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文化并置的得与失——作为文化批评的《萨摩亚人的成年》
摘要： 《萨摩亚人的成年》是美国20世纪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迈进人类学的首部作品，同时也是她所有著作中影响最为广泛的。这部民族志作品运用了文化批评的泛文化并置法，针对萨摩亚人与美国人对青春期青年的养育方式进行细致对比，以此证明文化对人格的塑造作用，反驳以高尔顿为代表的生物学家所提倡的人类行为的先天决定论。泛文化并置法的首次运用有成功之处同时也还存在缺陷，本文是对此作品中的泛文化并置法运用得与失的述评。
关键词：先天与后天 青春期 泛文化并置
一、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人的成年》
1. 玛格丽特•米德生平及成就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是20世纪著名的人类学家，以对青春期、性和社会化等问题的研究而著名。她有着不知疲倦的探索精神，曾实地考察过南部海域七种不同的文化，并撰写了相应的研究专著。
米德1901年出生于美国费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父亲是经济学教授，母亲是社会学博士。1923年，她以英语和哲学双学士学位毕业于巴纳德学院，并于同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1924年是她整个一生的转折点，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有幸结识了近代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 Franz Boas) 及其女助手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这两人渊博的学识和巨大的人格魅力令米德十分崇敬，于是她迅速完成心理学专业硕士论文，加入博厄斯麾下转攻文化人类学。后来，她深受本尼迪克特和萨丕尔( Edward Sapir) 的影响，与他们共同创建了文化与人格学派，从心理学入手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及其发展、演变进行研究，试图将文化人类学与精神病学、心理学联系起来。1929年，米德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在美国自然博物馆工作，曾担任过馆长职务。二战始，米德开始投入大范围的比较研究工作中，和本尼迪克特等人一起研究“远方的文化”； 同一时期，她还积极参与政府赞助的如饮食与发展等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二战期间，她曾担任美国战争情报局讲师，并从事应用人类学研究。战后，她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后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担任过美国应用人类学协会会长和世界精神保健联合会主席等职务。20世纪50年代以后，米德的研究视野愈发广阔，家庭问题、男性与女性、儿童教养、文化继承、人种与民族、核武器与和平、环境问题都被纳入她的研究领域。1969年美国《时代》杂志将她称作“世界母亲”。直到1978年去世时，米德在文化人类学界的声望一直如日中天，稳如磐石。
米德一生著述颇丰，共撰写了44 部专著(其中18 部是与他人合著的) 、1 397 篇文章，此外还制作了43部音像作品。她早年的《来自南海》三部曲与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一起，被公认为是文化与人格理论的奠基之作。《来自南海》三部曲包括《萨摩亚人的成年》(1928) 、《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1930) 和《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1935) 三本书，是米德基于在南太平洋岛屿的田野调查完成的，分别探讨了有关文化和青春期、文化和儿童教育与成长以及文化和性别关系的问题。之后相继有《原始人的合作与竞争》(1937) 、《时刻准备着》(1942) 、《男性与女性》(1949) 、《文化模式与技术变化》(1955) 、《老年人的新生活: 马努斯的文化转型》(1956) 、《文化进化的连续性》(1964) 、《文化与承诺》(1970) 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她的第一部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该书问世不久便引起人类学界的轰动，长期以来作为大学教科书，而且一直是人类学著作中最畅销的书籍。它的广泛流传影响了全球千百万人的思想。
2.《萨摩亚人的成年》成书背景及过程
