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导语：穿越历史烟云，中央民族大学自创建起，就走上了一条肩负特殊使命和任务、与国家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发展道路。回望六秩春秋，中央民族大学以她深厚的历史底蕴、博大的人文襟怀和强烈的创新意识，成为中国56个民族团结大家庭的缩影、少数民族各类人才的培养摇篮、民族理论研究的创新基地和国家咨询决策民族问题的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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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60周年校庆公告
中国校庆网@中国校庆报（2010-12-07 20:44:34）

　　2011年6月，中央民族大学将迎来60周年华诞。在此，我们谨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央民族大学建设与发展的各级领导和各界朋友，向海内外校友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中央民族大学是党和国家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高级专门人才而创建的高等学府，她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其前身是1941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民族学院，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北京成立中央民族学院，1951年6月正式开学，1978年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1993年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1999年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行列，2004年进入“985工程”，开始向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迈进。

　　学校自成立以来，始终受到党中央的关心和重视，1950年至1966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14次接见学校师生代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多次接见师生代表，并就如何办好中央民族大学作出重要指示；1993年学校更名时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为学校题写了新校名。2001年6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临学校视察，并代表中央政府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把中央民族大学建成世界一流的民族大学”的奋斗目标。胡锦涛亲自批示《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央民族大学的请示》，提出了进一步办好中央民族大学的一系列重大举措。

　　源深流自远，行健天同功。建校以来，学校始终与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紧密相连，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阶段，始终以服务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和国家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为己任，遵循中央确定的办学宗旨和办学任务，秉承延安民族学院“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弘扬“美美与共”的文化精神，坚持普通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与民族高等教育的特殊规律相结合，充分发挥民族类学科的优势，不断优化办学结构、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扎实建设和不懈奋斗，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民族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之路，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学校已成为以民族类学科为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国内外知名大学。现有55个本科专业，137个硕士学位授权点，41个博士学位授权点。许多少数民族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硕士、第一个博士都诞生于此。60年来，学校为国家培养了近10万名各民族的毕业生，他们当中有的成为国家领导人，有的成为国内外知名专家，有近百人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近千人担任地厅级以上领导职务，成为建设边疆、稳定边疆、保卫边疆的重要力量。

　　60年栉风沐雨，60年春华秋实。60年校庆既是展示中央民族大学发展成就的重要时机，也是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机遇，学校将倾力办好60年校庆的各项活动。目前，校庆筹备工作已正式启动，我们衷心感谢海内外校友和各界朋友数十年来对学校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也衷心希望各位校友和各界朋友以各种形式参与校庆活动，共襄华诞盛大庆典，同谱民大未来乐章。

　　特此公告

　　中央民族大学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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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民族经济博士论坛为民大六十华诞献礼06-10 11:45
• 中央民族大学60周年校庆教职工文艺汇演隆重举行06-10 11:43
• 信息工程学院举办校庆筹备会06-03 22:22
• 教育学院举办60周年校庆系列学术讲座06-03 22:19
• 校团委组织开展爱党爱校主题团日竞赛活动06-03 22:17

• 信息工程学院校友分会举办校友论坛06-03 22:11
•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举行“校庆六十周年”讲座06-03 22:10
• 中央民族大学校友会筹备工作取得重大进展06-03 22:08
• 中央民族大学林芝校友联谊会成立06-03 22:06
• 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基金会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06-03 22:04

• 民大参加第十二次中国高校基金会工作研讨会06-03 22:02
• 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基金会批准设立06-03 22:00
• 舞蹈学院第八届“新人杯”舞蹈大赛献礼校庆06-03 21:56
• 中央民族大学召开60周年校庆志愿者动员培训大会06-03 21:51
• “60周年校庆--历史与人生”系列讲座精彩继续06-03 21:43

• 93级校友、国务院侨办国内司副司长熊万鹏回校做讲座06-02 19:38
• 预科教育学院举办“离退休教师座谈会”06-02 19:36
• 60年校庆即将推出文献纪录片和纪念画册06-02 19:29
• 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集体签名 深情祝福母校六十华诞06-02 19:27
• 校庆“喜迎学校60华诞老领导、老医务工作者座谈会”06-02 19:22

• “民大人·风雨情”征文大赛成功举办06-02 19:18
• 中央民大召开校庆60周年志愿者动员培训大会06-02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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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 宗群

