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池子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里也提到过柳田由于旅居国外，同时广泛游历日本，从而发展出“旅人式”民俗记录，“常民”以及“常民的生活”作为“风景”而被“发现”，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民族论述。此外，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也是基于自己国家的殖民地惨状，才在日本兴起一种“民粹”观念，提倡本土文化的价值。两者既是一种对西方理论的重新展演和吸纳，也是一种本土知识体系的尝试性建构。而且，在整个论述框架下，日本与西方文明显然构成了一种风景想象的对立关系。不仅是日本，之后的晚晴中国学者同样充实了这种叙述策略。梁启超对神话的重视，周作人对民歌和日本民俗学（尤其对柳田的《日本の昔话》、《远野物语》）的推崇，都体现出这种共同的民族心理和现实处境。一方面发掘过去传统民间文化的革命性价值，另一方面试图从地域文化普查之后建构一种连贯的中华文化体系。这恐怕也是历史—地理学传播论被非常推崇和重视的原因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