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
方李莉
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公约》是这样表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展现、表达、知识和技能，以及各相关的工具、食物、手工艺品和文化空间；各社区、各群体为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为应对他们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也为他们自己提供了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由此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这一界定在共时向度，涉及以下内容：（1）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无形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礼仪、节日庆典；（4）有关自然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技能。这些要素相互关联，有机地存活于共同的社区或群体之中构成非物质的生命环链；在历时向度，则包括它由生成、传承到创新的全部过程。
按以上的表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应该是生活在某一地域或社区的群体及个人，是一种由不同地区的民众代代相传的文化知识。那么它的拥有主体应该是该地区的全体民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启动以来，拥有它的主体们的态度如何？他们关心自己的文化话语权吗？他们会珍惜自己代代相传的文化知识吗？他们积极地参与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保护工作吗？在保护的过程中他们会为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吗？他们能意识到自己文化存在的价值吗？
虽然在城市，在大学、文化精英的圈子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成为一种热潮，许多学者参与研究，许多学生在自己的毕业论文中加入这一研究的成分，许多的媒体甚至普通市民也在热情积极地推动。但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那里的人们的态度，那里的人们的想法又是如何呢？在城市，在沿海一带的经济发达地区，以上联合国所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近一百年的工业化及外来文明的冲击下，基本已消逝得差不多。如果还有少量留存，也说明其是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不用保护也能存在下来。因此我们目前最要保护的，应该是广大的，还停留在农业生产方式的农村及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在那里，农业文明还在继续，农耕文化还存在于民众的生活之中。因此，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民众才是我们最要关心的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们。
有学者说：“一个地区的民众拥有当地文化知识的产权，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对于这些文化现象背后的意义有自己的理解，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然而要把这些理解当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叙述出来，只能是调查者和研究者们完成的事情。［注］”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我们这些所谓的学者和研究者已经说得太多了，我们对于各地方文化背后的意义也有了许许多多的解释，对否？错否？姑且不论。但我们是不是也要听听那些当地民众们的声音，了解了解他们的想法？毕竟他们才是主体，他们才是这些我们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和创造者，离开了他们，离开了他们的参与和传承的积极性，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公约中已经说明了，并还提到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各要素，有机地存活于共同的社区或群体之中构成非物质的生命环链；”并且它还在“不断的生成、传承乃至创新。”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并不是一个过去了的，已经死去的东西，而是一个活态的，不断传承、发展、创新的东西。这种解释是非常有价值的和有意义的，因为其告诉我们它所包括的内容应该还存活于当今的民众之中，还是他们当今的生活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
