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民俗学系列讲座之《村庄记忆——民俗学参与文化发展的一种学术路径》刘铁梁
主讲人：刘铁梁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支持人：张士闪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们六中全会刚刚召开，提出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和方向，所以我在这次的讲题中也提到了文化发展，民俗学在最近几年来一般都是谈文化保护，那么谈文化发展可能就另有新意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因为刚刚参加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馆和山东省政府、光明日报社联合举办的第二届春节文化论坛。在准备那个发言的时候，实际上也举了个例子，一个村庄的例子，是想用那个村庄的例子来说明，文化的发展既需要自上而下的指导，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创造。其中，村庄的文化建设经验应该得到充分地调查、研究和总结，只有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形成良性互动，我们社会文化大发展的局面才可能真正的形成。所以和那个发言相联系，临时设计了这样一个讲题：村庄记忆——民俗学参与文化发展的一种学术路径。我想，这样一个讲题，中间也包含了我们对于民俗学者怎样运用自己的学术，来进入我们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实践。到广大人民的实践当中去，应该是一个学术的非常重要的责任和历史使命，同时，也是民俗学有所突破、有所前进的表现和设想。
现在我就按这个讲题谈如下几个问题，准备谈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村庄的现实处境：对村庄解体化的观察
我们中国农村是由一个个社会、村落构成的，事实上这种村落社会也是构成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基层组织，在今天的发展过程中，村庄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解体化的危机，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1、从土地的大包干到土地的集体誊出
我的意思是，我们本来在三十多年前，三十四年前，1978年年底，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安徽省滁州市小岗村有18个农民在那年的12月24号晚上，按下了18个鲜红的血印，写了一个大包干的申请书。那件事实际上是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而且是自下而上的开启了城乡社会经济全面改革的序幕，也就是从农村开始到城市、工业，一个全面的改革。大包干成了象征性的时代标志，我们进入了一个由人民主体说了算的该如何发展如何建设的一个时代，但遗憾的是，中国农村的土地今天已不完全由农民说了算，而发生了在土地使用上的变化。
第一点，从大包干到土地出租的耕作，本来是大包干的工作，现在是出租的工作，就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将自己具有使用权的土地，出租给其他农民或外来农民来耕作，自己则离开村庄土地从事其它经营；另外，很多村落将村落开辟为工业用地，或者叫做技术开发区。这样，这些村庄的耕地大量减少或者全无，农民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耕作的土地，反而获得了工厂工人的身份。因此在生活上，特别是收入上，一般来说，比原来在土地上耕作要高许多，一般也是受农民所欢迎的。但问题在于，中国农村的耕地在存量上大量减少，本来我们的报告应该取一些数字，但是我这里也没有时间去查证，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国家在某一年提出必须要保证18亿亩的农业用地的底线，但是至今为止，我们看到这种减少农业用地可能已经威胁到、越过了18亿亩的保存耕地的红线。
比方说，有的地区占用土地后，为了表明在其它地方补足了耕地，在一些不毛之地涂上绿色，以备国土局在天空中的侦查，可以障人耳目。再有一种，由于城市区域的扩展，大量郊区的土地，成了居民楼的建设用地，农民也和外来的居住者一起上楼居住，称之为“上楼居民”。一般来说，很多农民并没有反感这种改变，因为他们获得了相当可观的一笔收入，同时也住上了更加舒适的房屋，问题在于，他们的子孙后代再也没有继承他们土地的权利了。他们的子孙后代有可能必须全部离开村庄。
这种土地用途的改变是城市化、工业化的一种表现，但在追求GDP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它对于增长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这样一种土地用途的转移，并不与经济总量的追求目标发生矛盾，发生矛盾的可能是城乡的协调发展的关系受到了破坏，因为工业化城市的发展，一般来说是需要依托材料来源地的农村，也需要依托广大的农村市场，才能够使自己工业化的生产可持续地发展。如果照这样的发展模式发展下去，我们自己的原料来源地和市场将大大地萎缩，我们的很多工业原料特别是能源的原料，目前在依靠国外的比重上，增长非常迅速。
我想我们的粮食和其它的工业原料也可能需要国外的提供，但是总的来说，中国的农村是世界的最后农村，我们在其它地方寻找农村的可能性，也就是寻找原料的来源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我去年到伦敦开会，我看到泰晤士河边上的古老的厂房，非常感慨。英国作为西方最早的工业革命发生地的国家，当时有非常广阔的国外的农村的材料来源地和市场，以后其它国家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仍然有广阔的材料来源地的农村和作为工业产品销售的农村。那么，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企图还走他们的老路，牺牲自己的农村，而在国外寻找农村，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是我非常突出的一个感受。