自1910年前后，西方科学界开始了一场有关人类行为的成因的“先天”与“后天”的激烈争论。争论的双方分别是以“优生学之父”高尔顿为代表的生物学家和以博厄斯为代表的人类学家。高尔顿创建了遗传派的极端理论，他认为， 自然选择作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决定性力量也适用于人类特性及人类历史的各个方面，人的心理特征和心理素质也都是自然选择的直接产物。并且，当时的一些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也受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弗洛伊德的生物本能论的影响，认为人类种族的发展是从原始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单线进化，这是由种族生物遗传特征的变化而导致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的提高，因此人类个体的人格根源于生物本能，文化只不过是生物本能寻求满足的副产品。而以博厄斯为代表的人类学家，意识到上述的这种“先天”的生物机制决定论观点忽略了文化的异质性，他们始终反对轻易将生物进化原理应用于高度复杂的文化史。博厄斯认为文化与完全不受人为影响而自行演化的自然现象截然不同，文化不是由基因遗传的，而是人为的。博厄斯批判遗传派为种族主义者和优生论者提供借口，并企图通过所谓“选择培育”的方式达到改良人种的目的，“遗传派的极端主张已在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之间造成了分歧以至到了彼此不得不‘分道扬镳’的地步”。博厄斯明确提出了文化决定论：人类之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行为模式，这不是由其生物特征决定的，而是由其各自独特的文化背景决定的，社会的刺激远比生物机制更有效。文化决定论者认为人类行为完全或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文化和环境的产物。
米德在巴纳德学院念书时，深受文化心理学课程教师威廉•奥格本的影响。奥格本是一个文化决定论的坚持者，其著作《从文化与原始自然看社会变革》为文化决定论在“先天”与“后天”之争中做出重大贡献。他认为，社会传统和人的遗传本质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有机的，一个是超有机的；他还总结出一条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好的方法论应该在追溯生物学的原因之前首先考虑文化的因素。
米德初入人类学时，“先天”与“后天”之争仍在继续。双方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青春期行为和人格的形成，究竟是由文化决定的还是由生理变化造成的普遍症状？高尔顿派认为儿童是遗传倾向的严格综合体，而博厄斯派认为是由后天的文化和教育而非先天因素决定的。博厄斯为了给自己的论点找到有力的证据，决定对遗传和环境条件进行科学、详细的调查，以确定生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人在青春期的行为。博厄斯曾和米德共同制定了调查“生物学上的性成熟与文化型态的相对力量”的专门计划，试图在现实中寻找证据来证明文化对人格的塑造作用。米德在博厄斯的指导下很快制定出远方考察计划，自20年代起，她开始走进萨摩亚、阿德米拉提群岛、新几内亚和巴厘岛进行一系列田野调查。博厄斯的文化决定论思想对米德的日后思想和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米德在萨摩亚生活了9个月，以美属萨摩亚的塔乌岛一条海岸边的3个相邻村庄的68个年龄在9-20岁的女孩为调查对象。在此书附录中，米德解释了所采用的特殊研究方法——横剖面的研究方法，“即选取处在不同生理发展阶段上的个体样本的方法，以及某些特征在一个群体身上出现的较早、而在另一个群体身上则出现的较晚的讨论”。米德最后所得的结论是：对萨摩亚的少女而言，青春期并不是一段困难、动荡的时期，在心理上也未出现危机和突变。“已达青春期的萨摩亚姑娘同她们尚未成年的妹妹们的主要区别，仅限于在姐姐身上已表现出的某种生理变化尚未在妹妹身上出现而已。但除此之外，在那些正经历青春期的姑娘们与那些还要过两年才达到青春期的少女们，或那些两年前就达到青春期的女性之间，并不存在着其他巨大的差异。”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整个萨摩亚社会充溢着的那种普遍的随和性。”“婴儿初降人世后不几个月,就被从一个女人手中漫不经心地递到另一个女人手中。这样，人们出生不久就学会了既不对任何人过于关切，也不对任何人寄予过高的希望”。“萨摩亚人能够以一种随和的态度对待人生，他们对任何冲突、任何过于强烈的情境都能顺利回避”。一个女孩从童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是“毫无痛苦的”，“在一个没有感情强烈撞击的地方，青春期的姑娘是不会受到任何过于强烈的心理折磨的”。无论是宗教信仰、道德准则、群体归属, 还是配偶、职业的选择，在萨摩亚社会几乎都是单一的，不存在互相冲突的选择。“对萨摩亚孩子来说, 性交、怀孕、出生、死亡，一切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而也决不会产生任何灾难性的后果”。
二、泛文化并置法与《萨摩亚人的成年》
1.作为文化批评的民族志
《萨摩亚人的成年》是针对当时美国社会年轻人养育方式进行的批判，书中作者用到了一种独特的方法，即泛文化并置法，而且米德被认为是这一经典批评手法的首要倡导者。这一方法是与认识论的批评法并列成为人类学批评常见的两种方法。《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一书提出人类学是文化批评的艺术的观点。文化批评的理念由来已久，“19世纪的所有的主要社会理论家和哲学家的作品，均可被视为是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欧洲社会转型作出的反应，而这些作品均包含着一种批评的维度。其中，最伟大的作家如马克思、弗洛伊德、韦伯以及尼采，激发了一种连贯的多样化自我批评传统，他们对至今尚存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大众化自由社会的生活和思想品质进行了自觉反思。这一批评传统的问题模式十分多样，可以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也可以是诸如社区研究、比较社会学、以及民族志的社会科学研究模式，而民族志可以被看作是对西方社会不同的社会安排的素描。”《萨摩亚人的成年》正是这样的一幅对萨摩亚和美国青少年生活的“素描”。
