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题记 自1979年冬开始撰写《汉民族发展史》以来，到2009年从事汉民族研究也有30年了。对我从事汉民族研究最早从学术上作出评价的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孟宪范，她在评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文章说：“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的发表，标志着这一课题研究在中国的真正开始。”而正式对此进行采访的是新华社记者孟凡夏。她专门撰写了《为汉民族树碑立传的人》，1999年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
为汉民族树碑立传的人
——访徐杰舜教授
孟凡夏 (新华社记者)
长时期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为数众多的民族所作的研究，偏重于少数民族，有些少数民族已经有了自己的民族发展史，而对于占中国人口90%以上、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汉民族的研究，却少得几乎等于零，直至80年代末，中国还没有一部正式的汉民族发展史。有一位拓荒者，从60年代初，跨入了这块人迹罕到的地方，孜孜以求，苦苦开拓，终于开垦出一片新天地。他就是广西民族学院的徐杰舜教授。
徐教授浙江余姚人，60年代初进入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求学。他的同学中有壮、苗、瑶、黎、土家等少数民族，他作为一个汉族学生，在与少数民族同学的相处中，不同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经常发生碰撞与交流。向来爱好思考的他。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世界上为什么会形成许多不同的民族呢?汉族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他在钻研这些问题时，读到了范文澜先生史学著作中提到的一个论断：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这使他眼睛一亮，但他又为范先生对汉民族形成的具体过程和特点没有作深入探讨而感到遗憾。后来，他又发现，范先生的观点与汉民族形成过程的实际历史情况有值得商榷之处。这些遗憾和疑问，触发了他研究汉民族的兴趣。他意识到，汉民族的发展史，是一个可以作出大文章的课题。1963年在校读书期间，他就发表了处女作《试论从部落到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其中便探讨汉民族的形成问题。此后，他不论在学校当教师还是在农村劳动；不论是在条件比较优越的书房，还是在深山老林的简陋茅屋，每到晚上，都在幽幽的灯光下，研读有关书籍，梳理通过各种办法收集来的海内外有关材料，深入思考。有时，他还利用一些机会，到民间做风俗民情调查……90年代初，他终于以自己的心血，著成了50多万言的《汉民族发展史》。这个填补空白之作，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汉民族发展史》开辟了汉民族研究上一片什么样的新天地呢?不久前，在一个民族问题学术研讨会期间，笔者访问了徐杰舜，徐教授首先指出：泱泱大族——汉族，为什么长时间没有一部自己的历史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封建正统思想、大汉族主义在旧中国一直占统治地位，封建史家们认为“汉族即中国，中国即汉族”，由此，“汉族史即中国史，中国史即汉族史”的观念也跟随着产生。建国以后，这种传统观念仍有影响。这种观念对学术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中国的文化——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等，绝不是汉民族一个民族创造的，而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一部中国史，就是历史上包括汉族和许许多多其他民族在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如果在中国史与汉族史之间划上等号，那么置其他民族于何地?将汉族史与中国史之间划上等号，就混淆了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与作为社会实体的民族之间的区别和界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其影响使得人们长期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汉民族发展情况熟视无睹，没有人深入加以研究。与之相关的，还有个“汉学”问题。他认为，国际上所称的“汉学”“Sinology”其实际内容不是汉民族研究而是中国文化研究，应称为“中国学”。所谓汉民族研究，就是以汉民族为研究对象，运用人类学和民族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汉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构成、特征、文化，以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系统研究，探讨其规律的一门学科。
“您在《汉民族发展史》中，提出了哪些与众不同的创新之见呢?”对笔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徐教授回答说，我的主要观点是：一、汉民族起源多元说，并区分了主源和支源，即炎黄和东夷是主源，百越、苗蛮、戎狄是支源。前者在汉民族形成过程中全部融于其中，后者是部分融于其中，还有一部分则分化、融合形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而学术界流行的说法是起源于炎黄，即一元论，至今人们还在说，“我们是炎黄子孙”，把其他族源撇在一边。二、汉民族形成三阶段说。关于汉民族的形成，人们或认为汉民族是“一蹴而就”的，或认汉民族的形成是分两步完成的，我则从汉民族形成过程的历史实际出发，提出了汉民族形成三阶段说，即夏商周三代之时黄河和长江流域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为汉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春秋战国到秦之时夏、商、周、楚、越，以及部分蛮、夷、戎、狄在大溶合中育成华夏民族为汉族形成的第二阶段；两汉之时为华夏民族在“大一统”中发展、转化为汉民族，为汉民族形成的第三阶段。我称之为“汉民族形成三部曲”。三、汉民族滚雪球发展说。