这是农村的现实处境之一，就是土地的流失。土地的流失带来一个严重的文化问题，村民由于没有了共同的领地，加之他们进入城市从事其他产业的选择的多元化，比方有的可能去当建筑工人，到城市的服务业中，包括餐饮、健身，像足疗的场馆，等等。这样，我想村民失去了拥有共同领地的连带感，紧密的乡里乡亲的感情。我们说共同的领地，可能会被某些人所指责，说你说的这是哪个时代的共同占有的领地，如果你是说在土地兼并非常严重的封建时期这样说不合适，因为土地是地主的，不是雇农的，也不完全是小生产者的土地，它只是少量的、一部分的、地主阶级所占领的土地。用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来批评我们，当然我会说不会没有道理。但是他忘了一点，土地的使用权归雇农所有的，而是雇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从占有制意义上的地主，共同在村落中生活。所以应该说，这仍然是共同占有的领地。事实上，围绕着共同占有的领地，形成很多村落认同感的文化，比如说争水、争地，甚至因此而发生村落之间的械斗，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绝对不会是地主出面跟别人打架，恐怕贫下中农和雇工会出来打架。共有领地的感觉还是相通的。不是说否定剥削，而是说共有领地的感觉是存在的。好像张老师家过去两个村互相扔石头也是一种认同感，一到了过年，互相扔扔石头，象征性的械斗，最好谁脑袋还破一下，破一下又没死人，那最好不过了。
张士闪：《鲁中四村的文化考察》，在那本书里有一章。
2、村庄的现实处境是家庭残缺和村落空巢化
人口向城市流动，主要是以青壮年群体为主，当然，他们并没有成为城市人，但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是以城市为生活空间了，而不是以家乡的村庄为生活空间了，这种情况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情况。比方说在过去的北京，送水的、掏粪的、卖菜的、提供街头文艺表演的，耍猴的，扁担戏，都是农村的，也会向城市里流动。但是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一个村庄的年龄群体整体离开村庄，剩下老人和儿童。有些家长把孩子也带到城里去，剩下的儿童不能凑成一个年级的一个班。所以很多村庄的小学取消，逼迫只要你出去打工，如果你是结了婚的，你就要先解决好孩子的问题，将来上哪儿上学，要不然你也别轻易随便乱跑。可是，为了求得收入的增加，几乎把孩子都带出村庄，另外一些地区，实在带不走的，就由老人领着孙子一辈的生活，称之为留守儿童。当然留守儿童也包括能够上学的，就是在附近村庄和城市里上学的孩子，但是他的日常生活还是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一辈人来看管。总之，家庭结构残缺。
我们不仅要看到它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儿童缺乏抚养，老人缺乏赡养，而且，出外打工的人情感也缺失了，他在奔波劳碌中得不到任何一点来自家庭的亲情的抚慰、安慰。村庄也会出现空巢化，荒草凄凄，许多大门紧锁，许多房屋在风雨中飘摇。我感觉这种情况，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造成村落社会的全面的解体。如果说失去土地会使农民不能生活在原来村庄的空间中，而造成村落解体，是一个根本原因，人口向城市流动给村庄造成的打击也是非常严重的，而且，也是使村庄解体的一个根本原因。
3、村庄向服务业发展
村庄仍然保留了村庄的社会组织结构，因为人口可以在原地进行生产。比方说，旅游业大量进入农村，使得很多家户成为民俗旅游接待户。村庄原有的文化资源得以利用，包括农耕、土地的资源，和其它的生活方式等等，亲近自然等也都被旅游业所利用，这样，很多农民仍然能留在村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旅游业在一定的程度上挽救了村庄解体的危机。但也有问题，村庄由于主要不是依靠原有的耕地的生产，也不是在依靠原有的亲属纽带来结成社会，主要是在一个旅游市场上生存，面对的是一个竞争激烈的旅游市场，所以可能会发生村民之间的在利益争夺上的亲情的伤害。
我想村庄解体化的表现大体可以说以上三点，这是村庄的现实处境之一。
第二个问题：村民劳作模式的转变
我指的是，目前未解体的和解体的村庄的村民的劳作模式的转变。比方说，在没解体的村庄当中，劳作模式从原来的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三产业转移非常普遍。劳作作为一种生活模式，每天早起晚归，或者说每天从早到晚在忙什么，这样一种生活，我们称之为劳作，这种劳作可以是种地，可以是工业产品的加工，也可以是提供旅游服务，接待游客。但是，这些劳作可以从模式化的眼光来看它，不是一家两家，而是全村的普遍的变化，所以说，具有模式意义，所以我说村民劳作模式，也称为村落劳作模式。因为村落劳作模式在未解体的村庄中表现比较明显，在解体的村庄中，一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村民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原有的亲属关系密切互动影响下的劳作。比方说我去城里做装修工人，给各家各户去装修，虽然我们的村不在了，但是我那亲戚里道的那些人，我的亲戚也好，邻居也好，我的亲友也好，模仿着我去装修，实际上还是利用了原有的未解体的村庄中的关系纽带，成为一种村落劳作模式。也就是说，村庄不见了，可是村庄的感觉还在市场中存在，这个很有意思。当然有的地方还在，村庄也在市场上显出它的活力，也是有的。所以民俗学的研究中要善于分类，民俗学的类型学，那是别的学科很难跟我们比的，就要在类型上大做文章。
从劳动者的主体身体经验来看，整个村庄的知识体系在发生变化。整个人的关系也会在市场体系中发生变化。比如雇佣关系，我们知道在1949年以后没有雇佣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又有了。原来我们是集体化时期没有雇佣关系。还有一个重要关系不可小觑的就是，进入公司体制。原来农民什么时候属过公司，现在是公司中的人了。两种情况：一个是进入城市里的公司，一个是村庄自己成立公司。
这是民俗学吗？我认为是民俗学，民俗学过去的毛病就是，把该研究的不研究，研究没用的。整个的民俗在整体地发生变迁，包括社会关系、交往关系、知识体系、文化符号，整体地发生变迁。这就是我们所称之为劳作模式的意义。不要小瞧劳作模式的变化，它牵涉到整个的村庄社会关系、村庄的交往形式、村庄的知识拥有。昨天我在春节论坛上提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觉得年味淡了有一个原因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小孩儿说年味淡了，莫名其妙，他知道过去什么年味；老人也说年味淡了，他知道过去怎么过年。实际上，是同一个知识体系被解构了。原来关于过年的同一种身体感受被解构了。原来是老中青不管几代人过年的感受是同一个，过年的知识也是同一个，今天不是了，各个年龄群体有不同的年味的追求。这好还是不好呢，很难讲。好的一面是话语多元，文化可以在多元的协商和博弈中而呈现出活力，不会墨守成规、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坏的一面，沟通困难、交往关系纽带的缺失，没有共同语言。这可以谈三点关于劳作模式的现象的描述。
1、村庄劳作模式的个人选择多样性。这个我刚才谈到了，就不多说了。
2、村庄文化资本开发的深入化。