只是“遗产”这两个字，它让我们想到的是过去的、已经在现今时代失去了作用的东西。叫它“遗产”，实际上就是已经将它定义为必将要过去的，或者已经过去了的，将要消亡的东西。这是一个静态的、固化的、不可逆转的状况。因此它尽管存在，我们的学者往往是把它当成一种传统留存下来的“活化石”，或设博物馆、或设民族文化生态园、“原生态文化保护区”，将其保护起来。
但事实上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是可以保护的吗？要保护，如何保护？毕竟它和人有关系，只有人才是这些文化的载体。如果将其定义为遗产，那么承载着这些遗产而生活的人是不是也成为了过去的人，过时的人，即将被淘汰的人？
他们愿意当过去的人，过时的人，即将被淘汰的人吗？如果不愿意，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他们还会愿意继承他们的传统吗？保护他们的文化遗产吗？
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带领一个课题组到贵州省六枝特区梭嘎乡的陇戛寨，前后做了三个多月的考察，我们几乎熟悉了寨子里的每一家的生活，每个人的大概经历。我们之所以会到这个苗寨做考察，是因为十一年以前，这座几乎封闭的山寨突然对世界开放了。挪威政府和中国政府合作在这里建立了亚洲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这不仅是两国政府的合作项目，也是两国学者的合作研究项目。2005年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建立十周年之际，在贵州召开了一个有关生态博物馆的国际研讨会。有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余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笔者也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法国生态博物馆的创始人，雨果·戴维兰说：“生态博物馆是一个很久远的故事，现在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都在发生这样的故事。在很多国家，很多村庄都出现了和当地人们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博物馆。这种新的博物馆有很重大的贡献，它阻止了文化的退化，保持了文化的多样性，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这种表达是作为一个学者的良好愿望，但这一良好的愿望，这一欧洲的经验在在中国这个非常偏远的苗族山寨，是如何实践的，它的实践真能将当地村寨的文化传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下来吗？
通过考察，我们了解到，梭嘎生态博物馆所保护的这支苗族是箐苗的一个分支，当地人称其为长角苗，他们居住在六枝特区和织金县的12座苗寨中，共有四千多人。这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所有的文化和历史记忆全都是靠口口相传，由于长期的封闭，这里的传统文化保存得非常完整，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丰厚的地方，当时选择这里作为亚洲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是很有道理的。
梭嘎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它囊括了12个寨子的所有范围。它的概念是将文化遗产保护在自然环境中，那些承载着这些传统文化的人也照样生活在其中。试图将他们的生活原样不动的传承下去，让我们这些外来者，到这里来观看在别处已经消失了的传统生活，也就是有些学者常说的“活化石”或“原生态”的文化传统。
但事实又如何呢？我们所考察的陇戛寨是生态博物馆信息中心的所在地，2005年夏天，我们课题组八个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在这里住了一个月。那时寨子里的青壮年劳力几乎都在外面打工，我们所接触的几乎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我们了解到近十年寨子里变化最大的就是，在生态博物馆建立以前，这里的女孩子几乎不读书，女人们不识字，不会讲汉话。在六十年代以前，这里的人几乎全是文盲，没有人会识字，没有人会算数。直到那时还保持着结绳记事、刻竹记事的传统，直到现在老人们记日子还是用12生肖的属相来记，他们不仅不懂阳历，甚至不懂阴历，他们是另外一套文化体系。
