺失、民族离散的复杂环境，基本保持了元典文化的特色，不断传承、延续，不仅成为西方文化的源头，而且至今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活力。

    犹太文化之所以能在与异质文明的交往中一次又一次地完成调试与改造的过程而保持自我的主体特征，并在现代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中仍然发挥其作用，除了文化自身所具有的更新机制、兼容能力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即古老的犹太传统浓缩了许多现代人所追求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在传统犹太教的肌体中很早就孕育了可贵的现代意识。犹太文化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一系列现代理念的推崇与实践上，如追求自由与平等、重视生命的价值、追求此世目标的实现以及商业合理化思想等。

    选择自由和追求平等的理念

    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曾说：“自由选择的观念是圣经思想对人类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从摩西出埃及到第二圣殿被毁时期，犹太历史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追求自由与解放的主旋律。犹太民族所演绎的“出埃及”的壮丽景观已被作为人类摆脱奴役、寻求自由的象征而长存于东西方的历史画卷之中；在巴勒斯坦沦于强国统治的非常时期，犹太人为反抗塞琉古、罗马帝国的压迫与控制，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为了以色列的自由”是支撑马卡比人、奋锐党人、巴尔-科赫巴起义者的坚强支柱，“宁为自由而死，不作奴隶而生”是马萨达将士们集体自杀之前留下的最后遗言。此后，在国破家亡的历史遭际面前，犹太人又竭力保存精神的火种，通过社会精英的努力而传承了民族智慧。大流散时期，对自由意志的追求与向往仍然是犹太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

    追求平等、蔑视权威也是犹太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上帝是基于完全平等的观念来塑造人、要求人的，人与人之间虽然存在差异，但在本体上都是平等的生灵，任何人不得凌驾于他人之上。自古以来，犹太人极力否认特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犹太人铭记撒母耳的训导，即使有幸成为国王的人，也不可压迫他人、实行专制，而要遵循神的律法，向人间播撒上帝的爱心与公义，真正成为民众的公仆。

    在王国时期，有作为的国王常常被作为民族英雄而载入史册，难能可贵的是犹太人却能以一种平常心态去看待他们的功过是非，在充分肯定其作用、歌颂其美德的同时，并不刻意掩饰他们的弱点甚至罪过，这一点在《圣经》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圣经》编纂者对参孙的胆识赞不绝口，但又指出，参孙并未脱俗，且常常违约，有很多远离神道的行为；《圣经》中的大卫王智能超人、才华横溢，作为国家的真正缔造者而名垂史册，但他又表现出许许多多的人性弱点，他曾卑劣地违背自己的诺言，并有过夺人之妻、残害无辜的可耻行为。（《撒母耳记下》第11章）可见，在《圣经》编纂者的笔下，国王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他有自己的过人之处，也有常人的弱点与过错。

    推崇集体与张扬个性的观念

    犹太民族是一个崇尚群体智慧的民族，传统的希伯来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群体观念。上帝的契约不是与立法者摩西个人所立的，而是与全体以色列人立的：“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雅卫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出埃及记》24：3）正是这种集体意识深化了民族精神，使得犹太人始终牢记他们属于命运共同体，个体寓于群体之中，在灾难与迫害面前要依靠群体的力量共度难关。这种群体意识对于频遭流散迁徙的犹太人而言更加重要。

    在长期的离散过程中，正是这种观念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向心力，把一个失去疆域、命运多舛的民族从情感上连结在一起，从而保证了犹太精神、犹太文化和犹太民族的延续。中世纪犹太人在商业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该归之于这种全体一致的犹太集体精神，使得他们充分利用散居在各地的同胞以开展商业；以至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也是靠着犹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才得以在沙漠之地重建了犹太民族的新天地。

    值得一提的是，犹太人并非盲目地崇拜群体，他们从不贬低个人的价值。犹太人认为，人既然是按照上帝的形像所造，那么人的尊严自然要得以维护，任何人的生命都超然重要，别人与自己一样是构成社会的要素，那么，“人”与“己”的价值同等重要。

    希勒尔是生活于公元前后的犹太教首席拉比，负责最重要的律法裁决，拉比作品中把他描绘成一个最伟大的早期哲人。据说，耶稣基督的许多言论正是出自希勒尔之口。希勒尔对人己关系这一哲学命题也有着极为精辟的见解。据《塔木德》记载：有一天，一位异教徒来到希勒尔面前，他一只脚站立，请求希勒尔在他单脚而立的时间里把《托拉》的真谛授于他。希勒尔这样回答了他的问题：“有害于己的，勿施于同胞，此为全部《托拉》，其余皆为评注。”在此，希勒尔阐发了一个长久流传的金科玉律——“有害于己的，勿施于同胞”，这不正是中国儒家学说所崇尚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命题吗？可见，在如何处理人己关系的问题上，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惊人的一致。长期以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道德准则之一，成为仁人君子为人处事的指南。

    然而在实际的运用与操作过程中，这一准则往往扬“人”而抑“己”，陷入一种约束自我、限制个性的传统文化模式之中。犹太民族早在两千年前似乎就意识到了这一准则的偏颇之处，因此，倒置命题，使之成为一种双向适用的原则：即一方面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则强调“人所不欲，勿施于己”。上文中提到的希勒尔不仅首倡“有害于己的，勿施同胞”，而且还大声呼吁要重视自我。他的名言是：“假如我不为己，谁会为我？假如我只为己，我是什么？假如不是现在，那是何时？”希勒尔这番富有思辨性的反诘语不仅长期流传，而且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座右铭。如果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智慧的话，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人所不欲，勿施于己”的有机结合更是智慧中的智慧，是一种洋溢着思辨精神的更大的智慧。

    保持忧患与培育乐观的意识

    源远流长的反犹主义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犹太人的忧患感与成功意识。由于反犹主义的历史几乎与犹太人的历史一样悠久，因此，犹太人在经常性的迫害和灾难中孕育了一种异常坚韧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对犹太人的生存与发展起到独特的推动作用。在犹太文化中，关于忧患有许多表达，如犹太谚语所说，“只有辗碎的葡萄才能酿出最醇的酒；只有压碎的橄榄才能榨出最好的油”。马丁·布伯也非常精辟地说：犹太民族之所以成为永恒的民族，并非由于他们被允许活下去，是因为不允许活下去。

    从很大程度上说，长期遭受反犹主义迫害的犹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与他们那种乐观、坦荡的心态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有人甚至认为几千年的犹太智慧可以浓缩为一点，即乐观向上。例如，1943年华沙犹太隔都起义期间，在废墟与瓦砾之中，人们却看到许多犹太家庭围在一起共读《哈加达》，津津乐道地回顾以色列人摆脱奴役、获取自由的往事。4月30日，即暴动最猛烈的日子，一些人还聚集在地下室里，纵情地歌唱、演讲。那种情景、那种气氛使人们忘却了战争的存在，忘却了希特勒、毒气室与焚尸炉。

    犹太宗教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就是对信念的坚守与对未来的希望，从以往的经历中找到一种自信、一种超脱，把“对历史的坚守作为希望的源泉”，从而寄希望于即将来临的明天。犹太复国主义者用自己的实践验证了希望的力量可以创造历史的奇迹。以色列建国之后又把《希望之歌》作为国歌，用来激发犹太人建设新国家的民族激情。犹太思想家也认为，希望所孕育的激情与活力是犹太人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用苏格兰作家撒母耳·斯迈尔斯的话来说：“希望与力量同在，希望是成功之母。因为怀有强烈希望的人往往具有创造奇迹的天赋。”

    追逐盈利和施与慈善的举措

    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人是人类历史上较早从事商业活动的民族之一。在希伯来人的《圣经》中不仅记载了他们的许多贸易活动，而且对贸易原则也作了一些规定。如《申命记》中强调要公平买卖，“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砝码，你家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升斗，当用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申命记》中还谈到对雇工要以诚相待，不可欺诈，“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出埃及记》对所有权及债务问题作了许多规定，如不可占有别人的财产，“人若偷牛或偷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等。犹太民族自称“契约之民”，称其宗教为“契约之宗教”，称其《圣经》为“神与以色列人的签约”。犹太教与其它宗教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强调神人之间的“约定关系”，无形的上帝实际上也是民族思想与民族意志的神圣化，上帝不仅仅是犹太之神，更是犹太之王、犹太之父。人如果信守与上帝的约便可蒙恩，毁约者就会遭到惩罚。正是在这一宗教传统的影响之下，犹太人形成了重合同、守契约的商业信誉观念。

    继《圣经》之后成书的《塔木德》对商业活动有了更为系统、更为广泛的记载，并且已经萌芽出商业合理化与规范化的思想。《塔木德》教诲人们要重视金钱、珍惜自我。《塔木德》中有许多关于钱的格言、警句，如“身体依靠心而生存，心则依靠钱包而生存”；“钱不是罪恶，也不是诅咒，它在祝福着人们”；“拥有很多财产，忧愁可能相对增加，但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忧愁更多”等等。可见，犹太人对金钱的崇拜欲极为强烈，而且在考虑钱的问题时往往表现得比别的民族更富于实利性。除了重视金钱之外，作为以色列人行为准则的《塔木德》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教育人们要珍惜自我的价值。

    此外，《塔木德》强调诚实无欺、公平竞争的交易原则。为了使犹太人养成诚实经商的习惯，《塔木德》对经商原则作了种种规定，如在推销手段上，禁止带有欺骗性的宣传，不能故意把奴隶打扮得年轻以获得高价；不能在家畜身上涂上颜色以蒙骗顾客；不能把旧工具翻新以取得高利等。在价格问题上，注重保护买方利益。当时商品没有统一的价格，成交价主要靠双方讨价还价，但要求价格差价应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在计量手段上，《塔木德》力求公正，如作为量器的瓶子，底部不能有残留；砝码的底部要保持清洁以保证分量的准足等。在世界上大多数居民尚处于农耕社会时期时，《塔木德》就已在很大程度上向犹太人灌输正当利润、公平价格、合理竞争等现代商业法规的基本概念，并开始把道德准则融于商业精神之中，这足以表现出犹太民族的先见之明。渗透于《塔木德》中的商业观念，自然会影响到犹太人的思想与行为，培养了他们的商业意识。

    与追逐盈利同等重要甚至更加神圣的理念就是犹太文化强调乐善好施的精神。由此，犹太人不仅是最为精明的商业民族，而且也是最为慷慨的慈善民族。《圣经》中屡屡强调“公义”，并以此为尊荣、高尚：“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箴言》21：20—21）慈善不仅是一种个人的选择，更是一项神圣的指令。犹太文化理想中的弥赛亚国度即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贫困的公义世界。

    公义慈善的传统在《塔木德》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凸显。《塔木德》强调世界的根本就在于此，世界立于三大支柱之上：学习、祈祷与慈善。慈善使犹太群体内部关系得以缓和，从而在流散与迫害的外部环境中维持了极强的民族凝聚力。这种精神一直延及现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为了犹太国家的事业纷纷慷慨解囊，可以说，没有全世界犹太人的赞助，犹太复国主义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也正是犹太文化在遭受外部世界频繁而强烈的打击迫害时依然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坚守传统与时刻求新的意志

    尽管许多现代主义者常常把传统视为现代性的对立物，但现在依然存活在“过去的掌心”之中。犹太人始终坚持自身的文化传统，这使之得以在磨砺迫害中保持了民族特性、延续了民族文化、传递了民族精神。现代犹太文化中依然保留了大量的犹太传统，因为犹太传统是他们认同之根、身份之源。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就是一个借助传统力量复兴民族的典型例子。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也译作锡安主义）就是回归锡安，而锡安正是犹太传统中指代古老民族家园的历史名称和文化意象。正是在犹太传统的感召下，犹太复国主义才在短期内实现了复国的现代奇迹。

    综观犹太历史与文化演变历程，勇于创新与坚守传统一样，是犹太民族不朽的精神动力。关于创新的理念，犹太人凝练出了很多智慧名言，如“在生命的演奏会上，没有人能得到一张现成的节目单”、“精神创造奇迹”、“观念改变世界”等。在犹太民族长达数千年的履历表上，不管是在历史的高潮期，还是国破家亡、圣殿被毁、流落他乡的受难期，犹太人总是表现出出色的创新品质。首创一神教、建构古典伦理、创新资本经营模式、诺贝尔奖神话、以色列国家的创新奇迹等无不体现出这一点。

    而犹太人的创新动力正是源自犹太文化的滋养与孕育。自古以来，犹太文化就鼓励人们勇于“挑战被接受的观念”，赞赏标新立异。正如犹太格言所说的：“自己不去思考和判断，就是把自己的脑袋交给了别人去看管。”《塔木德》上也有这样的箴言：“假如所有的人都向同一个方向走，这个世界必将倾覆。”正是处于这样的文化背景，犹太人把“崇尚个性，鼓励创造”作为重要的教育理念，从小就要求孩子要学会提问与表达、善于逆向思考、展示自己的创造力并培养延后享受的观念。其目的就是要激发学生的成功动机、锻造鲜明的个性特征。据说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不无感慨地对时任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说：“当一亿七千万人口的总统真难。”本-古里安的回答是：“当两百万个总理的总理更难。”

    总之，丰厚的传统文化与独特的经历，塑造了犹太民族的个性，也磨砺了他们精神意志。正如丽莎·吉斯特在《宗教与财富》一文中所说的：“犹太教中传统的力量比其他任何宗教都要强大，这些传统本身就赋予了个人某些特点，比如强烈的自信心、对于学习的热爱、对于神的敬畏、强烈的社群归属感……所有这些几乎构成了人类竞技场中获得成功的天然基础。”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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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刚

《 博览群书 》（ 2011年08月07日）

    犹太人有个传说——犹太人坚信自己是聪明的，并且这种“聪明”无需证明。历史好像也支持这个传说。那些世界级的卓越犹太人仿佛天空璀璨的星辰，把世界历史点缀得异彩纷呈……

    在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都留下了犹太人深深的痕迹﹕文学家有阿格农、阿莱赫姆、以撒·辛格、卡夫卡、海涅、阿西莫夫等，音乐家有海费兹、帕尔曼、巴伦·博伊姆、史坦兹、鲁宾斯坦等，政治家有基辛格、迪斯累利，哲学家有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卡尔·波普、马丁·布伯、鲍曼、卡西尔、卢卡奇等，电影艺术家有伍迪·艾伦、马克斯兄弟、达斯汀·霍夫曼、斯皮尔伯格、哈里森·福特、保罗·纽曼、迈克尔·道格拉斯等，商业巨子有罗斯柴尔德家族、雷曼兄弟、雅诗·兰黛、乔治·索罗斯、雪铁龙品牌创始人安德烈·雪铁龙、Levi’s牛仔裤创始人李维·斯特劳斯等。最值得一提的是，历届诺贝尔奖获奖者中22%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仅仅为0.25%。

