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2月16日   03 版）

    走出八宝山的告别室，放眼望去，天很蓝，无风，北京的冬天，显得辽远而高阔，可心情却相当压抑。真的是“哀乐中年”，近年常来此告别长辈乃至同辈，有时哀痛，有时怅惘，有时则近乎麻木。这回不一样，感觉上似乎超越了个体的生死，更像是在。这种直觉，王瑶先生（1914~1989）去世时，我也曾有过；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确实也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

    去年10月，樊骏先生（1930~2011）答应参加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本希望他代表老系友发言，征询朋友们意见，得悉其身体虽还可以，精神却大不如前，长篇讲话不太方便，因而作罢。庆典前一天的晚宴，在王信陪同下，樊骏早早就到了。那时客人还不多，我得以坐近前聊了一阵。没什么要紧事，不外表达晚辈请安之意。二十六年前初到京城时，我得到了樊骏等诸多先生的悉心指点，一直感激莫名。当时确实没想到，两个月后便天人相隔了。

    与王瑶先生披荆斩棘、创建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不同，樊骏的著述其实不多，其影响力之所以持续，主要靠立身谨严以及对于学术的执着。四年多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曾召开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讨论会，记得那天与会者发言很热烈，有赞赏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也有表扬其治学认真锱铢必较的，我则感慨其作为“学术警察”的意义。事后，《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刊发了程凯整理的《樊骏先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学术讨论会纪实》，其中提及：“北大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谈到民国时期曾有学者呼吁学术界应该有‘学术警察’，即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以推进学术的发展，而樊骏先生在现代文学界扮演的就是类似‘学术警察’的角色。但陈平原遗憾的是樊骏在学术上有‘洁癖’，具体反映就是他在自己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中将大量写于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学科史、学科评论的文章剔除在外。而陈平原认为那些曾收入《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的早期文章其实更能反映学科发展的历史和问题脉络，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这里的“学术警察”，是借用原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的典故。1945年，杨联陞恭贺胡适出任北大校长，并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出谋划策，其中有这么一条建议：“出版一个像《史学评论》一类的杂志，特别注重批评介绍（书籍文章都行。中国需要很多像伯希和一类的‘汉学界的警察’）。”由于时局变化，胡、杨的学术设想未能真正落实。不过，日后杨联陞以大专家的身份，为《哈佛亚洲学报》和《清华学报》撰写了不少专业水平极高的书评，其立论之严谨，态度之冷静，思路之缜密，以及体现出来的学识之丰富，令人望而生畏。我在评论辑录此信的《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时，称：“我同意杨先生的思路，学界之有无称职而不专权的‘警察’，乃这个领域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小扣大鸣与莫逆于心——掬水集之十》，《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3月18日）在我看来，维护学问的神圣，推动学术的发展，靠什么？主要不是靠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威，也不是捕风捉影的大众传媒，而是学界及师友间的互为“诤友”——互相敬畏，互相监督，互相批评。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各种外在的以及内在的“学术警察”。

    告别式上，《文学评论》编辑部的常务副主编王保生送我一册刚刚出刊的2011年第1期杂志，上面有钱理群的《樊骏参与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其中提及我“将樊骏称作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学术警察’”，“乍听起来有些费解，其实是道出了我们的共同感受”。钱文称：“公心不在，正气不彰，一切苟且马虎，这正是当下学术危机的一个重要表征。在这个意义上，呼唤‘樊骏式样的学者’，也同样具有迫切性。”我与老钱的忧虑相同，但很不乐观，不仅没有“不信东风唤不回”的自信，而且认定樊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流行的是“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即便还有个别像樊骏那样律己极严、不苟言笑（更不要说吹牛）的纯正学者，是否能在中国学界生存、是否还能得到大家的敬仰，是个大问题。换句话说，眼下的中国学界，“樊骏式样的学者”不仅没有成为榜样，且只能迅速地边缘化——这才是我真正感到悲哀的。

放牛班的课堂

——写在樊骏先生去世之后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2月16日   13 版）

    我有时会想，倘若活在另一时期，樊骏会是个“贵族知识分子”的吧。他出生在上海，家道殷实，早年读过教会学校。但当他1950年由北大毕业时，已是“新社会”、“新时代”；此后所从事者，是与政治史、革命史撕掳不开的“中国现代文学”；职业生涯之初适逢“知识分子改造”，又长期生活在风沙弥漫的北京（这一点在我看来并非无关紧要），也因此就成了我所认识的樊骏。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似乎也有过回上海养老的念头，却终老于斯，且在那座敝旧的宿舍楼，隘、陋、阳光不充足的住所。你只能由某些细微处，比如着装习惯，看出一点他早年生活的痕迹。去世前的樊骏，已是社科院文学所“元老级”的人物，经历过文学所的“何其芳时代”，被认为有那个时代的流风余韵。只是在我看来，他待己之苛不免于过，略近于不情，“严格要求”中少了一点馀裕，更像某一种古人。

