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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順孝]「公民記者」應是土著人類學家

;陳順孝]「公民記者」應是土著人類學家

                                   「公民記者」應是土著人類學家
                                                                                                    作者:陳順孝:
近年來,網路普及、部落格崛起、照相手機風行,許多公民運用這些工具成為新型記者。當重大突發事件爆發(如華航客機在日本爆炸、四川大地震),大眾媒體主要畫面往往不是傳統記者拍攝的,而是現場目擊的「公民記者」提供的;許多大眾媒體,如台灣的公共電視,更提供固定時段播放「公民記者」自製的新聞。然而,公視新聞部經理何國華的研究卻顯示:傳統媒體編採人員大多認為「公民記者」會降低新聞專業水準

採用「公民記者」的稿件卻又質疑他們的專業,顯示傳統媒體仍將「公民記者」視為預備兵、補充兵,既樂見他們填補記者越來越緊縮的人力,又挑剔他們沒受過完整的新聞專業訓練,做不出符合新聞常規(如第三人稱敘事、排除個人意見)的「專業」報導。筆者認為,這樣的觀點小看了「公民記者」。「公民記者」最大的使命和價值不是在既有新聞常規下、補充記者人力的不足,而在於跳出傳統新聞窠臼、為新聞傳播注入新思維。

更具體地說,與其將「公民記者」視為記者的預備部隊,不如將「公民記者」視為土著人類學家(native anthropologist)。

土著人類學家是指原屬某族群的人,親自研究自己族群的社會文化。人類學者認為,土著對所屬族群背景有深刻的理解,能夠深入外來者接觸不到的角落、看到外來者看不到的幽微訊息,他們對所屬社群的觀察和詮釋,即使不比外來者好,至少能夠提供有別於外來者的不同觀點,而能夠提供不同觀點就已意義非凡。

我們若將「公民記者」視為土著人類學家、將傳統記者視為外來者,就能看到「公民記者」的真價值。首先,「公民記者」不是記者的預備兵,而是特定社群的權威觀察者;其次,「公民記者」的強項,不在幫記者採集傳統媒體慣用的題材(如災難、八卦),而是深入傳統記者接觸不到的領域、發掘傳統媒體欠缺的議題;第三,「公民記者」最能提供的不是去掉個人意見的「客觀報導」,而是基於親身經驗所進行的主觀揭露;第四,「公民記者」的專業,不在嫻熟新聞常規,而在闡述有意義的事實、展現局內人的觀點。

二○○三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化名為帕克斯(Salam Pax)的伊拉克青年,用部落格記錄自己在戰爭中的親身見聞,並且糾正國際媒體的錯誤報導、闡述當地實況,他既批判海珊政權,也反對美國入侵,迅速引起全球注目,他的部落格內容出版成書,還翻譯成多國語言(包括中文),英國《衛報》更聘他擔任專欄作家。帕克斯之所以受到重視,正是因為他以伊拉克土著的身份,提供外來記者難以窺見的現場訊息和局內人觀點。

台灣「公民記者」同樣展現土著人類學家的在地視野。例如:流浪街頭的街友(又稱遊民)和社工合作成立《漂泊新聞網》,自拍自播自己的影音新聞,闡述以報紙禦寒的生活、記錄在街頭舉牌的工作、澄清媒體的不實報導、提出對政治的觀察和看法;又如:被選為核廢料永久處置廠優先廠址的烏坵民眾,架設《烏坵網》介紹這個軍管離島的歷史、文化和生活,希望喚起社會的同理心,別讓他們的家園淪為核子墳場。

此外,搬家工人開設《生活,就是抗爭》部落格書寫工作、生活和社會關懷;都市原住民在《叢林叢林.孤島》回憶部落生活、提出對原住民事務的主張;癌症病患用《踏莎行》公布化療日記,呈現抗癌者的處境、需求和願望;同性戀者在《艾德倫的異想空間》揭露內心世界和出櫃歷程;台東環保人士用《teputaitung》傳播訊息、匯聚力量來保衛他們珍愛的杉原海灘。

