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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老师的要求，本组选择“春节”作为研究对象，小组任务分工如下：
1、杨星、陈文君、路晓雪负责收集和整理有关“春节”的中国古典诗、词、文、事；
      要求：材料系统、完整、准确；
        体裁丰富多样，并结合诗词作家的史实；
2、蔡克淑、石雯雯、韩丹负责说明遗产的内涵（包括遗产类型、遗产内容、遗产地保护与传承措施、遗产的相关网站与研究著述）；
3、黄乐乐、张芳负责分析“春节”的历史价值、思想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及“春节”的意义；
4、桂秋萍、粟兰清、李佳丽负责有关“春节”的传承的策略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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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老师的要求，本组选择“春节”作为研究对象，小组任务分工如下：
1、 杨星、陈文君、路晓雪负责收集和整理有关“春节”的中国古典诗、词、文、事；
要求：材料系统、完整、准确；


体裁丰富多样，并结合诗词作家的史实；
2、 蔡克淑、石雯雯、韩丹负责说明遗产的内涵（包括遗产类型、遗产内容、遗产地保护与传承措施、遗产的相关网站与研究著述）；
3、
黄乐乐、张芳负责分析“春节”的历史价值、思想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及“春节”的意义；
4、
桂秋萍、粟兰清、李佳丽负责有关“春节”的传承的策略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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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全社会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日益关注和重视，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雪顿节、傣族泼水节等27个民族的49个传统节日分别列入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大批与传统节日密切相关的项目如年画、剪纸、花炮制作技艺、灯彩制作技艺、风筝制作技艺等也分别列入了国家级名录中的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等类别。
    传统节日是承载和展现广大民众社会思想情感、精神信仰、道德观念及人生理想等的文化空间。在传统节日期间，广大民众通过传统习俗、礼仪、游艺等各种活动方式以及相应的物质载体，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未来的期望。作为农历新年伊始的春节，是我国最为隆重、最为热闹，也最能反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精神面貌的节日。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在除旧迎新的年节里，依照习俗欢庆娱乐，祈愿来年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千百年来，春节在传承中华文明、保持文化认同、弘扬民族精神、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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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日虽冠以传统之名，其实也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节日不仅是一种民众生活与文化的传统，而且是一种活态发展着的、可以不断创新的现实生活。作为人类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生活与文化现象，传统节日在构建民众生活世界和民族国家文化体系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其自身也成为人类生活中的精彩华章。
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正在经历着从已持续数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急剧转变。同时，伴随着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现代信息技术逐渐惠及到普通民众，传统的时空观念和交流方式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此为背景，与传统农耕文明关联密切的传统节日正面临着比较严重的传承危机。当在衣食温饱的层面上，当今日常生活与节日生活的界限趋于模糊，与传统农耕文明关联密切的传统节日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也就自然发生了。“吃喝玩乐”中的“玩”、“乐”，便作为节日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被凸显出来。然而，如果节日中的娱乐方式被千篇一律地推行，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满足，民众的节日娱乐活动是具有不同的地域传统、表达形式及一整套调控模式的，从而凝结为历代相传、为民众所掌握所实践的形形色色的节俗。
