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瑾

春节，是我们现代人对于夏历 （农历）新年的称呼。

在古代汉语中，“春节”二字的原始含义是指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日，它是一个迎接春季到来的重要节日。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为了打破封建正朔观念，并与国际接轨，在公务活动中改用公历。同时，为了便于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仍保留夏历。于是，公历新年第一天取代夏历（农历）新年第一天而称为“元旦”。夏历（农历）新年第一天改称“春节”。不过，立春和夏历（农历）新年在时间上比较接近，现代中国的春节风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古代的立春和新年的内容，所以，用“春节”指代新年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

新年的开始时刻

中国传统历法对于新年时间点的设置曾经有过变化，即学术界所谓的“三正”问题—-夏、商、周各自历法的正月不同。从《史记·历书》可知，汉代人普遍认为夏代历法建寅——以寅月作为每年第一个月，“寅月”相当于现在农历正月。夏代新年相当于现在农历正月初一。而商代历法建丑——以丑月作为每年第一个月，“丑月”相当于现在农历十二月。商代新年相当于现在农历十二月初一。周代建子——以子月作为每年第一个月，“子月”相当于现在农历十一月。周代新年相当于现在农历十一月初一。秦王朝建亥——以亥月作为每年第一个月，“亥月”相当于现在农历十月。秦代新年相当于现在农历十月初一。汉代初年沿袭秦制，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实施太初历，才恢复夏历建寅。太初历的这一规定一直延续至今。从此，正月一直在春季。

一天十二个时辰，24个小时，究竟以哪一个时刻为新旧交替的时刻？新年到来的具体时刻在历史上也存在变化。夏代以平旦（实指黎明的寅时，3点至5点）为一天的开始时刻，商代以鸡鸣时（实指丑时，1点至3点）为一天的开始时刻，周代以夜半（实指子时，23点至1点）为一天的开始时刻。此后主要沿用周代人的日始概念，以子时为准。新年来临被称为“交子时”，所以，古人是把除夕夜的子时刚刚到来的子初（即23点）时刻作为新年的开始时刻。不过，也有人把子正（0点）时刻当作新年开始时刻。

现代实行公历以后，我们以0点为一天的开始时刻。所以，人们通常在半夜开始放鞭炮庆祝新年的到来。

春节是夏历一年的开端。夏历作为一种阴阳合历，它的制订是兼顾太阳和太阴──月亮的运行情况。这体现了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追求阴阳调和的思想境界。阴阳和谐，才能生生不息。正月初一是个朔日，月亮即将从三十日的“晦”走出，重新显现。正月是太阳从南逐步返回、大地即将回春的时刻。总之，是阴阳双方重新结合的开端。不仅是春节，其他节日如夏至、冬至、中秋等等也都和阴阳和谐的哲学观念和价值观密切相关。而阳历是无法体现这种传统哲学观念的。使用阳历替代夏历，要付出很大的文化代价。

总之，我们的祖先根据自己独有的“阴阳和谐”观念发现了早春时节一个原本普普通通的看不见月亮的日子的价值意义──开端，于是把它确定为自己历法制度中一年的开端，这就是春节。此后，人们陆陆续续创造了神话和种种仪式行为来标志这个开端，说明这个开端。不同的社会阶层按照自己的理解，赋予春节不同的文化意义。但是，春节的全部传统意义都是围绕着“开端”而存在的：宇宙的诞生、万物的起源、文化的建立、新生活的开端……

