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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何兹全先生:纪念专题帖

[侯旭东]从北大红楼到师大小红楼──追忆何兹全先生

从北大红楼到师大小红楼

  ——追忆何兹全先生

  侯旭东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3月16日 07 版)





本文作者与何兹全先生的合影



  2月22日,一个阴霾料峭的日子,香山脚下松柏掩映的万安公墓又多了一位长者,一位智者。何先生走完了一个世纪的人生路,见证了中国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在这里获得了永生。亲人与弟子,一抔黄土,一把黄菊,默默的祝福。先生终于可以和相伴相依近七十年的师母、爱子何芳川在天国重聚。不远处陪伴他们的还有何思源——先生一生敬重的仙槎大哥。

  16日早上,妻子看到邮件,打来电话,告诉我先生去世的噩耗,我惊呆了!事先毫无征兆。春节时本要去看望先生,但一想给先生拜年的人一定很多,过几天清静些再去。结果铸成终生遗憾!和国安兄联络,得知先生元旦前就住院,本无大碍,春节后情况突然恶化。时至今日,每念及此,不禁泫然。

  自开始跟随何先生读书,一晃已近二十年,走上工作岗位也差不多十五年,家从师大搬走也有10年了。自己的生活轨迹离老师、离师大的小红楼越来越远,看望老师的机会也不多,但精神上却没有离开过老师。

  何先生出生在武昌首义的前夜,青年时代经历了民国初年的动荡,北伐成功后的黄金年代以及抗战军兴后的流徙与艰难,不惑之年留学归国,见证了新中国六十年的风风雨雨。

  自己虽然是1993年才正式成为何先生的弟子,实际从读硕士开始就不断受到先生的教诲。当时在何先生的倡导下,师大历史系魏晋南北朝研究室有定期开会报告论文的规矩,大约一二个月聚一次。多数是老师们发表论文,大家讨论。记得何先生报告《崔浩之死》一文时我就在座。此外,黎虎老师的《北魏前期的狩猎经济》、宁欣老师关于唐代铨选的研究均是最先在会上聆听到的。

  报告会吸引的不仅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的师生。晁福林老师《论周平王东迁》一文与赵世瑜老师的《明清时期的华北庙会》也都是首先在报告会上发表的。通过赵老师的报告,我第一次听到克里斯塔勒及其中心地理论,施坚雅和六边形的集市空间分布。这两篇论文后来都刊发在《历史研究》上。我自己的史学处女作,是对东晋南朝的封山占水的再探讨,最初也曾在这里接受师友的指教。

  报告会在教四楼四层研究室的办公室或资料室举行。师生环绕资料室的长桌而坐,讲学论道。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我问何先生,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总是不断有各种民族从北方或东北南下,可惜的是何先生的回答现在已经记不清了。还有一次,我是倚坐在办公室的大门旁来听报告,印象深刻。当时研究室师生人数不多,不知那次为什么听众那么多?

  等我考上何先生的博士生,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报告会停办了。得知此消息,很是惋惜。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和孟彦弘兄一道,又在社科院历史所筹办了“青年史学沙龙”,后来改名为“史学沙龙”,到我2008年调离历史所时,十年间先后举行过近80次活动。不仅讨论过许多所内同仁的论著,还不时邀请一些所外的朋友来演讲报告,记忆中像巫鸿、葛兆光、李零、阎步克、熊存瑞、陆扬、陈弱水、彭小瑜、罗新、赵立新都曾莅临。工作后,自己在学术上的点滴成长与沙龙的熏陶切磋密不可分。现在回想起来,播下创办沙龙种子的不正是何先生吗?没有教四楼的报告会,不会诞生出历史所的史学沙龙。

  何先生早在1934年,还是北大史学系的学生时,就发表了《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开辟了中国中古寺院经济研究的新领域,一鸣惊人;40年代关于魏晋南北朝兵制的数篇论文则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础。但在何先生自己心目中,更看重的是他对汉魏之际中国社会性质的把握,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的总体认识。这两方面的研究收入何先生《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他因此被学界视为古史分期问题上“魏晋封建论”的代表人物。