如何让传统节日面对新时代的民众需求而旧命维新、生生不已，为当今社会有机体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是“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一重大课题的关键所在。在这样的意义上，以春节为代表的传统节日，广泛涉及到文化、经济、社会、政治等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应该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形成宣传、文化、社科联、发改委特别是旅游等政府部门的高效联动。以传统民俗化解社会危机，改善民众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传统春节在当下社会中的尴尬处境，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馆2011年2月考察山东贺年会时的惊喜收获，都应该在上述层面予以进一步探究。
一、一份问卷折射出春节文化的当代困境
2010年10月，我们曾对山东地区传统节日的传承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围绕“传统节日的传承现状与发展策略”进行设计，共发放问卷600份，获得有效问卷563份。[1]问卷调查完成后，我们参证近20年来所积累的山东田野调查资料，对当代传统节日的传承现状与民众的节日心理需求进行归因分析。[2]我们认为，富有实效的对策性建议，只有在直面现实困境后才有可能提出。
如在“给出10个传统节日，按隆重程度进行排序”的调查中，春节毫无争议地排在了第一位，在被访的562中，有546人认为春节是最隆重的节日，占97%。但与此同时，认为“过春节没意思”的被访者达到总数的41.5%。在对“你觉得下列节日有必要传承下去吗”的回答中，认为春节有必要传承的占82.7%，略低于中秋节（84.5%）。显然，人们既对春节寄寓厚望，又对春节现状非常失望。至于春节传承的必要性在民众心目中略低于中秋节，其实是与人们对春节和中秋节的节日感受和期望值的差异有关。就节日感受而言，春节虽然隆重，但个人在节日中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如忙年、拜年、走亲戚等，过完春节往往会有疲惫感；而中秋节以团圆为主题，以赏月娱乐为内容，其家庭化、个人化色彩较浓郁，作为一个较为轻松、温情的节日更容易与现代生活对接、互补。其次，从对节日的期望值来说，人们对春节往往寄予更高、更神圣的期待，期望得到更多的精神满足，但现在春节中传统的宗教性因素越来越少，而新的神圣性因素尚未确立，难以满足当代人的心理需求。
看似矛盾的上述调查数据，恰好反映了民众对春节的复杂情绪：人们一方面觉得过节没有意思，得不到期望中的乐趣，春节的吸引力在降低，意义在消减，但同时又有一种自觉的文化要求，认为春节应该传承，其实也是在内心深处对春节仍然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从而形成了关于春节文化的感性层面与理性层面的多重纠结；或者说，这种分离而产生的危机对民众的春节文化产生了一种震撼性发蒙作用，这应是春节文化继承创新的起点。就行为表现而言，人们对春节祭祖、包水饺、贴春联、吃年夜饭/团圆饭、拜年等年俗活动的参与度都比较高，表现出对传统年俗的普遍遵从，显示出春节至今仍然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即使是对春节现状的不满意情绪，也与对春节的较高的心理期待有莫大关系，这从另一角度来说也构成了当代春节文化的一种复兴动力。
二、服务民众是民俗（春节）的本质属性
已故的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对于民俗特征的界定，与其他民俗学教材的最大不同，就是将“轨范性和服务性”列为民俗的内在特征，而非外在的功能。[3]他认为：
民俗文化是一种适应性文化——表现为适应民众集体心理和生存需要的相对稳定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稳定性和约定俗成，使它具有不成文法的强制或约束力量，起到对它的主人——民众的侍奉作用。
轨范性，指民俗文化对民众行为和心理具有制约性。服务性，指民俗文化在轨范民众的同时，具有满足民众需求的功能……轨范性和服务性，是一对历史范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类自身生产的文化方式是不断变化的。[4]
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将轨范性与服务性视为民俗的内在特征，就将民俗与民众生活世界更密切地联系起来。时过境迁，当民俗逐渐被抽离为一种文化意象或被简化为一种经济符号之时，再重温钟老关于民俗“对它的主人——民众的侍奉作用”的论断，更觉切中肯綮。而且，在现代化、都市化发展势头迅猛，乡土社区出现文化空壳现象的今天，民俗对民众的服务性作用的发挥不仅需要民众自身的主体性实践，来自政府的文化引导和经济调控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总的说来，以春节为代表的传统节日与传统农时节奏关系密切，曾与过去的农耕社会紧密相连，但在当今的城市化背景下，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普遍发生转变。传统农时节奏已不再发挥重要作用，也较少具有时间座标的意义，与农耕劳作模式相关的文化记忆渐行渐远，相关节日习俗的功能逐渐消失。另外，传统节俗活动所需要的物质材料，在居住模式日趋城市化的现代社会中已经不易获取，许多传统节日中缺少与现代生活的一种转化性介入，因此这些节俗活动正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世界。一言以蔽之，传统节日与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已经不再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因而人们对于传统节日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浓烈情感，传统节俗内容的革新也就成为了人们普遍的期待。在经历了一个长期以文化为工具的“政治化”世纪以后，时至今日，节日的传统服务功能渐趋衰落，许多节日徒留下一个规范性的虚壳，在政府的引导下虚壳化的节日走向新的社会语境，并在新的社会语境中产生新的服务功能，可能是最理想的结果。至此，春节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不再是修修补补中的渐变，而是由政府搭建平台、尽量吸纳多种力量参与的创新、革新过程，经由轨范性达至服务性。好客山东贺年会的创意和实施，首先应该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