雪瑾

传统节日具有艺术的性质，它把歇息、松弛和欢乐插入持续不断的生活流，使箭一般流逝的时间契合着自然与人生的节奏。节日里，人们摆脱劳作状态，沉浸于没有时间感的激越审美状态，寄托理想，抒发胸臆，宣泄郁积，以艺术的形式激发和唤醒社会心理，使社会意识和文化认同感不随岁月流逝而淡化。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也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中国人不仅赋予这个节日时间以神圣的意义，同时也赋予这个节日空间以非凡的形式。春节里，有许多大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民俗艺术，譬如春联、年画、剪纸、烟花、灯彩、抬阁等等。这些体现我们民族的深厚思想和情感的艺术形式，在大江南北营造出一个红火喜庆、充满色彩感的共时审美空间。在这个缤纷艳丽、流光溢彩的恢弘审美空间中，人们不仅可以获得鲜明、强烈的静观视觉感受，还可以通过放灯、抬阁、走幡、舞龙等一系列声色并重的“闹春”活动，介入动态审美过程，领略心潮澎湃、激情洋溢的高峰审美体验。
　　感人的艺术氛围和铭心的审美经验，强化着国人对春节这一“文化空间”的审美期待。这种普遍而持久的社会心理，使“春节”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过年“回家”的社会行为和着感性的节俗艺术，一道构成鲜活的文化记忆和生动的社会教化形式，将深厚的民族思想和情感作跨越时空的持续传递。在春节这个“全民欢乐总动员”的狂欢时节，民俗艺术的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民族文化的凝聚力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透过国人对过春节依然怀有的神圣感、期待感、归属感和兴奋感，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一切。
　　春节习俗促进了民间艺术的发展，而各具地域特色的节俗艺术也在生活中发挥着比审美欣赏更为广泛的社会作用。比如南方许多地区都有耍“板凳龙”的习俗，其每一节“龙身”由每家每户来制作，当龙灯耍到家门前时，这家人便将自己制作的一节“龙身”接上，龙灯如此越接越长，越耍越威风。这种全民参与的“行为艺术”既调动了人们过春节的积极性，也增进了村社邻里间的和睦与团结。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春节及其民俗艺术的积极作用值得高度重视。
　　民间艺术特别能反映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其创作构思充满想象，极富浪漫色彩。比如人们会以谐音方式把“鲇鱼”与富裕之意联系在一起，以之寄托“年年有余”的美好理想。民间艺术的造型无意模仿客观事物的自然特征，而强调物象所承载的人文观念，以至其表现形式自由而奔放，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将中国“写意”艺术精神作了极致的发挥。民间艺术的整体格调清新质朴、刚健明朗，凸显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品格和美学气质，不像现在一些极端个人主义的艺术创作，极力表现焦虑、寂郁或惆怅等消极情绪。作为社会情感和集体意识的审美倾诉，民间艺术充满明媚的阳光感，欣赏起来让人振奋，让人领略生活的美好和希望。这些美学特点在节俗艺术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有人说现在“年味淡了”。的确是这样。以前过年，人们会自己写春联、剪剪纸、扎灯彩、塑面花，自发而热情地参与节俗艺术创作。如今，这种审美兴趣和相关的习俗观念已越来越淡化，年节的文化空间已为批量化生产的“民艺商品”所充斥。现在的春节不如以前热闹了，真正的民间创作也随节俗的淡化而日益缺乏，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已越来越不屑于民间艺术。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个中原因当然很复杂。现在的生活节奏加快了，社会格局、经济格局、家庭格局以及价值观、审美观也和以往大有不同，许多有特色的节俗活动和相关的艺术形式要在城市里展开确有一定的难度。可谁又能阻止生活的流变，让年节艺术一成不变地恪守老套路呢？
　　其实，随生活潮流而与时俱进地加以调整和改变，本来就是民间艺术的精神和发展状态。面对春节联欢晚会、电话拜年、手机短信和电子贺卡一类的“新年俗”或“新年节艺术”，我们与其在怀旧中抱怨现实，不如在“俗而礼，礼而俗”的互动中建设与时俱进、魅力依旧的当代年节艺术，以至让大家真的想过年、过好年。如今国家层面已出台许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举措，“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也已被列为国家法定节日，这会积极地促进当代年节艺术的发展。
　　因为交通受阻，时下网上有人提出“今年过年不回家”的倡导。这当然是想为政府排忧解难，也是为了避免同时出行所造成的种种麻烦。不过，面对民族文化历史所造就的普遍社会心理，面对民族文化记忆所产生的巨大精神感召，这种倡导显然是无力的，也不契合国情。这些年来，大量的农民为谋生而背井离乡，巨大的民工潮对社会稳定和乡村社会建设都有影响，包括影响到地方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的开展。
　　其实，文化保护问题和民生问题是紧密关联的。今天，要想有力地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充分地发挥春节及其民俗艺术的积极作用，就需要切实地解决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广大民众的生计问题。只有安民于本土，使得乡村的老百姓都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和发展，传统民俗文化才能得到更好的延续，其积极的社会功能也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春节才会越过越红火，春节的民俗艺术才会越来越繁荣。

雪瑾

过年逛庙会

    千百年来曾经给人们带来无穷诗意和价值满足的春节在物质生活水平最高的城市里已经变得衰败，甚至无聊乏味；而在相对落后的农村，春节依然红火热闹。同样是中国人，城乡之间对于春节的认同差别如此之大，这不能不归咎于城市所接受的所谓“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对传统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这里只谈谈近100年来我国传统节日文化所遭受的侵蚀和毒害。