    所以犹太人被称为“有智慧的民族”。

    人们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成就了这个传说，难道犹太人真的是上帝的唯一选民？也许，只有深入犹太人独特的文化世界，才能真正解开这个谜。

    独特的语言

    犹太文化的独特，首先是它语言的独特。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犹太民族的心灵特质体现在非同寻常的希伯来语体系中。希伯来语的动词总是表达一种运动或一种效果，名词也是一种运动的状态或结果。（《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挪威〉托利弗·伯曼著，吴勇立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4月版）对犹太人而言，事物和世界作为整体的存在意味着活生生的、积极的、活动着的意义：

    大山踊跃如公羊，

    小山跳舞如羊羔。（《诗篇》114﹕4，《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印，1989年版，下同）

    大山因他震动，

    小山也都消化。（《那鸿书》1﹕5）

    在希伯来语中，Hayah（存在）作为最常见的动词，也同其它西方语言的Sein（存在）不同，它不作为系动词使用已经成为一条普遍规则。完整的《旧约》意义上的“存在”，首先是人的存在，人在行动中的存在。一个人存在着，不仅在他内在活动和行为中，而且在他的生成过程——“活着”。存在意味着“活着”，活着就是存在的意义和目标。

    犹太民族在千年的颠沛流离中，之所以始终顽强活着，是他们深信，活着就是存在，就是人生的意义。在大流散时期，犹太人到处流浪，他们经常脱离习惯、安逸和依赖的状态，不论物理、精神上都不断处于移动之中。在希伯来语中，“居住”（shakhan）意味着落脚某地或是能从某地迁走，也就是说居住就是为了能离开。存在只有和活跃的、运动的事物有内在联系，才是现实。世界和事物作为整体存在对于犹太人来说，是活生生的，有着积极的意义。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第一句话就是：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事物的总和。事实总是发生的，运动的，而事物不是。也许，只有这位犹太哲学家能够这么直接地说出这个道理来。

    因为语言的动态特征，犹太人思维习惯中也有很多动态特征。比如，罗森塔尔描写犹太人典型的会议：“所有的人同时说话，话未说完又被打断。安静意味着别人对你没兴趣。”（《以色列人》，〈以〉唐娜·罗森塔尔著，徐文晓、程伟民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P74）同样，在犹太人学习《托拉》时，也是异常嘈杂。对他们来说，越是激情洋溢越能记忆牢固。运动是提高思考力和学习力的捷径，所以犹太理念是读书的时候要站着，边走边学习，这样效果更好。

    独特的信仰

    犹太文化的独特，也和其信仰的独特有关。

    犹太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神教，其信仰的神耶和华也和其他民族的神不一样。其他民族的神或是自然神（各种多神教中的神），或是人格神（基督教、伊斯兰教中的神），基本上都是有形象的，而犹太教的神是没有形象的，看不见摸不着，依靠想象存在于信徒的之中。《摩西十诫》禁止对神进行形体表现，无论是雕塑还是绘画都禁止。犹太教的神常常通过抽象的力量来表现自己。《旧约》里的杰出人物都是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施力而成为英雄的。这就要求每一个信神的人都必须依靠想象力以及神迹的显示来接近神。由于这个原因，犹太人拥有比别的民族更突出的创造性的想象力。想象就是力量，想象比现实更强烈，胜过道理。哈列维拉比说：清楚的预言决定逻辑性的推理。面对不合情理的事物（比如神迹），要借助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才能使其合情理化。犹太人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始终坚守民族的独特性，和他们在苦难中始终靠想象来告慰现实，跳出现实翱翔于高尚的精神世界不无关系。因为神已经说了，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最终会苦尽甜来。在最困难的时间里，想象力成为犹太人活下去的力量和希望。

    弗兰克尔发明的意义治疗法，可以说准确总结了犹太人想象力的力量。这种想象力能够治疗心灵的创伤，使人们能够依靠强大的精神力量超越外在的苦难和厄运。犹太人能在极端困苦中取得那么多伟大成就，毫无疑问和他们强大的精神力有关。拥有世界第一记忆力的舍列舍夫斯基就是犹太裔的俄国人。他能用联想连接毫不相关的印象来记忆大部分事物，以色彩感受音乐，以嗅觉感受声音。具有疯狂想象力的导弹专家加百列发明了进入人体肠胃的胶囊相机（gut cam）。而爱因斯坦则依靠创造性的想象力创立了引起现代物理学革命性变革的相对论。

    1948年，颠沛流离上千年的犹太人在沙漠中建立了以色列国。以色列的复国是犹太人想象力的辉煌证明。拥有创造性的想象力使得犹太人在需要抽象力和想象力等脑力的领域成就斐然。在华尔街纽交所上市的120个以色列公司几乎全是高科技，比除了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多。

    独特的时空观

    犹太文化的独特，和他们独特的时空观念紧密相连。

    犹太人根据天上的发光体发出的不同强度的光和热来确定时间。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创世纪》1﹕3、1﹕5）

    连一天之内的个别时间也是通过太阳光热的方式和强度确定的：

    等到太阳上升，

    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尼希米记》7﹕3）

    可以看出，犹太人的时间涉及到某种质的东西，时间和它的内容是内在同一的。时间是事件的洪流，而非康德所说的感性直观。时间就是他们的历史。所以，时间是与他们紧密联系的。他们内在于时间之中。这样，整个世界在时间中成为一个整体，并具有永恒的意义。（《以赛亚书》40﹕8）

    在我们的概念里，时间是线性的，有前后之分，并且不可逆，而在犹太人的观念里，时间则是圆形的，祖先的事功走在前面，和当世紧密相连。或者说，当下和历史对于犹太人来说都是在生成的过程中，未来在前面，但从后面到来。

    这种时间观念，对犹太教育影响深远。犹太人把学习《托拉》作为人生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在他们看来，学习《托拉》是他们跟随祖先的足迹和智慧走近神的必由之路。凝聚了10个世纪2000多位学者智慧的《塔木德》，成为犹太人真正的衣钵。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诵读。（《约书亚记》1﹕8）

    学习《托拉》，要持之以恒。（《阿伯特》P21）

    犹太教对教育极为重视，首先是家庭教育，要教孩子用希伯来语背诵《托拉》，其次，西缅·本·蔡奇于公元前75年就开始创立全民义务教育，犹太会堂普遍开办学校。19世纪以来，更是采用“和读”方式（一个教师带着一批学生整日学习宗教课程）教育学生。

    下面这些犹太格言能说明犹太人对教育、知识的重视：

    宁可变卖所有的东西，也要把女儿嫁给学者。

    为了娶得学者的女儿，就是丧失一切也无所谓。

    假如父亲与教师两人同时坐牢又只能保释一个人出来的话，做孩子的应先保释教师。

    毫无疑问，极端重视教育，集体学习《托拉》，使得犹太人从小就培养了集体意识和崇尚学问的氛围。在学习中，热烈的讨论争辩，多样的记忆方法，口传律法和经典的启迪，使得犹太人的思维能力不断提升。

    犹太人的空间也和我们不同。我们的空间是个场所，万事万物在这里按照某种几何位置（坐标）放置。而犹太人只对内容感兴趣。一般人看事物首先是线条、轮廓什么的，犹太人则用五感直接把握事物，若用佛教用语比附的话，就是对事物不起分别心，当下即是。在空间中，我们常常会有界限的运用，物与物之间，位置的概念等都需要有分开两个区域的界限，有位置的概念。但犹太人则仅仅用事物来划分，比如用高山、峡谷等自然存在分开区域，而非不占任何空间的界限，像国界线、经纬线什么的。因为我们有分别心，有内外界限，所以产生超越的问题。芝诺悖论就是如此产生的。而没有形式的界限，就不须“得意忘象”，而是直接回到现象本身。回到现象本身，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现象学的经典格言。而开创20世纪现象学运动的犹太哲学家胡塞尔，也许正是得益于犹太人这种独特的空间观念。因为没有界限，所以就没有束缚，创造的世界就此展开。

    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有一种革新的文化，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不断改进，让不可能变成现实。（《以色列人》P70）

    一切为上天之名而进行的争执，其结局都将是永恒的。（《阿伯特》P76）

    智慧的《塔木德》没有起始也没有结束，大部分都没有完整的答案。只要是犹太人，都可以拒绝接受任何一位拉比的律法解释，而且应该像《阿伯特》上说的那样做：

    提出问题又寻找答案，倾听他人以充实自己；他学以致教，学以致用；他给他的老师以启迪，能整理其所闻，并奉言者阐述观点。（《阿伯特》P89）

    独特的“物”的概念

    犹太文化的独特也体现在独特的“物”的概念。

    我们用因果关系来认识“物”，一起现象和随之而起的现象的必然联系，我们叫做原因。这种因果关系对应着我们线性的时间观念；而犹太人认识物则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来认识，个体与整体之必然联系谓之理由。这种关系对应着他们的时间观念。因果链条是不可逆的，是现象界基本规律；理由则是伦理性的，非线性的，表现性的、充满意义的。牛顿的上帝只是第一因，他启动了因果链条后就再无作用；而犹太人的上帝则是始终运动的、强力的。世界在犹太人的眼里，只是耶和华的工具，耶和华通过其行动，借助于所造之物个体之物显示自己作为整体的存在。耶和华是世界的理由。所以，希伯来一切个别的“存在、是”（hayah）都包含了作为耶和华力量象征的“有效、有用、起作用”的意义。

    我治好了这水，从此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上不生产。（直译﹕他从此不再是死亡或不生产）（《列王记下》2﹕21）

    所以，“物”的重大意义部分在于它是器具，即用于行动的工具，部分在于它内在固有的意义。（参见《雅歌》）

    因为对存在事物工具性的认知，犹太人看待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功利性的，所以犹太人积极入世。他们不怕辛苦，努力工作，由于常年颠沛流离，财物随时可能被没收，只有金钱因其可方便带走而成为抵御苦难的工具。所以，犹太人爱钱如命。《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就是一个经典的犹太人形象。马克思在那篇引起很大争议的《论犹太人问题》的论文中也说，犹太人的世俗上帝是金钱。

    在商品世界里，没有钱会永远被人瞧不起。所以，钱对于犹太人来说是赢得尊严走近耶和华的最好工具，最有效的手段。正如犹太谚语所言：钱不是罪恶，也不是诅咒；钱会祝福人的。钱会给予我们向神购买礼物的机会。

    所以，犹太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民族，是最纯粹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人格化。吊诡的是，历史上多次的反犹主义，尽管有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宗教冲突的因素，但在根源上也和犹太人的金钱有关。犹太人在很多国家，都是有钱人。有钱的犹太人不仅深刻影响了当地政治生态，而且影响了当地的文化伦理，使得人们热衷于金钱物欲而引起当地精英人士的仇恨。同时，对于当地人来说，剥夺犹太人的财产也是最快捷的发财致富的手段。罗马是这样做的，法西斯也是这样做的。看看东南亚华人的历史命运，就可以推想犹太人在全世界的命运了。金钱既是保障犹太人绵绵生存最有力的工具和手段，也是造成犹太人生存艰难蒙受苦难的原因，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当犹太教堂里传出《圣经》的朗诵之声时，犹太人满怀无比虔诚和敬畏之心在不停地运动身体。他们在运动中体验着世界的永恒。犹太文化独特的语言、信仰、时空观、事物观，造就了独特的犹太人。独特的犹太人依靠独特的文化，创造了优秀犹太人的传说。这传说穿越了千年，在流淌着蜜和奶的土地上继续流传……

    （本文编辑  谢宁）

silver

宋陶立 汤彩霞

《 博览群书 》（ 2011年08月07日）

    卡尔·马克思说犹太民族是一个“早慧的民族”，使得犹太民族“早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教育；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说：“如果要让我用最简单的语言描述犹太历史的基本内容，我就用这么几个字：质量胜过数量。”而实现质量胜过数量的手段也是教育。从1901年到2008年间共有75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163位是犹太人或具有犹太血统。犹太民族以占全球人口0.25%的比例，占据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中22%的比例，造成这一令人惊异现象的根源也在教育。犹太民族在科学、商业、金融、宗教、艺术、军事等方面的非凡成就其实是犹太民族特性的一个外化，恰若果园里的一株产量超常高，品质特别好的果树，枝头的硕果只是外在表现，其超常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根”其“本”，这个根本就是教育。

    遭际塑造民族，教育成就民族

    纵观犹太历史，特殊的民族遭际把犹太人塑造成了一个教育型的民族。在1800多年的流散中犹太民族在犹太教上帝雅赫维指引下找到了尘世中的上帝——教育。有人甚至更进一步称，犹太民族的信仰中同时存在两个上帝：在宗教精神世界信仰上帝雅赫维（在希伯来文本中上帝有3种称谓：JHVH、EL和Elohim，“耶和华”事实上是基督教对上帝一词的一种误读，其真正的读音已经失传）；在现实世界信仰教育。系统的犹太教宗教教育维持了犹太民族对上帝雅赫维的信仰，犹太教成为维系民族生存的精神纽带。一刻不敢懈怠的宗教教育也奠定了犹太民族重视教育的传统，这一传统在近现代延伸到世俗教育领域，使得犹太民族成为当今世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民族。高等教育是培养精英和尖端人才的必需，作为一个流散民族，犹太人一直渴望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1466年，在意大利西西里岛，连能够放下一只脚的地产也被禁止拥有的犹太社团向国王约翰二世（King John II）申请创建一所犹太大学遭拒。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来，以色列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正如流散犹太人的命运一样充满了艰辛曲折。1924年成立的以色列理工学院和1925年创建的希伯来大学都是在尚未建国，并且不断遭到阿拉伯人暴力干扰和袭击的情况下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尽管如此，犹太民族高等教育之梦终于在“应许之地”变为现实并不断发展壮大。

    以色列国土狭小，实际控制面积只有2.2145万平方公里，一半以上是荒山和沙漠。另外，以色列国还是一个贫油国，石油严重依赖进口。除了死海里的钾盐，其它自然资源亦极其匮乏，正如开国总理本-古里安说：“我们（只）拥有阳光、沙漠和人脑”，“我们要让沙漠开满鲜花。”这个国家西临地中海，北、东、南三面处于20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自1948年建国以来，进行了5次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的中东战争，每一次都成为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因战争之故，以色列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多年来一直位居世界前列。长期以来，世界的目光往往被巴以动荡的局势与和平进程吸引，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以色列的时政、军事、经济、阿以冲突等方面，教育的成就几乎淡出研究者的视野。近年来，以色列这个建国只有60余年，人口仅有760万人的“小”国，先后有三位本土自然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以色列高等教育的价值日益凸显。

    建国后，以色列作为世界上安全形势最为严峻的国家之一，在国防安全方面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尽管如此，以色列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却多年保持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在国家生存、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很难用数据去估算。在选择大学管理模式时，以色列大学的创办者们选择了德国洪堡大学的办学理念——行政自治、学术自由，同时又吸收了英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并将犹太传统的教育思想也很好地融入犹太人自己创办的大学之中，从而形成了犹太高等教育的独特之处。

