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影像与文学话语场的互动共生
□刘忠
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是与知识分子自我身份的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勾画知识分子影像既是对作家人生道路、心灵世界的一次正面追索，也是对文学史的一次侧面梳理。
近些年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同时，我不时地把目光投向现代知识分子，勾画、寻觅他们昔日的影像，打捞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散落飘飞的精神碎片，连同他们的冷峻而深邃的作品，都因为一次次的阅读和思考而被打上一层暖色，进而成为我探寻他们心路历程的理由。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背负着太多太多的沉重，“立人”与“立国”的双重使命搅动着他们的心绪，个性的世界让他们迷醉，革命的光彩同样令他们神往。可以说，政治与文学的歧路、左与右的位移，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的窘境，也是今天我们考察他们心路历程的一个最佳切入点。文学是人学，人学自然离不开作家的主体人格。就这样，本就不确定、不可知的文学，因为政治、革命、宗派的介入，而更加纷繁多姿。在追述知识分子的创作之路时，我时时感受到这种介入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人格方面的扭曲。
如果说文学史是一部关于文学的“大历史”的话，一个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则构成了我们了解这部大历史的一个个“小历史”。我始终认为在鲁迅、周扬、胡风、丁玲、萧军、王实味、老舍、曹禺、巴金等人的身上，负载着许多隐性的新文学信息与人生元素，孤立地看，他们构成了一个个小的窗口，合起来可能就是一种思潮、一个现象的发起源、助推器，同时，他们的存在也使新文学的星空充满了个性色彩。如鲁迅，作为启蒙战士，他的伟岸与高大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他的文字闪烁着思想的光芒，散发着生命的热度，穿越历史，向你涌来，令你无法回避他的辐射。
新时期的到来，为知识分子的创作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少了一些人事的纠葛、道德的批判、意识形态的羁绊，文学发展迎来了一个多元并存的时代。浪漫主义、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第三代诗歌、底层文学、网络文学等文学潮流，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与缺憾，但它们在拓展人学内涵、提升艺术审美、延伸思想界域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如浪漫主义之于朦胧诗的主体认同、人性张扬，寻根文学之于文化身份认定、再现山野精神，先锋文学之于人的自我认识、历史偶然性的把握，第三代诗歌之于诗歌的平民化、日常化，底层文学之于文学的大众化等。当然，其中也出现了文学的粗鄙化、低俗化等需要我们澄明和反对的现象。但我始终坚信，人的存在是需要精神来安慰的，心灵的危机只能交换给心灵，文学必须承担其心灵慰藉和追问功能。于此，文学的存在才能在“文学何为”中获得澄明。
之所以把“知识分子影像”与“文学话语场”作为今后研究的一个切入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许多文学研究者心目中，“五四”和新时期是两个不可绕过的心理情结，不管你承认与否，“五四”的星空之所以灿烂无比，是因为有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等一大批启蒙知识分子;而新时期文学话语场之所以瑰丽多变，则是因为有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新历史小说、女性文学、底层文学等一浪接着一浪的文学思潮的推动。如果没有这些话语场的催生和共振，何来王蒙、莫言、余华、苏童、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王安忆、铁凝等人的成长与成熟。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是与知识分子自我身份的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勾画知识分子影像既是对作家人生道路、心灵世界的一次正面追索，也是对文学史的一次侧面梳理。某种意义上，作家的情感、心灵是与文学话语场互动共生的，前者见证了文学史的形成和发展，后者催生和历练了作家的成长与成熟。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2010-7-6 15:5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