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

神奈川大学讲座:《后钟敬文时代的中国现代民俗学》

我马上上MSN求你去。
等等我。

TOP

引用:
原帖由 菅豊 于 2010-8-4 17:47 发表
難しい内容を含んでいるので、私の中国語の水準では、施さんや王さんの論点を正しく理解できてい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 。どうしても異文化間の対話は誤解を招きやすいものです 。もし間違っていたらお許しください ...
菅丰老师54#回复的中文翻译。照例使用蓝色文字,以便阅读。

标题:关于“普通的学问”

  由于讨论中包含了一些比较难的内容,以我的中文水平,恐怕未能正确理解施先生和王先生的论点。异文化间的对话到底还是容易招来误解。如果有错误,敬请原谅。另外,这么长的日语的文章,如果万一小人家要翻译的话,特在此道歉。对不起(太客气了!我主要是怕我们师兄这个睁眼瞎着急。)

  接下来,首先说说“普通的学问”的意思。这里的所说的,和31日现代民俗学会“超越福田亚细男”研讨会上福田先生所说的是一样的。所谓“普通的学问”,指的是学院化的,与其他学科有着同样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规则的,进而有着与其他领域使用共通的语言进行交流的体系的学问。福田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殷切地希望日本民俗学成为普通的学问,并为之努力,我也继承了他的这一志向。

  福田老师和我主张“普通的学问”,是过去的日本的民俗学,进而现在的亦是如此,不是普通的学问这一应该否定的状况的一种体现。在福田先生开始活跃的20世纪70年代,还有一些第一代研究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受过学院式的民俗学教育,而且是没有必要对学问负责的非职业性研究者。改革这一状况,使民俗学学术化,是作为第二代的福田先生的一项重要工作。

  但是,这项工作并没有充分完成。现在,虽然日本民俗学会有2300名会员,但是当中的职业研究者,也就是大学的研究者或者博物馆等其他公共机构所属的研究者不到三分之二(这是我的推测)。也就是说,与其他学科比起来,所谓非职业性的研究者,或者说业余爱好者很大程度地参与学会活动。这种状况,与文化人类学会、社会学会等其他学会比起来,是“不普通”的。

  但是,我认为现在日本的民俗学的问题,不在于这些非职业性的研究者。问题在于,在大学有职位的(理论上是)职业的专门的(professional)研究者的水平之低。就我个人的意见来说,在专业的、职业性的学术界能够真正行得通的研究者,在日本民俗学会的2300名会员中,我想大概只有100人左右。虽然名义上是在大学工作的教授,但是这只能在民俗学这个狭小的世界里吃得开,在更广大的学术界里连名字都没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理睬。中国当然也和日本一样,在职业性的研究者里,既有很优秀的,也有很差的。这之间的差距,在日本民俗学界,不得不说仍然是很大的。

  福田先生和宫田先生等人一起,为了让由业余爱好者构成的第一代的研究能够学院化,主导了概论、调查/研究手册、集成、日本民俗大辞典等基础书籍的编撰工作,推进了民俗学的体系化和科学化。这是使民俗学“标准化”的尝试。在当时,这个“标准化”的尝试是正确的,同时在那个时代是必要的。在这样的标准化的过程中,大学教师的职位得到了扩充,同时,民俗学被采录为国家下发科学研究经费的一个项目,也就是说,在公共的、社会的层面上被承认为一门学问。因此,对这个时代背景下的“标准化”,我是给以肯定评价的。

  但是,那以后,这个标准化的结果是,出现了学术的划一化,或者说将标准视为金科玉律一般一成不变的学术的僵硬化现象。陷入这个现象当中的,正是理应发起变革的第二代研究者自己。第二代研究者是在战后,在大学教育中学习民俗学的。在学习中,他们学会了论文的写法、资料搜集的方法等学术规范。但是,关于理论、目的、对象,他们只是简单地接受了经福田先生等人标准化过的东西,没有任何疑问地,惰性地不断进行研究,一直懒于努力地自己独立进行思考,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这些研究者们,一直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刚刚形成的学问,也就是民俗学中,懒于了解国际的研究水平或者从其他学科学习知识。其结果是,20世纪90年代起,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只有民俗学没有变化而被落下了。也就是说,民俗学再次变成了“不普通的学问”。

  本来,福田先生等人的标准化以后,后辈们应该根据时代和学问的状况努力更新标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第二代的大部分人缺乏这样的能力和意欲。其结果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日本民俗学的停滞一直延续到今天。