60年代以后，成立了人民公社，为了记工分，当地人开始学文化。一位读过初中的彝族青年来到这里，当小学老师，开始了这一族群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学习汉文化的先河。于是，这里的部分男子学会了汉字，同时也学会了一些汉语，这是汉文化启蒙的开始。但也仅只是启蒙，因为即使是这里的男子也大都只读过小学二、三年级，认识自己的名字，会数一些简单的数字，会讲几句简单的汉语。即使这样，女人们也极少有人读书，因为不会汉话，也不会数数，女人们从不敢单独出去赶集，她们必须要和男人们一起才敢出门。而这些男人们也只敢在这周围的方圆几十里或几百里活动，并不敢走越远，因为他们知道，太远的地方不是他们的文化能够理解和能够达到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在生态博物馆建立的短短的十一年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女孩子几乎有90%开始上学，而青壮年男性劳力者有90%出外打工，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笔者很想接触这些读书的女孩子和这些打工的群体，因为他们是最活跃的文化载体，他们的遭遇，他们的经历，能让我们知道这一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发展命运。
2006年春节，当我们再次来到寨子的时候，在去年夏天我们没有见着的打工的人群几乎都回到寨子里过年了，他们的存在使寨子多了几分热闹与生机。有关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生活也就自然地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在我们面前的他们，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只在土地里找生活的农民。他们当过工人，到过大城市，回到家乡也只是短暂的停留，过完年他们又将流走。这样的生活开始在1998年以后。
也就是说，在生态博物馆建立之后，这个村子才开始对外有了较多的联系。在这以前寨子里走得最远的少数几个男性也就只到过贵阳，大多数人连县城都没有到过。但博物馆建立以后，这里不仅来了许多的外地人，还有许多的外国人。这里不仅通了公路、水电，还有了电视机。电视机是区域化走向全球化最重要的工具。其使得即使这些远离大城市的人们，也可以和世界共享传媒经验，共享全球的共同思想和共同信息。也使寨子里的人们看到了他们生活以外的世界，那是一个他们不熟悉，但是可以赖以谋生的更加广阔的领地。
自从建立生态博物馆以来，这一曾被遮蔽的村寨热闹起来，来自世界和祖国各地的聚光灯，使他们的生活开始被照亮。政府的扶贫资助、国外基金会的扶贫资助、国内各企业和单位的扶贫资助，改变了他们以往的生活。他们中的一些男性青壮年劳力，开始学习，开始走出山寨，进入到他们曾从电视中看到的陌生领地。
从山寨来到城市，他们发现他们不仅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域空间，还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系统，他们从小习得的本民族文化知识，本民族的文化规则在这里全然无用。《牛津新词典》中把“全球意识”定义为“解释（和理解）本人自己文化以外的文化，并常常作为对世界社会经济问题和生态问题的评价的一部分”。这些从山里来的苗寨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全球意识”，但他们必须从头学习和理解自己文化以外的文化。
在陇戛寨和高兴寨，笔者做了系列的有关打工者们的访谈。春节期间，这些打工者们在家休息，辛苦了一年，这些打工者们，大都聚在一起喝酒，唱歌和聊天。
陇戛寨分老寨和新在两个地方，陇戛寨全寨有134户人家，546人。本来都住在山上，建了生态博物馆后，为了改善寨子里的人们的生活，政府在山底下建了一个新寨，让一些住在危房或房子质量太差的人搬了进去，因此，就有了老寨与新寨之分。笔者在陇戛寨老寨做了一份调查表，统计出老寨一共有80户人家，370人，青壮年男性劳力（18-50岁）75人，出门打工者54人，另外，笔者针对每个打工者做了一份调查表，并深度访谈十余人（更深入地研究另有论文发表）。
通过深入的考察笔者了解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困境。这些在外打工的苗族人，由于文化水平低，由于对自己民族以外的文化还缺乏适应性。其所从事的工作基本都是最危险、最脏、最累，或是工资最低、劳动时间最长的那种工作。其中挖煤是他们从事得最多的工作。原因有两个，第一，贵州是一个煤矿大省，苗寨人在本省境内工作，语言的障碍比较小，离家也近，而且可以结伴前往。第二，相比较之下，对于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来说，挖煤的工资相对高一点。
