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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刘萧无那一床明月半床书

中国广播网    2008-11-19
    刘萧无是我敬重的师长，我有幸和他共事四十多年，从他那里获得不少教益，至今难忘。

    1958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新疆文联工作，萧无时任文联党组书记。他是我第一个上级，是革命的前辈，著名的作家，但他却像朋友一样对待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青年学子。他和夫人薛苓怕我们远离家乡思念亲人，每逢春节，总邀请我们到他家一起包饺子过年；平时，他和大家一起读书论文，讨论文艺创作问题。

    特别是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萧无提出了一个鲜明的主张：“物质生活越是贫乏，精神生活越应该丰富！”在他的倡导下，当时还设在乌市胜利路124号的自治区文联曾多次举办过读书会、文学知识讲座，并开展乒乓球赛等文体活动，气氛相当活跃，民族关系也十分融洽。他提倡多读书，不仅读马列、毛主席的书，也要读有关新疆历史文化的书，在他的倡导下，文联机关一时读书成风。

    记得1961年冬，他把洪亮吉的《万里荷戈集》、《天山客话》，纪晓岚的《乌鲁木齐杂诗》，林则徐的《荷戈纪程》等历史名人有关新疆的诗文推荐给我读，使我对清代的新疆历史，特别是流放西陲的名宦、学者的生活经历有了初步了解。后来他写了读书随笔《苹果花开雀舌香》，我步其后尘也写了《洪亮吉和他的〈万松歌〉》的赏析文章，先后发表在1962年的《新疆文学》上。两篇文章都写到了洪亮吉因上书极陈时弊，触怒了嘉庆皇帝，以“大不敬律”谪戍伊犁的遭遇和心境。想不到“文革”初期，这两篇文章同时被打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的毒草，说洪亮吉是影射彭德怀，而嘉庆皇帝自然是影射最高领袖了。萧无倡导多读书，开展文体活动，竟也被批为“玩物丧志”、“复辟封建文化”。这样的批判，在当时真是令人目瞪口呆，而如今想来则只有哑然失笑了。

    说起十年浩劫，萧无受到的冲击最大，经历的磨难也最为深重，不仅被剥夺了读书写作的权利，而且长时间被打入另册，一度在“五七”干校养猪，真是国家多难，斯文扫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一吹来，刚刚从劫难中解放出来的萧无又照样以读书为乐，笔耕不辍了。他在七律《抒怀》中有这样两句：“有限文章无限泪，一床明月半床书。”初读时我不甚理解，曾向他请教。他说：自参加革命以来，过的是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解放后又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无暇读书写作，仅有的作品也都是在工作间隙仓促成篇的，因而文章的数量和质量是有限的；但却都是有感而发，真情的流露，以至于饱含着自己的泪水，即使因这些文字一时挨批遭罪，他也无怨无悔。这“一床明月半床书”的诗句，正是他读书生活的传神写照，更浓缩着他嗜书如命又因书遭难的悲欣交集的生命体验。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他就和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一起到南疆采风，做民间文学的普查工作。他亲自整理、编选维吾尔族民间故事集《一棵石榴树的国王》，亲自以民间叙事长诗 《帕尔哈德与西琳》为基础，创作了歌剧《渭干河》。1955年，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长篇纪实散文《照亮暗夜的星光》，满怀崇敬地介绍了维吾尔族天才的爱国主义诗人黎·穆塔里甫。接着他又和艾里哈木·艾合坦木、克里木·霍加等合力创作了电影《远方星火》，将诗人短暂而光辉的一生重现在银幕上，成为新疆电影史上一部独立制作的影片。他认为这种合作不仅帮助兄弟民族作家掌握新的文学样式，促进兄弟民族文学的发展，而且也使汉族作家能更好地了解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这是一种双向学习的过程。他和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也因此建立了很好的个人友谊。尽管频繁的政治运动给这种真诚的友谊带来过冲击以致伤害，但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志趣，最终还是使他们彼此理解，互相敬重。就说铁依甫江吧，还是刘萧无介绍入党的；铁依甫江也在诗中称他为来自北京的“老大哥”。1988年，小刘萧无16岁的铁依甫江英年早逝，刘萧无写了一首情深意切的悼诗 《哭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哀我国殇泪雨倾，千秋自有世间评。二子名镌天山首，山作丰碑云作铭。“二子”即指铁依甫江和克里木·霍加，他们三人之间30多年的友谊，是值得新疆当代文学史大书一笔的。

    “本是同根叶与柯，五千年史最堪歌。”这是刘萧无毕生的实际工作和读书写作中最深的体会。记得1961年夏，我随同刘萧无、王谷林同志来到伊宁市，住在当地一幢俄式铁皮平房里，任务是编一期 “伊犁专号”。刘萧无本人则花了半个月时间，驱车跑遍了东五县，写出了长篇纪实散文《伊犁河上游草原漫游记》。这不是一篇普通的游记，而是用贯通古今的历史眼光，写伊犁各族人民如何在这块丰饶土地上共建美好家园的动人故事。其中，着重写了解忧公主远嫁乌孙、经营西域的一段民族友好的史实，此文可谓开新疆人文地理散文之先河。

    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观看田汉的《文成公主》演出后，曾对赛福鼎·艾则孜说：你们新疆也有和亲的公主，也应该写嘛！这时，萧无已在自治区党委的支持下，请了半年创作假，写出了四幕历史话剧 《解忧》。1964年，他又专门到中央戏剧学院听取专家们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并决定由中央戏剧学院新疆班学生作为毕业汇报演出。恰在这时，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先后下达，文艺界山雨欲来，这个被认为写“帝王将相”的剧本也因而搁浅。直到1991年，新疆话剧团为参加全国会演，才排演了这部戏，并获得国家民委和文化部联合颁发的 “全国少数民族题材剧本创作银质奖”。说起这段曲折的往事，不免令人慨叹，但历史毕竟证明了《解忧》是具有艺术生命力的。它用优雅、凝练、文采斐然的抒情风格，把历史真实和艺术想象融为一体，谱写了民族友好、共建家园的历史篇章。

    萧无是从战乱岁月和“文革”灾难中走过来的，但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革命的挫折和个人的冤屈，不仅没有改变他的人生理想，相反，使他对革命的艰难和曲折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待人处世也多了一份坚定与从容。1988年，我向萧无求诗，他以隶楷兼融的独特书法写了一首七律给我。我至今挂在书斋，每一诵读，总令我心潮起伏。

    前两联写到我们一起围炉谈心、一起写作论文的忘年交友谊。可惜这样的日子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我一方面受到批判——当然萧无遭的是“大劫”，我只是“小难”——另一方面也对他进行过口诛笔伐。但他复出后不仅没有耿耿于怀，反而从“毫端分寸”（无非没有无中生有、诬陷中伤而已）中感知一份情意；从世乱书生本色难的深刻感悟，推己及人，甚至对伤害过他的人也给予宽容和理解，这是多么难得的气度和胸襟！每读至此，总使我百感交集！结语“心安何处不湖山”是他老人家与我的共勉，这也是他一贯的人生态度。

    萧无晚年写了很多旧体诗，凡友人向他求诗，他总是有求必应。这些赠友诗，大多不是应酬的苍白之作，而是抓住了特殊的友谊关系，有真情的抒发，有人生哲理的提示，更有坦诚的劝慰和告诫。赠答诗能写到这个份上，也是一种人生阅历、人生境界的诗意体现。（陈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