  另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年轻研究者为中心,出现了改革,或者是尝试建构新的民俗学的动向。其中有很多虽然没有被介绍到中国,但是先进的、前沿性的论证和考察。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日本和中国民俗学的交流是以第二代学者为中心的。在这些交流中被介绍到中国的日本民俗学的业绩,并不一定都是优秀的研究者或者论文、书籍。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民俗学研究,兴趣和研究方向都呈现多样化,没有统一的方法论和目的,甚至对民俗学的地位也没有形成共识。因此,以“第三代”进行概括,确实有点令人踌躇。当中一个个单独的研究行动,虽然也有让人耳目一新的革新性的东西,但是都不具有单独代表民俗学全体的能力。如果勉强寻找他们的共通点的话,福田先生认为,只有“否定历史民俗学——福田先生无论如何不肯抛弃的东西”这一点。因此,福田先生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这种否定历史民俗学的多样性的民俗学现象,称之为“民俗学的衰落”而给予强烈的否定。

  但是,这种研究的不统一和扩散,是后现代时代中在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也同样发生着的现象。在很多学问上,宏大理论正在动摇,以一个想法或者方法推进研究等情况正变得不可能。在此之上,方法、理论、对象都发生了不分领域的、跨领域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有一种认为固执于民俗学这个学科(discipline)本身就没有意义的风潮。我认为这样的状况,虽然是混沌和迷惘的,但是与第二代那种顽固地拒绝改变的学术姿态相比,更具有未来的可能性。因此,我与福田先生恰恰相反,认为这种状况不是“衰落”,而是新的民俗学的胚胎期,是为了新民俗学的诞生而雌伏着,等待机会的重要时期。

  但是另一方面,现在年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当中,由于他们是由第二代研究者培养的,想法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也存在一些与第二代研究者持有同样的想法,并打算继承的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有一种越是年轻越是保守,拒绝革新的倾向。对此,执学界牛耳的,统治着研究环境的第二代研究者应该负责。

  第二代研究者不同于第一代研究者,他们受到了学院化的教育,但是学院化并没有真正成功。直至今日,还有研究者使用着由第一代研究者制造的,“常民”、“传承”等,只能在“日本”通用的,并且只能在“民俗学”通用的专业术语(jargon)。如果是负责任的研究者的话,应该注意到这些概念已经陈腐化,不可能在现代社会使用了,但是封闭的第二代研究者和受到他们的教育的年轻研究生们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又或者是,即使注意到了,由于没有与其他学科交流,或者与海外民俗学交流的能力,对此感到恐惧,因而干脆内向地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这就是排他性的“爱民俗学主义”。

  为了打破这种状况,必须充分理解第二代研究者,搞清楚他们的问题所在,并且进行清算,进而超越他们。不是忽视、抹煞第二代研究者,以及引发破坏性的变化,而是需要与他们正面斗争的姿态。31日的“超越福田亚细男”研讨会就是为此而筹划的。在这次会议上得到明确的是,福田先生的“民俗学=历史学”,以及绝对不改变这一点的顽固的姿态。福田先生完全拒绝了变化,其姿态堪称凛然。

  但是,今天的日本民俗学要对应21世纪的话,必须让历史民俗学不再是这个学科的“全体”,而是“部分”。也就是必须把福田先生非常珍视的方法变成民俗学的one of them。我认为这是这次研讨会得到明确的一点。但是,另一方面,现在我们还不能提出其他有力的选择。正如先生所说的那样,实际上第三代研究者的兴趣和方法是多样化的。这一个个研究,并不具有福田先生所主张的历史民俗学那样的同一性。毋宁说,正是这种多样性孕育着民俗学继续发展的可能性。这与生物的多样性问题是一样的。

  把多样性的民俗学积累起来的同时,必须从中取舍选择出一个有力的民俗学。福田先生在研讨会上也说到,今后产生的多种多样的民俗学,有必要各自为了获得民俗学的正统性,争夺霸权而进行竞争和斗争。也就是研究的扩散以及各自的竞争,在今后是被期待的。但是,现在的日本民俗学的第三代研究者与中国的第三代研究者不同,在人际关系上,在价值上都是互不关联的。因此,日本民俗学处于无法发起学术革命的现状。研究方法单一的第二代研究者,反而更容易团结起来。当然,团结紧密的集团掌握着学界的主导权。但是,虽然是慢慢地,今后世代应该将会逐渐交替。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代掌握了主导权,如果能舍小异而大同团结的话,日本民俗学应该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毋宁说,也许在每一个研究者对民俗学这一学科(discipline)的定位越来越弱的今天,执着于民俗学不放的,只有那些无法改变的,能力比较低的研究者。恐怕固执于小异,无法达到大同状况还会继续下去。