  不过,自1950年何先生任教北师大历史系,1950年代末开始招收研究生,及门弟子前后二十余位,研究佛教寺院经济者有之,专攻政治制度史,乃至兵制者有之,涉足小农经济、城市经济者有之,却没有一位继承老师的理论,在古史分期、“魏晋封建论”上下功夫。何先生有时会说“没有一个学生跟我学”,淡淡的一句话,包含了多少复杂的心情。

  其实,先生的思想是在不断发展的。毕业后不久,曾在师大听过一次先生的讲座,围绕社会分期问题,主旨是建议绕开分期问题,去研究历史发展中的自然段。后来,先生将这些想法写成文章,题为《争论历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自然段——世纪之交对历史研究的思考》,发表在1999年1月29日《光明日报》的“史林”版。文章不长,却很有新意,特别是“自然段”的提法,十分传神。指出首先要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自然段落揭示清楚,“事实没有摸清楚,不要急于定社会性质”。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可惜,先生后来没有做更多的阐述。我想,沿着探索“自然段”的道路,应能找到适合中国历史的理论概括。这是先生留给我们的未竟事业。

  尽管先生十分看重自己的观点,却始终不曾强加给学生。入学后,先生给我们开的课就有研读《中国古代社会》一书。师生三人,围坐在小红楼的书桌旁,听先生系统讲述对古代社会的见解。我自上大学就对理论颇感兴趣,马克思的著作也认真读过一些,但对古史分期问题却始终感到疑惑。1990年代史学理论界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如何兆武先生发表的《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说起》(《百科知识》1989.5),脍炙人口,风行一时,我也深受影响。在期末作业中就自己读书所得,提出一些疑问,何先生从不以为忤,未曾因此而对我有任何表示。作为学生的我,思考从未因为与老师意见不合而受到限制。

  当我读到一些使用佛教造像记研讨中古史的论文,感觉这类资料还有宝可挖,试图仿照法国年鉴学派,利用它们探索北朝民众的佛教信仰与心态,何先生只是问我:“那些造像记,千篇一律,能分析出东西来吗?”其实我自己也全然没有把握。以前更没有系统学习过佛教,冒然闯入一个陌生的领域,时间又很有限,能行吗?何先生为此还专门让我去请教刘家和先生,我也先后写信向远在法国和美国的谢和耐与巫鸿先生求教。论文最终得以完成,离不开先生的质疑与激励。先生当时已年过八旬,难以事事过问,但他总是强调“做学问要像跑马圈地,要有自己的领地”,也反复叮咛“研究大树不要研究到树杈上”。话虽不多,却形象精辟,深深刻入脑海,时时提醒着我,做研究一定既要专精,又要有闳通的眼光。为此,我尽可能多地收集资料,分析上也更求细致、深入,力争超过这一领域成果卓著的日本学者。论文能得到较好的评价,与先生的鞭策是分不开的。

  论文即将出版,先生在序言中期许拙著能够为中国佛教史研究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其实,何先生何尝不知道日本学者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出色的成果,我自己不过是希望中国的研究不要被拉下太远。对自己的学生,先生总是鼓励他们争做一流。尽管自己的兴趣已经离佛教研究越来越远,但争做一流的师训依然时时回荡在耳边。

  2000年底搬离师大之前,虽然已经到历史所工作多年,还能常常到小红楼看望先生,亦偶尔替先生做些杂事。先生师母1990年代末再次赴美时,还曾住在小红楼,替先生看家。先生每次见到我,除了关心历史所里老友的近况,更多地还是垂询我的研究,他一再叮嘱我,旭东不是当官的料,好好做学问。到了晚年,常常说:有什么新的研究成果,带来让我看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先生很难对许多问题提出具体的意见,谈论的话题常常是往事或世事,但见到学生又有新作问世时,先生满心欣喜是显而易见的。