    建国后犹太高等教育体系发展成为以色列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以色列政府为了强化高等教育职能，运用立法手段管理教育。1953年通过《国家教育法》，基本上从各党派手中收回了基础教育管理权；1958年，以色列政府颁布《高等教育理事会法》，将建国前已经成功运作的高等教育模式和理念用国家立法加以确立和保障。根据教育法，以色列国家是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应该说，政府完全有实力和可能收回或者限制大学的自治权力，但是以色列政府选择了继续保持建国前的大学行政自治和学术自由传统，而且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为大学的自治构建了法制安全网。很多研究者关注以色列政府高比例的教育经费的投入和高等教育的具体成就，而对以色列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传统的保持，以及国家的立法保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高等教育的成功发展不仅仅是经费投入多少的问题，更是国家如何科学行使国家管理权的问题。高额教育经费的投入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可以使一个国家短时期内成为高等教育的大国，但不一定是高等教育强国。管理者必须按照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科学的管理，才能避免陷入高投入、大规模、低质量的怪圈。以色列作为一个教育型国家，在极其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以及沉重国防开支的重压之下，其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借鉴的成功范例。

    教育型民族成功之经验

    犹太民族缘何如此重视教育，教育又缘何发展得如此成功呢？可以说，这既有历史传统的因素，也有现实的考量。

    （一）知识分子在历史上长期占据领导地位

    公元70年，罗马军队攻破了圣城耶路撒冷，拆毁城墙、焚毁圣殿。罗马人按照既定军事战略，将数万青壮年犹太人卖作奴隶，大批犹太人因此离开耶路撒冷，开始了历史上的“大流散”。中东地区因处欧亚非交界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历史上战争不断，少数民族的生存处境因军事征服变得异常艰难。曾经活跃在中东历史舞台上的很多民族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太民族在国亡、殿毁、民散的历史境遇之下，原有的世俗政权和犹太教高级祭司阶层掌控民族生活的状况不复存在，犹太民族出现了领导力量上的真空。就在群民四散、局势几近失控的历史瞬间，犹太高级知识分子作为时代精英和民族拯救者，以言论作号召、以知识为力量，迅速重新组织起犹太民族生活。约翰兰?本?撒该（Johanan Ben Zakkai）在贾布奈（今巴勒斯坦地区靠近地中海的一个小镇，古代著名的贾布奈经学院所在地）一所不起眼的经学院内，召集一批犹太教高级知识分子，以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展开一场静悄悄的文化改革，呼吁犹太人研读经文，回归宗教生活，坚定一神教信仰，史称“贾布奈革命”。

    “贾布奈革命”在流散状态下帮助犹太人找到了精神和文化统一性的力量，由此也找回了濒临灭绝的犹太身份。这场革命使得拉比（犹太教神职人员，同时也被认为是犹太人中最有知识、最博学的人）阶层开始登上犹太历史舞台，并承担起民族教育和监护人的角色。在以后近2000年的大流散中，以拉比为主体的犹太知识分子一直在领导着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并行使着宗教、教育和文化方面的管理权。对于这个失去地理疆域的民族来说，知识分子的领导主要体现在精神疆域之内，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有：宗教经典《塔纳赫》（TANAKH）的编撰、正典化，《塔木德》（Talmud）的编撰，灵活诠释各种经文以适应现实需要，编纂各类犹太生活法典以指导民族生活，回答来自社区内部及社区以外犹太人提出的种种问题。拉比和知识分子阶层逐渐在社区获得了崇高威望，直接影响了整个犹太民族的重视教育的价值取向。

    （二）教育神圣和至上的传统

    要让每一个民族个体都恪守犹太教规，首先要让民族个体受到教规内容的教育。因此，学习犹太教律法和传统几乎成为每一个犹太人的必修课。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把教育的义务和责任赋予神性，这无疑是一个具可行性的做法。犹太知识分子以上帝雅赫维之口教导以色列人：“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圣经·申命记》第6章第6节）《圣经》的《箴言》第1章第7节中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圣经后典》的《便西拉智训》讲到：“智慧即是律法,这律法实际上也就是至高上帝的圣约,由摩西向我们颁布,成为以色列人的传家宝。”

    在工业化时代，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常常带有强烈的世俗功利性，这无可厚非。但一味追求世俗功利，将会使教育变得淡然无味，最终丧失其本质。在以犹太教为民族宗教信仰的犹太民族思想中，教育在具备世俗功利性的同时，又被赋予了神圣性，“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是宇宙中唯一的神雅赫维与他的选民——以色列人立下的神人之约。这一约定将犹太民族带入了非同凡响的境界。

    犹太民族坚信“世界只是因为学童的呼吸而存在”，“即使为了重建圣殿，也不应终断了对孩子的教育”，“没有学童的城市将遭毁灭”。在以色列卫国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之时，以色列百废待兴，新生的以色列议会中，个别议员认为在国家生死未卜的时刻，应该暂缓实施义务教育。不过，绝大多数议员和民众中都认为，无论在什么时候，教育都应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在独立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负责教育事务的两名官员开始起草《义务教育法》，在亡国威胁尚未完全解除的境况下，1949年9月国会审议通过了《义务教育法》，规定5岁以上的儿童必须接受强制的免费教育。在国家面临强敌威胁之时，以色列国会通过的第一部法律是《义务教育法》，而不是别的应急法律。可见，以色列将教育视为关乎民族生存的大计。教育至上、教育神圣性的观念塑造了一个教育型的民族——犹太民族，也塑造了以这个教育型民族为主体的教育型国家——以色列国。

    （三）紧迫的现实需求

    1800多年的流散史，犹太民族遭遇了形形色色的反犹主义，对犹太人的种种限制、随意驱逐、掠夺与屠杀时有发生。一个寄居在其它主体民族屋檐下无家可归的民族，随时随地都有被任意处置的可能。近现代以来，随着解放运动的开展，犹太人开始接受主流价值观念，以期成为散居国平等的公民。与此同时，放弃犹太教和犹太身份，选择文化同化的趋势在加强，这对现代犹太民族的生存再次构成挑战。但无论何种情况下，教育似乎成为犹太人一种重要的生存方式，不间断的、世代相传的宗教教育既是维系民族自信心、凝聚力的无形力量，也是使犹太民族免于被同化命运的强力纽带。生存的诉求使得大流散中的犹太民族成为古代识字率最高的民族，成为历史上最典型的崇学尚智的民族。

    紧迫的现实需求和丰厚的教育回报使得以色列政府坚信：“教育的投资就是经济投资”（以色列第5任总统伊扎克·纳翁语，卸任总统后，出任教育部长，兢兢业业，传为美谈）； “犹太历史的基本内容只有一条，即没有教育就没有未来”（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语，他是极具个性色彩的以色列社会活动家、政治家）。

    当代的以色列，国家生存安全是第一需求。国防的现代化、高精尖武器的国产化，特别是核武器的研制和成功制造，使得人口、国土面积、自然资源占绝对劣势的以色列，得以在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生存、发展，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成为“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大国”。应该说，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所进行的人才培养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1973年“十月战争”中，以色列初战失利，武器弹药库存仅能维持四天；而法国出于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压力，对以色列实行了军事禁运。结果使得以色列在战争中显得非常被动。好在当时以色列已经拥有核武器，对阿拉伯国家形成了威慑力量，才促使埃及于10月22日，叙利亚于10月24日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中东问题就地停火”的“338号决议”。须知，在以色列核武器以及其他先进武器的研制和生产过程中，犹太复国主义以来发展起的高等教育为之提供的科学技术、人才资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4次中东战争的教训使得以色列认识到，进一步发展自己独立、发达的军事工业之必要性。此后，政府对大学军事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入都大大加强了。今天的以色列，因教育带来的科技和人才产出效应使得以色列已经跻身世界科技和军事强国之列。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

    （实习编辑 邢新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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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礼刚

《 博览群书 》（ 2011年08月07日）

    犹太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宗教传统的民族。第二圣殿（旧址位于耶路撒冷）被罗马摧毁以后，犹太人彻底地失去了自己的民族家园，散居五大洲，宗教传统与文化成为维系犹太民族存在的精神疆界。

    哈斯卡拉运动的背景

    在现代社会到来之前，欧洲不仅是世界犹太人散居中心，而且也是反犹主义策源地。欧洲的当权者在利用犹太人的同时，还加强对犹太人的控制，以此来削弱犹太人对欧洲社会的“不良影响”。他们用法律的手段强制犹太人迁到指定的隔离区集中居住，后来逐步形成了对犹太人影响深远的“隔都制度”，剥夺了犹太人的自由居住、贸易等权利，犹太人沦为二等公民。犹太人在隔都之内实行有限的社团自治，诵读《托拉》、研习《塔木德》、坚守安息日和犹太诫命，拉比犹太教在犹太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长期的隔都生活使犹太人的精神生活犹如一潭死水，犹太社会与外部世界的隔离日渐加深，犹太人成为欧洲社会的另类。近代前夕，欧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政治版图的重组、统治制度的变革，每一个事件都对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产生重要影响。面对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事件和变革，犹太人该何去何从无疑成为摆在犹太人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这时，一批具有历史使命感的犹太知识精英在犹太世界内部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与社会文化变革的运动，史称“哈斯卡拉运动”。

    从字面意义上看，哈斯卡拉（haskalah）一词来源于希伯来语sekhel，意思是理性或智慧。在现代希伯来语中，哈斯卡拉是教育、教导的涵义。“哈斯卡拉”这个词语在中世纪已经出现，迈蒙尼德的《逻辑语言的解释》（Biur Milot Hahigayon）一书曾多次使用这个词语，此时哈斯卡拉乃理性之意。19世纪后半叶，哈斯卡拉一词在犹太圈子中非常流行，俄国犹太人开始用“哈斯卡拉”翻译德语“启蒙”一词，因此，这个运动也被称为犹太启蒙运动。

    哈斯卡拉运动的兴衰

    哈斯卡拉运动兴起于德意志地区，然后蔓延到欧洲，在俄国达到了高潮。18世纪70年代，以门德尔松为代表的德意志地区的犹太启蒙思想家群体——马斯基尔（Maskilim）面对剧烈的变化，希望利用欧洲的启蒙成果和文化来挽救犹太人和犹太教面临的危机。他们一方面在犹太人中间宣传理性、博爱等思想，倡导犹太人学习世俗文化，走出隔都，与主流社会进行交流；另一方面积极地为犹太人和犹太教辩护，指出犹太人不能融入欧洲社会的原因是主流社会长期推行隔离犹太人等反犹主义的结果，犹太传统不是阻碍犹太人进入主流社会的障碍，主流社会应该赋予犹太人平等的权利。在马斯基尔的感召下，德国的犹太人兴起了学习主流文化的热潮，有的犹太人急于走进主流社会，甚至放弃了信仰。到了19世纪20年代，德国文化在犹太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越来越多的犹太年轻人走进德国的大学。此时德国犹太社团内部的主要问题不再是补充世俗知识和向主流社会学习，而是年轻一代的犹太人在面对德国的文化同化政策时，如何保持对犹太文化的忠诚。保持犹太文化的独立性是摆在犹太知识分子面前重要的课题。此时，以宣传世俗知识为核心的哈斯卡拉运动在德国似乎显得没有必要，于是在德国犹太教科学运动等宗教运动不断兴起，犹太文化的再阐释进入了另一个时期，哈斯卡拉运动在德国失去了合适的土壤，逐步走向了衰落。

    在德国逐渐失去哈斯卡拉运动土壤的时候，马斯基尔在东欧发现了传播启蒙思想的乐土，哈斯卡拉运动在那里生根发芽并逐步走向高潮，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加利西亚（Galicia，今乌克兰和波兰境内）是位于德国和东欧之间的商业交通要道，德意志地区的哈斯卡拉运动最先影响到这个地区。在门德尔松晚年，他的许多学生来自波兰、奥地利和俄国。这些人热衷于欧洲的哲学、文学和科学。他们在柏林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到了加利西亚的商业中心，并发现这里的有些富裕商人和犹太收税官乐意接受欧洲的文化和时代精神，于是他们就开始传播哈斯卡拉思想。加里西亚早期的马斯基尔最为突出的代表之一门德尔·莱芬（Mendel Lefin），在柏林居住了3年，并作为门德尔松圈子成员之一，掌握了几种欧洲的语言，具有相当丰富的数学、哲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1791年，莱芬用法语写了一本小册子《灵魂的追问》。莱芬受到了政治家、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影响，他把启蒙的价值和犹太传统糅和在一起，一方面反对犹太人放弃犹太礼仪的激进改革，另一方又对哈西德超世的倾向进行批判，指出拉比犹太教和犹太知识分子学习启蒙知识并不矛盾；主张为了犹太人的政治解放，要在犹太教学中加入世俗知识。然而这个小册子是短命的，没有得到波兰议会的批准。稍后，他移居邦迪，在那里他继续从事启蒙活动，一直到去世。在波兰重新控制加里西亚后，该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哈斯卡拉运动走向了衰落。

    近代之初，俄国在整个欧洲属于一个比较封建的国家，农奴制盛行，沙皇集权专制，大部分犹太人生活在栅栏区，过着与主流社会隔绝的生活。19世纪初期，俄国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犹太人地位稍微有些改善。这个时期，个别接受过传统教育的犹太学者在启蒙精神的影响下，为了适应俄国变化的环境，试图从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等方面改变犹太人悲惨的命运，哈斯卡拉运动在俄国悄然兴起，并在亚历山大二世（1856－1881）统治时走向了高潮。这与以撒·莱文松长期不懈的努力分不开。他出版了《柴迪克的话》、《以色列的证言》等著作，批判哈西德主义，指出学习语言和科学不仅提高犹太人在异教徒中的形象，改善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前景与地位，而且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实践犹太教。他的启蒙活动为其赢得了“俄国门德尔松”的美名。在莱文松的影响下，维尔纳成为俄国哈斯卡拉的重要中心之一，并汇聚了一批出类拔萃的诗人和学者。亚伯拉罕·莱本松父子、亚伯拉罕·马普等是主要代表。亚伯拉罕·莱本松的戏剧《信仰和理性》反对愚昧和无知，认为古代的犹太信仰必须建立在真理之上，由理性引导。他的儿子米卡·约瑟夫·莱本松虽然仅仅活了24岁，但是写了许多史诗，其内容涉及到真理、美以及他自己抑郁的心情和面对死亡时对生活的渴望。米卡花了大量的精力对《圣经》的人物进行了研究。他在诗歌中表达了对《圣经》时代浪漫主义的赞颂。马普是立陶宛人，在俄国犹太学校教书。他的两部小说《锡安之爱》和《撒玛利亚的罪恶》拥有很大的读者群。虽然该书包含一些令人难以相信的野蛮的故事情节，但是作者对《圣经》时代国王和先知时期的战争、爱情、阴谋故事以及巴勒斯坦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这些故事对于生活在沙皇时代栅栏区的犹太人来说，无疑打开了一个他们不敢想象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自然美的世界；对整天泡在枯燥文本中的耶希瓦学生来说，马普多彩的小说提供了一个情感放松的方式和另外一个表达途径。有人评价该书：毫不夸张地说，马普的书唤醒了犹太人的民族情感，播种了锡安主义运动的种子。