2011年06月02日 18:31   新浪教育

　　延安民族学院是抗日战争时期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一所高等院校，是少数民族干部的摇篮。回想当年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创建延安民族学院的情景，可以深深体会到，我们党时如何关怀着少数民族年轻一代的。

　　延安民族学院的诞生

　　延安民族学院是1941年9月创立的。

　　那时，革命斗争的形式正处于严峻的时刻。在国际上，德国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背信弃义地向苏联发起疯狂进攻，并和远东的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妄图夹攻苏联以消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帝国主义继续侵略我国，并把主要兵力转向解放区，不断对我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扫荡、围攻。而国民党反动派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内则一次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在这年一月制造了皖南事变，又进一步封锁了陕甘宁边区，阴谋发动大规模的内战。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和一切抗日党派、阶级、民族合作，联合一致，共同奋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早在1937年，毛主席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就写到：“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的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5——276页)同年，毛主席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谈到了中共中央所发表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提出了“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前提下，共同抗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12页)的任务。当时，在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各民族青年爱国热情沸腾，从四面八方纷纷奔往革命圣地延安，投入革命的怀抱。

　　延安民族学院就是在这样的形式和要求下诞生的。创建这所学院的目的，主要为的是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培养各民族的抗战和建设新中国的干部；调查研究各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争取团结全国各民族，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简言之，是为争取抗战胜利培养干部，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培养干部。

　　这个学院的组织机构和今天的高等院校比起来，除教学组织较为简单以外，其他都是大同小异的。建院时的行政机构是这样的：正、副院长下设教育、干部、研究、总务四个部、处。1942年实行精兵简政后，将干部处予以撤销，其工作并入教育处。将研究部缩减为研究室，隶属教育处。教育处还下设教务室、注册室、图书室和阅览室。由教务室安排教学工作，注册室掌管注册和生活纪律等工作。总务处下设有总务、会计和生产等课。另外还有一个医务室和一个休养所，负责师生的卫生和保健。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下，这个学院抽调了不少优秀的教师和干部。他们有的有中共中央西北局派调来的，有的来自陕北公学，还有的是从原来的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调过来的。学院开办之初院长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书记兼任。副院长是高克林同志；教育处长是乌兰夫同志；研究部主任室刘春同志；随后秘书长是王铎同志。1943年后，刘春同志担任院长。由于领导上关心这个学院各民族师生的工作和学习，当时的西北局统战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负责同志，还经常到学校了解情况，作具体指导。

　　全院约有师生员工数百人，学生中有汉、满、蒙、回、藏、苗、彝、东乡等八个民族成份。他们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部分是藏族、苗族、彝族学生，他们是从贵州，四川等省跟随红军长征过来的，其中多数人到延安后曾在中央党校学习过。再一部分是蒙古族和汉族学生，蒙古族学生多属原绥远省土默特旗，也有少数来自乌兰察布盟、察哈尔盟以及哲里木盟。汉族学生主要是由原归绥周围各县过来的。他们当中不少是来自大青山根据地的干部，也有许多是专为投奔延安来学习的青年学生。第三部分是内蒙古伊克昭盟的蒙古族学生，他们多数来自该盟的乌审旗和鄂托克旗，有的因为受不了国民党匪军的压迫摧残而到边区来，有的是伊盟进步人士纳素滴力格尔介绍来的。这部分学生入学时都还不大懂汉语。第四部分是回族学生，他们大部分来自陇东的回民骑兵团，也有部分来自干、宁、青各省。从回民骑兵团来的学生，曾经为反抗国民党匪军胡宗南部的蹂躏，在原来甘肃地区的固原一带举行了暴动，而后到延安来的。

　　遵循党的教育方针办教育

　　延安民族学院的教育方针和办学方法，是继承和发展了党办教育事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声场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党的一贯教育方针。延安民族学院正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开展教学活动的。

　　教学是学校的主要工作。延安民族学院的一切基本工作基本上是围绕教学进行的，这从全年时间的分配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当时，全年教学时间有九个多月，生产劳动约两个月左右，也有一段很短的假期。在教育计划和学制年限方面，则比较灵活，没有严格的升降级和毕业期限等。只要基本上能跟上班，就随班学习，不轻易升降级，虽然建校之初也规定了学习期限，学程共分为三期，每期二年，共六年毕业，，但基本上是学习一个时期后，什么时候工作需要，就分配工作，也算毕业了。这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环境和革命事业要求决定的，正体现出了当时的教育是为了政治需要服务的。