已经在山东地区推行两年的“好客山东贺年会”活动，其显著特点便是地方政府在统合专家建议后，积极发动社会各阶层参与，以春节活动的设计为特征而志在改善民生的典型个案。在其操作过程中，表现出政府部门对于当代社会生活的高调介入与全程推进。这一个案值得关注、分析。
三、“好客山东贺年会”异军突起的启示
2011年2月10日，由舒乙先生领衔的中央文史研究馆调研组来到山东济南，考察了山东省第二届“好客山东贺年会”，同时邀请当地民俗专家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专题座谈。
策划创意好客山东贺年会的最初动力是：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深化“山东人游山东”、“到山东过大年”活动；解决冬天旅游淡季这个世界性难题。[5]显然，好客山东贺年会的性质，首先应界定为目标指向明确的政府行为。国务院于2009年11月25日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要大力推进旅游与文化、体育、农业、工业、林业、商业、水利、地质、海洋、环保、气象等相关产业和行业的融合发展”，两天后即27日就在山东得到贯彻。其次，好客山东贺年会是在过去推出的“山东人游山东”、“到山东过大年”活动的延伸与深化。再次，是对北方冬天旅游淡季这一世界性难题的知难而上。
显然，“随时而动，好谋以成”，是山东贺年会成功的关键之处，是在利用节日改善民生方面可以推广的经验。具体说来，有如下四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贺年会的创意、启动、推广、展开，作为一种政府行为，是与近年来民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于年节生活的不够满意的社会背景有关，当旅游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当年夜饭可以在酒店举办，这就意味着不仅外面的世界在变，民众自身的生活观念也在变化。好客山东贺年会活动举办得红红火火，迅速被社会各界接受，证明在传统节日中设计旅游活动、借助旅游传承传统文化、通过节日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改善民生的做法，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必需。
（二）山东省旅游局笃信“旅游业不能坐而论道,必须先做先行”的理念而踏踏实实服务社会、有所作为的心态值得赞赏。作为一种以传统节日为框架、以山东民俗文化为资源的旅游品牌，贺年会立足民间扎根社会，紧密依托专家学术，这保证了其活动的合理性、可持续性与高品位。作为政府管理部门的山东省旅游局，放下身段，拿出手段，从“好客山东”主题口号的提出，到贺年会之最的评选、抢福游戏的推出、好玩游戏的评选、孔府过大年项目的设计等等，既是对传统民俗文化的挖掘、传承、保护，又是以当今民众需求为服务对象对传统民俗文化的提炼、创新、包装、推广，因为遵循了民俗文化的内在发展规律和旅游活动的开发规律而均获成功。
（三）作为好客山东贺年会操作部门的山东省旅游局，作为一个官方机构进入年节文化指导而没有引起社会负面反应，其关键就在于借助了“缓冲阶层”（民众的民俗观念、山东民俗学会的智力支持、各种媒体的宣传沟通）等。
（四）好客山东贺年会利用元旦至春节、元宵节期间假日时间集中、民俗文化活动集中、社会消费集中的优势，做了一个文化的“大筐”，其实就是推出了一个容纳当代社会各种生活与文化、贯穿传统与现代的理念。有了这样一个文化的“大筐”，贺年礼、贺年宴、贺年乐、贺年游、贺年福等旅游产品均可纳入，城市、乡村、景区、商场、酒店等均被裹挟进来，并初步建立了以旅游为龙头带动餐饮住宿、娱乐休闲、商贸购物、文化产业、旅游交通多元发展的互动共赢机制。这其中就包括官方对商家作用的有效发挥：在张扬其商业属性时，强化其社会功能，使之成为一个产业社会化的平台，在此前提下，政府通过商业是在“做社会”而不是“做产业”，从而获得了成功。在一系列丰富多彩、年味十足的旅游娱乐活动中，政府有所为，商家得其利，民众得其乐。
此外，山东省旅游局在推广贺年会的过程中，敏锐地捕捉到全运会在山东的举办、世博会在上海的举办等一系列重大活动所带来的难得机遇，巧加推广，也是贺年会迅速红火、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重要原因。
好客山东贺年会实施两年来，获得了初步成功。当然，原本属于民众的传统娱乐时空的春节，当政府作为活动主体大有作为之时，民众的主体性会受到一定的抑制，如何使得活动主体由政府逐渐向民众过渡，是该活动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其次，在现有的活动框架之中，如何从资源挖掘、文化阐释、活动扩展等方面推进，充分考虑山东各地节日活动的差异，切实贯穿一个“地方化”的关键词，也即“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文化联古今”的理念，有针对性地将各地民俗活动与地域文化融为一体，凸显其特色，巧加组合、包装成适合当代人的可参与性项目，有序推出、推广、推进，使其影响向“既广且深”的方向发展，也是下一步必然面临的问题。
四、省思与建言
