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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泰山文化
泰山，有“天下第一名山”之称。几千年来，泰山以它固有的雄伟壮丽和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地位成为齐鲁文化的中心、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秦汉时期是在中国文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阶段。在当时的社会意识中，山川崇拜有重要的地位。而泰山具有特殊的文化象征的意义，成为社会上下共同尊崇的对象。比如《淮南子》说，“太山之容，巍巍然高。”还写道：“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王充《论衡》也写道：“泰山之高巍然。”又说：“夫天之高下，犹人之察太山也。”都赞美泰山的高伟。言之极端者甚至以为可以与“天”相比。这种文化影响延续至今。一座山峰的文化作用，能够如此稳重，如此长久，这样的情形，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从文化史视角分析相关现象，对于认识秦汉社会意识史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益于说明泰山文化生成与演进的若干特征。
齐鲁先进文化的象征
秦汉时期，齐鲁文化以儒学深沉的内涵和雄大的气象，具有先进文化的地位。儒学由齐鲁西渐，在各地普及，后来又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
《论语•八佾》中可以看到孔子有关泰山（太山）的感叹，体现出这座东方名山在儒学思想领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孟子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泰山，又被看作圣人之学宏大高远的象征。孟子又有“太山之高，参天入云”的说法，可以看作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的一种解说。《韩诗外传》卷三写道：“夫太山不让砾石，江海不辞小流，所以成其大也。”也说泰山伟大崇高。在齐鲁地区，人们又习惯用泰山来比类文化行为和精神境界的高尚。比如子贡和有若讨论孔子的文化地位，说“圣人之于民”类同于“太山之于丘垤”，“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在齐鲁文化深厚的基底上，泰山正是这样象征着圣德大智，同时也具有了神性。
回顾历史，在秦汉时期这一文化高地上，儒学曾经是顶峰。汉武帝和董仲舒“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使得儒学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正统。泰山自上古传说时代即作为正统政治权力之符号的地位，也因为儒学的传布而扩展了影响。
古人说，“岱为山宗”，泰山“为五岳之长”。泰山在五岳中领导地位的形成，也是与齐鲁文化的先进性有关的。
《史记•货殖列传》说:“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泰山于是兼有齐、鲁不同风格的文化优势。然而,泰山在秦汉时期具有神秘主义特色的信仰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又使得其文化影响远远超过了齐鲁地域，而成为华夏文化共同体公认的尊崇对象。
“泰山”和“大海”的组合
立足于西部和中部的秦汉帝王东望泰山，在他们看来，泰山的高大，是以神秘浩瀚的海洋作为背景的。
立足于西部和中部的秦汉帝王东望泰山，在他们看来，泰山的高大，是以神秘浩瀚的海洋作为背景的。
齐地由于海洋资源的早期开发得以富足。《管子》于是曾经提出“海王之国”的设计。秦始皇多次东巡海上，即使部分因素在于寻海上仙山，求长生之药，主要动机还在于强化行政实力，实现与秦统一时代最为接近的法家名著《韩非子》中所谓“明照四海之内”，“富有四海之内”，“独制四海之内”,表露的对极端权力的追求。汉武帝类似的行动，也在宣示“天子以四海为家”的政治意识。他们海上行旅的辛劳，也表现出对海外世界的求知热忱。燕齐海上方士作为探索海洋文化和海洋学的先行者，在秦皇汉武身边形成影响，不是偶然的。
秦汉帝王对海洋的关注，往往和对泰山的尊崇相关。他们的海上之行往往同时礼祀泰山。秦始皇、汉武帝都是如此。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出巡，宣告“会大海气，以合泰山”，显示出在他们的意念中“泰山”和“大海”的神圣组合。
《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单独和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又写道，既已封泰山，无风雨灾，而方士又宣传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汉武帝欣然期待，希望“东至海上望”时可以相遇。然而奉车子侯意外暴病，一天就去世了。汉武帝于是立即放弃了海上之行，踏上了归途。在泰山得到的神异征兆决定了汉武帝“蓬莱之神”追求的行动。钱锺书先生指出：“秦始皇封禅，而不死之方术则别求之海上三山；……汉武乃二而一之”，然而有人说，泰山封禅，就可以实现长生理想。“是泰岱之效，不减蓬瀛，东封即可，无须浮海。”由此可以体会到，在汉武帝的意识中，“泰岱”与“蓬瀛”，“封禅”与“浮海”，山海之间是存在着特殊的神秘联系的。