  先生早年求学沙滩红楼,埋首黄灯书案,青年时代便卓有成就,晚年又获聘北大历史系的兼职教授,在经历了失去至亲的巨大打击后,这是让先生最为开心的事情。他甚至不顾年近期颐,提出要为北大历史系开课。先生一生北大情深,令他很感自豪的是,祖孙三代同毕业于北大历史系,这在近代教育史上恐怕也不多见。他对北大的感情,根源于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这一精神,透过何先生,从沙滩红楼聚集到师大的小红楼,浸润着一代又一代学子。

  我自小生活在师大校园,1980年代初,我还是个中学生,因为何先生当选人大代表,第一次听说了他。后来,在校园里时常见到一位骑着小轮自行车的蔼然白发长者,别人告诉我,那就是何先生。没想到,十多年后,我竟有幸成了何先生的学生,追随先生近二十年。先生今已驾鹤西去,但他的精神与追求会不断鞭策我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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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华]何门问学记

何门问学记

苏小华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3月16日 07 版)



  何兹全先生于2011年2月15日晚8时去世。我人在西安,未能前往北京向先生做最后的告别。在此回忆一下跟随先生学习的经历,作为对先生的一份纪念。

  一、偶然报考,侥幸录取

  读硕士期间,很早就打算念博士。当时想跟随田余庆先生,得知田先生不招生之后,只能将专业确立在硕士期间用功的方向:隋唐五代史。给国内几位治隋唐史的先生写了信。北京大学荣新江先生回了信,是他的博士生余欣代写,介绍注意事项非常详细。这样我就打算报考荣先生的博士。

  当时,几个朋友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他们对我很关心,觉得荣先生偏重敦煌学,并非我倾心的纯历史学,在上何先生的课的时候,很热心地向何先生谈起我。何先生已经有几年没有招学生,欢迎我报考。得知这个消息后,很兴奋。我从本科开始,就对魏晋南北朝史感兴趣,毕业论文写的是北朝史。于陈寅恪先生,以及四大名旦:周一良、唐长孺、王仲荦、何兹全,加上田余庆先生,我是奉为偶像的。田余庆先生比较年轻,觉得有可能亲炙,其他的先生我都没敢想过能做他们的学生。这个意外的惊喜之后,我基本上放弃了准备北大考试,将重心转移到魏晋南北朝史。朋友赵满海将他收藏的《读史集》相赠,马学清特地到国家图书馆为我复印了《中国古代社会》。陕西师大图书馆里面能够见到的何先生的论著和他编的书,基本上都读过了。

  2002年3月中旬的考试,考砸了,外语听力基本上没有听懂,后来知道得35分。是何先生从中斡旋,我才得以被录取。臧文旭老师告诉我这个消息之后,我不是很积极。因为肯定是自费。作为农家子弟,我不能再增加父母的负担,所以选择去工作。对于何先生,我很感激,打电话给先生,解释了我的顾虑。何先生表示理解。过了几天,臧文旭老师又打来电话说不是自费,费用减免一半:有个学生不想上了,我和谢乃和兄分享了这个名额。这下还把我给难住了:去宝鸡文理学院的协议都签了,课程都安排了,再说一万八千元的学费我也交不起。又一想,何先生和北师大历史系,为我费心如此,不上恐怕太不识抬举了。最后,在刘蓉师姐的劝导下,更在张艳云、吴洪琳两位老师,赵豪迈杨小慧兄嫂的资助下,我决心去北师大学习。打电话给先生的时候,听出来他很高兴。