以前我们的农村也对城里人有吸引力，现在和旅游结合起来，我们对城市人的吸引力尤其加强，这是因为我们村庄拥有很多文化资本。第一，经济类型方面，如特色农业，城里没有耕地，也没有蔬菜大棚，没有果园、鱼塘，所有这些特色的农业全都会对城里人有吸引力。第二，他们共有的领地是处在亲近自然的位置这个资本。也就是亲近自然的人文地理资本。第三，村庄民俗的文化包括集体生活规范当中的节日、庙会，也包括村庄的历史，以及他们拥有的民间艺术，作为共有的知识传统的民间艺术，有时候艺术要从这个角度看，就是共有知识传统的容器和载体。比如有些地区的民歌是对唱的方法，实际是在传授着、交换着共有的知识。种种的，至少这三方面，从经济类型角度讲，地理位置角度讲，从他们共同拥有的知识体系讲或从规范的文化角度讲，大而言之，整体都可看做民俗文化，也可将民俗文化看做最后一种，就是节日啊、庙会啊、民间文艺啊等等。另外还有一种不能忘了，就是共有的村庄记忆，我这个村庄和你的不一样，其实是非常独特的，这是非常宝贵的文化资本。
3、劳作模式与认同感。
劳作模式虽然在变化，但是在变化中一定会重新建构起村庄的共同感。原来我有个学生写出一篇很好的硕士论文，就是淄博那边的人，他写他们村在天津、北京还有其它各大城市，专门给人安装天花板，村里生产天花板，然后送货上门给人家装好天花板，这个村就干这个。当时我还没有提出劳作模式这个概念，我跟他讨论中也没完全提出来，今天想起来了，就是村庄整体地转变了劳作模式，形成了新的身体经验，见面不会问地长得怎么样，可能会问最近哪边天花板生意好啊，天津好还是北京好哇，哪边活多啊，另外价钱如何呢，就是日常交谈的话语和知识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由于是共同的话语，所以仍然在村落的认同感上具有文化的结合力。
4、村落劳作模式是村庄再造的动力，也就是村庄社会再生产的动力。可以使村庄离开单纯依靠土地为经营方式的历史，村庄离开这个时代以后，可以继续延续村庄的生命，形成原有的传统的村庄公共社会的新结构。
三、村庄记忆与个人生活史
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北京大兴区长子营镇沁水营村，沁水是山西省晋东南一个县的名字，北京大兴有一块沿着风河的地域，那里都是明初的时候从山西移民过来形成的村落，来了以后取名就用家乡的地名，几乎全是山西各个县的名字，叫做“风河七十二连营”，很有意思。也有少数从山东过去的，多数从山西过去的。这是一个历史记忆了。这个村在清代由于满族八旗制度对北京郊区土地的占用，村庄进行了一次重组，可能成了皇庄的奴仆。随着清王朝的衰落，贵族阶层对土地经营不善，到了清朝末年，又成了与华北地区非皇庄制度下的一样的村庄形态了，不再作为皇庄奴仆的村民了，而是成了小农经济的农民身份。村庄里占有土地的地主阶层，已经与皇庄没什么关系了。
当然从农村经济史的角度讲这是需要考察的，今天也不可能详讲，但是村庄一次重要的组织过程，是从土改到合作化的这段时间，这是中国农村村社组织建构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集体经济时期。这个给予中国农民的文化塑造非常深刻。他们说自己是这个村的人的时候，真的是和当时的大队紧密联系起来的。所以你今天到村子里面去，他们仍然说大队，都过去二十多年了，还说大队。说明集体化时期对于村庄村民认同感的塑造、营造是非常之成功和深刻的。
我想说这个村庄今天像大部分村庄一样，有相当多的用地成了工业用地，有一部分耕地成了特色农业的养殖地，比方说大棚里的蔬菜或果木，叫做阳光房里的果木。还有一部分土地仍然作为农业用地。土改时村里的领地从3000多亩增加到5000多亩，原因是把别的村庄的领地划归到他们村了，集体化时期村庄土地的耕作当然没有减少，但是在用处方面，作物的选择方面出现了由一般的大田作物转向水稻生产的过程，因为这个地方的土地盐碱化程度比较高，所以通过大量地种植水稻可以实现排碱，制碱，实际上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稻谷的生产品种也比较好，只是那个时候没有市场经济的环境，对于增加土地的粮食产量，成为土地生产的一个大村，受到县里的表扬。还在1984年获得一辆大卡车，作为奖励，因为他们是粮食大户。增加粮食产量形成模范村，主要这个成为村庄的一个记忆。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
这个村姓氏比较多，有十几个姓氏，虽然有几个主姓。姓氏多可以证明，这个村是在一个交通要道上。在明初就是连接北京到天津卫，那时可能还没有天津卫，也许有，总之他们叫“官马大道”。官马大道大体上就是北京到天津卫。他们在官马道旁边，所以人口的流动经由这里比较频繁，因此村庄的姓氏比较多。再有一个情况是，村庄紧挨着长字营村，长子营村是附近一个重要的集市，沁水营村本身没有集市，以长字营村为集，另外，长子营镇有一处庙，在长善坡上，据说是关帝庙，但是他们也记不太清楚了，因为北京地区的庙在民国期间就被毁过，土地改革的时候做过小学学堂，以后就再也没有恢复过庙会了。他们就称之为长善坡庙会。
村庄原来有个观音寺，没有别的更多的象征性文化。问题在于，这个村现在的文化记忆里有几处标志性事物，想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村庄里仍然保留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要的公共建筑，也是一种巧合，村庄在1984、85年做过彻底的整修，形成一排排整齐的民舍，居住条件大为改善，而且宅基地的占用缩小，誊出许多土地可以用于集体经营。但是刚好，原有的不属于各家各户住宅的用地，反而由于不在这个民居改造工程中却保留了，比如以江青为校长的中央五七大学舞蹈学校，就是跳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那会儿，他们在那里下放劳动。这个不仅没有破坏，而且也不可能破坏，因为这是村里最好的建筑，而且为村委、幼儿园所在地。再有一处，就是知青的院子，大概有十几排大瓦房，有个大院子里面还有碾子，水井，这个院子保留着。
再有就是小学保留着，这个村子的小学也已经取消了，但是小学的教室还留着，成了村的文化大院，也就是图书室啊，健身的场地啊，还有村史陈列室。这个村史陈列令我非常之震惊，他们把村庄的历史写成大事年表，用展板弄一间屋子围了一圈，照片不太多，除了几位历届领导人的照片，还没别的什么照片，全是文字。但是能够看清村庄的变化和走过的历史道路。他在展板下面做了文章，有玻璃柜，玻璃柜里面有过去村里的土地证、房契，最早的有清朝初年的地契，再有一个咱们用过的粮票、布票、工业券等。
另一个屋子里有很多民俗物品，首先是生活物品，比方说，家家户户都用过的小喇叭，1980年代进入各家各户的用于广播的小喇叭，50、60、80年代的课桌也展览着，我们过去用的煤油灯、汽灯。还有传媒的变化，第一代电视机什么样的，9英寸的、14英寸的，一直到彩电，过去的燕舞牌收音机都展览着，使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变化飞快的。再有一处大棚子，展示各种农具，包括犁、锄、耙各种农具，盖房脱坯的木匣子，过去用过的压水机，水井，辘轳。我觉得很感动，原因是我问过，你们干嘛要这样，是不是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他们对这个不太了解。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完全由自上而下的经验而提出来的，他们也不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怎么回事，后来也知道一点儿，但是没想过这个事，就是要保留村庄记忆。简单的、朴实的感情。就是说村庄在不断变化，也许将来村就没了，但是我们能够要让下一代看到我们过去的日子，我们就是要用各种文物和文字来表达我们的心情。
