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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伪发掘”

[王彬彬]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伪发掘”

这些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发掘”出的,有些正是“邻猫生子”式的资料。研究者依据此种资料做出的,无非就是论证邻家的那窝小猫之数量和颜色一类的“学问”而已。当然,为了使自己的研究显得有价值,这类研究者又往往画猫成虎。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伪发掘”


■王彬彬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8-11-06 10:00 来源:中华读书报






小报不足取?



  1949年以前三十来年间的中国文学,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由于与政治的密切关系,1949年以后,对它的阐释、研究,就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这一领域,云集了众多研究者。如果把研究对象比作粥,把研究者比作僧,那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早出现僧多粥少的危局。在我的印象里,“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这种说法,最早就出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这种说法,把无粥可喝、无事可做、无问题可研究的窘迫、焦虑暴露无遗。这句话既耐人寻味,又是经不起推敲的。从理论上说,如果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他感到这一领域,已经被包括他在内的众多人研究透了,已经没有任何问题可供他报项目、做论文、写专著,他就应该退出这一领域,或者仅仅当一个既有知识的传授者。如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集体感到路已走到尽头,那就应该宣布这一“学科”已经终结。而从“寻找新的经济生长点”套用过来的“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却让人感到那种“为研究而研究”的荒唐。

  尽管并不能说中国现代文学的那些基本问题真的已穷形尽相,尽管并不能说中国现代文学的那些核心作家真的已再无阐释的空间,但研究许多人业已研究过的老问题而能有新意,确非易事。最近一二十年来,以发掘“新”的史料的方式提出“新”的问题,或者说,以发掘“新”的史料的方式“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突出现象。然而,面对一些人的“发掘”与“寻找”,我却常有些别样的想法。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所引用的“邻猫生子”这一洋典故,是我常想到的问题之一。梁启超曾这样转述英国斯宾塞的话:“或有告之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在历史领域也好,在文学领域也好,并非所有的“史料”,都有起码的学术价值,如果某种“史料”仅仅包含邻猫生子一类的信息,那它实际上就只能算伪史料。依据这样的史料做研究,充其量只是告诉我们,邻家的猫是白是黑,是黄是灰,而它产下的那窝崽共有多少只,都是些什么颜色。而这些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发掘”出的,有些正是“邻猫生子”式的资料。研究者依据此种资料做出的,无非就是论证邻家的那窝小猫之数量和颜色一类的“学问”而已。当然,为了使自己的研究显得有价值,这类研究者又往往画猫成虎。毕竟,把猫画成虎,并非很难的事。而当“邻猫生子”变成“邻虎生子”时,情形就大不同了。邻家有虎,已属奇闻;虎竟生子,就更是非同寻常之事了。

  要举例的话,对现代小报副刊的研究,或许是合适的例子。我们不妨先看看我们今天的小报情形。在我们这个时代,小报已满天飞。各省、各市、各县、各行业、各部门,都办有自己的小报,甚至不少宾馆都有自办的小报供人随意取阅。进入市场的小报,全国已难以计数;没有进入市场的小报,就更是恒河沙数了。这些小报,都辟有副刊,都发表散文、诗歌,甚至小说。从理论上说,这些小报副刊,也是今天的文学园地;这些副刊作品,也是今天的文学之一部分。但实际上,在当代文学的批评研究界,并没有人注意这些小报作品,并没有人把批评研究的目光投向这些小报副刊,并没有人认为它们也应该进入批评研究的视野。它们自生自灭着,如果有哪位当代文学的批评研究者忽发奇想,专将此类小报作品作为批评研究的对象,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出版一部又一部的专著,那不但旁人会觉得可笑,就是这些作品的作者,也会有莫明其妙之感。我们再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形:60年、80年、100年之后,有人把今天的小报作为“学术生长点”,他们从各个角落里,从历史的垃圾箱里,把尚未泯灭的那些小报找出来,对上面的那些散文、那些诗歌、那些小说,一篇接一篇地读,然后再据此报项目、做论文、写专著,并不遗余力地强调这些小报作品的重要……想象到这一切,我们会油然生出滑稽感。而今天一些研究者对60年前、80年前小报副刊的研究,不正是让那时的人们感到滑稽的事吗?现代小报副刊上的作品,是现代文学之一部分,这当然是铁的事实,然后,这只不过是一种邻猫生子般的事实。这些小报作品,在当时没有起码的可批评性可研究性,在今天也没有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的资格。当然,这些小报是否能从新闻史、社会心理史等别的角度进行研究,则另当别论。

  鸳蝴派这类现代通俗小说,也成为现代文学领域引人注目的“学术生长点”。这方面的资料,不须动锄动锹地“发掘”,拿根小棍随意拨拉着,就会层出不穷。这些东西,1949年后的数十年间,被埋没、被遮蔽。上世纪80年代,有人开始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从那时至今,一些研究者对此类东西的评价,大体经历过“三级跳”。在开始阶段,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还认同夏志清的看法,即认为此类作品并无什么文学价值,但可以从文化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因为从这些作品里,可看出那时的中国人喜欢做哪些白日梦。进入90年代,逼近世纪末时,他们提出了“两个翅膀论”,即认为此类作品,在文学的意义上,与“鲁郭茅、巴老曹”等新文学作品具有同样的文学价值。“鲁郭茅、巴老曹”等新文学作家只应是现代文学的一只翅膀,而另一只翅膀,则是鸳蝴派作家。进入新世纪,他们又跳了一级,即认为鸳蝴派作品,才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宗、主流,而“鲁郭茅、巴老曹”等新文学作家才是旁门左道,才是谬种流传。我不知道他们下一步怎样跳,把《玉梨魂》、《江湖奇侠传》这类小说都研究成世界文学名著也未可知。如此的跳跃,仍然是画猫成虎的手法。画猫成虎,透露的是研究者的不自信。也许有人会说,鸳蝴派小说曾经发行量那样大,怎么能是猫呢,怎么着也像是一只虎啊!如果鸳蝴派真像是虎,那也是周正龙的“年画虎”。

  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些人对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倒真有几分与周正龙对华南虎的发现与拍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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