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娟

泰山文化特质及其价值
　　把握泰山名山文化特质，需要首先弄清其表浅器物层，即泰山景观及其配置格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泰山景观配置格局是，自然景物与人文景观并存，人文景观突出。人文景观的主体是各种古典建筑。古典建筑的主体是形形色色的宗教建筑。宗教建筑的主体又是各色的道教建筑。碧霞祠和岱庙，上下呼应，形色显赫，成为泰山道教建筑的领衔者，主宰了泰山景观的基本格调。它们又具有浓重的宫廷建筑色彩，金壁辉煌，一派皇家气象。泰山景观线路高度集中，极少枝蔓，人文景观汇聚的东路景观，是泰山景区核心线路，除山麓普照寺、西山灵岩寺等少数景点外，山中山后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均未得到开发利用，只是近年才有所改观（参见拙作《泰山景观的再认识》，文载《旅游学刊》四卷二期）。
　　如果深入泰山文化体制（风习）层，便可发现，泰山上述景观特色，来源于历史上特定的人、山关系。一是帝王朝祭泰山，二是文人入山修道，三是民众朝山请愿。史载，从三代开始，就已有帝王巡守泰山。秦、汉、唐、宋等朝，创为封禅大典。明清两代，仍有隆重大祭，其形式虽稍有异，但都对泰山敬崇有加，并视此举为“王者开务之大礼”（《历代儒臣封禅论》，《岱史》卷六）。对泰山的朝拜已成为帝王的政治和宗教大典。这是国内外其他任何名山所不具的特色。正是历代帝王大祭、封禅的路线，奠定了泰山的景观格局，确定了东路景观的核心地位。另外，“兼天神、人鬼地祇及仙真”（傅勤家《申国道教史》第七章）的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为汉以来的文人土大夫所热衷，周游名山，求仙访道，已成为某些文人的生活方式。泰山因其地缥缈海天，更易于神仙方术的滋长，大量道教宫观的兴建，就是适应了这种社会需要。又由于帝王求仙封掸的染指，遂使这些宗教建筑多了些皇家气。但是道教神谱本来就十分庞杂，加上民间信仰的不断干预，道教神就更为紊乱。碧霞元君（泰山老奶奶）和泰山大帝（泰山神）。就是道教和民间信仰的杂交神偶。泰山，又是长期以来附近民众信仰的对象。为适应这种需求，山上山下便修建了数以百计的大小庙宇，供奉着杂七杂八的神偶，从而形成一种多教、多神并存的“神山”风貌。远近驰名的泰山庙会，更增强了它广泛的群众性。上述特定的人山关系，就使泰山成为王权与神权密切结合，皇族推崇与民间信仰相统一，举国朝拜，雅俗共赏的“官山”和“神山”。
　　泰山文化的上述特色，还有更为深刻的文化根源。探寻其心理层面，实乃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泰山的神圣性，导源于古老的泰山崇拜，古人由对辽阔、神秘之“天”的崇拜，引申出对人类生存有重大影响的天象太阳的崇拜。远古东夷族首领太昊、少昊，就是太阳神的化身。由对太阳的崇拜，又引发出对太阳升起方位东方的崇拜。由于“名山大川”为“两间（天地）物形之最巨者”（《明孝宗御制重修东岳庙碑记》），“山岳则配天”（《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泰山又为人类生息繁衍之处，因而也受到崇拜。而泰山，由于地处古代中原的东方，方位为尊，因而地位便在其他四岳之上。对此，《文献通考》有明确解释：“东岳以其处东，北居寅丑之间，万物终始之地，阴阳交泰之所，为众山之所宗主也。”正因如此，“昔王者受命，恤封禅之”（《风俗通》）。而不是如有人所说，因帝王封禅，泰山才神圣起来。（参见拙作《东方崇拜与五岳独尊》，《泰山研究论丛》第三辑）这种原始自然崇拜，到战国秦汉时期，发展为一种“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吕氏春秋·序意》），天、地、人相类、相感、相协的宇宙观。这正是秦汉封禅的世界观基础。在汉代发端的道教，也以“上知天宫，中识人间，下知地府（《林灵素传》）相标榜，也与“天人合一”世界观相勾通。正是这种深层文化心理，终于使泰山成为“天地之神，神灵之府”（《搜神记》），“七十二君封禅之山”、“三千里鬼神之宅”（陈琏《登泰山赋》）。正是这种世界观模式的制约，形成了泰山由地狱神祠，到帝王明堂，又到仙界天庭的景观格局。上面说的泰山景观格局和人山关系，又反映出中华民族务实的文化心理。“神道设教”的传统，一开始就把宗教与王权政治相结合。帝王朝祭泰山，虽然不免神学信仰成分，但主要却是“本原事业，祇诵功德”《（史记·秦始皇本记》）的政治功利。顺便指出，汉代封禅“明中兴，勒功勋，复祖统”（《后汉书》卷三十五），的动机，已明显表现出将齐文化“尚功”意识与鲁文化“尚思”意识相交融的趋势。文人的寻仙访道，主要是借虚幻的仙境，逃避或消极对抗污浊的现实。帝王求仙，则多为求长生不死。而民众朝山进香，则是为了“求愿”、“还愿”。“无所求而登泰山的，千百人中没有一个”（《东岳碧霞宫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