即使说，挖煤的工资相对高一点，也只不过是1000元左右，有的还达不到。而且由于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得打工还要签合同，一旦挖煤出了事，打伤了或打死了，给的钱多少，也只能听凭老板的良心。如果老板给的钱少，他们也不识字，不知道如何讲理，更别说打官司。
笔者在寨里做许多访谈，其中有一个访谈对象叫杨忠权，今年40岁，读过小学一年级，基本是文盲，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而已。他在贵阳郊区一个叫锯子崖的地方挖煤。他告诉笔者说，挖煤的隧道是100米长左右的龙坡，所谓的龙坡就是斜度的、陡的隧道。挖煤者要从里面把煤挖出来，还要用车推出来。矿井高的时候就站着挖，低的时候就跪坐挖，再低一点就平躺着挖。挖好煤后，先是用铲子将煤铲到背篓里，再用背篓背到斗车里，然后再用斗车推出来。一背篓煤，有150多斤，一斗车煤有一吨，一吨是2000斤，非常沉，一般是两个人推。24小时分三班倒，一班10人左右，一天一人平均只有十四元工资，一个月只有420元人民币，每个月吃饭交50元，由老板供给，除了吃饭还剩370元，这是笔者听到的最低的工资。许多矿主为了节约投资成本，基本不买任何值钱的设备，用的是最原始的劳动方式，让工人们完全用自己的体力为其挣钱。像这样的例子很多。
按分工，我们课题组的孟凡行对寨子里的每户人家的首日情况进行了统计，寨子里一家人的年收入大多数都是在5至6000元左右，其中有一半是通过打工挣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不出外打工，在当地务农，一家一年的收入只有3000元左右，但每家人每年的开销必须在5000元左右。外出打工已成为当地人改善自己生活的一条重要途径，其收入已经成为一个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柱。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尽管在外面打工又脏又累，收入很低，还非常的危险，但寨子里的青壮劳动力还是源源不断地出去的原因了。
笔者在村民杨光华家做访谈时，他和他一起打工的朋友们曾告诉笔者：“书读少了在外面困难得很，到了城里连个路都认不清楚，出去不懂文化，又不会看地图，也不会找公共汽车站。问路时，碰到心好的人会给你指一下，有些坏的人，不但不给你指路，还要吼你几句，瞧不起你。我们出门打工，一般都不敢一个人走 ，要大家结伴一起走。
如果迷了路，肚子饿了，身上钱又不够，也不敢到人家户找吃的，就硬挺着。天黑了，也找不到住的地方，就只有找个角落里睡一下。不过幸好有电话，实在不行就打电话，叫老乡来接，但问题是自己在什么地方都说不清楚，恼火得很。坐火车时，也受欺负得很。上了火车，如果坐位被人家坐了，也不敢叫人家起来。”笔者问：“你们不会找乘务员吗？”他们说：“乘务员才不会管，他们根本不愿意理会我们这些农村人。还有，从城里打工回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在火车上有人专门偷我们这些出外打工人的钱，看到起我们大包、小包的拎着，就知道是出门打工回家的人，口袋里多少有点钱。这些打工人老实，好欺负，所以他们早早就盯上了。辛辛苦苦打工回来，钱还被人偷了，心里真是不舒服。我们总是尽量大家一起走，人一多，胆子就大一些，人家也不敢欺负些。”
出去打工的大多数年龄比较轻，有一些年龄较大的人根本不敢出去打工。在一次葬礼上，笔者见到一个村民，他叫杨正学，五十岁，读过三年书。他是这个家族的“梭丹”，也就是所谓的“祭司”。他负责葬礼上的所有仪式活动。旁边一位老人告诉笔者说，让他当“梭丹”是因为他从小记性好。“梭丹”的工作就是记住家族里的每一代人的名字，包括逝去的长者，还有各种祭祀仪式中的种种规矩，及祭词。这对长角苗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在寨子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起码是一个非常熟悉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人。但他从未出门打过工，主要是没文化，不敢出门，他说：“如果我出门去打工，我会不认识去的路，也不认识回来的路，万一走丢了怎么办？”这位在本民族中的重要人物，竟然不敢进入汉文化的领地，因为那是一块陌生的，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领地，在那里他认不来字，语言也不懂，面对着陌生的城市和陌生的人群，他所掌握的本民族的文化和经验完全失效。他只能是恐惧、胆怯，不敢前行。
这些苗寨人，在他们家乡的土地上，虽然贫穷，也毕竟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但当他们离开家乡，进入到城市，则是进入到了一块完全的陌生地。人为什么害怕黑暗？就是因为在黑暗中我们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不知道，不明白。人不知道就会害怕，就会心里没有底。这些不识字、没有文化的苗族兄弟，进入到城市，就像在黑夜中行走。他们害怕这种黑暗，想驱逐这种黑暗，但他们又无能为力，只好寄希望于下一代，希望他们的下一代不要再做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也要供孩子们读书，这是生活教给他们的真理。