　　学院的教学组织以班为单位，建校之初每班设指导员一人，直属院长领导，随后改变指导员名称，叫主任教员，相当于现在各校的班主任。他们的职责除了教课和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之外，主要是了解情况和教务室的干部研究所改进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方法等。课程内容结合国内外形式的实际，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并使讲课内容和水平易于为学生所接受。

　　全院有研究班、普通班和文化班三种类型的班级，班级主要根据汉语文程度的不同编成的。研究班学生的文化水平大体上相当于大学本科。研究班和普通班的高年级学生学习的课程，主要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民族问题、历史科学、中国社会革命问题和时事政策等。课程内容是和各民族的实际生活、社会发展、以及当时的抗战实际紧密联系的。普通班低年级有政治课和文化课。政治课包括中国革命问题、政治基础理论和时事政策等；文化课包括汉语文、民族语文、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等。这两种班还不定期地请校外同志做专题报告。研究室里设有蒙古族、回族、西南民族等几个组，对各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进行研究。研究员多数都担任教课，其中两三人并担任了主任教员。他们还把研究民族问题的成果向学生报告。这恰好是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科学研究为教学服务的体现。此外，就是文化班。文化班中有的是按民族分班的，如回民骑兵团来的几十个人由于文化水平大致相同就编成了回民班，伊克昭盟来的蒙古族学生因为不大通晓汉语就单独组成蒙族班。文化班除学习政治常识和读报外，着重学习文化，文化课有汉语文、民族语文和教学等。

　　政治思想教育是教育计划的中心环节。它的内容是根据当时革命发展的政治形势来决定的。一直贯串在讲课、作报告和一切课外活动。对各民族学生，普遍进行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时事政策的教育。同时还着重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教育，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相互尊重风俗习惯的教育。在干部和部分同学中，曾学习过斯大林同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书。在汉族和少数民族师生中，分别进行了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教育。除了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全院师生还参加了1942年开始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持续了二三年之久。领导整风学习的是整风学习委员会。委员有刘春、王铎、宋友田、宗群、刘景平和王志强等。

　　全体师生学习了整风文件，听了不少有关报告，参加了很多的讨论会。这次整风运动，对各民族干部同样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对于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重要性有了比较深的认识；对于调查研究的重大意义有了一定的体会；对于自由主义和无组织纪律的危害性有了切身感受。经过了这次运动等于在革命的熔炉里受了一次冶炼，对于全院师生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都有很大帮助。此外，学院一贯重视纪律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因而全院师生的组织性、纪律性较强，团结的很好。因为这里的教育中心是团结，在学生的生活实践中，可以证明这一点。班与班之间，这个民族的同学和那个民族的同学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无原则的纠纷，即使有一些小的争执，也都能及时得到和解。学院党组织在政治思想工作中，做到了亲自深入了解情况，发现了问题，一般是通过个别谈话或通过学生中的生活学习小组讨论解决，采取启发和别人帮助相结合，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方法。

　　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革命根据地学校的重要特点，也是共产党领导教育的一贯方针。1942年之后全院师生热烈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投入了生产运动，一方面改造了思想，树立了劳动观念，一方面又学到了生产技能，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根据生产的实际需要，一般每人每年参加劳动二至三个月左右。

　　生产劳动的种类是多样化的。在农业生产方面，有时到几十里外去开荒种地，有时去除草、送粪。有些人参加种菜，个人也可以种菜。集体种菜的收益归集体所有，个人种菜的收益归个人所有。每当收获蔬菜的季节，南瓜、西红柿都吃不完。在手工业方面，有的人纺棉花，有的人纺毛线，还有的人烧木炭。记得1943年的秋天，为了给全校解决冬季取暖的木炭，曾经组织了几十个同学到延安东川口南面的野林里去烧木炭。在那里有时晚上会遇到野猪群去地里糟蹋玉米、山头上曾经出现过豹子咬死小牛的情景。烧炭的劳动是艰苦的，要把粗大的青桐树和杨树砍到，将树干截成木段，然后装到窑里点着封好，等到冒出了青烟以后木炭就烧成了。那一次用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烧了五十万斤炭，完成了给全校一冬供炭取暖的任务。另外，还有的人学会了打窑洞，五六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大约用十几天到半个月的功夫，就可以打成一孔冬暖夏凉的窑洞。

