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文化与当代思想的碰撞
——访鲁汶大学希腊罗马时期埃及史专家和纸草学家魏利教授
作者：□郭子林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0-4-8 10:38:00
魏利·克莱瑞斯(Willy Clarysse)，比利时鲁汶大学古代史系资深教授、系主任、文科学院和古代史系学术委员会和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比利时皇家科学院研究员(1999年至今)。1975年在鲁汶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6年获得法国最高学术奖圣杜尔奖(Prix Saintour)，1998—1999年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执掌教席，并担任著名《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杂志主编。研究领域是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埃及(Greco-Roman Egypt)(公元前323—640)的多文化社会。编辑了很多希腊文和世俗语(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草书体)的纸草档案文献，出版了大量关于托勒密和罗马埃及语言、专名、(历史性的或文学上的)人物研究(Prosopography)、制度和宗教等问题的研究论著，目前正指导法尤姆地区若干问题的研究，从事纸草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代表作有《托勒密埃及的人学研究》(1981年)、《亚历山大里亚的齐名祭司》(1983年)、《公元前103/101年埃及与叙利亚的战争》(1989年)、《皮特里遗嘱》(1991年)和《计算希腊化埃及的人口》(2卷，2006年)。
2009年12月，笔者在比利时鲁汶大学文科学院古代史系做访问学者。该系是当前国际学术界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埃及史学和纸草学研究的重镇。其间，有幸访问了魏利·克莱瑞斯教授。
纸草学与埃及史的研究是互通的
郭子林：中国学者近些年才开始研究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的埃及史，而纸草学研究在中国几乎是一片空白。您在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埃及史和纸草学两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是这两个领域的国际著名专家，而这两个领域又都是世界古代史研究当中非常困难，甚至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分支学科，即使在其中一个领域做出成绩已经非常困难了，而您却能够同时在两个领域取得突出成就。您能谈一下个人的体会吗?
魏利·克莱瑞斯(以下简称“魏利”)：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这样看待。
首先，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的埃及史是指公元前323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去世直到公元640年阿拉伯人入侵埃及这近1000年的历史。这1000年的历史已经很长了，发生了许多故事，内容丰富，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对待。纸草学是指以纸草文献的解读为基础进行的文字学、语言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综合研究，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都非常广泛，自然也是一个庞大的学科。所以，我同意你把这两个研究领域作为两个学科的看法。
其次，你认为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很困难，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实际上，世界古代史和纸草学研究都很难，甚至可以说，在古代史的研究当中，没有容易解决的问题。当然，人们之所以认为这两个领域的研究非常难，甚至望而生畏，主要是因为人们对古代语言的掌握不够深入，这里涉及古代埃及语、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还涉及这些语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形，一般的学者和科研机构很难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就是因为他们的古语言能力不够，而我和我们系的学者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再者，虽然这两个领域是不同的，但它们是互通的，也就是说，纸草学的研究为这段埃及史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而历史的研究又可以帮助纸草学的分析，所以我可以同时在两个领域进行研究，而且我们古代史系是纸草学和希腊罗马时期埃及史研究的最好机构。
郭子林：您是怎样把纸草学研究与托勒密埃及史研究结合起来的?
魏利：这实际上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世界古代史的研究非常注重原始史料，而托勒密埃及史的研究恰恰有很多原始史料，除了碑铭和考古实物而外，最多的是纸草档案文献，目前仅仅在法尤姆奥克西林库斯一地发掘出的纸草档案文献就多达10万多篇，还有其他一些地方的纸草文献，数量可观，而且考古发掘还在陆续增加纸草档案文献的数量，当然已经解读和档案发表的还不足其中的1/20，这需要我们继续努力解读纸草文献。所以，要研究托勒密埃及史，首先应该能够阅读纸草档案文献。我在读博士期间就通过阅读、翻译、注释皮特里爵士从埃及带回的遗嘱纸草文献而打下了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弄清楚了托勒密埃及的很多历史问题，并发表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被很多人参考。
在厘清了一些历史问题以后，我又对纸草文献中的一些问题有了进一步理解，纸草文献的阅读就更准确了。可以说，我首先是把纸草文献的阅读作为基础性研究进行的，当然这种由史料到史学的研究方法被一些学者称为传统方法，甚至已经被某些学者和学派否定了，他们喜欢用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方法对古史进行研究。我反对我的学生一开始就用某些由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方法，我本人和我的学生、同事都坚持传统的史学方法，尤其在研究托勒密埃及史这方面更应该这样，史料更能说明问题。
郭子林：您刚刚说对于您和您的同事来说，古代语言并不是问题，那么你们是怎样做到的?
