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后溪男孩 于 2010-8-18 09:20 发表
把所谓的第一二三代的有影响的，正在成长中的，列个谱系，大家给他们排个座位，不然的话，虽然人还是那些人，可是，一个研究者给他们的标签都是不同的话，研究的对话也就不太能够细化下去！
有多少个划分体系，就来 ...

后溪兄的建议确实很难实行。
学术研究并不像外界所想像的，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尺度和标准，用这种尺度一量，就能把彼此的高下层次给量出来。
学术传承也不像曲艺界，入了这个门派就不能再入那个门派，接受了这种理论就不能再吸纳另一种理论。

定不了谱系，量不出高下，当然也就不能给人排座次。
就算你排出了座次，这个谱系或座次又由谁来发布？

就算你发布了，那些排在前面的未必买你的账，那些排在后面的，更是对你恨之入骨，下回见了面，大家都拿屁股给你看，那又何苦？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恩施土家 于 2010-8-19 03:04 发表
羡慕啊！！！  欢迎小鱼儿来大本营

同贺！
欢迎小鱼儿MM加入民俗学论坛，还希望你能将自己见识到的日本民俗学的信息发到网上来，与大家共享。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sunny2010 于 2010-8-19 02:44 发表
菅丰老师现在仍在运用历史民俗学的手法进行研究，那么我们中国的民俗学的的研究范式方法和日本的历史民俗学研究手法的区别在哪里，您做为第三代民俗学者中的“革命派”代表，试图提出的新的研究范式方法又是什么呢？ ...

菅丰老师在解释他的理论和方法来源时，说到：“我在90年代开辟了一般被称为环境民俗学的新领域。但这并非新的“理論”，只是新的“视点”而已。使用的，是与历史主义相同的历史方法。而我理论上的核心，是为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领域共有的commons理论（注：commons指公共性）。”
我想补充的是：
第一，中国民俗学的主要开创者顾颉刚，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他就把民俗学认定为历史学的一部分，认为民俗史料就是不同于贵族历史的平民历史。
第二，历史学的方法不仅属于历史学，也属于其他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严格地说，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因为所有历时角度的学术研究都可以称之为历史研究。反过来看，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可以视为历史学。

“中国民俗”与“日本民俗”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日本基本上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其民俗文化的均质性程度非常高。这与中国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很不一样。
这有好也有不好，好就好在他们不必投入太多人力物力就可以把本民族的各种民俗事象大致摸清楚，不好就不好在接下来不知道该干什么。所以，才有菅丰教授召开《超越福田亚细男：我们能够从“20世纪民俗学”实现飞跃吗?》的必要。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就算同是汉族，各地方言、风俗差别之大，各种民俗事象之多，令人眼花缭乱。
这有好也有不好，好就好在中国民俗学者永远不会没事干，不好就不好在干来干去都是同一种活，永远是变换着不同表述方式的“立体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而且即使干着最粗浅的搜集整理，都可以声称自己“填补研究空白”。

“中国民俗学”与“日本民俗学”也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但面对的却是相同的问题。
1，彼此的历史发展不一样，这不用多说了。
2，中日两国的学术体制不一样。日本有大量的私立大学，只要社会有这方面的人才需求，大学就能作出相应的招生调整。中国基本上都是公立大学，这些大学的学科设置，不是由社会需求决定的，而是由教育部决定的。教育部的决策来源，是由所谓的专家组以及相关官员组成的。所谓专家组的意见，是由我们这个学科的学术印象和各种量化数据所影响的。这些学术印象和量化数据，是由我们民俗学者的学术成绩所组成的。
3，可是，衡量民俗学者学术成绩的标准，中日两国应该是一样的。即，不是民俗学作为“特殊的学问”的游戏规则，而是作为“普通的学问”的游戏规则。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什么是“普通的学问”？
答案可以参照此帖前面，菅丰教授有一个长篇答问（我们看的都是小人家的翻译，你可以直接看看菅丰老师的日文原文）。

接下来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
我不是第三代革命者中的代表，我只是一个学术革命的记录者。
因为我从博士期间开始，就从钟先生和叶春生老师那里接受了学术史研究的任务，所以我应该参与、记录、思考、研究这场革命，这是我的学术使命。
我只是研究这场革命，我不可能提出什么新的研究范式供给别人参考。

当然，我还可以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说自己的认识，这点认识和菅丰老师所认识到的基本一样：
也即不存在作为“特殊的学问”的民俗学，只有作为“普通的学问”的民俗学。
说穿了其实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无非就是逻辑、材料、理论，以及规范的学术写作。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小人家 于 2010-8-19 12:05 发表