我是出于对农民的主体的文化记忆的感动。这种情况是不是民俗学调查的主要方向呢？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不应该只见文化不见人。我们要对这些人的文化选择，包括文化记忆所感动，写出一个个鲜活的村庄。村庄是由个人组成的，所以个人生活史在村落记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沁水营村的村史陈列中相对地缺乏个人生活史，原因是这里没有特别的劳动模范啊，或者是被政府表彰的民间艺人啊，所以村民不好说谁的生活史就应该特别的加以叙述。
当没有得到一种话语霸权的认可时，哪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史重要，是很难判断的。但是我在和村民的交谈中，却感觉到这个村庄其实是与个人生活史紧密联系的。比方老书记就跟我讲，他小时候过年的那些感受，过去没有灯，如果没有月光星光，村子里到处都是漆黑一片的，走在村子里深一脚、浅一脚，而且老早就要睡觉了。但是三十那天不一样，那天家家户户的油灯不肯撤去，叫做长明灯，就看着那些点点的亮光，人们的心非常温暖，感觉到一种节日的欢乐，不像我们今天，山东搞贺年会，最大灯笼、最大条幅、最大葫芦，我感觉就是点点的小油灯，它的感染力一点不亚于今天的大灯笼、大葫芦。原因是，它是紧密地跟自己的日子贴在一起的。他说，村里的人会分别拾起一堆柴火，在街上的一个地方点起来。大家也不唱歌儿也不跳舞，就在旁边说笑着。那个过年的气氛甭提多浓了。家里的院子一定要铺上芝麻秸，他说了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其实就是来个人你知道，叫做踩祟。他说你现在给小孩讲这些他们也不爱听，不爱听也讲吧。所以要搞这个文化大院中的村史陈列。
我们要在新的村落文化公共体系建设中，想到我们原有的村社基础是必要的，怎样利用运用好原有的村庄的土地情感，血缘情感，以及共同奋斗过的历史记忆，来建设公共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不可以失去我们自己的历史记忆，不可以在一片新的空地上建起一个新的公共体系。民俗学在建设新的公民社会体系和新的公民文化当中，应该在历史记忆与今天文化的建造上起到一个连接的作用，和我们广大人民一起形成文化的联系和连接。
第四：感受生活的民俗学
我们不能忘了我们的历史，也不能不深刻地感受到我们今天的身体经验的变化，然后形成一种我们之间互相理解、互相体谅的话语，这时候感受生活的民俗学就发生作用了。因为我们有彼此相同又有个性的生活感受，所以我们才会建构起能够交流的话题，形成我们共同的精神上的拥有。我在1996年写的《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那篇文章中就提出过什么叫村庄的精神上的自给自足。都说我们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学总是在解释物质层面的自给自足和生产实践上的自给自足，我不需要依靠外部市场，我也不需要外部的资本，我就可以从事生产，同时我的消费也不需要到市场上去购买商品或出售商品，我就可以生活，满足基本的消费需求。
但是在精神上没人解释过自给自足，村庄在精神上的自给自足本质上就是共同的知识体系的拥有的，也就是人在交往中获得了精神的满足。你看他串门儿就行，他赶集就行，在井塘边上唠唠叨叨就行，外边的消息立刻传遍全村。但那时候的信息传播作为村庄的传播形式，是民俗的，也是亲情浓浓的传播，不像今天是完全没有什么关系的传播，那时候所有的传播都是，“我跟你说啊，你可别跟他说”，它是非常有情感的，有情有义的传播方式，也是村民在精神上的自给自足，当然是有限的自给自足，是不应该局限在那个状态下的自给自足，他还可以有新的交往需求和精神需求。
所以我认为，我们说出感受生活，特别在一个社会巨变的时代，我们能不能共同感受生活才是我们能不能形成全体国人的凝聚力和国家的软实力的重要的实践方式，特别在村庄的内外交流和交往上，在今天的民俗中有很多新的变化。感受生活的话语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建设，特别是公民社会情感联系的桥梁，就是今天的村民拥有一个对外部世界的生活状态和处境了，所以我们不是被外来的话语所冲击，而是被外来的话语所激活而说出自己的村庄的历史。比方说游客来了，你就爱说了吧，连个游客都不来，剩俩老头儿，孤零零的，说什么说，越说越贫，两人恐怕越说越没劲，还不如默默回到床头盘腿一坐。我就曾经推开一间屋子，一个老人盘腿默默坐在炕上，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是那种空巢村落，但是俩老头之间聊天缺乏动力和理由，因为你本来不说吧，我还不烦，你一说吧，我本来就够烦的，你还给我添烦，你说的也不是什么让我高兴的话，无非就是说你多么孤独，我这儿已经够孤独了，但是来个人就不孤独了，两个人就给他们讲我们过去的村子生龙活虎。
我在今年暑假去怀柔村调查，发现村民说起过去兴修水利，平整土地，那种集体劳动的精神状态，仍然让他们难以忘怀，他们对今天物质的拥有和精神的缺失感到某些不快，那时候公分的分值非常小，可能干一天一毛钱两毛钱，但是自己带着饭吃不饱的情况下，还是拼命地要争当劳动模范，那时候肯定是吃大锅饭，农民的劲头不可能保持长久。但今天完全靠物质奖励，完全靠收入增加的攀比，就是生产力解放的唯一途径吗？恐怕也未见得。
人还是要有一种精神，村庄人对历史的记忆中包含了很多宝贵的精神的记忆，所以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换句话说，我感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别靠自上而下灌输而成，恐怕还是要靠自下而上交流而成，这是我的观点。
五、旅游民俗学
我们村庄也进入到旅游的发展。旅游作为生活方式，已经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旅游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包括消费方式和劳作方式。游客是消费的，接待户是劳作的，他们共同建构起了以旅游为产业形式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对于旅游的研究，是我们当前民俗学不可以排斥的，也不可以忽略的一项课题。因为旅游是民俗，旅游不是在利用民俗，旅游本身就是民俗。旅游既是社会学要研究的，也是文化学要研究的，因为它事关旅游交往形式和交往符号的改变的问题。
交往形式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从形式这点来说，就是民俗的课题。一般社会学关心的是谁跟谁进行交往，用什么样的形式进行交往。交往形式指的是怎样进行交往。比如，咱们中国人对于死去的亡灵特别注意交往，所以我们有祠堂、祭祖和扫墓。有些文化里没这个交往方式。事实上，亡灵本身并不是在社会中的一个生命性的存在，但它是一个文化性的存在。他好像是民俗文化中的虚拟角色，但是在文化中相当有实体感。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人们在过去的交往中，既是一种角色之间的关系，也是文化塑造的结果。你是什么社会角色不是由社会本身决定，是由文化塑造的。