魏利：这很简单，我们在引进人才时，首先要求应聘者要具有非常好的古代语言阅读能力，而我们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要把大量时间用在学习古代语言上，甚至在他们读大学准备学习古代史的时候，就必须认真学习古代语言。我们在初等教育阶段，就接受了古希腊语的教育。另外，比利时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仅官方语言就有荷兰语、德语和法语等三种，其他很多语言甚至是我们的方言，所以我们天生就对语言有很强的适应性。
古史研究也有当代关注
郭子林：目前，国际纸草学研究当中值得学习和参考的著作有哪些?研究托勒密埃及史应该利用的纸草档案文献集有哪些?
魏利：在我看来，时至今日，在西方纸草学界，比较有影响的纸草学概括性著作主要有两部，一部是《阅读纸草，书写古代史》(Reading Papyri, Writing Ancient History，鲁特莱格出版社1995年版)，这是美国著名纸草学家巴格纳尔(Roger S. Bagnall)的经典著作。另一部《牛津纸草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Papyrology，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是巴格纳尔最新主编的纸草学指导性著作，集合了国际上几乎所有著名纸草学家的作品，也有我的一篇关于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埃及宗教的文章，这是一部不可不读的著作。至于纸草档案文献集，除了巴格纳尔主编的英文版文献集外，还有一些系列纸草丛书，例如《奥克西林库斯纸草》(The Oxyrhynchus papyri)(已出版73卷)、《密西根纸草》(Michigan Papyri)(已出版18卷)、《塔布突尼斯纸草》(The Tebtunis Papyri)(共4卷)和《弗林德斯·皮特里纸草》(The Flinders Petrie Papyri)(共3卷)，后面这套纸草集有一卷是我的《皮特里遗嘱》，是你应该学习的。另外，还有一些电子资源，例如我们主办的“TRISMEGISTOS”(http://www.trismegistos.org/index.html)和“鲁汶古代丛书数据库”(LDAB)(http://www.trismegistos.org/ldab/)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办的“塔布突尼斯纸草中心在线阅读”(http://ist-socrates.berkeley.edu/~tebtunis/index.html)等等。
郭子林：您研究托勒密埃及史时，主要关注族群和族群认同问题。比利时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托勒密埃及也是由外来的希腊人对埃及当地人和其他外来移民进行统治的一个国家。那么，是否您的研究与这两者的相似性有关呢?
魏利：你这个问题非常好。托勒密埃及与现代的比利时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上所述，比利时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人们基本上根据语言分为三个群体，互相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牵涉很多政治的、经济的、宗教信仰的问题。而托勒密埃及也是同样的情况，有希腊人、马其顿人、犹太人、波斯人和埃及人。希腊人讲希腊语，马其顿人讲希腊语的马其顿方言，犹太人有自己的语言，埃及人也有自己的世俗语。正是这种相似性促使我们关注托勒密埃及的族群问题。事实上，任何古史研究都是因为现实问题促动的，这一点自从后殖民时代我们这些所谓的西方学者对古希腊历史(尤其是希腊民主制)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反过来，我们在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时，也应该主动地考虑当代问题和当代思想，我的导师在选择这个研究领域时(严格来讲，我是继承了导师的研究领域)，也是受到了当时比利时人思考自己国家的民族问题的影响，可以说他的研究是古史文化与当代思想碰撞(crash)的结果，而我只是延续了这种碰撞，当然，我也希望我的学生和同事能够把这种碰撞延续下去。
人名研究是理解托勒密埃及族群问题的钥匙
郭子林：的确，任何古史问题的提出，都是受到了研究者所处时代背景的影响。那么，您是如何进行托勒密埃及族群问题研究的?能介绍一下您研究该问题的切入点吗?