《淮南子•地形》论述四方形势，其中说到东方、东南方、南方、西南方、西方、西北方、北方、东北方各地物产之美。最后又写道：“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鱼盐出焉。”其中对于“鱼盐”的强调值得重视。以泰山为“中央”，是齐鲁之地渊源久远的观念。其“东方”之山称“医毋闾”，位于辽东。可知以泰山为“中央”的地理观，很可能是将海域包括在内的。
东方神学体系的重心
西汉帝国全面继承了秦的神祀系统。秦地和齐地，在当时正统礼祀体系中，形成了一西一东两个宗教文化的信仰重心。
《汉书•地理志》中所记录分布各地的国家正式的祀所，共计352处，然而仅右扶风雍县就有“太昊、黄帝以下祠三百三所”。滨海郡国有24所，占全国总数的6.82％。如果不计右扶风雍县的祀所，那么滨海郡国占到48.98％之多。全国列有正式祀所的县，共37个，滨海郡国有15个，占40.54％，比重也是相当大的。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出巡远方，曾经“东游海上”，礼祠“八神”。“八神”分别为：1.“天主”，祠天齐；2.“地主”，祠泰山梁父；3.“兵主”，祠蚩尤；4.“阴主”，祠三山；5.“阳主”，祠之罘；6.“月主”，祠莱山；7.“日主”，祠成山；8.“四时主”，祠琅邪。汉武帝东巡海上，同样“行礼祠‘八神’”。这样的仪式似乎不止一次。每次经过，必然礼祀，这就是所谓“上过则祠”。按照顾炎武《〈劳山图志〉序》的说法，秦皇汉武时代，“八神之祠遍于海上，万乘之驾常在东莱。”秦始皇、汉武帝东行，都曾经庄严礼祀“八神”。这一行为，体现出来自西部高原的帝王对东方神学传统的全面承认和充分尊重。我们看到，在“八神”之中，是包括泰山的。泰山的地位仅次于“天主”。
原本属于齐人神秘主义文化系统中之主要崇拜对象的所谓“八神”，包括天地之神、阴阳之神、日月之神、四时之神、兵战之神，结成了比较完备的祭祀体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八神”之中，有六神完全位于海滨。而泰山因为与封禅这种政治正统地位追求的关系，在“八神”之中最受重视。
“上太山，见神人，食玉英，饮澧泉，驾交龙，乘浮云”等，都体现了泰山和神仙信仰的关系。
“主人生命”的神仙
秦汉时期，泰山被看作神仙居所。汉镜铭文“东上泰山见神人”，“白虎引兮上泰山，凤凰舞兮见神仙”，“上太山，见神人，食玉英，饮澧泉，驾交龙，乘浮云”等，都体现了泰山和神仙信仰的关系。
汉诗《步出夏门行》：“过谒王父母，乃在太山隅。离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陈直先生联系《小校经阁金文》卷一五“上太山，见神人”镜铭文字，以为可作为说明汉诗中之习俗语与古器物之联系的一例。
东王父、西王母、赤松子，都是汉代传说中的神人仙人。神仙居于太山，太山与天相近，反映了汉代人对于泰山神性的认识。
秦汉时期，“泰山”，在民间意识中还有另外的神秘涵义。《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说：“东方生而西方成。”东方是生命起始的方向。与当时生命意识的觉醒相联系，东岳泰山被看作生命的主宰。正如《白虎通义•巡狩》所说：“东方为岱宗者，言万物更相代于东方也。”《风俗通义•山泽•五岳》写道：泰山，是山之尊者，又称作“岱宗”。“‘岱’者，始也。”《续汉书•祭祀志上》刘昭注补引《风俗通》又写作：“‘岱’者，胎也。”“胎”，也许更近于“始”之古义，也更富有生命气息。
《乐府诗集》卷四一《相和歌辞十六》有《泰山吟》二首，题解写道：“《乐府解题》曰：‘《泰山吟》，言人死精魄归于泰山。’”说泰山是人之精魄的归处。泰山之神称“泰山府君”，后世又俗称“东岳大帝”。
一般以为，魏晋以来，道教传说人死魂皆归泰山，以泰山神为地下之主。其实，这一观念的形成，还要早得多。《博物志》卷一引《援神契》说，太山是天帝之孙，“主召人魂”。因为“东方万物始成”，所以“知人生命之长短”。也有写作“主人生命之长短”的。
《风俗通义•正失》有“封泰山禅梁父”条，可以看到一则关于汉武帝的神异传说，也体现了同样的意识：“俗说岱宗上有金箧玉策，能知人年寿修短。”汉武帝探得一枚书写“十八”之策，但是却因“倒读曰‘八十’”，后来果然长寿。这一泰山“能知人年寿修短”的传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反映泰山神在民间信仰中作为阴间主司的文物资料，有汉墓出土镇墓文的有关内容。例如：“生人属西长安，死人属东太山。”“生属长安，死属太山，死生异处，不得相防（妨）。”吴荣曾先生曾经指出，东汉都城不在长安，则所谓“生人属长安，死人属东太山”的说法，应当是从西汉时流传下来的。
泰山，又是统理地下秩序的管制中枢。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有“泰山治鬼”条，其中讨论“泰山之故”，指出“鬼论起于汉末”，以为“泰山治鬼”的民俗，起初或许与民间“祈名岳”的风习有一定关联。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五也有“泰山治鬼”条，论述“泰山治鬼”的说法，在汉魏间已经盛行。这一情形的发生，正是因为泰山在当时社会的文化理念中，具有神圣万能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