  虽然我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进行着跨学科的研究活动,但是我对自己的学术定位是民俗学者。我是对民俗学有着强烈执着的研究者。这不仅是因为我的学术出身是民俗学,还因为我在民俗学看到了其他学科所没有的可能性(关于这个可能性,有机会再讲)。我经常被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和没有强烈的民俗学的自我定位的研究者问道:“为什么还固执于民俗学?”我每次都一定会回答:“民俗学现在还有着其他学科所没有的可能性。”即使确实无法在民俗学中找到这种可能性,我也打算拥抱着自己的失败,继续以民俗学者自称。这是孤独的战斗。70年代的福田先生也是孤独的。

  反过来看中国,第三代研究者的学术革命是令人羡慕的。至少,这个选择了变革这个选项,并且能够团结起来付诸实际的世代,比强烈地拘泥于过去的日本民俗学要幸福,同时我对你们的斗志也只有敬服。但是,另一方面,我对第三代的运动在今后的连续性与统一性感到有些不安。根据施爱东博士的直率的说明来看,寻求变革中的第三代研究者,正可以说是舍小异而求大同团结的。似乎现在完成了巨大的变化以后,这些小异又再度显在化了。在研究的方法、兴趣、目的、领域等任何一方面,合而为一都是困难的。因为在中国,学科界线今后也会不断溶解,民俗学的多样化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如果以日本民俗学为他山之石的话,可以看到,统一对学术发展来说是反效果的。

  处于这种变动期中的中国民俗学,今后各个小异之间也许将会发生获得主导权的竞争。如果没有发生的话,只会像日本民俗学这样陷入各自断裂的扩散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应该做的是与其他学科进行获得研究上的主导权的竞争。在这当中如果没有得到一定的成果的话,也许结果会是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即只能获得在学术界的边缘地位,或者从学术界被淘汰。日本民俗学正面临这样的危机。同时,美国民俗学等,也面临着完全相同的危机。在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学院化,进行学术的标准化,那以后被固定化而没有变革,因此陷入了民俗学的危机。另一方面,美国在20世纪中叶推进学院化,进行学术的标准化,进而在20世纪后半叶也发生了变革。即使是尝试了变革的美国,也在20世纪末陷入了不得不疾呼民俗学的危机的状况。

  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围绕着民俗学的历史、社会、学术状况、研究环境不同,不能进行完全相同的判断,但是从世界的民俗学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巨大学术革命以后产生的状况,也不能单纯乐观地看待。但是,我认为至少选择了“变革”的中国第三代研究者的行动是正确的。同时,我确信这将是有助于今后的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历史性事件。进而,变革不应该停留在发言权从第二代研究者转移到第三代研究者,以及民俗学的学院化、体系化上,今后应该也有不断继续的必要。同时,我从施爱东博士的报告里强烈地感受到了继续这种变革的决心。我认为,这次运动的轨迹,是日本民俗学应该从中国民俗学学取的重要课题。


  这个是真的匆匆译就,翻译完以后没有仔细检查,意思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错的,如果有错别字,请大家开动人脑自动纠错功能,多多包涵。
  大概是因为进入暑假,大家都各忙各的去了,参与话题的同人有点少。我就在这里充当一下会议主持人,希望大家踊跃发言讨论,不要辜负了菅丰老师的拳拳盛意。我虽然不爱辩论,但是也知道有辩才有论,一个人的独角戏唱起来不爽。拜托了!

[ 本帖最后由 小人家 于 2010-8-6 14:45 编辑 ]

TOP

我是分了两次才看完,因为需要慢慢消化。
一点点说我的感受。

怕一会又忘了,先说说我的感谢。
我的外语能力差,因此在与国外学者交流方面,始终有一些自卑的情结在内,所以,尽管过去常常有些欧美学者很友好地表示了交流的愿望,我一概以退缩进行了婉拒。感谢菅丰的友好以及吴秀杰、陈志勤、小人家、爪哇堂等诸位兄弟的帮助,让我走出了国门。

先说“普通的学问”。
菅丰的定义是:
所谓“普通的学问”,指的是学院化的,与其他学科有着同样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规则的,进而有着与其他领域使用共通的语言进行交流的体系的学问。