所以，过去研究民俗学最要命的缺点是光谈文化，不懂得文化怎样塑造社会。也不懂得什么样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说起鸟文化、鱼文化、狐仙文化，跟人都没关系，只说演变，狐仙最初是九尾狐，可是对狐狸的这种想象，怎么成为了我们狐仙的信仰，影响了我们一批受众，影响了很多家庭，影响了村社对自然力的感觉，完全不研究。跟社会没有关系的狐仙是不可以的。
不管同学们在研究民俗的选题时，脑子里、心里要有人，不要光有文化符号。现在我们民俗学可喜的变化就是，对于在什么样的社会时空关系中而存在什么文化，而这种文化又会怎样再生产着这种社会时空，来起到文化作用进行研究。特别是从庙会开始，我本人也比较早研究庙会，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我们希望这个方向还是应该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不要离开和退回对人的文化研究。有的同学说，我没退回，但是有一种力量让你退回，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它根本不管人，表面关心传承人，但没关心传承人所处的社会。把传承人变成文化部任命的传承人，他是该乐呢还是该哭呢，每个月几千块钱传承人的生活费，这是可以乐的。但是传承人脱离了那个社会，别人的人跟他疏远了，恐怕他也很难受。另外传承人还有一个问题，他得为了你给他规定的角色而生活。本来他想剪纸的时候就剪纸，过年的时候给自己家，剪点纸，作为迎春的符号，贴在各家各户的门窗上，他的荣耀感、文化感，全都实现了。现在不行，成天来游客，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成天剪，以前他不仅会剪纸，他还会做可口的饭菜，他还会问寒问暖地和孩子们聊聊天，现在没功夫了，剪纸剪纸，谓之传承人。
所以，他不是从生活的实际人的幸福感、人生价值感出发去保护文化，是根据国家需要、市场需要来保护文化，（拍案），非常地错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跟民俗学自身的弱小和浅薄有关。我们向来擅长研究寻根溯源的文化符号演变史，这是我们很有积累的一项研究成果。我们很少从关心具体的人的生活处境入手去关心我们身上的文化，所以我就想旅游的研究其实是从我们今天都进入旅游的生存方式和处境来研究的，因此是民俗学的研究。不是用民俗符号搞旅游才是民俗旅游学。千万注意这一点。
我用农村的掂轿子来开展旅游，然后让游客坐轿子掂一掂，这是用民俗学的形式提供一种产品，但是这不叫旅游民俗学，这个叫旅游规划，或者叫旅游设计的一个点子而已。绝对不可以把这个叫做旅游民俗学，甚至不能把“好客山东贺年会”用年俗来搞旅游，就叫旅游民俗学，也是不对的。民俗旅游学是用民俗学的方法研究旅游现象。民俗学别把自己小瞧了，民俗学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当然就可以观察旅游业了。你可以想想，当有人提出旅游经济学的时候，什么叫旅游社会学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说，不是用经济学的方法，不是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旅游。凭什么民俗学的方法就变成一种民俗玩意儿了呢。
所以，民俗学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也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学问。在我看来，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民俗学的根本在于方法，不在于研究领地是哪一块。比方说，有些学科比较容易形成一个研究对象的范围。比方说社会学，社会是一个太大的概念，本来是一种方法，可是社会学，我们看到大量的是，专门研究一些特别的社会现象。就是出现社会重大问题的时候那个现象，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农村的空巢化啊，离婚率啊，犯罪率啊，或者老人赡养问题啊。于是乎，他把社会问题变成他的研究范围。实际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社会学是用社会的眼光，角度去观察问题。那么社会学的方法一律是用社会的眼光来观察问题的大家。比方，韦伯，马克思，乃至社会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是用社会的眼光来研究现象，不是说社会问题才是社会学。同样的，民俗学也不是研究民俗符号才是民俗学。特别是传统的，古老的，才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关键是我们对人的生存方式，生存处境和人的行动经验，或者是身体经验，来理解社会，理解实践。这样民俗就必然要关照旅游业，因为旅游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所以我们谈村庄记忆，又兼谈旅游民俗学的时候，是想说，我们能不能研究一下，今天的村民在劳动模式转变的情况下，特别是成为旅游接待户的情况下，他们怎样建构起一套新的民俗文化知识体系，和怎样建构起新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和外来人的关系，以及内在的村落原有的村社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就是除了原有的血缘、地缘、业缘，会不会有主客缘这种新关系的建构，民俗学应该对这种新的游客和接待户之间，不同角度的，新的社会关系建构而发生的新的文化现象，比方说，什么叫驴友、回头客、农家饭，很多新点的民俗词汇。我们要把它当成新的文化体系，新的社会关系建构方面来研究。
我希望今后从咱们山东大学民俗研究所毕业的同学能写出这样的民俗旅游学。你说他高吗，它很基本，就怕堕落成，莫名其妙的，把虚拟民俗当成民俗学。我这儿掂轿子，又不是真结婚，完了就讨论什么是真民俗，什么是伪民俗，争这个干什么，它本来就是玩而已。上农家过大年，再怎么过大年也不是人家里人啊，年年去慢慢地可能可以成人家里的人。这也是一种建构嘛，对新的社会建构形成了一种缘啊，新的社会交往关系，这是重要的。
所以我昨天在会上也提出了一个观点，我认为，串亲戚式的旅游可能是旅游新境界。当旅游业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结合点确立以后，很可能这个点就在串亲戚的旅游追求上，别光为了挣钱，让游客憋一肚子气回去，这样的村庄旅游多不好。不管你爱吃不爱吃，给你摆一大桌子菜，做一样不给做。这样在旅游业普遍存在。我们在怀柔做调查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让学生吃饭的时候，村里面没有城里这种麻辣烫啊，四川小吃，只有民俗户那儿吃饭，一上来就是几个菜，一个人也得这么几样菜，没吃几口就扔那儿了，五六十块钱出去了，这样的旅游是伤害社会情感的，不是凝聚社会。