  没有何先生从中斡旋,我不可能在2002年读博士,人生的轨迹肯定是另外一种,而且是更为曲折的一种。对于这一点,我深深感激。

  二、上课

  九月开学,给何先生打电话报到,先生让第二天去家里。清晨八点,我就到了小红楼下,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将近一个小时,在门外徘徊,遇见了韩国师兄安询亨。进门之后,我奉上礼品:绞股蓝一盒。先生立刻规定:上学期间,不要给老师带礼品。礼品没有强行退回,这是通人情之处。不久陈琳国老师和刘蓉师姐,来自韩国的朴寿晶师姐,也到了。先生又规定,以后礼拜三、礼拜六上午都是上课时间。地点是他的书房。之后的三年,除了寒暑假,有两年半的时间,礼拜三、礼拜六上课是雷打不动的。

  何先生对上课很重视。上课期间,书房是紧闭的,郭先生(何先生的夫人郭良玉师母)也不允许进来。上课期间,曾经有多位来访者被拒之门外。有些不能不见一下的。何先生出去,稍坐,对客人说,我在上课,然后回到书房上课。被拒绝者,就有校、系的领导。

  何先生的教学目的没有达到。他是很想讨论一下“魏晋封建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可是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所以,谈着谈着,就谈到伊拉克战争、非典、东北亚的国际形势、国民党的历史,或者谈到胡适、傅斯年、何柄棣、启功等人上去了。甚至从韩国师姐的发型谈到女性问题上。03级的石俊志加入上课之后,就聊得更远了。本来郭先生是不让进来的,常常一小时之后,她就拎着点心、热水瓶进来,要求茶歇。进来之后就不走了,保证坐着听不说话,实际上还是要插话。礼拜六又是何芳川看望父母的日子。有时候回来早了,也要求听听。芳川先生口才真好,他一加入,话题就更加离题万里。

  虽然没有谈“魏晋封建说”,不等于我们没有学到历史。怎样看待胡适、傅斯年,怎样看待何柄棣、余英时,怎样看待周一良、启功……何先生跟他们亲自交往过,见解往往不同流俗。比如,何先生说启功先生是道家,是庄子的道,不是老子的道。

  上百次的家中授课,我深切地感到,何先生的家真是美满。经常我们到了之后,郭先生正给何先生按摩,上课中间,给何先生端来水,端来药,端来水果,一边往进走,一边弓着腰坏笑,一边叫“老爷”。在外面走,何先生经常拉郭先生的胳膊,生怕莽撞的师母乱走。一次吃完饭,往回走,有位老校工蹬着电动三轮车过来。何先生挡住,问来问去,最后给郭先生说:“咱也买一辆,我把你拉上。”在何芳川先生面前,老两口更像一对孩子。

  三、师母郭先生

  在校期间,我帮助何先生收发邮件。每天到何先生家去一次。每次都见不着先生,开门的是师母,经常是从门里递出来一瓶饮料或者一个水果,每天都有,不能不拿。不拿,就虎着脸,说:长者赐,不可违。有时候,让进门,进门后不见先生,先生在书房里伏案写作,或者看书。师母交代点事情,或者聊聊天。聊天,就说明今天心情不大好,或者有点寂寞。

  何先生是学者,看得高远,却怯于行动。郭先生性格豪爽刚烈,敢作敢当。师门中间流传师母的逸事不少。经典是打警察。抗战期间,逃亡到了长沙,在街上逛。看见警察打一个妇女,师母上去就打警察,都打出血了。郭先生是家里的领导,有师姐告诉我,何先生也怕郭先生。我们都同意。

  我爱书,到先生家坐下后,眼睛转来转去看书名。有一次师母就给我说,去别人家里做客,眼睛千万不能转。经常问,给父母打电话了没有?要说没有,就很生气。过年回家的时候,去辞行。郭先生总要我坐下聊聊。然后,给我父母一些礼物。当时我没有对象,郭先生给我物色了一个,后来听说我要回西安,就没有提起过。

  有时候,郭先生就像个孩子。楼前是学校幼儿园,当时正要盖个三层楼。师母立即写信抗议,说是挡住了她家的光线。学校要砍树,写信抗议。学生倒米饭,扔馒头,写信给校领导反映。我知道郭先生爱玩玉石之后,就在西安给她带过一些假玉器,她非常喜欢玉石雕的小兔子。有一回,她很难过地对我说,我送的一个小玩意她转送他人了,她有点舍不得。我立刻答应下次给她再带,她才高兴起来。毕业之后,我曾想去北京看老师的时候,给郭先生带点值钱的玉器,没想到她2006年就去世了。