　　艰苦而又愉快的学习生活

　　延安民族学院创建之初，校址设在延安北门外文化沟北面的山坡上。1943年春迁到延安东门外鲁迅艺术文学院所在地的桥儿沟，同时迁去的还有其它几个学校，各校联合总称新延安大学。1944年夏季，为了接近小数民族地区，又迁到三边。学院在延安北门外的时间较长，有两年光景。那里山岭绵亘、冈峦起伏，沿山腰上下左右打下了成排的窑洞，每到夜晚灯火齐明，很象一幢幢楼房。学校邻近有西北文艺工作团、青年艺术剧院和文化俱乐部。南面临山沟有中山图书馆，西北方不远有八路军大礼堂。隔山头东北是中央党校。再往东北不足两公里就是党中央所在地的杨家岭。东距延水及其东岸有名的桃林公园约一公里，东南方与清凉山、宝塔山遥遥相对。每当夏季野花盛开、山草遍绿的时候，别有一番宜人景致。各民族师生能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学习，又生活在山水幽雅的环境里，真是平生莫大的幸福。

　　那时候，一般说来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全院师生都按一定的标准，实行供给制。每个学员和一般干部在供给标准较高时，每人每天十九两小米、一斤菜、一斤煤；每人每月一斤油、一斤盐、一斤肉。每人每月还发一元零用钱。因为每人每天实际吃粮十五两左右就够了，多余的可以调剂着每周吃一顿面食。衣服是每人每年发一套单衣、一件衬衣、一双棉鞋；两年发一套棉衣。但青年们喜爱活动，有些人两年一套棉衣不够穿，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就加发一套或一件棉衣。鞋袜脏了要自己洗，破了自己补。窑洞晚上点麻油灯。每月一盏灯发一斤油，要自己捻花做灯芯，还要防备老鼠偷灯油吃。到冬季没有现在的暖气设备，是生木炭火盆取暖的。

　　但是，同学们都是个个精神饱满，心情愉快的。他们每周大约学习五十小时左右。各班上课时数不等，研究班较少，普通班和文化班较多，除上课外都是自习和讨论。星期天不上课，时间自由支配。从一天的安排看，学习八至九小时，睡眠八至九小时，吃饭、休息和课外活动七至八小时，是充分注意到劳逸结合的。因此，同学们在学习之外，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每天下课后，有的到山上自己修建的篮球场打球，有的到山头上的大礼堂里下棋、打扑克，还有的自愿结合练习民族歌舞、扭秧歌。每当节日或有演出需要时，他们经过短期的排练，可以演出不少精采的节目，其中有话剧、民族形式的歌剧和大型的秧歌剧。在延安和三边演出过绥德、米脂一带的道情戏《周子山》，以及自编的《送公粮》、《纺线》等秧歌剧，显示出了少数民族青年的聪明才智，都曾被称赞一时。

　　总之，延安民族学院的师生在党的亲切关怀之下，始终过着紧张而有秩序，严肃而又活泼，即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的心情舒畅的学习生活。他们虽然吃的是小米饭，住着土窑洞，但他们的精神是振作和愉快的。因为他们有着崇高的理想，远大的目标。

　　在革命摇篮里成长

　　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延安民族学院坚定的依靠学校党组织，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陆续培养出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民族干部。1945年春，大部分高年级蒙古族学生随乌兰夫同志去发展内蒙古的革命工作，部分蒙古族学生迁到伊克昭盟城川学习。各民族干部在革命摇篮里成长起来，在革命事业中发挥着他们的作用。

　　当年培养的几百名各民族干部，不但在抗日战争中有相当的贡献，就是在全国解放后，在个民族地区，都有他们的足迹。今天，他们正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如蒙古族的布赫、云士英、云彦林、李文精、云照光等同志，藏族中有桑吉悦希同志、扎西旺徐同志、萨纳同志。回族中的沙力士同志、彭华庵同志等。同时，当年在延安民族学院工作过的几十个各民族干部，除了个别的在革命斗争中牺牲外，大部分现在都在各民族地区或民族工作的岗位上积极地工作着。

　　延安民族学院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是她所留下的影响是深远的，使人难以忘怀，最后让我以回忆中写下的延安民族学院的院歌，作为本文的结束。以资纪念。

　　(作者简介：宗群(1910-1997)，原名钱万生，字一粟，天津蓟县人。1932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其后任天津学联常委。1937年在西安从事爱国青年抗日救亡领导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延安，历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处副处长、处长，伊盟工委秘书长，中央西北局民族处处长等职。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任研究部副主任、副教务长、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代院长、代党委书记及顾问。兼任国家民委委员、国家民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文章来源：《宗群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微博)出版社199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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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6月02日 18:49   新浪教育