请问师兄，这个印象从何而来？

这句话虽然是我说的，但这个意思不是我的发明。
第一，我说日本“基本上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并没有说“日本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
第二，我说“均质化程度非常高”也许用词不当，但我这里是相对于中国来说的，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妥，那就将“非常”改成“比较”吧。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小人家 于 2010-8-19 12:05 发表

请问师兄，这个印象从何而来？

嘿嘿，今天重读福田先生的大作（这本大作可是你自己翻译的），终于找到了出处：

    根据柳田的这些文章，可以判明柳田的想法如下：
    第一：民俗，也就是在各地的惯行、旧习并不是从最初开始就有的。换言之，即站在并非系统的区别这一前提上。他认为日本的社会是同一的，文化是均质的。
    ……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后溪男孩 于 2010-8-23 19:38 发表


施老师，我是小字辈的，
呵呵，是的，就像大学排座次一样，其实每个大学在教育体系中都有其相应的不可或缺的位置，民俗学的家园就要花儿齐放。

民俗学论坛只有问题，没有字辈。
如果非要说字辈，大家都是小字辈。
呵呵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宋颖 于 2010-9-3 15:37 发表
好好学习了下该贴和东瀛论剑一贴。
对中国民俗学的三代划分，趁热打铁提出一点感想，求教于施爱东帖主：
学术代际的划分以年龄或自然年代为标尺似乎有些欠妥，对学术理论的创新或迈越，学术范式的转移，学科的定义 ...

谢谢宋颖！
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你的意见和王京的意见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你们是从一个理想化的角度，或者说学理化的角度来讨论代际划分。
你们的划分标准是科学严谨的，我完全赞同。
但在我的叙述中，我不能执行这种标准。

如果我严格地执行你们的标准，那只能说，中国民俗学目前只有一代，更严格地说，只有一个人。
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进入问题的讨论，你就会发现，什么也说不了，因为无可言说了，我们只要讨论顾颉刚一个人就行了。
那么，所有的存在，都被这种话语给淹没了。
顾颉刚之后的那么多民俗学者，全被顾颉刚一个人给遮住了，或者说，被我们的标准踢出学术史了。

为了让更多的人进入这种前后相继的学术史，就不能执行这种纯学理的标准，
只有放宽标准，许多问题才能被言说，才能成为问题而呈现出来。
许多学者，作为民俗学的贡献者，才能进入这个学术史。

每更换一种代际划分的标准，其实就更换了一批问题。
所以说，标准不是绝对的，而是因问题而设置的。
我之所以作此划分，主要是为了我的叙述的方便，这种标准是为我所设置的问题服务的。

前天下午，小人家妹妹安排我和福田老师聊了五六个小时，
就许多学术史的问题，认真地向福田老师进行了请教。
等有时间，我整理一下，相信会是一篇很有意义的谈话录。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宋颖 于 2010-9-6 09:05 发表
谢谢施兄。期待早日看到您的福田访谈录。
顾“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即便是在他所开启与代表的民间故事研究领域，后学将他的方法应用于许多具体的个案研究，厘清了故事流脉与发生发展等诸多学术问题，标准再严格，即 ...

这几天忙着归还图书，收拾行李之类，没有及时回复，请颖MM见谅。
我觉得我们又开始站到一个逻辑起点来了，承认有些贡献的，都得给他们一个位置。
不过，我还是觉得颖MM有点过于厚古薄今了。

说句不客气的话，除了顾先生之外，你所说的其他几位学者，也就是个学术史上的英雄吧，要说比现在的学者强，我还真不敢承认。
当然，他们的开拓之功，以及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是我等所无法企及的，但要说他们的观点和价值远高于现在的规范论文，那倒未必。

比如说陈序经，他是个可以称得上“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个还不错的历史学家，他和陈寅恪的知心交往，是学术史上的著名佳话。但要说他是个民俗学家，有点牵强。另一方面，就算他是民俗学家，我也不觉得他那蛋民研究写得有多好，你可能没有和蛋民打过交道，我倒是在那些地方做过调查，我觉得我师妹的论文可能比他做得要扎实一些。当然，不同时代的作品不能这样比较，他是开拓者，无论他做得好不好，都是后来者必读的参考书。我们做蛋民研究，一定要先读他的书，那是经典。

江绍原的正式论文写得不多，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学术小品上，关于这些小品文的学术贡献，当时的民俗学者就曾有过争论。我很喜欢他的小品文，但喜欢归喜欢，这些小品文无法模仿。尽管这些小品文在那个时代代表了先进的学术方向，但那些东西现在早就成了常识。一种不能模仿，也没有后继者的学术写作，如果按照库恩的理解，是不能被称作范式的。再退一步，就算好东西都可以称作范式，这些范式也不是他的发明，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个“科普作家”，他只是把芝加哥大学学到的一些宗教学素养转换成了通俗小品。我们要是像他那样写作，是会丢掉饭碗的。