汉民族经千锤百炼形成后就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因此在其后的发展中，她就像一个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如东汉末年，汉民族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滚雪球中，在北方吸收了入主中原的匈奴、鲜卑、乌丸、羯、氐、羌及部分蛮族，在南方吸收了部分蛮、俚、僚、等族，使汉民族从汉代的5000余万人滚动发展到唐代前期达8000万人以上。又如唐末五代，汉民族在宋辽夏金元的滚雪球中，在北方又吸收了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在南方也吸收了部分少数民族，到北宋大观年间，汉民族的人口在滚雪球中突破1亿大关。此后，在元统一中国的大趋势下，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明万历年间人口达1.5亿，到清道光年间人口已达4亿以上了。进入近现代以后，汉民族这个雪球仍然不断地向前滚动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人口已达6亿，到20世纪末时已达11亿多了。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汉民族滚雪球发展说”。
这几年我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对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这个研究成果即将出版，书名就叫《雪球》。这本书分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七大区，对汉民族的历史、语言、族群和文化如何在滚雪球中形成和发展进行了人类学的分析。
在回答“您认为汉民族研究最主要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这个问题时，徐教授说，进行汉民族研究是汉民族认识自我的需要。汉族是个有11亿多人口的大族，可是大家对它往往是熟视无睹，有的人甚至不认为他是一个民族。事实上，我们对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汉民族是很不了解的。南北汉人之不同是公认的事实，北京话与广州话根本无法交流。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汉民族之中，岂止是南北汉人不同!仅在我工作的广西，汉民族就有许多不同的族群——客家人、白话人、平话人、桂柳人、高山汉等，也各具方言和不同的文化人类学的特点。所以，汉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我们必须对他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不仅要了解汉民族的历史，还要了解他的文化，不仅要了解他的特征，还要了解他的构成，总之要了解汉民族的方方面面，里里外外，用人类学的话来说，就是要认识汉民族的“自我”。认识自我，这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这就是汉民族研究重要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徐教授还说：汉民族研究也是研究少数民族以及认识中华民族的需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这是对中国各民族几千年来民族关系的高度概括。这种关系延伸到学术研究上来看也完全如此，即研究汉民族离不开对少数民族的研究，研究少数民族也离不开对汉民族的研究。譬如，我们研究汉民族的历史深知汉民族从起源到形成到发展，无一不是多元的。在汉民族发展史的各个时期均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加入，试想，在研究汉民族时如果不研究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少数民族，汉民族的研究如何才能获得真谛?相反亦然，如我们研究东北和内蒙古少数民族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即夏、商、周以来在白山黑水的哺育下，在蒙古草原的怀抱里，少数民族一茬又一茬地形成、发育和发展。这种民族过程犹如割韭菜一样，在白山黑水和蒙古草原的民族摇篮里孕育出来的少数民族，一旦走出白山黑水、蒙古草原的民族摇篮，进入中原地区，就被汉民族吸收而消融。而留在那里的少数民族，如同把根留在了这里一样，他们可又一次地经历民族形成和被吸收、消融的过程。可见研究少数民族，不研究汉民族也是难以取得有价值的成果的。在研究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以及对它们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对中华民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徐教授还认为：汉民族研究是发展人类学的需要。人类学是国际学术界的显学。人类学的兴起，以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西方学术土壤中萌芽、发展起来的。汉民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学术宝库，无论你从哪一个学科进入这个宝库都可以得到丰硕的成果。我们汉民族有许多事情，仔细去审视它、考察它、研究它都会觉得无论是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或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可能还无法进行解释，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考虑和提升它。譬如说，汉民族的语言，那实在是太复杂了。如果按照中国方言的情况去划分的话，可以说不知道有多少民族。但是恰恰这个汉民族不管语言怎样不能交流，但是文字是相通的，汉字在这里起的作用太大了。因此，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民族。但是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去解释它，你能解释得通吗?是不是需要我们重新加以提升?由此可见，对汉民族作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除了能对汉民族社会的本质提供新的、实证的和客观的说明外，还能对人类学的许多基本命题用新案例来确认和诠释，或可能提出新的质疑而发掘出新的命题来，把汉民族的认识方式、世界观、价值观提炼出来充实甚至更新人类学民族学，从而使人们对人类社会变迁的历史有一个更全面、更清楚、更准确的认识，使现代人类学民族学在当代汉民族的研究中受到一次洗礼，不仅可以加速人类学民族学的本土化，而且会使现代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升到一个高度，从而更具有国际性。我想这也应该是汉民族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7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