2006年，笔者在苏州“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上，提出非遗工作应遵循“政府主导、学者主脑、民众主体”的理念，现在看来这一提法并未过时。[6]鉴于“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大的非遗”[7] ，笔者在参与、观察好客山东贺年会等诸多活动的过程中，认为如下方面可能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其一，政府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如在国务院或文化部成立“春节办”，建立长效的保障机制。对内保障民众过一个安乐祥和的春节，探索如何保护春节的文化生态，保持春节文化的区域特色；对外通过举办春节文化博览会、推广标准化的“中国春节”、春节文化五洲体验等活动，使以春节为载体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墙内开花墙外香”，“走出去”的春节文化又会反过来促进其国内传承。
其二，政府部门借助社会中介层来实现社会服务的做法值得推广。正如舒乙先生所说，所谓“政府行为”，说穿了就是两个字“组织”。这里所说的“组织工作”，说穿了，就是服务。过节的主角是人民大众，政府的职责恰好是“为人民服务”，帮助群众过好节，替大家服好务，出好点子，策划好群体性活动，搭好台子，让老百姓自己唱好过春节这场大戏。此言可谓深中肯綮，值得各级政府深思。好客山东贺年会的成功，也是山东省旅游局借助商家、学界、媒体来实现社会服务的范例。
其三，知识分子应在当今社会的急剧变迁中有所担当。前些年，在很多非遗项目的挖掘、认定、申报的过程中，民俗学者经常被地方政府当作一种“文化工具”，申报之前奉若上宾，申报成功之后马放南山，许多学者因之甚感失落。其实，学者在抱怨地方政府因追求政绩而文化短视的同时，也应该检讨学者自身的文化担当问题。尤其是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各地市对于非遗的拉网式普查宣告结束，通过非遗项目在各级名录中的数量来体现政绩的做法已不再是主流，此时，与非遗有关的政府行为便已悄然转向，政府部门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操作已确立的非遗资源，“通过行政手段使之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8]，原先以代言者的身份密切介入非遗运动的学者，此时不仅不应沉浸于顾影自怜，而应尽快走出失语状态，在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使命感与服务广大民众的责任感的驱动下，积极参与到国计民生的人文关怀之中。比如，目前以田野作业为基点、从生活实践层面展开的春节个案研究比较薄弱，也就难以从整体上对春节的源流、内涵、特征、功能意义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如何遵循以文化整体观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民俗学理念，尽快完成对各地春节文化的田野调查工作，从功能与意义的层面去切近民众的知识形态，寻找准确理解春节文化并切实传承、弘扬的路径，就是摆在广大学者面前一个不容回避的大问题。春节文化的弘扬，虽然不见得一定要以文化普及的形式去教育民众，但如果将学者在细致调查后精心梳理出来的丰富节俗广为传播，至少可以为当代民众提供欢度春节的多样化选择。
其四，在服务民众的大前提下，政府探索“如何服务”、知识分子探索“如何参与服务”是关键。春节作为民众世代相承的一种生活文化空间，民众在这一活动之中是理所当然的传承主体。近年来社会上关于旅游过年、到饭店吃年夜饭的争论，其实是隔靴搔痒。春节传统的神圣感需要尊重，同时应积极关注传统节俗的现代性转换，而其中之关键在于是否为民众普遍接受，凡是民众群体性选择的东西，总会在年复一年的实践中被民众赋予种种文化意义，成为生活的幸福之源。事实上，生活于今天的村民基本上都具有相当的文化自觉意识，他们对于主流文化、外来文化和自身所处的边缘文化状态有着明确的区分意识，体现出对自身的文化认知的某种自觉性。如何在继承丰富多样的传统年俗的同时，寻找、设计出适合当今人们需求的新元素，营造出庄重肃穆与欢快热闹兼具的新“年味”，是摆在政府、学界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时至今日，在当今现代化、全球化的语境下，传统年俗在社会功能、文化意义等方面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许多节俗因为缺少与现代生活的一种转化性介入，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世界。传统节日如果不能通过节俗活动形式的现代转型适应当代社会生活之需，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其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传统节俗内容的革新成为人们普遍的期待，其神圣传统需要以种种方式促进在当今社会中的传承。在尊重传统节日的基本框架的基础上，积极关注其文化内涵的现代性转换，使之在当代和谐社会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是弘扬传统节日文化的应有之义。如何促成春节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在当代文化格局中重建春节与当下社会的语境关联，使之在当代和谐社会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应是我们所特别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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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岳永逸等多名专家认为，当前春节年味不浓、不少青少年热衷“洋节”却对中国传统节日态度冷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春节的庆祝活动愈发缺少民众的参与性。
“让市民‘看’春节仍然是不少地方春节文化活动的基本特征。”岳永逸说，实际上，能够让百姓积极参与的春节，才是政府组织活动的目标，各地应该想办法，将“旁观型春节”变成“参与型春节”。