魏利：很多学者关注族群(ethnic)和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问题，这些问题是后殖民时代诞生的，尤其关于希腊族群认同的探讨最为热烈，这也是目前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我相信中国的学者也关注这个问题。学者们在研究族群问题时，往往从语言、习俗、宗教信仰、体貌特征等方面进行探讨，实际上语言、习俗和宗教信仰都是很不稳固的文化现象，是很容易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虽然体貌特征不容易变化，但也存在很多局限，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在研究族群问题时，主要依靠的是纸草档案文献中托勒密埃及人名的使用、构成和演变。虽然托勒密埃及的语言划分比较明显，但到了托勒密王朝统治中期以后，尤其到了后期，越来越多的埃及人会讲希腊语，由于希腊语占据官方语言的地位，很多埃及人之间的契约也用希腊语书写，所以完全靠语言来判断族群问题并不科学，但人的名字能够反映这个人的族群归属，因为任何一个民族或种族都有自己的命名习惯。比如，希腊人的名字能够体现祖孙关系，也就是说，孙子的名字往往是采用爷爷的名字;埃及人的名字也有类似特点，但他们更喜欢与神扯上关系。所以，通过考察托勒密埃及人名的演变，可以观察出不同的族群及其演变过程，甚至可以考察托勒密埃及的族群政策。
郭子林：2004年3月，您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演讲时，提交了一篇关于托勒密埃及族群认同的文章，那篇文章是否体现了您的这种研究路数和方法?
魏利：是的，那篇文章是《希腊罗马时期埃及的族群认同》，因为那只是一篇演讲稿，所以仅粗略地从几个方面(个人名字、语言、社会、教育、宗教)对当时埃及的族群认同进行了介绍。后来，我根据这篇文章撰写了另一篇文章，题目是《创造希腊人：托勒密埃及的族群政策或统治政策?》。在这篇文章里，我运用大量的统计数字和对名字的分析，证明同一个埃及人家庭谱系(祖孙三代)却存在两种家谱，埃及人和希腊人的谱系。其实这两个谱系是一个家族的，原因是这个家庭的第二代中至少有两个男丁：一个是村长，村长是埃及人充当的官吏，所以他必须使用埃及人的名字，而以他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三代家族谱系自然是埃及人的谱系;另一个男丁则是这个村庄的警察，警察是希腊人的官吏，因而这个男丁就必须使用希腊人的名字，因此以他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家庭谱系自然是希腊人的谱系。我在文章里还提到了其他一些官职引起人名的变化。我最终的结论是：在托勒密埃及，希腊人和埃及人真正地混合起来了，而且族群始终在起作用，但是政府政策也为埃及人进入王室系统和变成希腊人敞开了大门。
当然，我还在其他很多文章里面运用了这样的研究方法。例如，在最近发表的两篇文章里便充分探讨了人名问题。其中一篇是关于人名在希腊和埃及的使用特点，尤其阐述了人名在托勒密埃及的变化情况，以及人名研究是研究族群变化的基础的观点。另一篇是以萨拉皮斯的纸草文献为依据，在充分分析人名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萨拉皮斯地方埃及人的名字倾向于与神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大多数名字来源于神的名字。
郭子林：您在研究托勒密埃及的人名，并运用人名研究族群问题的过程中，是否考虑过希腊文化对埃及文化的影响?能谈谈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吗?
魏利：2004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学术访问时，提交了另一篇文章，探讨了公元前500年至公元500年希腊文化对地中海地区的影响。我从政治、经济、语言等方面进行阐述，认为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前地中海周围地区的希腊化就已经开始了，首先是商人对希腊文化的传播，然后是雇佣兵对文化的传播，最后是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希腊化王国统治阶级有意识地传播希腊文化，到罗马时期，虽然希腊语不再是官方语言，但希腊文化的强大影响依然存在，一直延续到公元500年左右，甚至更持久。
托勒密埃及是一种寡头政府
郭子林：谈到这里，我不得不问另一个关于希腊文化与埃及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一直在研究托勒密埃及的专制王权，我认为托勒密埃及的专制王权是结合了马其顿的君主制和法老埃及专制主义的一种特殊制度，这种制度体现了希腊因素与埃及因素的结合。您也关注托勒密埃及的政体，请问您是如何看待托勒密埃及政治制度的?