    19世纪60年代在俄国犹太学校接受过教育的马斯基尔开始占据拉比席位。与传统的犹太拉比不同的是，他们往往是由政府任命，而不是社团选举产生。与此同时，一批宣传哈斯卡拉思想的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包括俄语刊物《黎明》、希伯来语刊物《解释者》、意第绪语刊物《呐喊的声音》等。通过这些杂志，成千上万的俄国犹太人接触到世俗思想和价值。这个时期的俄国哈斯卡拉运动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目的，马斯基尔成为改革犹太社会的主力军，他们希望通过犹太社会内部的改革来进入俄国社会。犹大·戈登是这个时期马斯基尔的代表。戈登出生于维尔纳，曾接受标准的《塔木德》教育，年轻的时候进入了启蒙的圈子，如饥似渴地研究世俗知识，掌握了波兰语、德语和法语，在俄国犹太学校担任教师和校长。在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以后，他的文学风格发生了变化，《我们民族女儿的道路》和《醒醒吧，我们的民族》等作品开始关注现实问题。戈登认为，对犹太人来说，新的时代正在到来，俄国政府将要改变犹太人的命运，因此，他写道：天堂的土地将要向你开放，他的儿子将要称呼你为兄弟，他们将要从你的肩膀上移走重负，去掉你脖子上的枷锁，他们将要摒弃对你的憎恨，给你土地，向你致以和平的问候。为此，戈登呼吁犹太同胞：出去的时候做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才是犹太人。他相信一旦犹太人实现了哈斯卡拉思想的标准和要求，俄国人就会放弃对犹太人的敌视，热情地接纳犹太人为兄弟。

    19世纪7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放弃了自由主义政策，再加上1881年发生了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许多犹太知识分子放弃了哈斯卡拉运动，寻求犹太人自我解放的新道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东欧犹太人中间率先兴起，哈斯卡拉运动在俄国划上了句号。

    哈斯卡拉运动的影响

    犹太文化传统与犹太人的互动推动了犹太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犹太文化几乎渗透到犹太生活的每个方面。传统的犹太人诵读和学习《托拉》、《圣经》、《密西拿》、《塔木德》等宗教经典，一日三祷和礼拜、接受宗教学校的教育、遵守名目繁多的律法和宗教节日成为犹太人生活的中心。犹太人与犹太教特殊的情感和关系在造就犹太人流而不散的神话时，也遭到了主流社会的反感和厌恶，宗教反犹主义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作为犹太人的启蒙运动，哈斯卡拉运动具有民族启蒙的性质，对犹太人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启蒙时代，理性与信仰问题成为启蒙思想家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欧洲思想家在对基督教进行批判的同时，犹太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自然是欧洲启蒙者讨论的对象。欧洲的启蒙者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犹太教和犹太人发表了不同的言论。从总体上看，启蒙思想家对犹太人及其犹太教的批判成为欧洲社会一个比较流行的思想。格里高利在他的论文中写道：犹太人散布世界各地，然而他们没有扎根……在伦敦不是英国人，在海牙不是荷兰人，在梅斯不是法国人。他们是国中之国。1793年，康德在《纯粹理性的宗教》中指出：犹太人的宗教是根据它的最初的惯例，所有的规定都是建立在民族性传统之上。服务于犹太国家和民族的犹太教其实不是真正的宗教。因为真正的宗教是建立在纯粹的道德信仰之上的。然而，对于犹太教而言……则不具备这些。犹太人的戒命仅仅要求外部的遵守；然而道德的意图没有在实际中执行，基督教后来做到了。

    在当时许多启蒙思想家眼里，犹太人还是宗教狂热的代表，他们在反对旧社会的过程中把犹太人和犹太文化挑选出来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犹太人被看作是狂热主义和宗教热情的典型。根据启蒙者的观点，他们应该对欧洲几个世纪的发展中断负责。例如百科全书派重要人物狄德罗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我认为摩西应该对宗教狂热负责，因为犹太人对摩西律法的忠诚导致了宗教狂热。 法国的启蒙泰斗伏尔泰也讽刺地说：“如果犹太人肯放弃令人生厌的犹太迷信和偏见，他愿意与土耳其人、中国人、印度人……甚至犹太人坐在一个桌子上分享美食。” 赫尔德也反问道：“当他们保持着对他们特殊的民族性律法忠诚，那么他们怎么宣称宗教宽容和人道主义呢？”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马斯基尔不但对犹太传统中与时代精神相悖的内容进行批判，重新阐释了弥赛亚等主流社会厌恶的犹太观念和思想，而且努力寻找犹太教与基督教的趋同之处，提出了回到《圣经》的口号，在犹太教中注入更多的理性精神，证明犹太教是一个普世的、理性的宗教。通过哈斯卡拉运动，犹太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主流社会对犹太教和犹太人的攻击，阐明了犹太教和犹太人在新时代的合法性。

    尽管在中世纪卡拉派、哈西德主义等神秘主义派别出现，但是拉比犹太教惟我独尊的地位并没有受到撼动。由于传统拉比犹太教对经典和律法神圣性的过度强调，即使认识到犹太教中存在一些不合时宜的律法条文和陈规陋习，拉比也无意更改。这给犹太人遵守律法带来很大的困难。哈斯卡拉思想的兴起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拉比犹太教，使犹太教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哈斯卡拉运动的追随者敢于涉足世俗领域，不再甘愿屈服于犹太律法和拉比的权威，而是投身于研究欧洲和德国的理性哲学，批判陋习、反对迷信与偏见、改革教育。哈斯卡拉运动为犹太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开启了犹太人大规模向主流社会学习、重建犹太文化的大门，对犹太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具有重要意义。

    中犹两个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如何对待文化传统是中犹两个民族必须面对的问题。犹太人的哈斯卡拉运动是重塑犹太文化传统和犹太人外在形象的运动，旨在解决犹太人在主流社会的尴尬境遇。20世纪初期的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启蒙知识分子提出了科学、民主口号，反对愚昧、专制，以立人、救国和发展新文化为目标。犹太启蒙思想家对传统不是彻底的抛弃，而是用外来文化因素来改造传统，努力使犹太传统跟上时代步伐，不被社会所遗弃。哈斯卡拉运动为我们认识和理解民族文化，特别是非主流文化的继承与革新提供了一面镜子。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   

    （实习编辑  邢新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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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思奋
《 博览群书 》（ 2011年08月07日）

    两个犹太人之间的决斗

    上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开启了中美两国的破冰之旅，在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时，有西方记者问他：您认为谁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尼克松的回答是：可惜，是马克思。

    可惜者，遗憾也。尼克松的无奈、不甘是什么呢？

    时光过去了30多年，期间尼克松先生作古，当年的苏联已成了历史，东欧所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也已面目全非、山河变色。而2005年，英国在一次对4000多人抽样调查时发现，70%以上的英国人认为，对人类进程影响最大的伟人，仍旧是马克思。我相信这个回答绝对是出于这些普通人的自觉和本心，因为今天的人并没有当年美国总统那种政治家的精神负担和政治顾忌。马克思身后已过去百年了，但他的思想仍然具有巨大的冲击力。

    2005年8月22日，德国《明镜》周刊刊登“多数德国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仍有现实意义” 的封面文章，当即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学者诺尔特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主义，富于创造性，而且卓越有成效，因为它是第一个跟一个人联系起来的主义。”

    从《宣言》发表到20世纪初，共产主义不再仅仅是飘荡在欧洲上空的幽灵，从广袤的俄罗斯到欧洲各国，乃至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社会主义运动势如燎原之火，曾席卷了多半个地球。

    上世纪西方曾有人下了这样一个结论：整个20世纪，就是两个犹太人之间的决斗。谁？耶稣和马克思。

    果真如此吗？

    “上帝之子” 耶稣

    谁都知道，是基督教和希腊理性主义奠定了西方的文化传统。随着近来西方重大的考古发现，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还会怀疑两千年前是否真有耶稣其人了。

    然而耶稣这位肩挑东西的“上帝之子”，其种族既非盎格鲁撒克逊人也不是日尔曼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一个对犹太教以至于犹太传统离经叛道的犹太之子！

    犹太人是曾为人类奉献过《圣经》的伟大民族。就《圣经》的影响而论，特别是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哲学、历史、艺术、价值观等领域，其永恒的价值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

    经历了埃及、巴比伦之劫难的犹太民族，几千年来虽饱经离家之苦、亡国之痛，但上帝的鼓舞使他们灭国却没有亡种。从公元586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被巴比伦人摧毁，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犹太民族在苦难的历史长河里挣扎了2400多年。他们怀着被弥赛亚拯救的希望，虽云散天涯，但始终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智慧地面对人生。人们无数次探讨过文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请看看当代的犹太人就知道了。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证明，犹太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伟大民族，他们是天然的思想行动者和革命者。

    骄傲的犹太人自称是“上帝的选民”，所以把上帝永远封闭、固定在他们惟一的种族之内。犹太教严格地坚持只向本族人开放，如此一来，就严厉限制了他们融入全人类的可能。耶稣是把上帝改造成了人的上帝，他以普度全人类的人文胸怀，把基督教从犹太人本民族的一个小教派，转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宗教。而正是由于耶稣的普世精神，才有了伟大的“使徒”保罗敢于突破犹太教的禁锢，使基督教的精神光大于世界。耶稣、保罗均被罗马帝国残酷地处死，但不要忘记他们的人文普世理念和传教方式，首先是为本民族的犹太教所不容。今天回顾历史，应该说耶稣无疑是他那个时代人类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和宁死不屈的革命家。

    上帝是什么样子呢？人们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大哲学家康德说过，人类永远不会见到上帝。但犹太人从一开始就认为，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即使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人把自己与上帝的距离拉得很近。而人又代上帝宣称地球上的所有人，从国王到乞丐都是他的儿女，于是才有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欧洲人走出《圣经》，进而要求人人平等的自由权利。上帝进而被人化，这是西方文明之所以被称为“基督教文明”的人文衍化过程。

    创造了具有普世意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

    西方的近代资本主义是对封建主义的否定。过去我们常说，资产阶级文艺复兴，不对，精确地说应当是文艺复兴派生了资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了文艺复兴。史无前例的文艺复兴是人第一次发见了自己。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历史贡献，马克思对其高度评价早已写得清清楚楚。

    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说到底是人类对社会公正的追求，社会主义的根本是出自于人性，反对社会的不平等即人奴役人、人压迫人，穷人、弱者与社会不幸的人群及完善论者是社会主义理想和实践的社会基础。高度社会化的社会才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善良正直的人们从法国大革命起喊出的就是平等、自由。读读法国大革命史，甚至看看雨果的著名小说《九三年》，许多民众当时渴望的政治诉求，到今天人类也没有完全实现，无论是在今天的法兰西还是当初的前苏联都没有彻底完成这一神圣的人类理想。为什么？说到底，自由、平等、博爱只有到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实现。过去我们在哲学上讲“一分为二”，结果是绝对化的非此即彼。有学者提出了“一分为三”，其实中国哲学几千年前就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者，多也。因此莫如说“一分为多”，社会主义绝不仅仅是种理论学说，它最终是一种人类前进中认识到的一种科学的社会形态。从几千年前的宗教发端到法国大革命中的张显，人们如果从大文化、大视野对此进行历史的考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其来有自、传承已久的人文理想。

    正是马克思把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整合、提炼，创造了具有普世意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向共产主义追求过程当中的初级阶段，是一种公平正义社会的物化形态。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不公平现象，那么革命就必然有着天然的魅力。人类从轴心时代以来，无论是《圣经》里的“天国”，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还是古罗马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意大利康帕内拉描述的神殿《太阳城》，也无论是佛教里的极乐世界，乃至空洞的大同理念， 这些人类的普世理想无一不体现着人类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永恒追求，这是社会主义所以在19世纪、20世纪形成为世界主流运动的根本。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动荡，今天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评价要科学、客观、冷静得多。社会主义不是僵死不变的东西，实现社会主义更不会只有一条永远不变的道路。从犹太的古先知们到耶稣、马克思，公平正义这股绵延不断的洪流，是在批判与继承、斗争与妥协、否定与肯定中逐渐发展的。人类的历史既不是计划出来的，更不可能是设计出来的。我们要告别的是空想，但我们永远不可能告别的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的坚定信念。只要天还是蓝的，树还是绿的，人类还要在大地上继续着生活，那么犹太民族前仆后继的伟大实践就必会继续，青史长存。

    社会主义革命者行列中的犹太民族巨人

    同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和耶稣相距1800年，他们同是对人类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犹太民族伟人，人们至今还在他们的影响下继续着历史。

    如果没有犹太民族，人类的历史绝不会有它如此辉煌的今天；如果没有犹太民族，世界也许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回首从19世纪至今的社会主义革命者行列中的犹太民族巨人，真令人荡气回肠、感慨万千。

    犹太民族为人类贡献了大量精神瑰宝和思想巨人，从远古的摩西、耶稣，近代“第一个信仰自由”的大哲人斯宾诺莎，19世纪、20世纪的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成就了人类精神的巅峰。被希特勒魔鬼化的犹太民族在二战中有600万人惨遭屠杀，因为在希特勒心底有这样一道公式：犹太=马克思=共产主义。故此，反共必要反犹，反犹也就必要反共。这一滔天罪行的深刻内涵，远远超出了文化意义上的偏见和种族歧视。但看看今天犹太民族在世界各个领域中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和发展，我们不得不慨叹曾被魔鬼化的犹太民族不愧是一个孕育着勃勃生机，灵性超然的不死民族。

    以往，人们一提到犹太人这个概念，立即想到的是大科学家、大资本家，但往往忽略了伟大的革命家以及实践中无数参与其中的著名革命者。列宁时期的苏联，布尔什维克7巨头中的犹太人占了4个：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苏共政治局的24个委员当中有2/3是犹太人，其中包括理论家拉狄克、明仁斯基、捷尔仁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20世纪初，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领袖中也有不少是犹太人。