人类学常用的文化批评方法是泛文化的并置法与认识论的批评法，“这两种方法均是‘变熟为生’的基本批评策略的变异形式。认识论批评中的变熟为生法起源于传统人类学研究的本质。人类学者要到远离本土的社区进行田野工作，然后将异文化的知识成体系的带回本土，并将异文化作为参照系与本土文化进行对比。人类学者认为只有取得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与异己文化的充分认识，并以此为基础，才能考察文化间或者说是人类群体间的实质性差异。“泛文化并置法中的变熟为生策略，比认识论的变熟为生法更富有经验的明晰性和分析直观性。因而，它提供的是一种比较戏剧性的前台式文化批评。作为海外民族志与国内民族志的糅合，泛文化并置法力图使用大量来自异文化的事实为探针，切入本国的特定事实，以获得本文化批评的效果。”在书的最后两章中玛格丽特•米德根据之前对萨摩亚姑娘生活中的每一个侧面的描述来一一对比分析美国社会与萨摩亚社会之差异。
2.《萨摩亚人的成年》中的泛文化并置
首先，作者从宏观的角度上比较，萨摩亚社会是简拙的、同族相居的原始社会，而美国则是斑驳陆离、异族杂居的现代文明社会。这就导致了以下两种结果：萨摩亚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生活选择非常单一化。在信仰、生活方式等等方面，几乎所有人的追求都是相同的。但在美国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的选择是非常多样的，这一点显而易见。正是由于选择性的单一使得萨摩亚人生活态度显现出普遍的随和性，不会产生孤注一掷或是奋力拼搏的景象。而在美国，选择性丰富获得实现途径的复杂化等使人们对于道德的要求就相应提高，多重道德准则、群体准则层层束缚着人们，甚至有些还是自相矛盾的，这就使人们产生了不知所措的感觉，或者更严重一些，觉得生活变得盲目没有目的。
其次，通过文化差异中诸如个性化、家庭环境、友谊形式及教育方式等几个方面的比较，更细致地说明美国社会中青少年青春期问题产生的原因。萨摩亚文化中对个性化并不推崇，不赞赏早熟，相对迁就迟钝、懒散、笨拙的人。在他们的文化中个性早熟的个体可以通过独特的舞蹈方式消除对得不到赞赏的不满。使个性早熟者不至于厌倦，也使相对落后者不至于因被过分要求而消极懈怠，最大限度地消除了由于天资不平而产生的对成人人格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社会态度，诸如嫉妒、敌视及竞争等。美国社会则不同，个性化得到推崇，并且社会机制也提供了更多有利于个性化发展的空间，带来的结果是精英对于社会的独特贡献，而相对弱势的群体则有被抛弃的威胁。在萨摩亚家庭中，长辈对于晚辈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不会偏向最年长的，也不会偏爱最年幼的。孩子出生几个月后就不再受母亲的照顾而是转给家中六七岁的女孩子来看护，这就使儿童不会对父母产生较强的依赖。另一方面，萨摩亚文化中户的观念与对亲属关系的态度与西方甚至多种文明都有所差异，孩子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亲属家居住，其选择不会被问及原因更不会遭到非难，所有的亲属对于儿童的责任与义务是大致相同的，儿童可以依赖他们但也必须遵从他们。这就有利地避免了因为血缘较近亲属的个人原因使孩子产生与社会群体准则相悖态度的情形。这一点也是美国社会难以实现的。在美国以父母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中，父母对社会的态度、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对孩子的影响非常深远，在一个父母都信奉新教的家庭中孩子很难不接受父母的信仰。但在萨摩亚就不同，孩子懂事之后，不一定住在自己的亲生父母家，而可以自由选择亲属的家庭居住，如果自己的父亲是脾气非常暴躁并常常对孩子施以身体责罚的人，孩子就可以选择去邻近的性格温和的叔叔家住。而所有的成年亲属对孩子的责任是相同的，用来约束孩子的社会规范也是相同的，孩子不会因为某个个人的行为而产生与社会准则相违背的可能性。另外，萨摩亚社会的友谊形式因为有着严格的性别禁忌所以要分性别讨论，在青春期之前，女孩子可以有机会与亲属中或是邻居中的小伙伴结成群体，而当青春期来到则完全排除了非血缘关系的伙伴，只有亲属才能成为朋友。成年之后则更多是根据丈夫的社会地位来确定社交范围及对朋友圈的选择。男性则宽松的多，无论年纪与血缘，在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可以随意结交的。但他们的友谊中缺乏对个性志趣等因素的强调而是更注重年龄与亲属因素，这是和美国社会非常不同的。美国人的交友过程中首要的是个人间的性格与志趣因素。如果两个女孩很要好，美国人会说她们情同姐妹，而萨摩亚人则会说那是因为她们是亲戚。