再说周作人，首先，周作人多次说过，他不认为民俗学是一门独立的学问。他自己也从没发表过叫做民俗学论文的东西，甚至可以称做“论文”的文章我都没见过。周作人的散文天下一绝，但要说学问嘛，说他是个“科普作家”似乎有点抬举，充其量是个书评作家吧。当然，我非常喜欢他的书评，但这些书评也只能产生在那个时代，现在的人，写不出了，因为如果再这样写，恐怕没人给发表。周作人名气大不是因为他做民俗学，而是因为他是著名作家，著名作家愿意来做民俗学，我们就得选他当头，比如冯骥才就是这样，人家名气那么大，愿意加入你这队伍，你当然得给人家一个好位置。但并不是说冯骥才对民间文化的研究比我们深。

至于杨，我不知道你指的是杨成志还是杨坤（我为电脑打不出他的那个坤），他们都算不错的学者吧，那个时代的博士，都不简单。但就算他们的东西很不错，也都只是西方民族学在中国的具体应用，还谈不到建立研究范式，或革新研究范式的高度。

至于说到民俗学的未来，我和你一样，认为民俗学有着无与伦比的学科优势，我也希望它能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具备无限的可能性。
但我比较悲观。
希望你是对的。我是个臭嘴，我嘴上说他没前途，其实是希望它大有前途。
你看过闻一多的＜死水＞吧？我就是学闻一多。

[ 本帖最后由 施爱东 于 2010-9-9 14:50 编辑 ]

施爱东

我滴乖乖，
捅了马蜂窝了。
两天不上网，
居然挨了三顿打。

呀呀呀，
找块盾牌，且挡一挡。

施爱东

先回答小人家MM和西瓶JJ的第一点感想：


首先谢谢小人家妹妹。
你提了一个非常实质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看起来小，其实非常大。
分类学是科学哲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曾经想就民间文学的分类问题写篇文章，但是当我走进这个领域之后，我放弃了。
分类学实在是太复杂了，哲学界的大人物都没能在这个问题上理清楚，我就更加不可能。
民间文学的分类，表面上看只是民间文学的一个小问题，其实是科学哲学上的一个大问题。

分类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分类是帮助普通读者认识事物的一种描述方式；
2，        分类必须为研究者提供比较研究的方便。

分类必须基于逻辑，这是常识。
尤其在学术研究中，尊重逻辑已经近乎于一种工作准则。
但在实际工作中，仅仅依靠逻辑的运作一定会遇到极大的阻力。

逻辑分类要求同一层次的划分必须依照同一标准。
但是，这种标准的使用是有前提的。
若以系统的逻辑来对“任意性”的民俗事象进行分类，理论上说，只有在某一个特定的、独立的、完全同质的学术环境才是可能的。
但在现实中，我们很难为变动不居的文化形态确立一个完全同质的学术背景，
更不用说中国现代民俗学是在“现代中国”这样一个风云突变的文化环境之内发展壮大的。

逻辑分类要求所有的类别互不相容、互相排斥。
这就更麻烦了。
这个问题，论坛同人已经在豫章学子的《民俗学师承一览》中讨论过，
这里就不重复了。

如果说从功能系统本身出发的、内在的逻辑分类难以发挥它的权威效用，
那么，我们还分类吗？
如果分，如何分？
如果不分，如何梳理学术史？

在没有一个统一、可行的逻辑分类标准出来之前，
我们不谈论代际划分的问题，
当然一样可以进行学术史的叙述。
我的博士论文，就丝毫没有谈及划代问题。

但是，得看作者设定了什么问题。
注意（千万注意）：
是问题决定了你的前提。
而不是所谓“客观的前提”决定了你的问题。

因为我要谈论的是“后钟敬文时代的中国民俗学”，
所以，我必须对钟敬文时代，以及钟敬文之后的时代进行比较的讨论。
正如宋颖所说，第一代民俗学者创造了许多经典的作品，而现在的民俗学者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民俗学。这句话本身，不仅划代，而且已经包含了她的代际划分标准。

在没有一个统一、可行的逻辑分类标准出来之前，
如果需要分类，
就只能从方便写作的角度来入手，
正如西瓶JJ所说，基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大体共识，进行经验分类。

学术界的经验知识是最直接的实用分类系统。
学术界常常把乌先生他们这一代，也就是钟先生在文革前培养的这一代，以及与他们同期进行学术活动的一代学者，统称为第二代。
我的依据，就是这么简单。
也许前面说复杂了，那是我不对。
经验分类最大的好处是便于操作。