從傳統新聞常規來看,這些土著「公民記者」既不客觀也不專業,因為他們沒有超然中立、沒有呈現正反意見、更沒有排除個人觀點,然而,正是這種主觀揭露、局內人觀點,讓我們看到大眾媒體長期忽略、漠視、掩蓋、難以觸及的多元文化和草根聲音。人類學者湯普森說:「要讓長久受到壓制的聲音釋放出來,必須從特定角度的主觀揭露開始,才不致使這樣的聲音在假客觀下,再度被壓制進黑暗中」。「公民記者」的最大價值應該在此。

將「公民記者」定位為土著人類學家,並不是要「公民記者」自我設限在自家事務上,而是建議「公民記者」由內而外、分進合擊,從各自的族群、社區、社群、性別、性傾向、社經地位、專業領域出發,分享彼此的經驗和觀點、探討共同關切的政策和議題(如環保人士和烏坵民眾同樣關切核電問題);如此,「公民記者」能夠在最切身、最熟悉、最擅長的領域展現最多創見、做出最好的報導,而整個社會也得以從更多元的角度發掘議題、檢視政策,對公共事務做出更周延的評估和決策。

向人類學轉向,也不是要拋棄新聞專業,而是從更新、更多元的視角發展新聞專業。事實上,傳統新聞常規受到越來越嚴酷的挑戰,例如日本在二○○○年翻修「新聞倫理綱領」時,就不再堅持第三人稱報導,轉而認為「只要能夠保證新聞報導內容正確和公正這個絕對條件,附加上記者自己的所見所感,通過第一人稱來講述是可行的」。這和人類學重視局內人觀點的精神一致,而人類學嚴謹的研究方法(如以多重程序和多種證據來檢驗事實、要求詳細描繪自己的角色和資訊採集程序以接受公共檢驗),能夠幫助走向第一人稱敘事的新新聞學發展新的專業規範。

從這個角度看,向人類學轉向,有助於找到傳統記者和「公民記者」的交集,開展更切合實際的新聞專業。此外,向人類學轉向,也有助於傳統記者、「公民記者」與同樣重視局內人觀點的村史、口述歷史、地方志工作者對話,從而對「為何報導」、「報導甚麼」、「如何報導」激盪出新想法、新做法,這也有助於開闊新聞視野、豐富新聞專業。

你或許會擔心,如果每個「公民記者」都自我定位為土著人類學家,都強調自身的經驗、利益、觀點,訊息會不會更分化、更難聚焦?這的確是問題,但不難解決:只要將相關文章彙整起來,寫成綜合性導覽,就能讓多元的聲音有焦點地對話。在國際新聞領域廣受重視的《全球之聲》(Global Voice)已經發展出成熟的多元議題綜合導覽模式。

《全球之聲》以「匯聚、策動與彰顯全球網路對話」為宗旨,由多位區域編輯負責尋找、聚合和追蹤網絡上的對話,以台灣二○○八總統大選為例,《全球之聲》編輯將台灣部落客對大選結果發表的意見,歸納為民主、政黨、與中國關係、其他等四個面向,每個面向摘錄數個部落客的原始論述、附上部落客網站超連結,讓讀者讀完一千多字的導覽,就能對部落客的多元觀點有總體性認識,讀者若想深入了解特定部落客的觀點,還可以點選超連結去細讀全文。

如此作法,既能展現多元、也能聚焦對話;台灣若能出現類似媒體,對土著「公民記者」的多元訊息、觀點進行綜合整理和分析,對公民新聞的發展、對傳播生態的健全、對民主政治的深化都會有助益。

至於大眾媒體,若能虛心研究土著「公民記者」發掘的題材、展現的洞見、推陳出新的報導方式,進而調整新聞定義、採訪路線、版面排序、報導文體,或許能夠走出新聞傳播的新路。傳統媒體日薄西山,關鍵不在缺乏人力、缺少煽色腥,而在缺乏動人題材、創新觀點;與其期待「公民記者」補足記者人力、複製既有新聞,不如學習「公民記者」的智慧和洞見,開創新聞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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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代启福 于 2008-11-24 13:1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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