此外，米德还强调了萨摩亚与美国社会文化的两点不同：第一点是萨摩亚人缺乏专门化感情，尤其是缺乏专门化的两性感情。原因可以归咎为他们成分复杂的户、青春期前的两性分离以及为了使友谊沿亲属关系发展而进行的严格的控制。这使得萨摩亚人能够毫不费力地进行婚姻调整。第二点是萨摩亚人对性的态度以及对孩子进行生死知识的教育方式。萨摩亚人认为生与死以及性都是人的生命中必不可少的经历，所以对分娩的过程或是死亡的经历甚至性交都不会采取秘不可宣的态度，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亲身体察这些过程。对于萨摩亚人来说，去参观邻居家的妇女生产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大人也不会因此而责骂孩子。这在美国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也正是由于此种情形在美国社会被完全禁止或从道德上排斥，孩子不明所以对此产生强烈好奇，鼓起勇气发问的时候却可能遭遇斥责，进而产生更多的幻想，对今后的性格及个性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许多犯罪者就是因为幼年对生死及性行为的错误理解在心灵中埋下种子，成人之后付诸行动对自身和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对萨摩亚孩子来说, 性交、怀孕、出生、死亡，一切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经历这些会对自身有强烈感情影响力的事件，使一切都习以为常，萨摩亚人的这种将一切都变得顺其自然的态度是在生活中一点一滴形成的，成年之后自然可以泰然处之，即使面对至亲好友的离世也只是悲伤一段相当短暂的时间，绝不致而因此产生心理方面的问题。
米德写作《萨摩亚人的成年》的主要意图是想通过对萨摩亚少女青春期的描绘来证明青春期并非是困难和动荡的时期，而在美国出现的青少年青春期问题是由文化的因素所引起的。此书在当时大获成功证明了她此项研究的意义。她曾说：“我撰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年轻人的性格、能力和健康在何种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学的知识，取决于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个社会的安排。”可以肯定米德的探索是成功的，她坦言：她期望“这本书对于那些有可能充分利用它的主题的人具有启迪作用；青少年们将不必再生活在这个由西方社会制造的充满压力与约束的时代之中；成长可以变得更自由、更轻松和更简单；而我们也能够多多少少地推崇我在萨摩亚发现的那种简单明了的生活——不那么紧张、不那么个人主义，也不那么被生活深深卷入。”《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中提出：“这种文化批评首先必须把批评者放在与被批评者的关系之中；其次，批评家必须能够提供可以替代其所批评的状况的建议。”米德将美国与萨摩亚少女青春期的状况做了细致对比，之后也提出了相对的替代性建议，虽然她自己也承认要做出改变是困难的，因为需要改变的正是美国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文明，或许这就是《萨摩亚人的成年》的遗憾之所在。但“对于人类学来说，问题在于如何通过运用其泛文化视野创设家园的批评民族志，并在此创设中避免用异文化的浪漫或理想化表述提出替代性模式。”我想米德正是本着这样的信念来创设自己的批评民族志的。
以上所讨论的针对萨摩亚人与美国人青春期不同点的对比是通过《萨摩亚人的成年》的最后两章来完成的。但根据《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对民族志的要求：“最强烈的泛文化并置法，需要的是双重的民族志研究及对异文化和本文化的不同场域的同等分析和同等批评。”显然，《萨摩亚人的成年》的最后两章的讨论绝对达不到强烈泛文化并置法的要求。米德没有对美国国内的青少年青春期做出相应的研究，更没有形成民族志的形式，她所依据的是一些个人经验或者是社会的普遍认同，作为学术批评的材料来源这是缺乏客观性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的作者曾写道：“一些人类学者把严肃的国外民族志带回国内，与他们对国内状况的印象或非正式的、至多是第二手的研究相比较”，这或许正是对《萨摩亚人的成年》所提出的很客观的批评。
三、结语
《萨摩亚人的成年》作为米德试图在现实中寻找证据来证明文化对人格的塑造作用的实践开端来说是成功的。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作为首先运用泛文化并置法的民族志作品，没能完美地实现这种方法的作用，应该说是有着些许遗憾的。但是对于24岁的米德的首次田野实践来说，能有这样的成果已经是值得称道的了。正是这样的实践才为后来泛文化并置的广泛运用奠定了基础，而且直到今天《萨摩亚人的成年》依然对当代社会有着一定的影响，作为人类学实践的一座里程碑似的作品它将永久流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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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蓝达居译[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月.
[4] [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瞿铁鹏，张钰译[M]. 上海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
（高雁:云南大学09级民俗学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