我非常坚决地赞同,民俗学首先必须是一门“普通的学问”。

尽管我过去没有与日本的民俗学者有过认真的交流,但我一直坚定地认为,民俗学如果想要在学术研究的大格局中获得地位和尊重,首先要先尊重学术研究共同的游戏规则。
在当今的学术格局下,民俗学首先必须被外界认为是一门“学问”、“学科”,然后才能强调自己的独特性。
而决不是倒过来,以为“越是独特的,就越是重要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这尤其体现在我们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点上,这一点最要命。
民俗学的研究范围越拓越宽,同时,传统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与兄弟学科越混越乱,许多领域都是不同学科同时进入的。
这些交叉领域,最容易看出不同学科的水平、档次。
如果民俗学者不能熟练地运用“普通的学问”的游戏规则进行操作,他的研究成果就没有“价值”(注意,“价值”本身就是一种主观的认可,是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赋予客体的属性),他就没有资格与其他学科展开对话。
而当其他兄弟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彼此聊得热火朝天时,民俗学被晾在一边,这绝不是一件好事。

民俗学要想参与对话,就得首先让自己成为一门“普通的学问”,这是无疑的。
如果民俗学像当年的大清王朝一样,以为我“天朝大国”自成体系,仅拉动拉动内需就能自给自足,那么,民俗学走向衰落乃至消亡,也就为期不远了。

民俗学的独特性,必须首先建立在它的“普通的学问”的基础之上,这是无疑的。
最近我看论坛上有篇博客,声称:“特别喜欢王朔的这句话:说实在的,有一些学奴特别讨厌,看上去一肚子学问,人家说的话你背下来了,你查得到,引用别人的话,你就叫精英了?哪个是你自己想的,不带重复人家的,那是本事吗?”
王朔说这句话当然百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如果这位引述者是学者的话),说出这样的话来,是令人笑话的。
王朔不是学界中人,对学术的游戏规则不理解,这是可以原谅的,他是个小说家,他有他小说家的立场。
但如果学者连学术的游戏规则都不能理解,就不配做学者。

任何一个“民俗学者”,首先必须做了“学者”,然后才能谈“民俗”,而不是倒过来,以为自己懂点“民俗”,就是“民俗学者”。

[ 本帖最后由 施爱东 于 2010-8-6 20:05 编辑 ]

TOP

又稍微修改了一下,应该会比较通顺和容易理解了。
师兄说话还是一如既往地冲啊!请大家原谅这个嘴上不套龙头的人,踊跃发言,各抒己见。

TOP

希望各位能把爱东兄讲座的主要内容给发一下

这个帖子这么火,大家好像主要在讨论学者的代际划分问题,哪位能把爱东兄的讲座的主要内容和讲座当时的讨论发出来看看?

TOP

一直觉得爱东兄的研究是在做反思民俗学的工作

爱东兄的许多论文和书籍都是在讨论民俗学的学科史的问题,这很好。很赞赏爱东兄的研究。

TOP

好久不见狼兄行迹,难道是一直在学白里浪条?
其实当时讲座和讨论都是双语进行的,
而且中间还有许多客套的插话,
主要的意思可能上面都概括到了。
中间有些有意思的问题,倒是可以提一提。

TOP

比如说,我记得在介绍钟先生对学科建设的贡献时,说到一个“策略”的问题。

我说钟先生在他长学的时候,曾经说过许多今天看来不大符合事实的、策略性的话,
可是,全国各地的民俗学者,大部分人不可能站在钟老的高度来看问题,
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话是权宜的、策略性的,
都把它当作真理来学习和贯彻。

比如,关于鲁迅对民间文学的贡献,就是一种策略性的话语。
钟先生生前亲口对我说过,鲁迅跟民间文学没什么关系,但当时需要借助鲁迅的名头来强调民间文学的重要性。
可在当时,钟先生可是领衔编过一本《鲁迅与民间文学》,这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曾经是一本必读的经典。
许多高校都曾开过这门课,
许多民间文学工作者争相读鲁迅,就为了从中摘抄一两句与民间文学“有关系”的句子,以便发现新问题,写出新文章。

[ 本帖最后由 施爱东 于 2010-8-13 09:59 编辑 ]

TOP

日本学者对此似乎很难理解。
佐野先生好象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钟敬文先生为什么要说假话?
尽管我作了解释,
可那些日本人好象还是理解不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
就又有一个日本学生接着问这个问题,
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
小人家妹妹就代我回答他了,
所以,我也就省了一单事。
呵呵