所以，旅游一定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光为追求GDP，伤害了社会，这样的发展没有前途。我们的好日子是追求幸福，不是追求堵心。所以这次六中全会看到一句话很明确：文化产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太好了！在旅游业中尤其要发挥我们的优势，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朝着正确的方向，既要成为凝结社会润滑剂式的旅游，又可让旅游者和接待户双赢的旅游，不可以巧取豪夺。我们今后在政府产业，和广大的人民，各方力量应该是共同形成一个集体意愿，要互相地关爱，共同地发展，共同地促成有一个光明的社会，一个有希望的社会，一个能做出启迪和各方面有所贡献的社会。这样旅游在中间可以发挥很多作用。旅游民俗学研究，对分类学意义上的研究非常重要。旅游学研究应该有一些主干的理论，其中分类学的理论是主干之一。今天就对分类学的四点意见说一下：
1、对旅游类型学的研究有一种标准是生产与消费关系中的交往类型。
比方说，我是让你到酒店来消费，我作为酒店服务员，然后我作为旅游产品的生产者，我卖给你商品，你带走；我作为旅游运输公司，将你从你的家乡拉到你想去的旅游地点；社会方方面面的旅游生产和你作为消费者跟它构成的一种交换关系。我认为这种消费关系不应该完全从经济类型划分，还应从交往关系上划分，怎样能把消费的关系变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新的交往关系来进行分类，有文章可做，这是民俗学眼光的分类。这里面也包括共同消费的伴侣关系，比如，一起结伴去旅游，还有就是，旅游各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交通运输业和导游公司怎么合作好，来提供给旅客服务。业者之间也形成合作关系。这方面可能会对人的一种态度，尊重还是夺取，这样一种关系给以研究。文化的异地之间的关系。就是我原来不熟悉的一些人，和我熟悉的一些人的这种交往关系。旅游是指向原来不熟悉的人的交往，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2、要依据与传统社会组织的关系度来进行旅游社会关系的分析。我原来去姥姥家看大戏，或者参加亲族里的婚礼，或者我上庙会上香，也可以说是原有的亲缘关系，教缘关系，今天我依然依托这个，这样的旅游是有的，但这样的旅游不需要旅游公司特别的号召，不需要旅游产品特别的开发，你只要把买票难的问题解决了，这是政府部门起很大作用，交通部门起很大作用，但其实是旅游业啊，票都不提供，想过年回家回不去，咱要的是数字，今年我们在春节旅游挣了多少钱，你可没考虑好人家在情感上有什么感觉。另外，虽然难，也可能有人帮忙，找一黄牛党，他给你买着了，比买不着强，但你得多花好多钱。另外还有很多人是在公司体制下，在层体制下，现代教育制度一个最大的变化一个是科层制，一个是公司化，公司化的老板，有的为了笼络员工，他给每一个员工提供买黑票的差价费，让你回家，体现另一种人情味，这东西该怎么说，很复杂。总之，它是关于传统社会组织关系的出行和旅游，有些旅游是距离原来传统社会组织关系较远的一种旅游，也就是一个新的游客接待者的新的关系的建立的旅游，在这两个大的区别上还有若干类型可以划分。
3、依靠旅游交往形式的媒体的形式来划分不同的旅游。我们多数是依靠车、船，这种交通工具来到另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身体移动式的旅游，实际上就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全部投入到一个新的境界当中的一种旅游。但是，旅游必然要运用其他媒介形式来动员，旅游宣传片、风光片，旅游纪念品的销售。其实是用了现代传媒技术，所以总之是身体与科技的一种联系。我们不会运用很多新的高科技的办法来熏陶，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电视上非常美的旅游画面。其实是利用了现代的传媒技术来制造旅游消费对象。生产旅游消费对象。实际上，你看的跟你到的地方常常大相径庭，你到那儿一看，全是人，而且疲劳不堪，然后很多不讲规矩，把你带到买东西的地方，你不买甚至还要讽刺你两句，当然我们不是批评旅游好还是坏，但是起码要知道，旅游是充分利用了我们现在所有产业的基础和科技的基础，所以通过旅游，更紧密地和各种媒体发生了联系。它具有旅游的阶段性和成果性的表现，各种媒体促进了你身体的介入。
4、旅游与公共服务体系之间的联系。一般是与政府的公共建设有关的，比如，好客山东贺年会，它在不同时空和文化主题的倡导下，提供旅游产品，总的都叫贺年会。比如在庙宇空间叫祈福会；在大商场中叫主题街区，其实就是让大家买东西；贺年福，就是提供跟“福”的意蕴相关的产品，比方抓筛子了，儿童传统游戏等。实际上就是动用今天的全部产业和各种社会资源，让消费者消费。当然有些是公益性的，有些是非公益性的，需要商品交换的。所谓公益性的，我感觉是在那次济南待的两天，正好初八，到处都有节日景观的布设，客观上让人们感受到过年的气氛。这不是非要花钱，给济南人提供了不少公益性服务，比方说我到大明湖，扩大了的大明湖是不要钱的，这就很好，而且那天天气很好，有人在泉水里游泳，因为有些地方的泉水可能还有点温度，反正冬天泉城的水从来不上冻，当我看到泉水在古巷里流淌着，我看到有些人在扎猛子，看到有人在散步，所以贺年会在一定程度上不完全是赚钱。但有些明显是要有经济效益的。但无论如何，对济南人的认同感和济南的各种社会关系，
在商品社会下，人必然结成一种新的社会，什么事都是大家商量着共赢的结果。如果谁不遵守社会规则，那么谁就应该从这公民社会出去。公民社会是这样建构的。你比如成天贩毒，这就不行。公民社会是有规范的，是有商品交换，是市场经济，而且还有社会服务，包括政府保障，福利制度。但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有一个公民社会规范的建立，这种规范建立中，旅游会起到很大作用。那么旅游在哪个结合点上对公民社会的建立发生作用，当然有很多分类。比如祈福仪式可能和传统宗教有关，可能对于某些核心价值的提倡发挥作用。贺年的各种主题街区，可能对商品交换中情感的注入发生一定作用，过去山村里有一首歌叫《新货郎》，那时候的货郎他也卖东西，但在一定程度上不是要赚钱。他代表国家消费社提供商品，价钱很公道，童叟无欺。所以，货郎真是人们心中一个最可爱的人，瞧现在，那可爱都是假装的。您好，您来了，你刚往那儿一站，您要点什么？他拽着你花钱，所以，这个贺年会在一定程度上，在商业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有一定文化作用的，你可以对旅游形式做这样一个分类，然后对旅游的产品形成一个分析旅游文化产品的工具模式。
前些年，北师大有个硕士研究生，写的是开封清明上河园的硕士论文，他用了一个理论，那个理论的模型基本上是将旅游业的设计，戏台式的分析，比方说，把旅游的空间设成前台与后台，前台是与游客相接触的。游客永远看不见你后台。比方说，很多古村落就出现这问题。你看到古村落的房子。他的前台已经不是他的内部生活了，是旅游商品的销售。什么这个作坊那个作坊的表演。但实际上就是为了你买他的东西。其实就是你买他的东西，主家真正的私生活已经退居到后院去了，这个后院是不给游客进去的，所以是运用了舞台理论，前台后台，就特别像乡村演剧，这个角色是在前台呈现，但是演员的关系是在后台呈现。后台是不能让前台看见的，前台看见的都是一场完满的演出。所以，我们的旅游就是这种分析模式，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地旅游学的研究。注重社会关系的建构。