  郭先生写的《平庸人生》,中华书局出了,是非常生动的自传。

  四、先生对我的教诲

  何先生说,他的学生没有一个跟他学。其他人我不敢说,我做学问的路子的确是学习黄永年、田余庆二位先生多于何先生的。虽说如此,何先生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何先生收了我们几个学生之后,明显感觉他有压力了。好几次跟我们谈论文选题。给我说:你看是不是沿着硕士的方向,写个“隋唐时期的洛阳”。我很固执,拒绝了。我想,我是来学习魏晋南北朝史的,不写隋唐史论文。现在看起来,何先生建议的题目是个富矿。如果做这个题目,说不定我都弄出点动静了。

  虽然他没有说啥,我能感觉出来,他有点担心我。2003年暑假,我没有回家,7月初吧,我去给先生送报纸,顺便带去了一篇关于北魏孝庄皇帝的论文。几天后,去见先生,注意到他态度有变化。让我坐下后,还给我一把扇子,说,热了就扇扇,谈了谈家里没有装空调风扇的道理。之后,又夸起来小红楼好,住在里面之后,这几十年顺风顺水,风水很好。聊了半天,将论文交给我,说:写的不错,就这样写下去。过了一段时间,又叫我去,说:你的逻辑不行,看点逻辑学的书吧。

  何先生2003年发表于《文史知识》的《读三国志札记:荀彧之死》,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这篇文章的手稿,交给刘蓉师姐录入电脑时,我借来复印,仔细学习过。荀彧之死的悖论就在于,他早年那么拥护曹操,为何晚年反对曹篡夺?何先生从思想观念史入手,来解读这个悖论。从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来谈荀彧的悲剧。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并非简单地指皇帝和大臣的关系,上下级之间也能结成君臣关系。一旦委质为臣,就要绝对效忠,君父也不能干涉。荀彧本来是曹操的幕僚,和曹操是君臣关系,所以他效忠于曹操,而非汉室。后来,他担任了侍中,就和汉献帝建立了君臣关系,所以荀彧改为效忠于汉室,反对曹操的篡夺。这篇短短的札记,却是在一个宏阔的视野下来观照,结论可信。尤其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可谓明快。后来我研究范晔,就模仿了何先生的方法。

  五、师恩难忘

  何先生对我的影响不仅仅在学术上,在做人上一样为我的楷模。

  著作出版后,先生自然地留给每个学生一本。刚入学,就得到一本精装的北师大版的《中国古代社会》。之后的《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中国文化六讲》,早就签好名放在那里,等我们去上课,就笑眯眯地给每个人一本。2009年4月,我去北师大开会,看望先生,先生让我开完会再来。临行告别的时候,先生送我一套新出的《何兹全文集》,说,手颤,就不题字了。

  每年先生和师母都要请学生吃饭。我们请他们吃饭最后也总是师母付账。北师大实习餐厅是何先生请客的御用馆子,服务员也习惯了只接受师母付款。2009年,98岁的先生照例掏出几百块钱交给宁欣老师,让她请我去实习餐厅吃饭。

  上学期间,先生多次问起我是否要留北京。2004年冬季,何先生知道我要回陕西师范大学,特意将我叫去,问我:是不是要他给赵世超校长写封推荐信,还说史念海先生要是在就好了,史先生是他的好友。最后先生还是写了一封措辞略显夸大的推荐信给陕西师大。

  这是老一辈学者的风范。这是一种让人温暖的传统,虽然这个传统现在已经难以为继。我很幸运,得到了何先生、郭先生的关照。

  先生走了。以后去北京,就不能去小红楼看望老师——哪怕是短短的一握手,也是对学生莫大的安慰。

  先生,您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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