    不少城市人都怀疑春节作为新年第一天的真实性。因为我国从1912年开始实行公历与农历（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夏历）两套历法，公务活动使用公历——实际是来自西方基督教社会奉行的格里高利历。农业生产使用农历——即自西汉以来沿用的夏历。两种历法各有自己的新年，因此，习惯了公历的城市人难免会怀疑农历年春节的真实性。农历是阴阳合历，兼顾日、月的视运动周期，每年时间长度不一。所以，春节与公历日期不对应。那么，农历真的不科学吗？农历中的二十四节气与公历是一致的，完全可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指责农历不科学是对传统历法的误解。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剥夺了农历年的正名“元旦”，转赠给公历新年第一天，把农历年称为“春节”。这就破坏了春节新年第一天的含义。这种做法沿袭98年至今，也难怪城市人会怀疑春节的真实性了。在这方面，广大农民比城市人幸运。他们较少受政治家和激进知识分子影响，生活中也多使用农历，因此对春节的“新年”属性确信无疑，计算年份、计算年龄、生肖都以春节为唯一标准。因此，农村的春节比城市的春节更加深入人心。

    城市春节的衰微也表现在信仰的缺失方面。春节作为最大节日，必然要全面展示人们的信仰，借此重申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关系。传统民众一般信仰多神论，所以春节要祭拜的神灵很多。来自道教的玉皇大帝、土地神、城隍、龙王、财神、灶神、门神；来自佛教的佛祖、观世音，还有祖先的灵魂都在祭拜之列。人们或者在家设立香案祭拜，或者到寺庙烧香祷告，祈求保护，祈求赐福。但是，在一些人眼中，这些都是“迷信”，必须彻底扫除。发展到极端，就是“文革”期间，全国、尤其是城市全面消灭了宗教信仰，把这些超自然因素从春节习俗中全面扫除了。时至今日，城市里春节活动除了大鱼大肉等物质内容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信仰内容。因此，春节的神圣性荡然无存。丧失了神圣性的春节如何能够使人们心安理得呢？其实，人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既需要科学，也需要信仰。信仰是科学以外的领域，不能用自然科学的道理要求宗教。一些人以科学的名义消灭宗教信仰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近年来，农村民间信仰逐步复兴，城市各种庙会也有恢复。北京著名的白云观庙会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我想，参加庙会的市民与呆在家里守着电视机的市民对春节的感受一定有天壤之别。


初一行大礼

    春节信仰也包括一些俗信，比如危害人的邪气、除夕夜会出来吃人的年兽、忌讳说不吉利的话语、忌讳摔碎盘子等等。这些在科学至上主义者眼中都是“迷信”。其实，生活中难免有一些未知的有害因素，在辞旧迎新的时刻，人们通过这些俗信强迫自己保持一分谨慎是十分必要的。比如，除夕守岁是非常辛苦的，人们解释说这样可以防止年兽害人，于是也就能够坚持下来。有的地区解释说老人守岁可以长寿，孩子守岁可以为长辈延寿，这样全家上下共同努力，还能促进家庭和睦。这表达的是美好愿望，怎么能用科学判断其真假呢？

    春节放鞭炮起源于南北朝时期的爆竹习俗——烧竹子使之爆裂发声，原来的目的是驱除妖魔鬼怪或晦气。后来也有传说是为了欢迎财神。一般无神论者只把它看作制造喜庆气氛的工具。鞭炮是危险品，制造和燃放过程中多次出现伤人事件，燃放过程也有一定程度的污染。于是，放鞭炮自然成为科学至上主义者的又一个批判对象。1928年，民国政府禁止放鞭炮，没有效果。1993年以后，从北京开始，各大城市陆续禁止燃放。效果呢？只有一个，就是城市里的“年味”更加淡漠了。喜欢放鞭炮的人只好大年初一跑到乡下去放！2005年春节，北京市改为“限制燃放”，城市人终于享有与农村人同等的过节权利了。那么，是否让鞭炮继续伤人呢？当然不是。政府改从控制生产、销售渠道入手，禁止高危险鞭炮，保证人们买到安全鞭炮。这样，城市放鞭炮的伤人事件和伤害程度都大大降低了。这种兼顾科学目的和文化价值的做法值得肯定。

    春节是要挂灯笼、贴春联的。热热闹闹，红红火火，把新年第一天装扮得喜气洋洋。这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可是，在一些人的影响下，我们的城市建筑师从来不考虑房屋还要满足这些文化需要。楼房门窄到无法贴春联，白色的粉墙也不能贴。门口没有突出物，更不能挂红灯笼。于是，春节就完全混同于普通的休息日，没有了节日气氛。而广大农村依然是独门独院，不仅挂灯笼、贴春联，还有剪纸窗花，那个节日气氛实在令城市人羡慕不已。

    与农村相比，中国现代城市人在享受到更高的现代化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遭受了一些人借科学的名义对自己精神生活的更大侵蚀。要想过好春节，需要我们从春节作为农历新年的真实性、神圣性及其美丽想象等方面重新认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