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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影响中国阅读60年

三联书店:影响中国阅读60年

三联书店:影响中国阅读60年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12日10:03   时代周报

三联书店



坐在楼梯上阅读的读者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北京

  在中国,几乎每一个爱书人的书架上都会有三联书店出版的书。三联出版的读物一度成为读书人的阅读指标。到今年,三联正式60周岁。三联书店全名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8年在香港成立。前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中国出版界的三家著名出版发行机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这三家书店的创办人,是在中国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邹韬奋、胡愈之、李公朴、艾思奇等。

  出好书和创办《读书》

  1985年开始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范用,当年从练习生干起,称那11年的“三联”生活是“我的大学”。他后来对三联书店的同仁说:“我认为出书、卖书的人,自己就要爱书、读书、懂得书,要有一点‘书卷气’,这样才能和读者有共同的兴趣,共同语言,才能谈得来,交得上朋友。”这几乎成了老三联的一项传统。

  1951年,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默默地做了不少好书。沈昌文称这几年是他的“研究生时期”。他回忆道:“1957年以前,那些老前辈在一起,聊的都是‘以文会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作家是衣食父母’、‘拿来主义’这些话头,聊到的作家学者都是陈寅恪、陈登原、陈达、张荫麟、陈岱孙、吴文藻这些人。我天天耳濡目染。”

  在三联书店“沉寂”近30年后,几个读书人聚在三联的奠基人之一陈原先生的病房里商量办一份杂志。大家觉得噩梦醒过来之后该有一个园地,让读书人抒发他们的情怀,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呼唤被压抑或被歪曲了的良心,因此要办一份讲真话不讲官话的杂志。“开垦一个破除迷信,破除偶像崇拜,有着‘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的园地。”1979年4月,“以读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读书》创刊。陈翰伯、陈原、范用、冯亦代、史枚、倪子明、丁聪等历经沧桑的文化老人,为它重新焕发了青春的激情。

  《读书》的创刊号上刊登了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文章的标题原为《打破读书禁区》,发稿时,范用改为《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中国出版界三杰

  在三联书店历史上,范用、沈昌文、董秀玉先后三任当家,成为中国出版界的旗帜性人物。

  巴金的《随想录》多次遭受删节,范用在三联书店出版时,一字未删。《牛棚日记》的出版在陈白尘去世之后,书稿先被另一家出版社退回,在和陈白尘的女儿陈虹见面之前,范用意外撞断腿骨,见面改到了病床边。《牛棚日记》出版后,范用拄着拐杖把书送到陈家。感动无数读者的《傅雷家书》出版前,傅聪依然有“叛国”之名,范用排除各种阻力,促其出版。

  沈昌文在江湖上传闻甚多:他在编辑部里煮红烧肉招待作者和编辑,他“不是在饭馆里,就是在去饭馆的路上”。他主持《读书》的时代常常被怀念,而他的秘诀却是 “出于无能”:“好在编辑部里边实际办事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因而接受大文化人的种种指教窒碍甚少,关系容易融洽。”抱着开放的心态,《读书》注意介绍海外、港台的文化现象和思想。同时,沈昌文最善长的是:将《读书》杂志的资源转化为三联书店的出版资源。

  董秀玉1987年应聘香港三联后,很快扭亏为盈。1988年三联40周年之际,创办了“文化中国”系列讲座,讲者是余英时、金耀基、张灏、杜维明等人,并出版了从来不敢出的学术文化丛书,董秀玉称那是“学习市场经济的大学”。回北京三联后,董秀玉引进《金庸作品集》,创办《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书店凝聚了几十年来在中国文化界最有影响的一批作者和读者。《读书》成为近30年来读书人的精神家园。然而,随着老一辈三联人的退休,近年来风波不断,汪季贤领导三联时的一些举措引起声讨,汪晖主编的《读书》引起争议,“二汪”的离去,马上被媒体冠以“事件”,连篇累牍地报道和讨论。三联书店的一举一动,触动着读书感的神经。而出版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也给60岁的三联书店提出了新的课题。

1948年10月,生活、读书、新知三家出版社在香港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49年2月,三联总管理处迁至北京。1949、1950年两年间,三联书店出版《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著)、《价值、价格与利润》(马克思著)等各类读物364种。

  自1951年8月起,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仍保留“三联”名义出书,按需要出版“非马列”或“力图运用马列但还不纯熟”的著作。在人民出版社内,三联书店编辑部成立,设有6个编辑组。这一期间三联书店出版了大量政治、经济、文化类图书: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史念海、陈登原、邓之诚等人的著作。陈原主持、史枚操作的《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规划》收录书目达1600多种,是经过调查、遍访全国、开各种座谈会动员各方面专家“翻箱倒柜”所形成的劳苦之作,也是后来商务“汉译名著”非常重要的基础。

  1977年,陈原在“全国出版会议”上作了“三联书店不是黑店”的报告,由此引发了一场三联正名的行动。1979年,《读书》杂志创办。范用兼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并开始酝酿恢复三联独立建制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尚未恢复独立建制的三联书店陆续出版的多卷杂文家专集(包括夏衍、柯灵、聂绀弩、廖沫沙、胡风等人的杂文集),译介欧美新著《第三次浪潮》、《西方社会病》等书。影响最广的图书当属1981年出版的《傅雷家书》和《干校六记》。

  1986年,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成为一家以出版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图书为主的综合出版社。出版了《文化生活译丛》、《读书文丛》、《研究者丛书》、《新知文库》、《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丛书以及一些知名作家、学者的重要作品和回忆录(如巴金《随想录》、杨绛的《洗澡》、夏衍《懒寻旧梦录》、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等)。其中《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第一种《悲剧的诞生》于1986年出版,这是文革后首次批量译介西方现代学术名著,随后陆续出版了《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等一系列学术著作,许多销售近十万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推出了一系列面向大众的读物,包括《蔡志忠中国古籍漫画系列》、《中华文库》和《经营智慧丛书》等。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2年,三联书店逐步形成了“一主两翼”的发展战略:以学术文化出版为本位为中心,确保三联的出版文化品牌;以三联分销店的形式建设通道,确保三联出版物渠道的通畅,培养自己的忠诚读者,并于1996年创建了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成为北京最具影响力的人文社科书店之一;建设以《读书》、《爱乐》(1993年创刊)、《三联生活周刊》(1995年创刊)和《竞争力》(2002年创刊)等为主干的期刊群。

  三联书店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之外,组织了以问题性、前沿性和经典性为主导的译作系列《学术前沿》,以青年学者的原创学术著作为核心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又精选重要学者的专著成集(《陈寅恪集》、《钱钟书集》等)。中层读物方面出版了《乡土中国系列》、《二十讲系列》、《大众经济学丛书》、《近距离看美国系列》、《考古人手记》。而在大众读物上,最受瞩目的是引进了《金庸作品集》。

  2002年,三联书店加入中国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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