岳永逸举例说，如果能够提供父亲抽陀螺、抖空竹，母亲剪纸、绣花，孩子转呼啦圈等阖家老少同台玩乐的舞台，春节庙会现场定会更加热闹非凡。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际交流的增多，春节等传统节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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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我国民间最古老而隆重的传统节日。春节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参与面最广的一种文化活动。
春节文化，博大精深。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传承，不断变异；在传承中变异，在变异中传承。但不管怎样的传承和变异，其核心的三个内容是变异不了的，那就是亲情团聚、迎春纳福和健身休闲。
    春节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不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且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在春节文化的传承中，使春节文化不断发展，不断丰富。而这种传承，除文字传承外，民间则大多数是口头传承。
    相传在公元前两千年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就开始有了庆祝岁首元旦的风俗。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历史学家司马迁创制了《太初历》，明确规定正月为岁首。以后，人们称正月初一为“三元”，即“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辛亥革命后，将阳历（公历）一月一日称为元旦，将阴历（农历）正月初一改称为春节。这样，就把元旦和春节严格区分开来，所以才有“元旦春节之间”的说法。
    贴春联，是最能体现春节文化档次和品味的习俗，也是春节文化传承不断的品牌。
    春联起源于“桃符”，是从律诗演化而来。据《宋史·世家·西蜀》载：后蜀主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便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春联。但真正使贴春联之风盛行起来，还是在明代初年，这得益于明太祖朱元璋的大力提倡。公元1368年，明朝建都金陵，为庆祝开国立业，朱元璋“除夕传旨，公卿士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见清代陈云瞻《簪云楼杂话》）。他不仅颁旨天下，而且还在第二天即大年初一清早，微服出巡，漫步大街小巷，欣赏各家各户贴出的春联。当他发现城门口有一阉猪户未贴春联时，便命人取来纸笔墨砚，亲自挥毫，为这阉猪人家题写了“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的春联，既诙谐，又贴切，一时传为佳话。自此，贴春联便传到了民间，成为民间春节文化最为普遍的民俗事象，并开始用红纸写春联了。明代还出现了《玉堂巧对》、《姝联》、《古今巧对》等对联专著。
春联不仅是春节文化传承的品牌，而且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可喜的是，由春联繁衍而出的对联艺术，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文艺园地的一朵奇葩。不仅在中国灿烂的文艺宝库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殿堂中也大放异彩。到了清代，对联发展更快。不仅有《楹联丛话》、《对联汇海》、《分类字锦》、《楹联录存》等30多种对联专著相继问世，而且还出现了专门从事书写对联的艺人和“对摊”，成为春节期间街头一景。当时，对联不仅在国内盛行，而且还传到国外，日本下永宽次还编写了《中国春联集锦》一书。
    春节文化靠春联增加文化含量和提升文化品位，而春联靠春节文化的传承得到内涵的丰富和外延的拓展。春联的内容较为单一，而对联的内容就丰富得多了，既有宣扬爱国的，又有反映革命的；既有述志的，也有劝学的；既有祝寿的，也有哀挽的；既有新婚之庆的，也有乔迁之喜的；既有名胜古迹联，也有客堂装饰联；既有机关联，也有行业联。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对联创作和征联活动出现了几次大的高潮。全国和各省市都相继成立了楹联学会，创办了楹联刊物，举办了征联活动，出版了大量的对联专著和对联故事。国家重点工程《中国对联集成》，各省省卷，各地分卷，都已完成。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对联多达200万副，可谓洋洋大观。
春联在春节文化的传承中得到繁荣，守岁同样在春节文化的传承中得到发展。除夕守岁，始于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庾肩吾、徐君倩，都有守岁的诗文。徐君倩在《共内人夜坐守岁》诗中写道：“欢多情未极，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帘开风入帐，烛灭炭成灰。勿疑鬓钗重，为待晓光催。”唐代诗人杜甫《杜位宅守岁》诗云：“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这两首除夕诗，表达了人们在新旧交替之际，缅怀过去，展望未来，珍惜时光，具有积极的意义。过去，守岁是一家人坐在火塘边，驱寒取暖，说说笑笑，共度良宵。新中国成立后，守岁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各个地区或举行团拜会，或举办迎春晚会。这些活动由小家的守岁，变成了大家的守岁，增强了人们的集体主义思想和集体文化活动。