看来读书上学已成为当地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因为只有读了书，他们才有可能顺利地进入到另一文化体系之中，才有可能改变他们在城市中的文化边缘人的地位，而进入主流社会。但孩子读书这笔费用，就不仅仅是吃饭了，小学和初中都是义务教育，基本不要学费。但到了高中一年光学费就要5、6千元，这比一家人全年的收入还高，因此，尽管大家已经意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寨子里还是很少有人上高中。
当然，读高中的并不是没有，甚至读大学的都有，只是这种人极少，即使有，其家庭也是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在笔者的访谈对象中，有一位叫杨玉友的村民，今年54岁。50岁那年，儿子考上了高中，没有钱交学费，他只好去煤矿打工，共去了两次，第一次去了三个月，挣了一千多块钱。第二次，只去了一个月，就被放炮掉下来的石头砸伤了脚。他说：“那天，我正在铲煤，一块巨大的煤块滚过来压在我身上，那块煤很大，七、八个人都移不动，煤块一直压到了我腰的下部，要再压得高一点我可能就没有命了。当时，我昏过去了，周围的人都以为我没命了。把煤块移开后，两条腿都断了。大家把我送到医院，我求医生说，医生，你们要把我的脚医好，我还有孩子在读高中。后来，一只腿的骨头给接好了，另一只腿已经无法接，只好锯断了。我伤了腿成了残废，老板给了我五万块钱，儿子读书已经花了二万多块钱。去年考高中没考上，我让儿子不要再读了，他不听，还要读，他想考大学。现在我的钱已经没有了，除了给他学费，家里还要开支。我残废了，不能下地，种谷包、洋芋都是用钱请工。为了他读书，我大儿子也去打工了，每年带点钱回来。我大儿子不敢再去挖煤了，就到浙江去打工。一年能挣一千多块钱回家。”
他感慨地说：“没得文化恼火得很，我在矿上，每天早上都要把写有名字的牌牌挂在班上。要不，老板就不知道你上没上班。我不认识字，也不知道哪个牌牌上写有自己的名字，总是要求人家帮忙。每次分工钱的时候也算不清楚，只好别人给多少算多少。”看着他一脸的无奈，笔者明白了，为什么苗寨人要奋起给自己的孩子上大学，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为什么他的儿子看到家里这么贫困，他还要坚持读书。他的儿子已经21岁了，这样的高中生，在城里已经很大了，但他还是坚持不懈，因为他要摆脱贫困、摆脱无知。虽然笔者没有看到杨玉友的儿子，但却深深地感觉到了一位顽强努力的苗寨年轻人的存在。
我们说话时，杨玉友的眼泪始终不停的流，但脸上却始终不停的在笑，笔者知道这是苦笑，是要强的笑，也是无奈的笑。
以上我们看到的是当地的男性，而在这剧烈的文化重组中，那些读了书的年轻女性们又是如何呢？笔者在考察时，曾问当地人：“你们觉得现在的生活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是：“我们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以前女娃儿都不读书，现在都读书了，这些女娃儿读了书以后变得有文化了，会讲话了，但是读了书的女娃都不愿意穿民族服装了。 ”
这些读了书的女孩子不仅不想穿民族服装了，她们甚至想离开这里嫁给汉族人。据说寨子里有四个读了初中的姑娘，她们自称为四大美女，有一个还率先剪了头发，立志要走出寨子嫁给汉族人。她们通过读书竟然成了自己民族文化的叛逆者，但不知道为什么，她们让笔者想起了“五四”时期的新女性。看来他们比男性更勇敢，更希望彻底的离开自己的寨子，甚至是本民族的文化。
当然作为寨子里的年轻男性，他们出门远行，更有优势。寨子里一位年轻人叫熊光林，初中毕业，他告诉我们课题组的孟凡行，寨子里几个读完初二的学生刚去了北京。在这以前，寨子里从未有人去过北京。他也打算去，但不知情况如何，他正在等电话。在这之前，他曾到温州打过半年工，在一家工厂做鞋子。但他最高的理想还是要去北京，他说：“北京的世界风（他不知道什么叫时尚、前卫，因此，他用“世界风”来表示。当然这种“世界风”，也可以说是当地年轻人对“全球化”的一种感受。）还是比较好的，应该去欣赏一下。尤其晚上，北京和苗寨是不一样的。”的确，苗寨的夜是漆黑的，宁静的，出门必须要有电筒，在这里的夜晚是没有娱乐活动的，人们只是呆在自己的家里。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了电视，晚上人们坐在一起看电视，他们看到了都市白天的繁华，也看到了都市夜晚的辉煌。于是年轻的人们开始向往那灯火辉煌的都市，他们尽可能的往远处走，尽可能的在都市找到一席栖身之地。
笔者在和当地的一位大学生（四个寨子只出了两个大学生）交谈， 笔者问他，到贵阳读大学后，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对自己的家乡有了什么新的看法。他说，就是觉得自己的家乡太贫穷，太落后，非常希望能迅速的改变它。我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他说，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想法，读高中时，他曾想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化，写一本关于自己民族的书。但他读大学后，反而没有了这样的想法，因为他觉得太难了。只是想毕了业，早点工作，还贷款。