魏利：首先，专制主义绝对不是一种积极政治，而是一种消极政治。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喜欢专制政府。其次，自古以来很多政府都是寡头政府(Oligarchy)，托勒密埃及也不例外。1939年，希姆(Ronald Syme)所著《罗马革命》(The Roman Revolu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第二章“寡头政治”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托勒密埃及的政治制度与罗马共和国后期的情况很相似。另外，如果我们对近现代某些国家的政体进行分析，那么从一定程度上讲，我们认为德意志的希特勒纳粹政府、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府、法国的拿破仑帝国等都是寡头政府。托勒密国王把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使希腊人成为统治阶级，给埃及当地人中的贵族一些特权，利用他们来统治，并充分利用了宗教的魔力，通过宗教来控制当地人和希腊人，他发号施令会得到一群既得利益者的拥护和支持，从而保证了国家的寡头统治。当然，我知道我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大多数学者还是坚持托勒密埃及是一种君主制的，而且是专制性质的君主制，这个问题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郭子林：您刚刚提到托勒密国王充分利用了宗教，能进一步阐述托勒密埃及统治者与祭司集团的关系吗?
魏利：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最近我也参加了一些相关著作的撰写，也都直接或间接地论述了这个问题。托勒密埃及国王的地位比法老时期要高，从而他们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宗教因素，祭司集团是为国王服务的，当然高级祭司集团在托勒密埃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托勒密埃及国王与宗教祭司的关系而言，还有很多具体问题没有探讨清楚，这方面除了可以参考我的一些论著而外，还可以根据史料进行更深入地研究。
土地开发与环境破坏是一对难解矛盾
郭子林：正如您前面所说，古史文化与当代思想的碰撞可以促发很多历史问题的探讨。目前，环境污染备受关注，这使我联想到了托勒密埃及的农业开发与环境破坏的问题。我认为，托勒密埃及之所以对法尤姆地区进行农业开发，主要是为了安置老兵和希腊移民、发展经济，而农业开发确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您长期关注学界对法尤姆地区的研究，也正在主持托勒密埃及法尤姆的研究项目。您能谈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
魏利：法尤姆地区是托勒密埃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且我们从这里获得的史料也最多，事实上，我们对托勒密埃及的研究，主要依靠的是法尤姆地区出土的纸草文献，比如奥克西林库斯纸草、塔布突尼斯纸草、芝诺纸草、皮特里纸草等等。所以，我们比较关注这个地区的档案文献和管理制度。
法尤姆的农业开发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马宁(J.J.Manning)博士是专家，我想你一定读过他的《托勒密埃及的土地与权力》(Land and Power in Ptolemaic Egypt)，他在那本书里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当然他没有提到土地开发与环境破坏的问题，他关注的主要是国王的经济专制。所以，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是有前途的，但是要更多地依靠已经解读的文献史料，你不一定过多地关注考古挖掘方面的东西，因为那些史料都是没有解读的。
但我的观点跟你的观点稍有不同。我认为法尤姆农业开发主要是为了安置希腊移民，而且从法尤姆发现的一些纸草来看，托勒密埃及确实对法尤姆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和建设，托勒密国王向这里迁移了大批希腊人。当然，这些希腊人里面也许有雇佣兵，但直接证据并不是很多。从人名统计数字来看，希腊人占绝大多数，其他人口包括波斯人、犹太人、埃及人。至于你说的其他方面的原因，我想托勒密国王是有发展经济的考虑，但我没研究过，我不敢说什么。至于土地开发会影响环境，我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要看一看现代的法尤姆沙漠就知道了，而且土地开发与环境破坏始终是一对很难解决的矛盾，即使在当今社会也不例外。
创办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网站
郭子林：在2008年奥运会举办之际，您带领自己的学生索菲(Sofie Remijsen)与北京大学颜海英教授共同创办了一个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网站(http://ancientolympics.arts.kuleuven.be/)，以英语、荷兰语、汉语和阿拉伯语等四种语言文字向世界人民介绍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史与文化，介绍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盛况。能谈一下您办这个学术网站的初衷吗?
魏利：几年前，北京大学的颜海英教授邀请我到中国讲学，我去了北京、武汉和四川，深深感受到了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空前高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者的研究精神都令我感动和吃惊，这一切改变了我去中国之前的想法。我对中国古老的文明产生了很强烈的好奇感，很想更进一步了解她。我相信世界其他地方的很多人都与我一样，对中国的想象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的现状。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这再度引起了我对中国的好奇。我希望亲自目睹2008年奥运会的盛况，只可惜我已经很老了，身体不允许。所以我希望从网上观看。此时，恰好颜海英教授提出建议，希望与我共同建立一个网站，既向世人介绍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盛况，也介绍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史和文化，这一定是很多人关心的。我想，这也是古史文化与当代思想碰撞的结果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