自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第一次迎春晚会以来，人们守岁的内涵更加丰富了，不仅春节文化的氛围加浓了，而且炎黄子孙之间的感情也加深了。现在人们守岁，看春节晚会，成为一种文化时尚，春晚中的相声、小品、歌舞、戏曲、杂技、魔术，成为春节文化中的精神食粮。大陆人民也好，港澳台同胞也好，海外侨胞也好，不管什么国度，不管在地球什么地方，只要是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没有人不守岁的，就没有人不看春晚的。这一天，仿佛距离拉近了，炎黄子孙一边欣赏着文化艺术，一边进行着心的交流，同时感受到春节文化的快乐与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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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可以组织一些村落文化和社区文化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既可以体现春节文化的传承，又可以体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既可以活跃春节文化，又可以提升春节文化的品位。近年来，有些社区在春节到元宵节之间，开展猜灯谜活动，既有趣又好玩，既传承传统文化，又展现时代风貌。灯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千百年来，灯谜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涌现了不少佳作，形成了许多谜格。猜灯谜是一项高雅的益智游艺活动，男女老少均可参加，猜中者还可以获得一份小小的奖励和礼品。既富有民族风格和生活情趣，又凝结着我国人民的聪明和智慧，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20世纪九十年代，洋节特别是圣诞节在中国城市悄然兴起。圣诞节是基督教徒纪念耶稣诞生的节日，在每年的12月25日。中国大中城市，在每年12月，各大中商店门口，都要摆设圣诞树，扮演圣诞老人，借圣诞节开展促销活动。中国人大都不是基督教徒，他们不到教堂去作礼拜，只在24日晚的平安夜狂欢，吃喝玩乐，交朋结友。中国人智商很高，他们利用平安之夜，进行公关活动，或交友联谊，或洽谈业务，或沟通信息。将平安夜的活动，当作一次商务活动。
春节期间，全国各地的人们回到家乡团聚，亦可借鉴圣诞节的做法，开展商务活动。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政府借春节之机，为联络感情，交流信息，招商引资，召开各种形式的迎春茶话会、团拜会，使其成为春节文化中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这样的活动，使春节文化在传统的基础上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添加了新鲜的色彩。春节文化，也只有这样不断的传承和变异，才能真正体现“一年之际在于春”的哲理，才能真正出现“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大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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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盛大、最重要的节日。然而，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春节的味道越来越淡，它不像以前那么吸引人了。对于那些热衷于过圣诞节、情人节的年轻一代来说，春节的吸引力更低。节文化淡化的原因，就是春节文化主要在传统农业情况下形成的，现在是工业信息化社会，怎么让大家感兴趣，还是要兼容并包，要借鉴一些西方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刺激感比较强的，节奏感比较强的文化元素，把它的吸收过来，跟中国传统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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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文化要注重“礼”的重建
   “爆竹声中一岁除”，作为辞旧迎新重要标志的鞭炮，是春节习俗中一个颇具争议的焦点。在“禁与不禁”间摇摆，成为人们对待传统习俗纠结心态的真实写照。中国是礼乐之邦，非常强调礼仪，礼仪的核心是“敬”--敬祖先、敬神明。专家认为，“我们在礼的培养上不但缺少仪式化，也缺少连续性；现在弘扬传统节日文化，最重要的是要讲它的精神内涵，展示传统节日和民族精神深层的关系。”
中国民协节庆委员会主任李汉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年味儿的恢复，是找回文化记忆的过程。要借春节团聚的传统，加强人伦道德的培育和发扬。这位著名人文学家呼吁，在传统节日越来越受重视的背景下，应尽快恢复春节“年”的叫法。要将传统的春节正名为“农历年”或“中华年”，作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民俗年，共同的精神家园。


政府需助力传统节日
    继承和弘扬春节文化，是复兴和弘扬中华文明的重要一环。我们需要秉持恢复、保护和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复原春节的文化内涵和民俗活动，恢复和扩大其教育、娱乐和凝聚功能；创新春节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使之适应现代社会，世代相传，永葆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