    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从风声水起到波澜壮阔，一是曾建立起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二是发展了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运动，随着一浪浪的社会主义革命风潮，资本主义收敛了原始阶段的野蛮、放纵。特别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反垄断法，广泛的社会福利，高额的累进税率，遗产税的征集，议会民主的实现，如今一些西方企业家们的眼光里，已经不再仅仅只是财富的聚敛，还觉悟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总之，资本的社会化过程，正是当年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衍进过程中的具体构想，他曾说过：只有成熟的资本主义才能脱化出社会主义。今天回想起来这绝对是深奥其中的真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给社会主义开了一 条恶劣的歧路，这道旧辙今天我们再也不能重复了，应当说结合本国历史、传统和国情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从精神理想到伦理科学明智的历史选择。

    对凡读过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国人来说，马林、越飞、鲍罗廷、米夫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

    马林，犹太人，出生在荷兰，一生致力于东方革命。他机警地挽救了中共一大。为中共建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过杰出的贡献。1942年4月，这个伟大的爱国者回到他的祖国荷兰领导抵抗运动，被德国法西斯逮捕，在集中营中被杀，终年59岁。

    越飞，犹太人，出生在俄属克里米亚，曾任苏俄外交人民副委员。作为驻华大使，领导马林等在华工作，并最早与孙中山接触，推进中山先生的联俄政策。支持中国的民族独立，并向国民党提供200万金卢布和8000支日式步枪等军事装备，协助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然而，1927年4月他回国后在家中开枪自杀。原因是他与托洛茨基等关系密切，卷入了“托洛茨基 - 季诺维耶夫联盟”，死时年仅44岁。

    鲍罗廷，犹太裔，出生于俄国，作为孙中山的高级顾问，1923年10月只身赴广州协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提出了民主、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与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相契合。并帮助中山先生起草了国民党组织法、党章、党纲等重要文件，使国民党一大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的三大政策。他协助孙中山建立了黄埔军校，创建了国民革命军，鲍罗廷影响了中国政局近5年之久。国民党四一二和七一五事变之后，鲍罗廷回到苏联屡遭斯大林迫害，最后于1951年5月29日死于西伯利亚集中营，终年67岁。两年后，斯大林死去。1964年，苏共中央为鲍罗廷恢复了名誉。这位曾穿越欧美12个国家组织宣扬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叱咤风云的英雄最后竟惨死在冰雪茫茫的西伯利亚。

    米夫，俄裔犹太人，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曾对中共产生过重大影响。他策划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他安排王明取得了中共的领导权。对于中共来说，其负面影响远大于他的贡献。这位理论家1938年死于苏联肃反运动。死时年仅36岁。

    在抗日战争中有一位被称为“外国八路”的波兰籍犹太人汉斯?希伯。他是著名的政论家和记者。这位国际反法西斯战士1941年11月30日在山东沂蒙山区随部队与日军遭遇，与中共7名师级以上的干部一起壮烈牺牲，年仅44岁。罗荣桓向党中央报告，称希伯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

    抗战时期的中共军中也有一位新四军中的“白求恩”—— 奥地利籍的犹太医生罗生特博士。1943年他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在山东八路军的工作中救治过无数负伤官兵。他医术高明，态度热诚，被广大官兵视为“生命的救星”。

    结语

    几千年来犹太民族的人口数量从没超过世界人口数量的2-3‰，然而在人类的历史舞台上，犹太人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的英雄史诗。同时他们也出演过一幕幕令人扼腕的“希腊式的悲剧”。但他们始终是“天不能死，地难埋”的伟大民族。

    回望百年来中国艰难走过的革命道路，我们对那些曾给予我们指导的伟大的导师——马克思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犹太实践者永远心存敬意，人们不会忘记他们。因为他们不仅创造过历史，而且今天仍然继续着历史。

    （本文编辑  谢宁）

silver

（美）丹尼尔·拉平
《 博览群书 》（ 2011年08月07日）

    马克·吐温曾经写道：“犹太人只占全球人口的1‰。按理说，他们应当默默无闻才对。但是，他们却名扬天下，广为人知。犹太人是成功的商人，他们是百老汇最大的股东。德国有85%的利润丰厚的大企业都掌控在犹太人手中。犹太人拥有巨大的财富。”事实上，犹太人当时在全球人口中的比例还不足千分之一。马克·吐温可能过高地估计了犹太人的人口，但是他却准确地指出：犹太人在商业领域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就。

    在21世纪的美国，犹太人是成功的商人。而且，从古至今，在世界各地，犹太人都是成功的商人。不管是在欧洲、北非，还是美国，人们对犹太人都是毁誉参半。仇恨与艳羡、蔑视与爱戴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人们对犹太人的复杂情感。犹太人只占美国人口的2%，但是他们在美国社会的很多领域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其他人数相仿的群体相比，犹太人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力——对犹太人的议论、论述和描写屡见不鲜。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便是犹太人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关于犹太人商业成功的四个谬论

    关于犹太人的商业成功，人们普遍有四种错误的看法：1.由于屡遭迫害，犹太人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已演变为赚钱高手；2.犹太人惯于欺诈。1971年版的《牛津英语词典》对动词“jew”的解释是：Jew,也可做名词，意思为“犹太人”。——译者注的解释是“像犹太商人一样欺骗他人”；3.犹太人秘密结社，互利互惠；4.犹太人在经济上的成就是其智商高的结果。

    这四个谬论都可以被驳倒。

    谬论1：犹太人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学会了赚钱

    该观点表明：面临迫害时，贫穷的犹太人无法用金钱换取自由，因而惨遭杀戮；而富有的犹太人可以逃脱魔掌，继续生存并繁衍后代。这条解释成立的前提是：我们必须相信犹太人拥有赚钱的基因，而且拥有该基因的人能将该基因遗传给下一代，从而使赚钱基因得以保留在犹太人的基因库中。这一具有种族歧视的解释最突出的问题是：所谓的赚钱基因根本就不存在。

    谬论2：犹太人的钱财建立在欺诈的基础之上

    该观点表明：借助欺骗等过激的商业行为，犹太人最终得以出人头地。尽管有的犹太人不够诚实，但是各个民族、宗教、种族中都不乏惯于欺诈之人。因此，我们无法将奸诈狡猾和令人生厌认定为犹太人的普遍特征。以前，人们经常轻蔑地说：“他像犹太人一样把我给涮了。”事实上，这些人可能一个犹太人都没有见过。总之，我认为这一说法无法准确地反映犹太人的文化特征。

    犹太教的律法集结成册称为《律法书》（Torah）。它以《圣经》为基础，为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提供了行为的规范。《律法书》中关于诚信经营的诫命为饮食诫命的十倍。另外，如果认可犹太人通过欺诈手段致富这一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认为奸诈狡猾的人更具有竞争优势。但是，卑鄙可恶的行为只能在短期内奏效。名誉才是至关重要的。欺骗他人、令人生厌的商人早晚都会失去自己的生意伙伴。

    谬论3：所有的犹太人形成了一个秘密团体

    这条谬论的依据比较古怪：犹太人关心彼此，并且经常互相帮助。这种笼统的说法非常荒谬可笑。确实，任何一个团结一致、友爱互助的群体都会生意兴隆。但我不得不指出：尽管人们都非常渴望拥有这种兄弟般的情谊，但是美国的犹太人却往往无福消受。犹太人彼此争执不休。越是虔诚的犹太教徒，越是热心参与社区事务的犹太人，彼此的争吵就越激烈。犹太人好争论的特点人尽皆知，而且已经成为犹太文化中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了。

    谬论4：犹太人比其他人聪明

    第四条谬论是：与其他人群相比，犹太人智商较高，因此能够在商业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一陈述是否准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犹太人是否比其他人聪明根本就无关紧要。智商只要达到正常范围就可以了，它与商业领域的成功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聪敏过人的人往往会成为古怪的象棋高手或大学教授。他们通常都不太擅长在商业领域有所发展，很少有人能成为商业大亨。这些人确实聪明，但是遗憾的是他们没有人尽其才。

    托马斯·爱迪生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像他这样的人只是少数。很多出色的发明家在离开人世时经济状况都异常窘迫。然而，随后，经过普通人的开发和推销，这些发明通常都会大卖，那些智商平平的人也会因此而大赚一笔。

    犹太人商业成功的真正原因

    如果上述四个观点都是错误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犹太人在商业领域的成功呢？几百年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克服了种种偏见和困难，成为了商界精英。每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都有诸多犹太人的名字，由此看来，犹太人确实掌握了创造财富的秘诀。犹太人在美国人口中只占2%。这就表明应当只有8个犹太人入选《福布斯400富豪榜》。但是，事实上，每年都有60到100个犹太人跻身其中。以普通民众为对象的调查显示：在犹太人中，年收入超过75000美元的家庭所占的比例为非犹太人的两倍。

    我很幸运地降生在一个看重《律法书》的家庭当中。我的家人一直在潜心研究犹太人几千年来的思想精粹，而这一切都始于先人们对《律法书》内容的口口相传。我对金钱和商业成功的真知灼见来自于有限的个人经历，但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对犹太民族历史的研究——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在经济上最为成功的民族。

    《律法书》上关于经济交易的论述颇多。尽管起初的目标读者或听众只是犹太人，但这些原则其实适用于所有的人——不管你有无宗教信仰，信奉何种宗教，也不管你有何种文化背景，这些观点都会令你受益匪浅。

    人们习惯于认为人生而平等。但是，从地理位置来看，有些人出生在富裕而民主的国家，有些人则出生在贫穷而落后的国家，前者因而占尽先机。从基因的角度来看，有些人相貌出众、运动天分过人，有些人则相貌平平，在运动方面略显笨拙。不管我多么出色，我永远不会接替伊丽莎白女王成为下一位君主。不管我多么喜爱音乐，也不管我多么刻苦地练习钢琴，我都不可能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指挥。我的儿子可能非常喜欢运动，但是由于身高限制，他无法跟迈克尔·乔丹单挑。这些先天不足并不会阻挠我们拥有自己应有的权利、享受音乐或运动带来的乐趣，只是每个人从一出生开始就在某些领域领先于他人，在某些领域落后于他人。

    同样，没有人敢向年轻的艺术家承诺他一定会成为第二个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也没有人敢向你保证：只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你就会成为美国总统。但是，有一些步骤可以把你打造成为更加出色的艺术家或更加成功的政治家。同理，获取更多的财富也需要一定的方法。

    了解世界的运行方式

    多年来，一些涉及世界运转模式的基本原则一直深植于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即便当很多犹太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时，这些原则仍然萦绕在他们的心头，并在很多方面塑造了他们的生活。

    我来举个例子。犹太人在全世界范围内被誉为“圣经民族”，也就是全民圣经化。按照犹太教的要求，犹太人要能够识字，能够阅读《圣经》。所以犹太人对教育格外重视，文盲率因此极低。星巴克咖啡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曾经描述过父母精打细算地供他上大学的经历。他写道：

    四年之后，我成了家里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对我的父母而言，文凭是最高的奖赏，是无上的荣誉。但是，在生活中，我漫无方向。没有人帮助我认清知识的价值。从那时起，我就经常开玩笑说：“如果有人能适时地指点迷津，及时地提供指导，那么我真的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其实已经有人为霍华德指点方向了，那就是节衣缩食、供他读书的父母。他们向他灌输了犹太人的思想，其中包括：1.为了将来的发展可以牺牲一时的享乐；2.重视教育。

    父母对霍华德的教育非常成功。你知道我是怎么得出这一结论的吗？非常简单。作为商业顾问，我研究过霍华德是如何领导星巴克的。为了公司的长期利益，霍华德曾经多次放弃了眼前的享乐。另外，霍华德非常看重教育并为教育事业提供了大量资助。总之，我认为霍华德的成功与其犹太父母的教育分不开。

    犹太家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书架上都摆满了书。我认识的一个人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客厅里一摞摞的书让爱整洁的她忍无可忍。于是，她把所有的书都挪到了其他房间，这样客厅看起来就非常整齐。随后，一位正在追求她女儿的年轻人来家里拜访。女主人对他很热情，邀请他在整洁的客厅里就座、喝茶。年轻人和她女儿结婚之后曾经提起这件事——小伙子说：看到客厅里一本书都没有，他差一点就当即转身走掉。当时，他心想：自己跟家里一本书都没有的古怪家庭肯定不会有什么共同之处。犹太家庭都非常爱书，即便是那些宗教信仰淡薄并且渐渐远离犹太文化的家庭也是如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每年出版的小说很多都会涉及犹太人或犹太文化。出版商都盯上了喜欢买书的犹太人。除此之外，犹太人还有很多优秀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已经深深地融入犹太人的血液中。大家应当纷纷效仿，直至这些特点成为自己的本性。

    犹太人认为：新的行为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感到自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举例来说，大家都有过这种对照鲜明的经历：开始健身课程之前与进行一段时间之后的感受截然不同。健身曾经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负担，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不会那么痛苦了，而且健身可以帮助人们调整情绪。每日紧张的训练给你带来了好的心情。发生改变的除了你对健身的感受之外，还有你的肌肉、肌腱、身体组织和心肺功能。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你已经脱胎换骨了——这也是比较准确的看法。

    焕然一新的一个后果就是：面对身边的过眼云烟，你会变得更加坚强。认识的增加和身心的改变带来了巨大的自信。从此，你会无视他人的忌妒和伤人的话语。比如，学习如何经商时，你将不得不面对人们对商业的猛烈抨击：整个商业就建立在贪婪的基础之上；商业领域需要政府的调控才能造福于民；商人的收入过高等等。尽管针对一些人这些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让所有的商人都承受这一切是不公正的。然而，面貌全新的你此时能够保持微笑、沉默，并对他人的恶意中伤充耳不闻了。

    你可能已经意识到：积累更多的财富不仅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而且需要培养新的认识和应对方式。任何成长，任何进步，都需要脱胎换骨。这一点毋庸置疑。进步是一种真正的改变。道理其实很简单。许多狂热的宗教信徒都把自己精神上的进步描述为“重生”。脱胎换骨其实并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在介绍具体怎么做之前，我需要强调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脱胎换骨。

    成功需要学习和实践

    假设你想成为自卫高手，那么你可能会先读几本自卫方面的经典之作。此时，你可以在天黑后无所畏惧地一个人上街吗？当然不行。请大家想象一下：当坏蛋从你的背后冒出来，用胳膊卡住你的脖子，并用坚硬而冰冷的锋刀抵住你的肋骨时，你大胆地从衣兜里掏出已经翻了很多遍的《大众自卫指南》。在张大嘴呼吸的同时，你想翻动书页。你记得第7章讲过如何应对背后的袭击。然而，不幸的是，此时，厄运已难逆转。即便你背下了书上的内容也无济于事。那么如何提升自己在街上的防御能力呢？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定期上课进行训练，直到自己能够把防御的动作应用自如为止。只有这样，当遭受袭击时，你的身体才能在瞬间自动做出回应。因为不需进行缓慢的逻辑思考，所以你可以及时、有力、有效地打击袭击者。袭击者这次要大失所望了：曾经惊惶失措的受害者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应对自如的自卫者。