　　随着全国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更加完善，民族工作得到高度重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总纲对国家政治体制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在第六章还对民族政策做了很多具体规定。1949年10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简称中央民委。1978年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简称国家民委)。之后，在西北、西南、中南、东北、华北5大行政区和民族事务较多的省、市、行署、县级政府先后成立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1951年2月，政务院(1954年改称国务院)责成中央人民政府各委、部、会、院、署、行建立有关民族业务的相应机构。这样，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建立起来，为实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组织保障。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滞后，而实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又必须有大量的具有一定文化的少数民族干部。因此，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成为当务之急。毛泽东主席对此极为重视，1949年11月14日他在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彭德怀的电报中明确指示：“要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的地方，都应办少数民族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1950年1月，根据毛泽东主席对西北局和彭德怀的电报指示，中央民委在北京召开了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座谈会，并酝酿成立中央民族学院。同年6月，政务院任命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中央民委副主任乌兰夫及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兼任中央民族学院正、副院长，筹办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开始。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民族问题理论家、原延安民族学院副院长刘春从内蒙古调入北京，9月政务院任命刘春为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具体主持筹建工作。刘春根据政务院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兼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的指示，起草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同年11月24日政务院第60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这两个方案，并于12月28日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公布。其中《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明确规定，“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对学院办学任务、教学办法、管理体制及各相关事宜都做出了具体规定，其中规定了三项办学任务：“一、为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以及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培养高级和中级干部。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宣传并介绍各民族的优良历史文化。三、组织和领导关于少数民族方面的编辑和翻译工作。”为了实现上述任务，还明确规定了学院建立研究部，“研究部按民族或按几个较为接近的民族分为若干研究室。尽可能将目前各大学和国内各地研究上述问题的适当人才集中到民族学院。”两个《试行方案》指明了中央民族学院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最高学府的性质。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工作，至1951年5月底，有教职工283人，其中教师14人；并招收军政干部训练班、藏语班学员合计262名，5月28日正式开课。

　　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在临时校舍国子监院内举行隆重开学典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兼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等出席典礼。朱德、董必武发表了重要讲话。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以示祝贺，社论热情洋溢地说：“中央民族学院已经开学，各少数民族的花朵在毛主席民族政策春风的披拂下，将日胜一日地开放起来。”

　　1952年，是中央民族学院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完全确定了中央民族学院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最高学府的社会地位。首先，这年夏季，北京西郊白石桥的新校舍主体工程竣工，学院迁入新校舍。新校舍由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主持，按我国传统建筑风格设计：大屋顶，灰砖青瓦，磨砖对缝，画梁红柱；整个校园典雅隽秀，错落有致，花草树木点缀其间，美丽如画。在20世纪50---60年代一直被誉为花园式学校，为北京兄弟学校所羡慕。众所周知，当时共和国百业待举，经济十分困难，但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建成了这一片令世人瞩目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古典建筑群，可以说一砖一瓦、一花一木都渗透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学院的深切关怀。其次，这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进行统一调整。根据《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规定的学院办学任务的精神，在中央的同意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藏、维吾尔专业师生及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相关学科的教师、研究人员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不久，中央民委参事室也并入中央民族学院。其中教师、研究人员共计40余名，包括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潘光旦、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1951年4月政务院任命为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在院系调整前已到校)、林耀华等，著名历史学家翁独健、冯家昇、傅乐焕等，著名语言学家于道泉、王静如、马学良等。使学院人才济济，奠定了学院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声名大震。同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少数民族语文系和研究部，为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族历史、民族学三大主干学科奠定了牢固基础，对整个学院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资料来源：“北京高等教育丛书”《走进中央民族大学(微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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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训中的“美美与共”一词出自学术泰斗、我校已故名誉校长费孝通教授在《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一文中关于文化自觉的著名论述。

“知行合一”：民大将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学传统，致力于研究中国民族团结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各民族优秀人才。

“美美与共，知行合一”完整体现了民大的立校精神、办学宗旨和办学思想，不仅反映了民大富有特色的历史文化传承，也突出了民大的大学文化特质和治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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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的主体由红绿两色绸带勾勒出 “60”的字样，象征着中央民族大学60年发展“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辉煌历程。
在视觉上，两条绸带飘舞缠绕，重叠相映，首尾相连，在流动与舒展中成就了中央民族大学“生生不息”的发展寓意。其造型也与数学上的“∞”字符暗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