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岁尾，继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结束不久，中美高层文化论坛再次谱写出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新篇章。在12月8日至9日举行的中美文化论坛上，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率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的30余位专家学者，与以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主席布鲁斯·科尔、美国总统艺术委员会执行主任亨利·莫兰为代表的10余位美方文化机构的管理者与专家齐聚一堂，双方以“数字化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现”为主题，结合各自的实践经验，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学术对话与交流，最终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收获。
新型对话与交流机制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数字化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现”，在开幕式上，主持人文化部外联局局长李冬文给它做了一个“脚注”——这个主题是由中美双方人士协商后确定的。虽然只有一句话说明，在座各位无不感受到中美两国对此次文化学术交流的重视，以及共同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坚定决心。用王文章的话讲，是“围绕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创新发展中的运用进行深入交流，旨在建立一种公共性、开放性、互动性的对话与交流机制，通过定期的文化交流与对话，加深中美双方学者的深入了解，促进双方在学术领域持续、深入、全面的合作与发展。”
中美两国在文化领域的合作具有非常广泛的基础，科尔说，文化交流及合作是两国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后美方将充分挖掘中美文化交流方面的丰富资源。
文化遗产保护进入数字化时代
数字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现提供了技术手段，另一方面也改变着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
在主题发言环节，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与哥伦比亚大学视觉媒介中心主任詹姆斯·康伦分别做了《博物馆文化与新媒体传播》和《文化遗产的记录与阐述》的概要发言。李文儒结合故宫博物院在数字技术方面的探索做了经验介绍，如数字化信息的采集、保管和传播，推出与展览同步的数字化服务等。詹姆斯则介绍了哥伦比亚视觉媒体中心的教学经验，特别是针对亚洲丰富的文化资源而展开的新媒体教学实践：将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收集，通过数字化编纂后放到网络课堂，借助丰富的数字媒体工具，以互联网为平台，拓展艺术品在虚拟空间中的时空延展性。詹姆斯强调，在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存的同时，如何保持、还原艺术（品）本身的特质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传统音乐档案馆主任麦克·凯西说，目前音频保护存在数量大、退化、陈旧过时三大难题。针对濒危或灭绝的音频，印第安纳大学利用数字技术保护历史档案，进行音频的迁移、复制和确认。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人文科学数字研究中心副主任肯尼斯·普莱斯介绍了美国的惠特曼超文本数字资料库的建设经验，以及如何将数字技术纳入到文献保护。
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陈力指出，数字技术给古籍文献保护和文化传承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此外，考古研究、社会学调研等诸多项目也都成为数字技术的受惠者。
除了物质文化遗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数字技术同样表现出不可替代的优势。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刘托指出，用数字技术可以非常详细、真实、生动地演示我国传统古建筑架构和建造过程。而在民间手工艺、濒危影像资料、音乐和舞蹈等的保存问题上，吕品田、杜百川、李玫、马盛德等学者都对数字技术给予极大的肯定。
文化信息数字化发展面临挑战
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领域功不可没，但是它的效用仍然没有完全被开发出来。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现、文化信息传播等方面，数字技术有待进一步介入。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梁江在8日下午的研讨发言中指出了中外学者在中国书画的研究和传播领域存在着交流欠缺的问题。他建议把此次文化论坛当做一个机遇，通过数字化手段交流和传播中国书画成果。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丁亚平强调，电影遗产数字化面临着许多困境和挑战。中国早期电影保存量少，保存下来的大多数影片又面临着影像模糊、色彩褪色的严峻问题。这说明，相关方面的数字化工作做得还不够。麦克·凯西承认，印第安那的音乐档案馆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仍然面临着世界各国同行所面临的难题，即录音带、数字化音频等声音载体处在随时都会过时的危险状态。她认为，既然没有永恒的载体，所以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内容的保存上，而不是放在载体的保存上。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中心主任方李莉教授立足西部人文文化的调研忧虑地指出，目前西部很多口头与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前景很让人担忧，他们在文化保护过程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此外，怎样在用数字化技术记录文化、进行传播时，保证文化艺术本体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也是此次论坛中中美双方学者所共同关心和思考的问题。
数字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在数字化时代，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文化遗产保护，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数字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数字技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生态的平衡。在保护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数字技术很容易形成一种新的话语霸权，有可能在技术传播层面削弱、扭曲甚至抹煞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
那么，既然文化生态与数字技术之间存在矛盾，怎样解决这种矛盾呢？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观察》主编吕品田建议：首先，对数字技术要有一定的“人文把握”，使技术富有方向性和一定的文化立场，体现出文化价值之间的“和而不同”。第二，不能过度依赖技术，否则容易造成文化的数据化，进而造成文化的遗产化。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所所长罗斌等学者认为，数字化介入文化发展的道路很崎岖。谈到文化多样性的时候他说：“很多文化具有原生意义，应让文化形态回归原野，像麋鹿放归自然那样，让在属于自己的适域中学会自给自足，进入自然选择和生物链。总之，文化多样性与数字化生存是一件精细的工程，也是中美文化对话必须关照的另一个思维角度，我们同样需要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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