张士闪：戈福曼的《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
刘铁梁：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旅游民俗学绝对不能忽略这样的问题。千万不要总结成我还有个什么主意，这样会对旅游民俗学的理解显得很肤浅，并且极大地伤害了旅游民俗学。所以就是说，千万不要降低民俗学问题意识的高度，总之我们从村庄记忆谈起，是想说民俗学参与文化建设，参与文化发展，有很多可为之处。包括我们参与和村庄记忆的旅游，也包括我们参与整个旅游业对乡村记忆建构的研究，也就是说，民俗学不是脱离生活的学问，而是紧密联系生活的学问。所谓返回生活的学问。过去我们谈生活世界的时候，实际上是把生活世界当成我们的研究对象，这个认识必须要向前突破，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让民俗学回到生活中来，不是把生活当成客观研究对象。自己高高在上，跟上帝一样，跟菩萨一样，不是这样的民俗学，是回到生活中参加民俗建构的民俗学，这是民俗学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没有所谓学问发生的时候，所有的文化都是我们普通人在生活中拥有的，后来有些人相对地脱离大众生活从事某种专业的研究，那是后来的事情。以后又建立了一套维护民族国家合法性的，而且按照合法的自然科学来建构。于是游离生活越来越远，一个学问出现了，这就是警告，还应该往生活上走一走的学问就是民俗学。
第二阶段：答疑解惑
完全是一边讲一边建构的，希望大家帮我补充。另外，对我过去的一些提法，内价值，外价值，标志性文化有什么看法或矛盾，都可以提出来。
孙梅：您对旅游演艺节目有什么建议？有些演艺节目做得好，有些演艺节目做得不好，您认为区别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刘三姐做得比较成功，比如山东泰安的风扇，这是咱们省里投资巨大的一个项目，临沂做了一个沂水蒙山，就是政府的一种推动和运作，但是游客不如刘三姐，风扇大典是有一个泰山的品牌在里面，但是游客的数量还不是很充足，但是南方运作的比较好的是刘三姐，杨丽萍的云南印象，纯粹是从文化产业角度去运作，政府投入是没有的。但是山东更多的是政府的投入，您能对这个前景有一个预测吗？
刘铁梁：演艺这种旅游产品很重要。演艺界本来是传统的文化产业，因为在传统社会中，特别是到了城市兴起，后来出现了演艺商业运作，演艺本身并不是好奇的事情。旅游为了提供给游客文化产品服务和消费，其中也利用了比较古老的演艺形式，但是在多大程度上结合它旅游的意境的创造，来运用演艺的产品形式，可以进行类型的分析。
比方说，在一种特定的旅游情境中提供的旅游产品，宋城啊，刘三姐，这是旅游特定的氛围中提供的演艺，跟这个单纯的休闲方式的演艺，休闲观赏式的演艺，比方晚上提供一场电影或者交响乐。并不是跟文化意境的创造紧密相连，而是整个旅游期间的生活变得比较丰满，这也是一种演艺，所以说，在多大程度上，在多大程度上和旅游的创作结合，这个应该是有分别的。目前比较追求新的旅游产品，就是充分利用演艺活动，来营造旅游境界的实现，所以可能像刘三姐，宋城。前阵子看过舟山的表演，反正是一帮和尚在山上跑上跑下的，观众席是转的，四周的山上有各种各样的夜景，效益，经济效益肯定不好，文化效益也未必好。给我的感觉，是误解了一个社区的历史文化符号的挖掘，这个历史的意义可能有些误读，比如说舟山毕竟是渔场，当地的人说实在的不是成天念经的人，是渔民，当然普陀也在那儿，但是凭什么舍弃了当地渔民的生活一定是展演和尚呢，那峨眉山行不行，五台山行不行，为什么一定在这儿，因为这儿是佛教圣地。但是，过分的强调其中的某一种文化，没能从生活整体，把那个地方的文化呈现出丰富性整体性，这样的标志性文化，可能是误读了标志性文化。
我的意思是，应该重新检讨和当地人的亲情接触是非常重要的。刘三姐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也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个实现其内在价值的交往形式，所以，我们到那里以后能感受到，这个社会为什么充满了和谐和亲情，可能跟他们的艺术表达方式和交往方式密切相关。所以宁可把暂时的入乡随俗当做这里的人，它就容易成功。我现在假设一点，可能跟当地人的感受更加贴近的旅游产品恐怕是容易成功的，而自上而下，认为是个什么重要的文化，什么儒学啊，祭孔啊。当然孔庙是祭孔的，但是对我来说，一辈子不去我不会遗憾的，因为他离我的日常感受距离比较远，好像中国文化的危机啊，穿着古代的服装，心情非常之激动，我觉得的是自欺欺人的，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丰富多彩的文化创造经验，我们想象孔子又活了，中国有救了，是不是还是有点远。所以这样的旅游设计还是肤浅的，并不深刻。他们常常认为我们的民俗学的观点好像比较关心一个地方的人的自己的文化创设，他们认为无非就是民俗啊，民间艺术，他们把孔子啊，儒学啊，普陀文化啊，当做国学的精华，然后可以拯救文化危机。其实，他们是特别肤浅，我们是特别深入的。
张士闪：民间文化常常被认为是荒诞不经。
刘铁梁：这个是文化心态造成的，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向来不正，老想着高于民间，盛气凌人，而在官场面前却趋炎附势，在百姓之间却骄傲无比，中国文人的心态有问题。所以这种文人心态决定了我们的旅游设计者，旅游产品的开发者，常常用这种文化心态来进行设计。应该从更深的角度来体会我们文化嫁接的不合理性，即不是用老百姓的发言权在发言，他是以文人的发言权来强加给游客的做法。
张青：我有一个问题想向刘老师请教一下，就是这个城市化的问题。城市化对这个家族的解体作用，您刚才提到，有的人到了城市以后借助老乡关系，建立起新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城市移民第一代存在的情况，到了他们的下一代，还会有这种情况吗？
刘铁梁：我的意思不是为了保护村庄，或者维护村庄而提出这个命题。是从发展模式的合理性上指出，村庄总的来看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村庄了，它是进入市场体系，而且是深陷在市场体系中的村庄了，距离过去自给自足的村庄已经变化很大了，但是村庄的基本要素，也就是共有领地，亲属纽带，共同知识体系，共有的标志性文化的情感纽带，我觉得如果全部丧失，全都依靠现代的公司制、科层制、商家和顾客之间的消费关系去建构，还有就是公共服务体系的建构，完全靠公共体系的建构，在中国，最起码是丢掉了自己一个宝贵的社会建设的资源，先不说应不应该丢，起码是可惜了，自己原来那么有凝结力的一种社会文化，你把它丢掉，你片面地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公民文化是有问题，一般来说，咱们遇到的很多问题的确不是原有的村社文化能解决的，比如说，一个孩子在地上，司机压了一遍，下个司机又压了一遍，十几个人看着完全不管，确实和村社没什么关系了，这时候需要一种新的公民价值体系来约束我们的行动，就是我们怎么样路人相助，见义勇为，这是全体公民的问题，不是村社的问题，也不是原来的乡里关系和村社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它必定离不开人和人之间设身处地的情感，不能没有这种情感的滋润，也就是说，那孩子要是你们家的孩子呢，那不就是亲属纽带吗，当你自己跟自己的孩子非常密切的情感还保存的话，有可能对别人家的孩子更加关注，所以说，完全离开传统的文化价值和情感关系，完全去平地起高楼的建立起新的公民文化体系，我们觉得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有人说，那是普遍之爱，我觉得爱是跟具体的生活经验养成的，没听说一个抽象的爱就能决定你的行动的。