    同样，商业谈判之后，你可能会回想起很多以往与对手过招的良策。只是此时双方的会面已经结束了，而你正在乘车返回工作场所。双方会面时，你忙于思考，疲于招架，以至于灵感无法闪现。如果你在谈判方面能够积累更多的经验并且能够运用自如的话，那么谈判结果可能会令你更加满意。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谈判者呢？需要三个步骤：学习、领悟、练习。不管是制作木器、煎蛋，还是写诗，都要遵循这一进程。第一阶段是为了学习技巧。第二阶段是为了领悟技巧的核心。了解技巧的工作原理能够确保它们起到实效。相信技巧的效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信心能够激励人们进入第三阶段的练习。在这一阶段里，人们需要坚定不移地练习，再练习。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熟悉技巧，更是为了提升自我。

    我一再强调练习的重要性。这和钢琴老师敦促学生练习所秉承的思想是一样的——只有通过反复的练习才能将学习的内容熟记于心。也正因为此，我经常称自己为“练习中的犹太人”。尽管熟能生巧，但这不是我练习的主要目的。长年依照宗教的诫命行事，并不断地尝试不同的事物，可以令我习惯成自然，并最终脱胎换骨。

    摘自《财源滚滚——犹太人赚钱的十诫》，本刊有改动

    （本文编辑  谢宁）

silver

吉 喆
《 博览群书 》（ 2011年08月07日）

    自古以来，犹太人就以善于经商而著称于世，他们以其独特的经营智慧富甲天下，摘取了“世界第一商人”的桂冠。犹太商人最早形成遍布世界各地的贸易网络，确立严格周详的交易规则，推进世界的商业化进程，其中的典型代表是崛起于法兰克福的著名金融世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的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一度成为了金钱与财富的代名词。该家族创始人梅耶·罗斯柴尔德于18世纪创办银行业之后，把他的5个儿子相继派往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维也纳、那不勒斯等欧洲著名城市，建立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金融王国。在历代家族成员的精心经营下，该家族逐渐成为欧洲金融巨头，影响世界金融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何会如此成功？他们又有哪些经营秘诀？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家族传奇中学到些什么？

    建立金融帝国

    梅耶·罗斯柴尔德于1743年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隔都内的一个从事零售行业的犹太中下层家庭。在18世纪的欧洲，由于反犹主义的传统影响，犹太人作为来自异乡的客民受到严重的歧视。他们没有政治地位、不准拥有土地、做生意受到限制、被迫挂戴标志犹太人身份的符号、居住在固定的犹太隔都之内，还经常受到反犹分子的暴力攻击。门前悬挂一块红色盾牌，是犹太隔都居民标记住址的一贯做法，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族名“Rothschild”（即“Red Shield”）就是来源于此。

    梅耶幼年时被其父送往耶希瓦中学习，希望他日后能成为一名拉比。12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因此他中断了学习，前往汉诺威的奥本海默（Wolf Jakob Oppenheim）公司学习做生意。这次经历使他第一次有机会和上流社会的“宫廷犹太人”接触。当他重返法兰克福之后，他开始收集并贩卖古钱币，通过做生意他结识了卡尔·弗里德里希·布德鲁斯先生（C.F.Buderus）。布德鲁斯先生是威廉王子为其私生子们雇佣的家庭教师，同时也是王子非常信任的财政顾问。梅耶的精明能干得到了布德鲁斯的赏识，通过其引荐，梅耶结识了同样热爱收集古币的威廉王子。梅耶以低价把罕见古币出售给王子，很快便得到王子的信任，并与之建立了生意往来。梅耶在1769年获得“宫廷犹太人”头衔，1782年成为法兰克福主要富商，不仅经营古币和勋章，同时还买卖古董。1785年，梅耶创办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主要经营银行业。

    犹太人在法律上的解放使欧洲封建君主们把特权授予了犹太富裕阶级。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世纪成功地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城市金融中心。第一次工业革命宣告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它给有着经商传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大量质优价廉的棉纺织品问世，使得出售棉纺织品变得非常有利可图。法兰克福的一些犹太公司纷纷前往英国进口棉纺织品，经过再次出售，从中获取利润。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梅耶派他的三儿子——内森前往英国扩展家族业务。当时内森只有21岁，他离开法兰克福来到曼彻斯特，从事棉纺织品贸易。在父亲和兄弟们的帮助下，内森把英国的棉纺织品出口到欧洲，获利颇丰。但是1809年拿破仑对英国实行了大陆封锁，英国至欧洲大陆的商贸渠道被阻，内森放弃了出口贸易，转向了伦敦的金融市场，建立了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英国分行（N.M.Rothschild & Sons）。内森发展了家族的银行业务，进行了多笔大宗交易。

    内森在英国的成功鼓励了梅耶，他把其他几个儿子也陆续派往欧洲各国：1812年，梅耶把最小的儿子詹姆斯派往法国巴黎，建立法国分行（Messieus de Rothschild Freres）；次子萨洛蒙于1820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建立奥地利分行（S.M. Rothschild and Sons）；四子卡尔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了意大利分行（C.M.von Rothschild）；长子阿姆斯洛坐镇法兰克福，打理家族生意。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二代成员——罗氏五兄弟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金融帝国。

    经营成功秘诀

    一、重视家族团结

    罗斯柴尔德家族有这样一句家训：“只要你们团结一致，你们就所向无敌；你们分手的那天，将是你们失去繁荣的开始。”所以，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非常重视家族团结。该家族的族徽中有一个图案是一只手臂握着五支利箭，象征着罗氏五兄弟的团结。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公司至今仍在其信纸上印有这个徽章图案。罗氏五兄弟后来采用的箴言是“和睦，团结，勤勉”，这更精确地描述了家族团结的重要性。梅耶·罗斯柴尔德在1812年去世之前，曾告诫其长子阿姆斯洛：“你们兄弟几个团结在一起，就会变成德国最富有的人。”梅耶的这个遗命对维护罗斯柴尔德家族团结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罗氏五兄弟时期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实行合伙人制度，联手进行大宗交易，分享利润并分摊成本。该家族的所有经营决策都严格控制在合伙人手里，而合伙人只能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男性成员担任。此外，该家族成员一直恪守“族内通婚”原则，即罗斯柴尔德与罗斯柴尔德结合，这样就能确保整个家族资产的完整。

    二、 恪守犹太传统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一个典型的犹太家族。他们不像其他富裕的欧洲犹太人那样，在19世纪20年代改宗基督教，而是一直恪守犹太信仰，在犹太社团的各种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一直努力用其经济手段，督使一些国家提高本国犹太居民的法律和政治地位。他们不仅在自己的家乡法兰克福进行这样的努力，而且还在许多他们有业务的国家，以及没有经济利益存在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和叙利亚）中一直为犹太人的权益奔走。1840年犹太人在大马士革被错误地指控“宗教谋杀”时，罗斯柴尔德家族指挥了一场非常成功的运动，结束了对他们的指控。这只是众多成功案例中的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给天主教大主教的贷款也被用来作为提高这些天主教国家中犹太人地位的手段。

    1858年，内森的儿子莱昂内尔成为英国下议院议员。他不愿以基督教徒的方式宣誓就职，而要求以犹太教方式，即用手按《希伯来圣经》、头上戴犹太帽子举行宣誓。上议院的贵族开始表示反对，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在以基督教为国教的英国，这实在是不同寻常，这是长期受歧视的犹太人的一个胜利。27年后，莱昂内尔的儿子内森尼尔成为英国第一位犹裔贵族和上议院议员，他以与他父亲相同的犹太教方式宣誓就职。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有不解之缘。法国家族成员爱德蒙男爵20世纪初向巴勒斯坦的早期犹太移民提供了约560万美元的资金，帮助移民们购买土地和生产设备，实现定居生活。伦敦的沃尔特任英国犹太复国主义主席，他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魏兹曼一起于一战期间，在英国积极活动，最终使英国政府以外交大臣贝尔福致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一封信的形式，发表了著名的《贝尔福宣言》，这为日后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 构建完善的信息情报网

    由于罗斯柴尔德五兄弟分布于欧洲五大金融中心，他们建立了一个非常完善且安全性很高的战略信息搜集和快递网络，以方便他们迅速得知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信息。在欧洲各大金融交易市场都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不仅代表罗斯柴尔德家族进行金融交易，他们还负责提供最新的金融和政治新闻。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其竞争对手相比的一大优势：接近政治生活以及消息来源的中心；得到各国消息的速度，无论这些国家离他多远；控制这些消息传给其他投资者的能力。在电报发明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息快递网络主要依靠他们的信差，偶尔也使用信鸽。他们的信息传递网络要比欧洲国家之间的外交传递更快、更安全。他们把一些重要信息都用希伯来语，或者其他特殊符号表示，家族之外的人都无法看懂，因此一度成为部分国家政府信息的传递通道。如1930年代，欧洲各国应对政治危机时均曾用罗氏家族的网络传递信息。这为罗氏家族获取更准确、及时的信息提供了他人难以企及的便利，使罗氏家族的“观点可以送达政治人物那里”，进而对政治问题的解决，乃至欧洲局势产生影响。

    四、 成功的资本运作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本运作具有大胆性、多样性的特征，尤其是在19世纪4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高级金融方面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在于银行存款业务，而是他们发展了一个可转让有息政府债券的国际市场，即现代形式的国际债券市场。当然，以前也存在资本的跨境流动，但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债券能同时在数个市场按照（以1818年的普鲁士债券为例）以标准银计价、在发行地付息，而且还是以偿债基金这样一些颇具吸引力的条件来发行。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其他金融业务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金银块交易中介和金银提炼、接收和贴现商业票据、直接买卖商品、国外交易所交易和套汇，甚至涉足了保险业务。除此之外，他们还提供一系列“个人银行服务”，从大额个人贷款（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王子）到最高级的私人邮递服务（如维多利亚女王）。

    19世纪30年代，随着欧洲铁路运输业的发展，罗氏家族的投资范围扩展至工业金融和铁路融资。19世纪60年代，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建成了泛欧铁路网。他们还投资采矿业。从兼并西班牙的阿尔马登汞矿开始，19世纪80年代，罗氏家族迅速扩大了矿业规模。

    五、 灵活的政治策略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早期就意识到了接近政治家的重要性，那些人不仅仅能够决定预算、赤字的额度，而且还能决定对内、对外政策，这些都是影响金融市场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政治家们也意识到了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紧密关系的重要性，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给政府提供所需的贷款，以及最新的政治消息。梅耶·罗斯柴尔德与其五个儿子与当时欧洲的政治家有着非常密切、友好的关系。如在德意志地区，梅耶与黑森选帝侯威廉王子及其财政顾问布德鲁斯有密切关系；在英国，内森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及其丈夫阿尔伯特，以及他们的儿子（即后来的国王爱德华七世）有着密切友好的合作关系；在奥地利，萨洛蒙与首相梅特涅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罗斯柴尔德家族虽然懂得接近政治家，但他们并不以固定的政治原则经营家族生意。面对变幻莫测的欧洲整体利益，运用灵活的政治策略更能确保家族利益。不能轻易判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政治立场是偏爱保守还是自由。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神圣同盟”的主要盟友，他们给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意大利、德意志的一些小公国提供贷款，被看成是反动力量的金融家。然而，当他们取代了旧贵族阶层，成为日益强大的金融新贵之后，他们拒绝在1848年后继续充当哈布斯堡政权的坚定支持者，而是把革命后的新政权视为潜在的客户。唯一清楚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会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放弃任何商业机会。

    上述五个方面是罗氏家族保持竞争优势，在逆境中不断发展的有效保障。始终团结如一的罗氏家族发挥全体家族成员的智慧，推动了家族事业的不断发展。

    学习与借鉴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罗斯柴尔德家族遭受沉重打击，大量家族成员被杀害、资产被侵吞，欧洲大陆的家族势力被大大削弱。进入现代后，罗斯柴尔德银行集团的业务主要是帮助大企业收购兼并其他的企业，或者对其资产结构进行重组，其产业规模已经变得很小。尽管没有了当年呼风唤雨的能力，但是该家族曾经的辉煌留给后人很多可以学习与借鉴的东西。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功经验可以为那些准备创业，以及成功之后还想更加辉煌的人提供借鉴。学习世界顶级商人如何进取奋发、走向辉煌的发展历程，可以为那些准备创业的年轻人点亮一盏指引前进方向的明灯，引导他们走向成功。对于那些走向成功之后还想去创造辉煌的人们而言，可以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故事中自我补足、自我修正，使自己的事业欣欣向荣。

    此外，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创业传奇中还可以学习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在21世纪的今天，企业和企业家是财富的创造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了大规模的拓展，也创造了比较辉煌的业绩，但在具备核心竞争力、发挥对世界经济关键影响力方面仍然存在种种困难。在全球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所占席位不多，这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在未来，中国的企业家需要有更强的进取心和更勇敢的拓展精神，才能将中国的企业真正在世界上做大做强。罗斯柴尔德家族勇于创新、抓住商机、深谋远虑等企业家精神，值得中国的工业和商业精英学习。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

    （实习编辑 邢新欣）

silver

沈崴崴
《 博览群书 》（ 2011年08月07日）

    “大屠杀”在世界语境里已经成为一个特定词汇，它往往特指二战时期纳粹对于犹太人的灭绝暴行。“大屠杀”给予人类的颤栗是如此深重，它以累累堆叠的尸骨、焚尸炉中深厚的人油、以及种种不忍卒睹的惨状确证了人性恶所能达到的维度，让“人”这个种群对于自身的人性产生了普遍的绝望。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何二战之后对于纳粹的清算绵绵无尽且反复深入，直到今天，“反犹主义”依然是西方判断政治正确的一项标杆。刚刚过去的2011年戛纳电影节上，著名导演拉斯·冯·提尔在新作发布会上说：“我曾经以为自己是犹太人，但后来我发现自己原来是纳粹，因为我的家人是德国人，这令我很高兴。”此言一出，一旁的女主角克尔斯滕·邓斯特不由得惊叫一声“天啊”，拉斯·冯·提尔接着说：“我理解希特勒，他肯定做了些错事，但我想我了解他，而且有点同情他，但我不是赞成二战或者反对犹太人……我当然支持犹太人了，但以色列真的很讨厌，我应该怎么说呢，好吧，我是纳粹。”

    即使拉斯当时的语气带着开玩笑搞气氛的意味，但他得到的结果仍是第二天就被戛纳官方宣布为电影节“不受欢迎的人”，就算他发表了道歉声明也无济于事。这证明“反犹”在西方是绝对不能碰触的话题，即便因此与“言论自由”的原则相抵触。

    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偏偏是犹太人遭到了敌视？为什么这种敌视会上升至仇恨，并在过去的年代里具备如此普遍的“群众基础”？犹太人的民族性竟至于被嫌恶至此吗？