    我会随时意识到樊骏属于另一时代，尤其1990年代之后。他应当是自己所属的一代中较为经得起潮水冲刷、不大容易被“时代”坚硬的胃消化掉的人物。我曾一再暗中比较他们和我们——“他们”指我所熟悉的樊骏、王信等几个人，“我们”则是我自己和二三好友。我们远不及他们的“粹”。“粹”自然指的是“纯度”。我所研究的明代人物，有对“纯度”的苛刻要求，拟之于金子的成色，所谓“淋漓足色”。我们因早年生长的环境，以及此后阅历的人生，有了种种沾染，其不能“粹”，亦属自然；而他们的罕见稀有，则因虽后来亦经历了种种（如“文革”），却能保存本有的纯净质地。这似乎又要归因于早年的生活环境与成长期的社会氛围。我对他们的“粹”怀了复杂的感情，有时甚至有几分怜悯，以为经历、经验过于单纯，如毛泽东所说的“三门干部”，不能不限制了涉世的深度，而研究文学也即研究人性、人生、人事，那种“粹”是否预先决定了所能到达的境界？但对那“粹”仍然怀了羡慕。如果不过分注重事功（即所谓的“学术成就”），那种境界应当更有益于生存。上面的意思，不曾在樊骏生前对他说过。倘若他在九泉下有知，会否是一脸我所熟悉的不大以为然的轻嘲的神情？

    2009年文学所为樊骏举办八十寿庆，其时这单位刚发生了一些在我看来极荒唐的事，于是我的发言不免含了愤激，说樊骏是幸运的，他经历了为人艳称的“何其芳时代”，又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初学科的崛起；待到所内空气渐趋污浊（我当时用的是较“污浊”更刺激的字眼），他退出了文学所的事务；待到这里的环境更加污浊，他对周边发生的事已失去了理解能力……事后王信对我说，“何其芳时代”没有那样美好。其实我何尝真的不知道，只不过在借寿庆这场合“说事儿”，说我对近事的感受罢了。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精神”，部分地承自其对象，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践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种精神，或许可以作为学术工作者与其对象间关系的特殊一例，是学术史考察的好题目。几代学人——由朱自清至王瑶先生的一代，与樊骏所属的一代，使这个时间跨度仅三十年的学科，一度显示出恢宏的气度与生气勃勃的面貌，在我看来，较之同一时期的其他某些学科，更能体现1980年代的学术文化精神。被这种精神所滋养，我是自以为幸运的。我自己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背景，得益于1980年代的学科环境，回首自己的学术经历时怀了感激。当然也不妨承认，“我们”也参与了这学科环境的营造，与“他们”有精神上的相承，对此不必过于自谦。

    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两次“创新座谈会”，第二次已见出衰飒，却在变化着的环境中，依然坚持着发现、鼓励年轻一代学人。“文革”大破坏之余培植元气也培植正气，被认为学科的急务。以“兴起人才”为己任，对后起者奖掖、鼓励不遗余力，以此造成的健康的学科风气，至少延续了十余年之久。“我们”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当着“我们”中的一些人走向了更宽广的学术空间，目送“我们”的，仍然是这种鼓励、欣赏的目光。转向了“明清之际”之后，樊骏对我的学术工作已不能了解。知识基础的狭窄，也是我所以为的“他们”的缺陷，为“他们”学术成长的环境所造成，无关乎个人的才智。而“我们”只不过起步稍晚，尚来得及做一点有限的弥补而已。以樊骏自省的冷静，自我评价的清醒，对此一定看得很明白，却乐见较他年轻者的学术拓展，没有表现出任何褊狭固陋的“专业意识”。在这一点上，无论王瑶先生还是樊骏，都是鲁迅的真正传人。

    我不曾在樊骏生前称他为“老师”或“先生”，樊骏则常常以我为例，要年轻同事不要称“老师”，说赵园就是自始直呼其名的。其实在北大读研期间，曾听过他一次课，内容已不记得。后来他参与了我的学位论文答辩，因了关于他如何苛刻的传闻，事先受了一点惊吓。之后成了同事，稍多了一点交谈，谈过些什么也全不记得。待到他退休之后，每年在固定的日子登门探望，却更是在与他的友人交流。后来因中风后遗症，对我们的谈话，他能听懂的越来越少。他当然是希望懂得的。他仍关心着他供职过的惟一的单位。但听不懂于他，未尝不是好事——何必用那些烂事儿增加他衰病中的负担？