TOP

我觉得他们理解的,就是有点尴尬吧,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你说那是个说假话的时代,所以大家就都说过一些假话。
后来吃饭的时候是有个同学问来着,他是学历史的,平时和我关系比较好,大家说话比较随便,我就代替你回答他说:你只要想象战争期间日本的大政翼赞就可以了,时代如此,人人都说过一点违心的话。大意是这样的。

TOP

由于离学科中心比较远

所以,许多问题的见地还有待提高。
     像爱东兄讲的这个第三代学者对第二代和第一代学者的“反动”,这个产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影响呢?现在的民俗学学科好像是群雄逐鹿中原,谁都可以来圈一块地盘。钟老离开之后,民俗学似乎就没有什么当家人了。

TOP

还有好像在第三代学者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钟老的弟子,这个反叛最终能进行下去吗?比如叶涛。
一直以来北师大和中山大学是中国民俗学南北两个中心(当然中央民大等学校也不错),但相对来说,北师大好像实力更强一点。现在民俗学界稍微有点名气的好像都和北师大有扯不清的关系。

TOP

中国民俗学发展的两种可能路向

中国民俗学当前的趋向是将一切人的一切学问都包括进去。其实,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趋向,但是民俗学自身的条件是不足的。中国民俗学同社会学、人类学比较起来,实力上还是逊色许多,虽然近几年由于非遗保护运动和民俗旅游的展开,使得民俗学似乎成了一门显学。
   这两种可能的路向,一种是现在的趋势继续发展,那么中国民俗学存活的惟一策略就是超越社会学和人类学,因为,笼统的说,这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也确实是相当的模糊,但是好在人家表述的相当精到,具体。另一种路向,就是确立自己的专门领域,记得有人说过民俗学和人类学的最大差别就是民俗学研究“我群”的世界,人类学研究“他者”的世界。只有找到自己明确的研究领域,民俗学才能有大的发展前途。而和社会学的差别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无须多言。
    同时,民俗学还要关注农村社会学,虽然本人并没有看过农村社会学概论之类的书,但是,感觉这个和民俗学、人类学有很大的重合之处。

TOP

希望听过讲座的同人能帮着解决几个问题。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爱东兄在讲座中提到的:



问题的提起
“他们首先是通过学术史的反思,否定了钟敬文时代对于民俗学史所作出的许多定论。”这句话具体指哪些内容,虽然能想到一些,但是感觉其中包含的内容不少。

“那么,这个新的学术时代,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范式将如何转型?缺少了强势领袖的中国民俗学,学术格局将会发生什么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带给中国民俗学怎样的未来?”这个也比较好,能不能说一下。



第二部分
对钟敬文民俗学学科构想的反思


钟敬文先生去世之后,一批青年学者很快结成一个新的学术共同体,开始了对传统学术史的反思。这种反思带有明显的反叛的意味。他们首先选择了将钟敬文先生拉下神坛,并由此瓦解了建立在钟敬文民俗学体系之上的既定格局。他们通过会议和宣传,重新划定了新的学术版图,掀起了一次学术革命。

这一部分所讲的“重新确立的学术版图”到底是怎样的?

我想,这些问题也是其他没有能够聆听讲座的民俗同人,想要了解的内容。

今天发言比较多,不合本人一贯的风格,呵呵,也就这样吧。

TOP

“有很大一部分是钟老的弟子,这个反叛最终能进行下去吗?比如叶涛。一直以来北师大和中山大学是中国民俗学南北两个中心。”------这句话有点民俗学的自我意淫的味道,学术反思不要总搞些江湖划地盘的低级反叛。
“中国民俗学当前的趋向是将一切人的一切学问都包括进去。”-----这句太可笑,最好的办法是永远取消“中国民俗学”。
“另一种路向,就是确立自己的专门领域,记得有人说过民俗学和人类学的最大差别就是民俗学研究“我群”的世界,人类学研究“他者”的世界。”-----还在追究研究对象的问题,汤姆斯都会被气活过来。。。。
“他们首先选择了将钟敬文先生拉下神坛,并由此瓦解了建立在钟敬文民俗学体系之上的既定格局。他们通过会议和宣传,重新划定了新的学术版图,掀起了一次学术革命。”-------“他们”、“既定格局”、“学术革命”。。。。这种自我建构的话语,说多了,很吓人的。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