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谈村庄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思考，就是说村庄是一个非常具象的，非常传神的，也是非常容易在感受中触摸到的社会关联，而不是抽象的社会法则，所以谈村庄是这个意义，是村庄给我们的传统，因为村庄传统毕竟是以农耕文明为基本的社会土壤的。你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
孔军：作为刚进入民俗学的小学生，通过近一段时间的读书，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在阅读经典的时候，会碰到一些经典的术语，对他们理论的运用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今天上午听李老师的讲座，还有您的讲座，都对民俗学强调两部分：一个是方法论上的学习，再一个，就是您的是一种人文关怀，对于这种人文关怀是一种意识呢还是一种理念，还有就是它的内涵是什么，希望您解答一下，还有就是，放在田野调查中，和案头的学术上，我们应该怎样理解？
刘铁梁：特别是国外基本的理论参考书，我们读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它的基本人文关怀指向，毫无例外都有人文关怀，比如说，你读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的时候，一个小地方的文化他觉得应该给予重视，它应该和欧美的文化平起平坐，它有自身的逻辑，所以你必须要入乡随俗地去理解，它就充满了人文关怀。但是他不能光谈人文关怀，他建立一套理论模型，工具模型，分析模型，所以它成功了，所以如果他不拿一套理论模型分析模型或者个案来支撑，那套理论说服不了人，没有变成一套操作性的只是。所以读理论书，既要看他总体的人文关怀指向，又要看他为了体现这种人文关怀而提出的基本理论主张是什么，以及在这种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建构的模型是什么，分析工具，一套概念体系，还要看他个案的分析是否符合他的理论分析工具，然后一层层发现，他就成为一个大家了，所以读书就要这样读，要建立起自己的一种追求，我读什么东西不是读完了再建构，而是我在建构的时候不能离开先人的建构经验。所以我读得越多，对我建构工具体系就是一种启发。
比方，我们谈到村落问题，就不能不注意到小社区大社会的人类学方法，从林耀华也好，费孝通也好，有一个基本的理论模型，用一个村落的个案去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运作过程和结构，去理解中国社会，他们以渗透这种人文关怀，在世界的类型中，中国是要充满民族自豪感的，是有创造力的，但是他不去论这个民族自豪感，他一定背后撑着这个。另外他也是要做个对比，一是要改造自身，争取要强起来，就是西方社会的某些优势我们没学到。另一面，我们的好处没发挥，所以他都有深切的人文关怀。但是他不去只论这个，用西方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方法建构起田野作业模式，原因很简单，他的经验走到这儿我们也能理解，西方人类学到海外的一个地方去调查，面对的是小社会，很多是无国家无历史的社会，还是酋长、部落，部落和部落之间还没有连接成利比亚呢，所以当卡扎菲要连接利比亚的时候，他对待各个部落的政策不公，受压部落就把他推翻了。
我们说，一个小社会的调查曾经是人类学最有效的方法，可是中国是一个大社会，你得理解他这个经验是怎么来的，他就在那儿待一年，那费孝通不用在那儿待一年，小时候就是在那儿长大的，也不用学那儿的外语，他就说那儿的话，所以他就灵活地改造了人类学。不过他当初做的还不是人类学，是社会学，不过给他推荐的老师是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结果告诉他是人类学著作，因为他老师是人类学家啊，所以也是人类学，但是他自己说是社会学。你得理解他理论是怎么出现的，最后是怎么成名的，但是你也知道你在你的建构中这个方法的优势和缺陷是什么。
比方说，民俗学建构，我们就得理直气壮，若干年前，我跟王铭铭讲就提出，他说，民俗学不能深入到一个点上，不能长期生活。后来我说你生活时间再长也没用，你就是跑到一个井里面跟一个井底之蛙谈话，我们是多跳几个井，再你跟一个井底之蛙谈话的时候，我们又多接触几个井底之蛙，最起码我多知道几个井底之蛙的不同见识。因此，我比你有优势。他说我们是浮光掠影，说我们是文化形式的比较研究，我说民俗学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看文化内部的各种可能性，不是用你的一个简单的理想模型就能说清楚的。所以林耀华的家族模式到了江村大概就不合适，因为上海郊区就是吴县，吴县就是太湖流域，太湖流域我去过，那个区域里宗族文化根本不发达，你想他能发达吗，那个地区历来是朝政最关心的地方，他想土围子发展宗族太难了，这是一个原因。你看南边的宗族都是岭南啊，比较偏远的地方，还有就是浙江的山区里面，这个垒石而居，逐渐形成了宗族村落。上海也是南方，为什么形不成，国家对上海的掌控，对太湖流域的掌控，在南宋以后就再也没放松过，没法放松，天下粮仓，不能放松。
所以国家对基层的严格控制，使得宗族文化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还有一个，那个地方的人口承载量非常严重，黄宗志写《长江中下游小农经济》的时候，就是看中了这片土地养了那么多人口，他说“农业内卷化”，土地耕种商精致的利用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再没有余力了，所以你投入再多，边际效应就减少了，边际效益减弱，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但是又不得不投入，这时候就造成村落非常之密集。非常密集的情况下，很多村落的人口要疏散的时候，不可能在附近被疏散，要跑到远处去疏散，意味着宗族的联系要减弱，就靠家谱说事儿没用啊。你会看到，宗族范式不适于北方很多地方，连很多长江中下游都不适合，任何理论在探索中有贡献，在后人的发现中有局限，这是你的责任，你是要超越他，做新的补充和新的创设，不然培养你研究生干什么用的，你成天就鹦鹉学舌，这叫什么研究生呢，读书目的是为了超越，我到了这把年纪就善于建构了，原来还没有解放思想，所以希望你们早一点解放思想。我这很不成熟，上午写了几句就来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