    据说当初樊骏为唐弢先生作助手时，对研究生相当严格，以至因此结怨。他的坚持不招研究生，或许与此种经验有关？由我看来，樊骏无意于让人怕，倒是有点怕人，与不相熟的人打交道时心理紧张，有社交方面的障碍，却又偏有古人所谓的“金石交”。但对触犯了他所以为的道德底线的，却不肯宽假，会形之于颜色，确也是真的。他始终未脱出五六十年代的“清教”（这里系借用）传统，惯于自我抑制，与古代中国的道学一脉相近；却又率性，不掩饰好恶喜怒，偶或令人不堪，又略近于以青白眼对人的古代名士。尽管早已被“改造”为“平民知识分子”，在我看来，仍保留了骨子里的“贵族气”，不苟且，不追随时尚，对“潮流”反应迟钝。流行过“最后的……”这种修辞，比如“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贵族”等，我常常会想，樊骏也应当是某种孑遗，某种“最后的”，却又怀疑自己经验的广度，且一时不能断定他是“最后的”什么。

    与樊骏同代的不少人有顺应时势的调整，他则属于不合时宜、缺乏“灵活性”的那种。我曾当面说他的“迂”。后来读黄宗羲的《思旧录》，其中写陈龙正投书刘宗周，黄宗羲看了后，说：“迂论。”刘宗周却说：“今之人谁肯迂者”，这句话正可用于樊骏。其实处如此复杂的环境，他也并非真的迂阔不通世务。“文革”中曾卷入派仗；“文革”后在不那么正常的单位环境中，也曾勉为其难地“干预”，难免有不得已的妥协。我听到过他使用“痛苦”这个词，自以为很理解他的感受。他真能做到的，大概只是守住书斋里的宁静，不因利害的考量而放弃操守，不为单位人事所裹胁绑架，如此而已。而“我们”较“他们”皮实，对“不洁”的承受力稍强，虽“痛苦”而不那么难以承受——不知这在“我们”，是幸抑不幸。

    洁癖从来是要抑制活力的，不但有可能限制对文学对人生的感受能力，甚至会限制了人性的深度。对此古人看得很明白，如每被引用的张岱的说“癖”说“疵”。这也是“美德”的一种代价。对樊骏，我不取“无私”、“淡泊名利”一类道学气的说法，更愿意相信他只是将学科发展置于个人名位之上，少了一点私利的计较，如此而已。1980年代眼见他花费了那样多的时间，用于每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以为近于精力的虚耗；他显然没有这一种关于“投入—产出”的精明算计。那种对学科的责任感是我所没有的。单位所拟“讣告”提到了他为了设立学术奖项的“慷慨捐赠”。我其实不大以为然于他的这种“慷慨”，以此作为他的“迂”之一证：何不用于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或做一点其他更有益的事，比如慈善救助？他早已不明白目下的“评奖”是何种“操作”，想到的却只是用这种在我看来古老的方式“鼓励学术”。

    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对樊骏不但欣赏且极为信任，更是对同行而非晚辈的态度。樊骏对王先生，就我见所及，似乎也是虽有对前辈的尊重，而更以之为同行。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几代学人，就在这种融洽且澄明的气氛中。融洽固不易，澄明更难得。我怕这一切已不能复现，怕他们真的成了上文所说的“古人”。

    由樊骏想到了一代人的际遇。在我看来，樊骏在精神气质上，更与其前的一代学人相近，却不能不受制于1950—60年代的学术环境、学科状况。相信那一代有未充分实现的可能性，未尽之才、之能，未及激发的潜能，亦所谓造化弄人。这些年来，出现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人——所谓的“民国知识分子”——吸引了较多的关注，却多少冷落了距我们最近的这一代，即五六十年代涉足学界的学人、知识人。作为学生辈，我们也不免于势利，不能免于以学术成就取人，妨碍了对于他们探究的热情。

    我对樊骏其实了解有限，比如全不了解他的早年经历，不了解他的北大年代，不了解他的“学部”岁月。1981年底我进入文学所时，“学部”的“文革”像是还没有过去，那段历史却至今未曾被真正面对。有上述诸种“不了解”，就只能说一点浮光掠影的印象。我相信校园、科研院所的气象系于“人物”。对于系于何种人物，却从来见仁见智。尽管对樊骏的人格一直有称美，对此不认可的想必另有其人。而且应当说，那“人格”在其人生前，未见得发生过怎样的影响，也未见得真的为他所在的单位看重。

    最后还应当说，樊骏并非学界中人所共知的名字。限于工作领域，他的学术影响更在一个具体学科内部。但所谓知识界、学术界，岂非正由这样的知识人、学人支撑，且决定着这种“界”的品质？倘若我们这里真的形成了“学术共同体”，他们则是这“体”的骨骼。至于樊骏的学术贡献，有钱理群的长文（刊《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无需我再妄评。看到周围的年轻学人因了他的去世而更加关注学术史、学科史，相信他在九泉之下会感到欣慰的吧。

    2011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