综上所述，
1，        我之所以必须对学术史进行代际划分，是基于我的问题的需要。
2，        我之所以没有按照逻辑分类，是因为中国现代民俗学还没有呈现出明显的逻辑秩序。
3，        我的经验分类，是基于学术共同体大致的说法（这不是我的发明。我从没听说有人把乌先生归入第一代，也从来没听说有人把他归入第三代，我只能把他归入第二代，因为大家平时都是这么说的）。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王霄冰 于 2010-9-12 19:29 发表
“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上，做得最好的，多数是那些本民族的学者，但有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这些人一不小心，就会由文化研究者走向民族主义者，由热爱本民族文化，滑向拒绝他民族文化，甚至对抗汉文化，这是我最担心的。”

不知道这一条款，是否也适用于研究汉文化的中国学者？

当然适用。
而且很常见。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王霄冰 于 2010-9-12 19:29 发表
说现在的民俗学是“战国时代”，是不是暗示着不久的将来便会有一个天下大一统的秦汉王朝出现呢？咱们中国人反封建反专制反了整整一个世纪了，好不容易才迎来一个相对民主、相对开放的好时代。我看多元化总比一元化好，至少有利于讨论和批评，不是吗？ ...

当我说到“战国时代”的时候，我只是想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我没有考虑到紧接着将要到来的秦王朝。
至于秦王朝到底会不会到来，我不知道。但愿不会。
我和你的意见是一致的，我赞成多元共存，反对一元化。
我们这些年在做的，不就是让多元成为可能吗？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宋颖 于 2010-9-13 14:12 发表
施兄911讲演如何，何时把讲座情形传上来呢？
施兄去了日本好几个月，什么时候回程呢？

谢谢施兄在准备讲座和打点行囊的间隙中抽空回帖，非常感谢。但是真抱歉，我确实不能同意您的观点。

借用施兄的标准，也“ ...

我买了明天的机票，很快就可以见到宋颖MM了。
虽然我的意见你基本不同意，
但是，你的意见我基本都同意。

但有两处，我略略辩解一下下。

1，你说“像我们今天说非遗，能够真正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和具体生活细节出发关心非遗保护对他们的实际影响，恐怕才是民俗学者应该关注的事情。”
我不这么认为。关于这个问题，我和刘宗迪有过非常激烈的论争，这里不重复了。有兴趣观战的朋友，可以看看《两种文化：田野是实验场还是我们的生活本身》。
我坚决反对学者充当“老百姓的代言人”。无论是以你反对的那种方式，还是以你所说的“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和具体生活细节出发关心非遗保护对他们的实际影响”这种方式。所谓代言者的身份是危险的，也是粗暴的，任何代言都有可能违背被代言者的真实诉求。有些学者愿意身兼数职，充当救世主，那是个人选择，我不反对。但我坚决反对把这种个人选择当作民俗学者“应该”做的事情。

2，对下面这段话，我一样反对：“但是发表的言语有了影响，首先要考虑这影响对民俗学的生长和发展有没有好处，谋求一个学科的发展理应有万全之策，民俗学光只是被业内人骂都岌岌可危了。”
借鉴方舟子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学术问题上，不问影响，不问后果，只说真话。”
我说过，我是真心希望你说的民俗学能够兴旺发达，但我真心认为这不大可能。
我们不能够用一个事实上不大可能有的“美好前景”来吸引像恩施土家这样的上进青年进入民俗学界，我更愿意从一开始就告诉他：民俗学永远不会成为一门热门的学科，如果你要从事民俗学，从现在起，就得有一种不求回报的献身精神。

施爱东

呵呵
有一些不同是由于彼此观念的差异，
但也有一些不同可能是由于文字表述的差异，
尤其是从你的文字中，我看到了我们最相同的地方：
我们都爱着这门学科，都不希望它没了。只是我们爱的方式不一样，表述的方式不一样。

施爱东

趁着离登机还有一点时间，做点小小的回复。
第一，我强调的不是便利性，恰恰是可行性。
我承认学理的重要，以及学理的崇高性，这一点，我从未反对过。
但是，民俗学史还没有呈现出这种可操作的代际逻辑。
我不用，不是因为我不重视，而是因为我做不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隋书•经籍志》，这是中国图书分类上的一件大事。
我记得当时选的是吴承学老师的图书版本学，
讲到其中的图书分类，
基本上都是经验分类，
在我们今天看来，基本上是有什么，就做什么的划分，
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古人真的那么蠢？
因为当时的图书还很少，还没有呈现出现在的这么多图书，以及图书的类目形态，不可能做出现在这样的分类。

如果这个例子大家比较陌生的话，我们可以再举民间文学的AT分类法来做例子。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通行的民间故事分类方法。
我想，在大家反驳我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谁能跟我讲一讲AT分类法的“学理性”？

“经验分类”本身就是分类法中的一种，
换个角度说，把经验分类视作一种“学理”。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