他说，他毕业后不想回家乡了，这里的生活太苦太单调，这里的人们每天都是天不亮就爬起来，讨猪草挖洋芋干农活，一日复一日。而且他也不会在寨子里找对象，我们开玩笑说：“如果是寨子里最漂亮的姑娘，怎么样？”他说：“那也不行，漂亮只是外表，内心世界才是最重要的。”
笔者很理解，因为这里即使是最漂亮的姑娘也不会和他有共同的语言，虽然他还住在寨子里，但他的内心世界已经不再和当地人一样了。他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他了，教育不仅改变了他的外貌，改变了他的语言，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的内心世界，包括价值取向。他不仅是和当地的姑娘没有了共同的语言，就是和他的父母，兄弟，包括小时候的玩伴都不再生活在一个同样的精神世界里了。
我们问他当地的很多习俗，节日祭祀方面的事情，他都不太清楚。为了考上大学，他从小除了劳动就是拼命读书，很少关心这些事，老人们为了不干扰他的学习，也很少和他谈这些事。也许从他们这一辈人开始，不仅会受到汉文化的教育和培养，还有可能会说英语，但本民族的文化也许就开始淡忘在他们的记忆中了。如果这样下去，也许若干年后，这个民族还会存在，在政府的扶助下，他们的生活完全还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人口也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增长。但他们本民族的文化也许就此淡薄，甚至消亡。
在考察的过程中，笔者心里反复的出现一句话，那就是：生存权与话语权孰重孰轻？也就是说，一个群体在生存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能够有文化的自主权么？当笔者面临当前苗寨人的生活困境，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想起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一个世纪前，当我们打开国门面对整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国家落后了。这种落后不仅仅是经济的落后，科学技术的落后，也包括文化观念的落后。本来按人类学的观念文化是没有高低和落后之分的，但当一个没有经济实力的民族面对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民族，其自然就有了自卑感，其自然就对自己的文化失去自信，甚至采取批判和急于摆脱的态度。自“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1949年以来我们对于封建迷信的铲除，实际上都是基于这样一个民族心理。现在国家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在国家的经济实力有所上升，我们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完全可以想像，如果中国社会仍然一穷二白，传统文化再有价值，它在人们心理上也不会有什么魅力。
苗族人今天所面临的现状，实际上我们汉族人也面临过，而且还是在一个更大的世界性的范围中所面临的。在考察的过程中，笔者甚至觉得，他们的今天是一面反映了我们昨天的镜子。因此，我们在关心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关心承载着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们，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想法，他们目前所面临的处境。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由几个民间艺人来传承的，而是整个生活在这一文化空间的所有人共同继承的财富，如果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注意保护几个所谓的传承者，几个民间艺人，而不关心当地广大的民众，不关心他们的文化为什么传承不下来的原因。我们所保护的就真的只是即将过去了的“遗产”，而不是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说的是“有机地存活于共同的社区或群体之中构成非物质的生命环链；”还“包括它由生成、传承到创新的全部过程。”
注：万建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中的主体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学版）2005年第6期，第59页。
（来源：西部人文资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