    命运多舛的犹太民族

    毫无疑问，犹太人之命途多舛与其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脱胎于犹太教，然而它们彼此之间的纠结与争战却从无尽时。基督教曾受到严酷迫害，犹太教亦复如是。三个宗教之间的恩怨缠斗，映照出各种人性纠结，那是信仰的“巴别塔”。

    对于犹太人的敌意，从基督教执掌势力的漫长年代就已被反复确立。在罗马帝国治下，犹太人每七天休息一次的习惯都成为民众的笑柄。彼时，官方立法虽认可犹太教，然而在整个帝国的种族中，犹太人是唯一一个不得不每年向“犹太财政局”进贡的民族；皈依犹太教，或者为生下来不属于犹太教的人行割礼乃是死罪；犹太人也绝不可能被提升到古罗马元老院成员的尊贵地位，就连犹太人自己也并不指望能到政府中任职，或当议员和骑士。在康斯坦丁大帝的统治下，犹太人被称为是“渎圣的一群，恶毒的一派”，禁止基督徒与犹太人通婚；皇帝西奥多二世在位期间，作为“宗教法庭的第一个基督徒审判官”，他极其严酷地把犹太人赶出了所有的公共机构；西塞巴国王登基后，连犹太人的孩子都被掳走，送到正统天主教家庭中抚养成人。

    对犹太人的屠戮，在十字军东征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当时十字军的一些领导人曾发誓说，基督的血要用犹太人的血来偿还。西塞尔·罗斯在《简明犹太民族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中说：“真正的危险……来自于小股杂牌军和那些跟随在大部队前后的一群群武器简陋的狂热农民。当时，他们都普遍相信，只要杀死一个犹太人，所有的罪孽会得到宽恕，炼狱之苦也会得到赦免。”杀戮残暴到什么程度？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期，暴行的瘟疫已经传染到英国，在约克郡大城堡里避难的犹太人为了不让敌人享受屠杀的快乐，从拉比开始，所有家庭中的户主都杀死了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然后再互相杀死。西塞尔·罗斯写道：“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暴行的头目都是曾同犹太人做过金融生意的小贵族阶层的成员，他们金钱上的负债即使没有引起，肯定也增强了他们的宗教狂热。”

    世俗对犹太民族难以理解的敌意

    与其追问“为什么是犹太人？”莫如追问“为什么人性会如此？”犹太人自称“上帝的选民”以及他们将“殉教”作为一种荣耀而引发了非犹太教徒普遍的敌意，为什么宗教狂热会带来如此的残暴？为什么残忍会具有如此的传染性？

    1843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的问题》中曾经写道：“犹太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金钱……在他们的眼里，整个大地都是交易所；而且他们确认，在这块大地上，他们除了要比自己邻居富有之外，没有别的使命。”

    这番话堪称尖刻，虽然他的本意并非反犹，而是借此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崇拜。他在文末说：“现代犹太人的本质不是抽象本质，而是高度的经验本质，它不仅是犹太人的狭隘性，而且是社会的犹太人狭隘性。”虽然马克思整篇文章都在批判金钱的异己本质，他毕竟使用了“犹太人狭隘性”来对资本和金钱做一个形象的指称。追逐金钱或许不算是一个美德，但至少不能算是一项罪恶吧？

    马克思的《论犹太人的问题》写于1843年，乃是为了批判布鲁诺·鲍威尔对犹太人的言论而作的。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中道：“例如在维也纳只不过是被人宽容的犹太人，凭自己的金钱势力决定着整个帝国的命运。在德国一个最小的邦中可能是毫无权力的犹太人，决定着欧洲的命运。”马克思对此段文字评论道：“这并不是个别的事实。犹太人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不仅因为他掌握了金钱势力，而且因为金钱通过犹太人或者其他的人而成了世界势力。”

    富有、会做生意，是大多数人对于犹太民族的共有印象，奇怪的是这一特征也能招致普遍性的不安。一个没有国家和国土、流散在世界各地、千百年来始终处于政治地位低下的“卑贱”人群，通过金钱来获得生存的安全感，难道不是可以理解的吗？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

    从17世纪后期起，在国家威望和经济与商业利益的新扩张两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需要，而欧洲居民中没有一个群体打算增加国家的威望或积极参与国家商业的发展。因此很自然地，犹太人由于世世代代充作放债人的经验，以及他们同欧洲贵族阶级的联系——时常寻求贵族阶级的地方庇护，并为贵妇阶级处理金融事务——而会应邀帮助发展商业。很明显，正是出于新的国家商业的利益需要，才允许犹太人享有某些特权。

    犹太人做生意的传统由来已久，在9世纪的法律文件中，“犹太人”和“商人”两个词有时甚至可以互换使用。汉娜·阿伦特所言“世世代代充作放债人的经验”，起源于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及之后，对犹太人的歧视甚至于将他们驱逐出了商业组织。但就在这时，一种经济上必不可少的职能出现了，中世纪社会对此毫无准备，那就是金融家，或银行家，或放高利贷者。王室需要资金来开拓疆土进行征战，贵族需要贷款来从事新的投资项目，普通人需要购买各种原料……这使得犹太人得以和政府达成亲密关系，成为王室的金融顾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并未改变千年来人们对于犹太人的成见。听听布鲁诺·鲍威尔的口气，他是如此回应德国犹太人对于解放的渴望的：

    在德国，没有人在政治上得到解放。我们自己没有自由，我们怎么可以使你们自由呢？你们犹太人，要是为自己即为犹太人要求一种特殊的解放，你们就是利己主义者。作为德国人，你们应该为德国的政治解放奋斗；作为人，你们应该为人的解放奋斗。而你们所受的特种压迫和耻辱，不应该看成是通则的例外；相反，应该看成是通则的证实。

    言下之意就是：“既然犹太人不关心德国人的解放，为什么德国人该关心犹太人的解放呢？”

    汉娜·阿伦特——一个王室金融顾问，并且并非因此获得永久的特权与庇护的犹太人——说：

    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扩张随着暴力工具的不断完善和国家对暴力机器的绝对控制，使国家具备一种有利可图的商业地位。这意味着犹太人慢慢地、但是自动地失去了他们排他性的独特地位。国民们意识到，他们的个人命运越来越紧系于国家命运，这使他们随时准备向政府提供更多的信贷。

    不问政治只重金钱

    汉娜·阿伦特是二战以后西方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她是犹太人，她认可自己的犹太性，却不愿意信奉犹太教，也许因此才让她从历史根源、民族心理等各方面如此深入地对犹太民族进行解剖。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她指出犹太人长期以来养成了不关心政治只专注商业的习惯，这导致“犹太银行家的效忠对象迅速地从一个政府转变到另一个政府，即使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后亦是如此。1848年，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在不到24小时里，就从路易·菲利普政府转向为新的、短命的法兰西共和国服务，后来又转向拿破仑三世”。这种政治上的无知，难免让犹太人在民众中造成了“有奶便是娘”的恶劣印象。汉娜·阿伦特说：“犹太人从他们的历史经历中多少得出了结论，即当局，尤其是高层统治当局，对他们是有利的；而低层官吏，尤其是普通人，对他们是危险的。”

    为何会如此？汉娜·阿伦特分析认为，因为犹太人风格是由特别的歧视和特别的受惠这两者构成的，“然而，歧视和吸引在政治方面都不会产生结果。它们既不会产生反犹政治运动，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保护犹太人不受敌人侵害。但是，它们毒化了社会环境，颠倒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一切社会交往关系”。

    反犹主义

    “反犹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879年，由极为偏激的威尔海姆·马尔定名。

    祭起“爱国”大旗的民族主义情绪，绝对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它太容易走向极端，一旦走向极端，那些民族主义者几乎全然自认为本国优于他国，其中最极端者，甚至会寻求摧毁非我族类的文化。民族主义永远都是社会的一股潜在力量，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若轻易煽动民族情绪，几乎都会立即开启一种疯狂的社会驱动力。很不幸，犹太人始终处在与之敌对的民族主义的围困之中。追根溯源，因为出卖耶稣的犹大是一个犹太人，这种世代遗传的情感仇视成了一种文化积淀，浸润于民族情绪之中。汉娜·阿伦特说：“对犹太人而言，将所谓犹太教的‘罪’转化为所谓犹太人的‘恶’，这种流行观点实际上极其危险。犹太人可以脱离犹太教逃到改宗的路，但是身为犹太人这一点是无法逃避的。再者，一桩罪行面临的不过是惩罚，而一种恶只能面临灭绝。”

    早在希特勒煽动起德国全境的反犹情绪之前，就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称有一个犹太秘密国际组织，自古以来就有野心去统治世界。《简明犹太民族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中指出，在20世纪初，一本所谓《犹太人圣哲议定书》“不间断地一版又一版用各种语言出版发行”，书中声称一个名为“犹太国际”的组织已经达成了全面的协定，以实现对全世界的控制，并且连一次“代表大会”的议程都已拟定。

    相信这个传言的人不计其数，其中不光是希特勒，在希特勒死后六十年，2003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仍在说“犹太人利用代理人统治世界”。这种说法称犹太人在世界各国的各个领域和阶层都已占据重要位置，图谋控制全世界。

    如果从人性以及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种说法或许折射了人们对于犹太人可能实施报复的恐惧——犹太人被歧视仇恨了几千年，难道他们就不仇视非犹太民族的人吗？难道犹太人不也具备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拒绝被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同化吗？难道犹太人一旦掌权就不会疯狂反扑吗？

    “大屠杀”震惊了全世界，人被人类的残暴吓住了，人被人性恶的基因惊呆了。二战之后，世界共识开始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寻求基本人权的普世价值。汉娜·阿伦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恶”的观点，犀利地指出普通人群随波逐流附庸作恶也是应该清算的，同时也犀利地指出犹太人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违反了程序正义。

    文明发展到今天，犹大的罪归犹大而不能归于犹太人，应该具有普遍的共识了吧？“诸众”概念正在逐渐替代“人民”的概念，在斯宾诺莎看来，“诸众”代表了无法化约为一的复数性。“人民”是一张巨大的面目模糊的脸，而“诸众”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个体。

    这当然是文明的进步，然而在举步维艰的进步当中，又有一个观点开始流行——犹太人将“大屠杀”变成了对己有利的武器，只要牢牢抓住这一道义上的优势不放，犹太人不仅能确保自己的种族生存，更能在西方统治的这个世界中通过控制西方的大脑从而实现犹太人隐形的世界统治。

    时至今日，犹太问题依然无解，并被拖入了各种新的观点与势力的角斗当中。这不仅是犹太的困境，更是人性的迷途。

    （本文编辑  谢宁）

silver

黎 鸣
《 博览群书 》（ 2011年08月07日）

    在今天的世界上，有两个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的最尖锐的对照，一个是犹太民族，另一个是英语民族。在今天人类文明的众多民族的群峰之中，犹太民族占据了其中最智慧的一群之中的巅峰，是寄居在西方文明尤其英语文明的众多巨大文明山峰峰群之中的重要的一支。而中华民族无论从人类“文明”的质量上看，还是从数量上看，都与之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或者说中国人与犹太人，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最基本“智慧”的或“文化”的差别呢？直观的“罗列”能够非常尖锐地让人们看到比较之中的差别。例如犹太人迄今只有不到2000万，而中国人却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13亿之多。又例如犹太人基本上大多数都是散居于全世界，只有约四分之一组成了以色列；中国人则不然，13亿多人居住在自己的版图居世界第三的祖国——中国，即使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裔人口，也远比犹太总人口多得多，达到近6000万之众。又例如犹太人之中的世界名人多得无法一一列举，他们中有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医生、工程师、学者、作家、艺术家，等等，仅犹太人之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达160多位，占据了全部获奖者总数的近四分之一。比较而言，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事实上能够属于今天中国国籍的没有一个，即使算上侨居国外的华裔，也仅仅七八个而已。想想看，今天中国人口是犹太人口的几乎70倍，而犹太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却反而是中国人的20多倍。这的确非常值得全体中国人深思！

    中国人与犹太人的差别，实际上仍然是渊源于对于最基本的人生哲学问题的自我认识以及最后的回答上的差别，而这其实也就是二者最基本的智慧或文化的差别。

    第一个最基本的人生哲学问题：人类从哪里来

    犹太人的先知摩西告诉犹太人，他们的民族是从上帝而来，是上帝创造了人，而且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作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必须遵守自己的祖先与上帝签订的契约，即所谓《旧约》之中的“摩西十诫”。正是因此，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遵守“摩西十诫”，包括人人都必须信仰惟一的上帝，而且人人在信仰惟一上帝的意义上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请大家注意，这种“人人平等”的观念意识恰恰预示了人类“文明”精神胚胎的诞生，正是这种“人人平等”的人类精神的“文明”胚胎大大促成了人类文明历史进步和发展的原动力。摩西告知的上帝创造人，人人在信仰上帝的面前完全平等，以及摩西代表犹太人（希伯来人）与上帝的签约——“摩西十诫”这三点，实际上启开了全人类真正“文明”历史的“序幕”。因为只有具备了“人人平等”的精神意识追求的人类历史，才有资格被称作人类真正文明的历史。

    对于这个最基本的人生哲学问题，中国人有两种最重要的回答，一种是由孔丘所代表的儒家，以及所有的既得利益者的回答；另一种是由老子所代表的中国人之中的智者的回答。

    孔丘的回答是中国人从“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礼乐”而来，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中国人从永远不可知的“天命”、“宿命”而来，而这个能够代表一切中国人的“宿命”的具体可见、可闻、可知的东西，就是周代，尤其是周公的“礼乐”。因此，孔丘对于学生的教育，包括孔丘本人的一生，全都完完全全地遵循“礼乐”而行，包括孔丘所运用的种种“观念”，例如所谓的“仁义礼智信”，实际上都是来自“礼乐”对于它们的解释。例如什么是“仁”，“克己复礼为仁”。什么是“义”，“礼之宜”即为“义”，等等，不一而足。通过上面的“回答”，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到，孔丘及其儒家的“智慧”和“文化”，与人类对于“人人平等”的精神意识的追求没有任何关系。直到五四运动之前，中国都是毫无任何“人人平等”的精神意识追求的儒家“文化”。

    关于这个问题，老子的回答又是什么呢？老子认为：中国人从“道”而来。什么是“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很显然，老子的“道”与犹太人先知的“上帝”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犹太人来说，人类从上帝的“创造”而来；对于老子来说，人类从可以称作“天下母”的“道”而来。对于犹太人来说，人人在信仰上帝的意义上完全平等；对于老子来说，在追随“天下母”的“道”这个意义上，人人均都处于“玄同”意义上的完全平等的地位。令人遗憾的是，老子的思想没有在中国人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二个最基本的人生哲学问题：人类到哪里去

    犹太人先知的回答是：回归上帝而去，到上帝所在的自由的天国去。犹太人的终极追求从一开始就已经具有了关于“上帝”的绝对“自由”的意义。

    孔丘的回答是什么呢？回归“礼乐”而去，追随“圣人”当官去。后来儒家的所谓“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等，均明显地丧失了对绝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请注意，中国人的终极追求完全只限于经验的具象，尤其现实的利益，而根本就不具备任何绝对的精神追求以及“自由”的意义。

    老子的回答是什么呢？回归“常道”，到具有“玄同”（人人平等的精神价值）取向的“玄德”的精神境界去。什么是老子的“玄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才是人类的真正精神境界中绝对自由的精确概定。比之犹太人先知的“天国”还更具有人类智慧自由的品质。

    同样令人非常遗憾，孔丘的回答完全占据了中国人的心灵，而老子的回答则被中国人抛弃了。

    第三个最基本的人生哲学问题：人类怎么去

    犹太人先知的回答是：虔诚地信仰上帝而去，严格地遵行“摩西十诫”而去，不杀人，不抢劫，不奸淫，不欺弱，不说谎（不做假证），孝敬父母，只信惟一的上帝，不称上帝之名，不拜偶像，恪遵安息日。说到底，即信上帝、尊道德（社会的公德）而去。

    孔丘的回答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完全（情感化地）遵行“礼乐”而去，完全遵行以“礼乐”为核心的“仁义礼智信”而去，确遵“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而去，确遵“孝悌忠恕”的家庭“私德”而去，乖乖地按照“三纲五常”的“礼教”制度秩序而去。

    老子的回答是：“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令而常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可，道非，常道”，“上德”，“下德”，“玄德”等。总之，“尊道贵德”而去，持有“三宝”而去：“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伪）天下先。”（注意，老子在这里所说的“不敢为”，其实应该是“不敢伪”——笔者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老子才是真正在中国提倡社会公德，也即真道德的伟大的中国人。可是非常令人遗憾，中国人丧失了老子的真正的公道德，却捡起了“亲亲尊尊长长”的私道德、假道德。

    为全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犹太民族

    关于犹太人还必须特别提到的一点是，他们并不仅仅只是在维护自己宗教的“人人平等”的精神观念追求的“传统”方面，为全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继承和维护古希腊人的哲学的“人人在真理面前平等”，以及“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传统的历史方面，也同样为全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西方中世纪的前期，犹太人的学者曾把古希腊人的哲学文献翻译成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到了后来，犹太人在把它们从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又翻译成拉丁文方面，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西方，犹太人几乎始终是一个最有文化并且最具有语言天赋的民族，比较而言，由于他们勤奋地阅读《圣经》，使得自身成为了一个文盲率非常低的民族。可以说，在后来长时期的基督教文化地区和阿拉伯文化地区之间，犹太人始终都是处于重要的文化传递者的地位。正是犹太人的语言翻译的天赋，帮助基督徒的西方人保存了古希腊哲学的伟大遗产，让它们没有在巨大的动乱之中完全丧失，而是在东方的阿拉伯人的文献之中获得了保存；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人，又接着帮助西方人把阿拉伯人保存下来的古希腊人的哲学文献，从阿拉伯文、希伯来文翻译成了拉丁文。历史事实证明，犹太人不仅是人类之中、文化之间伟大的“信使”，同样也是伟大的人类文化的“创造者”本身。

    比较而言，中国人在过去的2000多年之中究竟干了一些什么呢？直到今天，老子伟大的《道德经》，也没有一个中国的儒家文人能够全面地认识到它的真正伟大的价值，他们又怎么可能看得懂真正具有伟大文明价值的《道德经》呢。

    犹太人与中国人的最尖锐最突出的差别，几乎完全出自犹太人与中国人在认识自己（个人或民族）的问题上所出现的差别。说得更具体一些，即犹太人和中国人在认识和回答关于自身的三个最基本的人生哲学的问题上的差别。

    犹太人认为自己从先验的（古希腊人发现的）绝对真理和超验的（古希伯来人发现的）绝对上帝的信仰而来，而最终还将回到由真理和上帝所完全统一的绝对精神的自由境界而去，并且按照真理和上帝的统一性和同一性，遵循着绝对的“道德”（诫律）——“摩西十诫”和相对的通过契约制订的“宪法”、“法律”的道路而去。必须说明的是，无论真理或上帝的信仰，均必须贯穿“人人平等”的精神价值观的追求。

    很显然，孔丘及其儒家的认识和回答，则绝对没有体现上述所有的一切，因为他们绝对拒绝“人人平等”的精神价值观的追求。完全遵循孔儒的教导的中国人，就只能彻底地丧失了人类真正“文明”的价值，并从而彻底地使得自己走向了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历史之路。

    同样也非常显然的是，老子的《道德经》对于上述三个最基本的人生哲学问题的认识和回答，与西方先知和西方哲人的回答完全一致，而且在我看来，老子的认识和回答还更具有较高程度的正确性和全息性。

    （本文编辑  谢宁）

silver

阮 项
《 博览群书 》（ 2011年08月07日）

    他们是普通的外交官、建筑师兼诗人、独立制片人兼导演。他们是活跃在中国和以色列这东亚和西亚两端上的许许多多人之一。无论是CCTV还是CNN，网络媒体或是传统纸媒，有关以色列或是巴以问题的报道总是出现在显要位置。两年前我参与翻译了第一本描述当今以色列人生活状态的纪实文学作品——《以色列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作者唐娜·罗森塔尔作为一名记者，采访了特殊国度上来自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以色列人，读起来让人久久回味。今天再次提笔写以色列人，情境有所不同，写的是我身边的以色列朋友。

    自1992年正式建交算起，2012年中以将迎来建交20周年纪念，我们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这两个同样具有5000年以上文明史的国度，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正在不断尝试定义新的伙伴关系。以色列在国土面积和人口总数上是世界范围内的绝对小国，而中国相对而言却在大部分的领域，占据了全球范围内的总量前茅，这一大一小、源自不同文明的两个国家，却出乎意料地在对方的版图和日志上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又一页。20周年和5000年文明间的对比和反差，有一丝扎眼，但我却认为，正是这样的一种不相称，促使我们不断抛开地理的阻隔、文化的差异，而走到一起。

    有故事的前以色列外交官

    以色列外交部中国事务主管、中国2010上海世博会以色列国家馆副馆长、前以色列驻上海副总领事，这位有着一个浪漫中文名字——蓝天铭——的以色列朋友，最近正忙于安排来自中国的政府和商业代表团访问以色列的各项行程，在所有曾经踏上中国土地的以色列人中，他一定是最幸运者之一。刚过而立之年就已成为一名资深的外交官，并被派驻上海总领事馆，又在这段任期内有幸担任世博会以色列国家馆的副馆长，成为以色列首次以自建馆身份参展世博会的亲历者，回到以色列，又再次被委以重任，主管外交部中国事务。也正是如此，每当我们之间谈起他的下一次驻外工作，他总是会反复跟我强调依然会选择前往中国继续他的外交生涯，“固执”得有些可爱。

    当蓝天铭5年前初任以色列驻上海副总领事时，因工作原因，我们进行了一次特殊的单独会面。在坐落于虹桥开发区一座写字楼内的领馆会议室里，我们面对面打量着对方，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一名副总领事，笑起来总是大大地裂开一张嘴，没有印象中外交官所具有的职业微笑，而我那时也才刚进入大学工作，两个年轻人坐在一起除了谈工作，自然还聊起各自的生活。从那个时刻，缘分就这么展开了。我们发现彼此有相似的家庭背景，进而又发现两人还是北大的校友，并且学的都是对方国家的语言，关系又拉近了一些。

    此后的三年，我们俩成了搭档，无论我俩谁受邀做关于以色列的讲座，都会叫上对方一起，一来有时候我们可以在语言上形成互补，二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介绍各自眼中的中以两国。我们这个中以组合活跃了三年。有一天他交给我一个信封，打开一看，是他的婚礼请柬，再一看婚礼地点以色列地中海边一个叫Canaan Land的小村庄——这个婚礼地点似乎有些遥远。

    如果说在出了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开着车一路摸索着去Canaan Land的路上，还有一丝长途跋涉的疲惫与懊恼的话，那么当我站定在婚礼现场，身处这片充满以色列和犹太特色的小花园之中，所有那些关于犹太婚礼的疑惑与好奇一下子涌上心头。这既是挚友一生中独一无二的婚礼，又是了解和深入当地文化的最好课堂。在拉比的指引和上帝的见证之下，新人、家属和来宾共同完成了婚礼中传统的宗教部分。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可以看到拉比主持下的犹太教婚礼，最后新郎用力踩碎一只玻璃酒杯，告诫人们在幸福的生活里也不能忘记苦难的历史。

    有故事的世博会以色列馆总设计师

    那一年是2009，彼时，世博会已经进入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在婚礼现场，一位充满艺术家气质的以色列朋友坐在了我的左边，而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1919年我的妈妈出生在上海”。这个和中国上海有着奇特联系的中年人，戴着徐志摩年代的粗黑圆框眼镜，穿一件和中山装有些神似的黑色双排扣西装，说话间总是能抓住你的心，我和他约定了第二天一大早去他的办公室看看。回到了酒店我才想起连他是做什么的都没有问。到了约定时间和地点，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停在了我的面前，车轮上沾满了厚重的泥巴，上了车，几个弯一转，停在了一栋写字楼下面，进到了顶层他的办公室，终于看清了门上的字，Haim Dotan Architecture & Urban Design LTD，原来此人正是上海世博会以色列国家馆的总设计师——渡堂海先生。难怪婚礼上，两个唯一和上海扯得上一点关系的人，会被安排坐在一起。

    利用这段时间，我们谈到了世博对各自生活的影响，他因为世博而不得不暂时长期离开妻子和女儿，但他仍然把每天看到、听到和想到的通过诗歌和相机记录下来，发给远在以色列的亲人和朋友。他给我看那些文字和照片，给我讲那些瞬间背后的故事，讲他祖母带领着家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白俄逃亡上海并借住在虹口区的往事，由此便有了那句“1919年我的妈妈出生在上海”。一幕幕镜头像电影胶片一样呈现在我眼前。于是，一个念头在我脑中开始构思，我们应该把如此美丽的故事谱写成一本书，一份爱，连同所有的辛酸苦辣分享给更多的人们。就这样，往后的一年里，他钻在工地里建造了后来被评为“十大最有魅力国家馆之一”的以色列馆，我在另一片文字和图片的海洋里搭建这本讲述中以两国跨时代、跨地域、跨语言的作品。

    我在一份以色列参与世博会的考察分析报告里作了这样的比较，在统计20个热门国家馆建筑面积、总投资、参观人数和排队入馆等候时间的综合数据中，以色列以4100万谢克尔（约1200万美元）的最少投资、1200平米的最小参展面积，列“最热门国家馆”的第11位。这一方面得益于以色列政府的重视。在上海世博会筹办阶段，以色列是最早确定参展、造自建馆的国家之一；此外，场馆的设计理念和造型十分切合当今国际潮流。以色列国家馆设计师渡堂海倡导“建筑元素取自大自然”的设计理念，以色列馆“海贝壳”的造型蕴涵了“传统与现代交融”、“和平对话”、“回归大自然”等当前全世界关注的话题；其三，以色列国家馆确立的主题成功。以色列馆的主题“创新让生活更美好”，既与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有相互映衬的效果，“创新”又提炼了以色列国家的最重要特色，同时，其“创新”的主题又表达了崛起的中国的内在追求。

    世博会期间，各国展示了其各具特色的建筑艺术作品以及高科技成果，以色列也不例外。农业高科技、海水淡化、医疗卫生领域的成就早已被我们所熟悉，但个人认为那些由人来表现的内容却显得更有张力，也更有助于文化的诠释与交流。在担任世博会以色列国家馆文化顾问期间，除去那些早已印刷在节目单上的活动，我喜欢独自一人游走在馆外的开放空间。我们尝试对来访观众做过问卷调查，也尝试过赠送以色列特色的纪念品，但更多时候，来自观众真实的声音，需要你以专业的角度但把自己置身于普通参观者中才能够聆听。

    有故事的纪录片导演

    就在那一天，我突然被馆外一个时而举着手机摄像，时而又把摄像头转向自己并且口中念念有词的观众所吸引，凭我的判断，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就这样我们认识了，我也得知了他此行的真正目的绝非只是参观世博。

    上海国际电视节在世博期间举行，纪录片单元有三部以色列影片参赛和参展，我辗转三日三个影院，一个不落把三部影片看完。印象最深的便是其中一部以第一人称视角，实战记录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部队某连队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执行任务的纪录片——《Alpha Diaries》，片中出现的所有场景都是制片人、导演兼摄像师Yaniv Berman——那个我在世博园里“一眼相中”的以色列人——在5年时间里，一手扛着枪，一手提着摄影机在实战中拍摄而成。他不是战地记者，他甚至都不是新闻从业人员，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每年前往军队服1个月的预备役。但毕业于特拉维夫大学影视专业的他，用镜头记录下这些外人所无法见到的珍贵画面，努力尝试还原一个真实的以色列，呈现给身处战争与恐怖袭击之外的我们。他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某个巷战场景，战友们对他的照顾，掩护这个因为专注于摄影而经常不顾安全把枪搁置在一边的兄弟，当然还有闲暇时他们对摄影机背后那个人的“挖苦”与“讽刺”。军营生活枯燥但也历练人，你会发现每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身上都充满了某种悲壮但又喜剧的色彩，他们有些是天生的演员，在纪录片中的表现让人会误以为是专业演员按照剧本在执行导演的安排。甚至连炊事班的厨子都能给你来上一段即兴的炒菜歌舞曲。

    Yaniv和我坐在小饭馆里，吃着点心，喝着啤酒聊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我们没有谈到有关影片的任何细节。而他却在回到以色列后不久把那些手机镜头中的上海，连同我们在饭桌上说的那些夹杂着希伯来语、英语和汉语的画面一起，编辑成了他上海之行的10分钟纪录片，上传到他的个人空间里，引来众多关注他纪录片观众的议论。

    除了他的《Alpha Diaries》是来到2010年上海国际电视节三部以色列纪录片中的唯一一部参展影片外，其他两部均入围参赛单元，并且一举拿下各自单元中的两个金奖（注：上海国际电视节共设三个纪录片单元，每单元设一个最高奖金奖）。以色列纪录片震惊了上海，而我却丝毫不感到惊讶，因为以色列从来都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世博会落幕后，除了极少数的国家馆得以保留，以色列馆也和其他大部分的场馆一样，需在原址拆除。直到今天，我仍然清晰记得渡堂海布满血色的眼睛，似乎含着泪水地对我说，他无法站在那片工地上看着亲手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以色列馆就这么再次回到一片平地，他选择了暂时的离开，像一个中国文人一样，去浙江安吉听竹林涛声，去张家界把自己置身于山峦环抱中，去虹口区的老街道里继续他母亲生前托付给他的“寻根之旅”——“1919年我的妈妈出生在上海”。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希伯来语专业教师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