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森著《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
赵宏勃
中国民间神灵的多样性是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外学者对此已有许多论述。然而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是从神谱本身出发，对众神在经典文本中的来源进行梳理，却很少将注意力转向信仰者。美国学者韩森(Valerie Hansen)致力于从一般民众的视角来探索民间宗教的变迁，在《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韩森以民众信仰的出发点——神祇的灵验入手，对南宋一代中国民间宗教信仰进行了一番勾勒。
韩氏认为，民间神祇体系（popular pantheon）是宗教变迁内容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同时她还强调民间宗教与民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密不可分的，神的变迁实际上提供了观察宋代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变化的出发点。全书包括绪论、结语共分为七章，在第二章“民众的选择”中，韩氏陈述了她对于民间宗教的理解，认为至少在神祇世界中，民众并未对儒、释、道三教进行区分，民众往往同时向源于不同宗教传统的众多神祇寻求保护，他们的选择与表面的宗教倾向无关，神祇的灵验才是引起这一神灵体系变动的根源。
第三章 “理解神祇”，通过对鬼怪故事的分析，对人神关系进行探讨，对以神为中心的民众信仰行为做了全景式的描绘，她指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依据自已的生活内容对神祇的灵异事迹进行解释，通过塑像和修建祠庙等对神祇灵迹进行肯定，对神祇体系进行调整。韩氏发现南宋时期的神祇和崇拜他们的人一样多样化，除了显示传统的灵迹，如下雨、驱蝗、预告旱灾等，神也开始具有商业敏锐性，已深深地带上了经济生活变化的痕迹，神甚至可以提供商品的价格信息，这是信徒们加入市场体系的表现。
在第四章“赐封”中，韩氏对官方通过赐封神祇作用于民间宗教进行了论述，提出官方以赐封制度控制民间神祇，更多地介入了民间宗教事务。而不同的社会阶层则为自己所信奉的神祇争取官府的赐封，官方由此把住了地方社会的脉搏。
在第五章“湖州个案”中，她以代表着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在南宋时期历史变迁的湖州为例，借助方志和碑铭资料，对湖州祠庙中所供奉的神祇进行整理，揭示了不同类型神祇随着时代变迁发生的变更。第六章“区域性祠祀的兴起”，则对五显、梓童、天妃、张王这四个神祇走出其起源地，为更广大地域的民众所信仰的现象进行研究，强调唐宋转折时期商业革命对神祇崇拜的巨大影响。
正如译者在前言中所言，韩氏以一般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来揣摩12、13世纪普通民众对周围世事变迁的理解，敏锐地指出“惟灵是信”是中国民间宗教最主要的文化特征，将对神的研究与民众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以此切入关于“唐宋转折”的历史课题研究。不仅解决了有关南宋民间宗教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思路。如侯旭东在《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1一书中，注意到神奇灵验作为民众取舍信仰对象的标准之一，对民众接受佛教的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思路使得他对民众佛教崇奉对象演变历程的研究别开生面。
另外本书提出的许多问题也颇能启发我们对于唐代民间神祇体系进行思考，唐代的民间神祇体系中的神灵远不如宋以后丰富，资料表明绝大多数神祇的选择还是以官方祀典的规定为标准，但在这一时期，平民化的神祇也开始出现，后世民间神祇体系的基本特征在唐代都已初现端倪。
韩氏注意到南宋时期官方通过赐封制度来控制地方神祇，而在唐代则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对民间“淫祠”加以禁绝，得到册封的民间神祇主要是山川神。唐时武则天在垂拱四年（688年）封洛水神为“显圣侯”，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又封嵩山为“天中王”；唐玄宗则以华山为其本命，于先天二年（713年）封华山神为“金天王”，进而遍封五岳，这些对山川神灵的册封均为政治因素影响的产物，但将这些事件与当时的民间信仰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则这些册封不仅仅是正史所见单纯的官方行为，也体现着官方祀典中的“正神”与民间神祇的互动。根据笔记小说资料，在玄宗进行册封之前，华山神已在一个特定范围内作为重要的民间神祇而存在，既可以预卜信徒的命运，也能够满足人们祈求子嗣的愿望，同时具有凶暴好色的人格化特征。玄宗对华山的册封，实际上使民间色彩浓厚的华山神与玄宗之间建立起一种私人化的关系，一方面在政治方面压倒武则天，另一方面也是对民间神祇权威的利用。这种利用通过有关岳神拜谒玄宗的民间传闻凸现出其意义，《太平广记》中的记载，以玄宗开元十年（723年）东封后于华山立碑为背景，描述玄宗在华阴见岳神在道旁迎谒，并得到民间巫师阿马婆的证实。这个故事中将岳神的主动臣服作为玄宗册封华山神的诱因，暗示华山神在民间已具有相当大的威力。而作为民间神祇的华山神在获得“金天王”的封号后，以此为中心产生了一组神祇，有关他们的大量神异故事流传甚广，可见与官方权威的结合使华山神在民间所具有的号召力进一步提升，其影响力也日益扩大，促使其成为唐代民间最尊崇的地方神之一。
本书对人神互惠关系及其他南宋民间宗教问题的细致探讨，也鲜明地反映出韩氏处于异文化背景下，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宗教文化现象时的敏锐感受力，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她的分析使浸淫在传统文化氛围中的我们顿时有“一语惊醒梦中人”之感。此外本书在运用资料方面也很值得称道。《夷坚志》所记载的人们在死后游历地狱，起死回生，神祇托梦于人，显示灵迹等种种神怪故事，在韩森看来是对民间传闻的忠实记录，她将其与正史文献、碑铭资料和方志结合起来，勾勒出神祇世界的面貌。这种尝试，对我们利用笔记小说资料研究唐代民间信仰也有借鉴的作用。
近年来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以对明清以后社会的讨论为主，对于唐代民间信仰的研究则囿于史料的缺乏，对其研究还远远不够。唐代小说既有新创之传奇，又有志怪及作为志人小说余绪的笔记小说，其总数约近5千篇（条）。一般而言，研究唐史以小说为材料，基本上有两条思路：一是限于材料零散，学者以之与实证性的资料进行对勘，以想象的描写对失落了的历史细节进行补充，使“虚者实之”；2如陈寅恪《读东城老父传》3，陈弱水《从〈唐晅〉看唐代士族生活与心态的几个方面》均为这种研究的出色范例；二是肯定小说资料的历史真实性，完全从文本出发，从小说创作与当时社会的紧密联系的角度进行思考，揣摩当时的社会思想模式、观念形态。如黄约瑟《读〈前定录〉劄记—唐代社会思想一瞥》4 ，杜德桥（Glen Dubridge） 《唐代的宗教体验与世俗社会—对戴孚〈广异记〉的解读》（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Lay Society in T’ang China: A reading of Tai Fu’s Kuang-i chi）5。另外《神界鬼域—唐代民间信仰透视》6一书，则是国内学界利用笔记小说资料系统地勾勒唐代民间信仰状况的初步尝试。韩氏在其著作中将对鬼怪故事的分析与不同来源的资料成功结合，也为我们运用笔记小说资料研究唐代民间信仰提供了新的方法。
神祇的灵迹是超自然的，而抛却梦境、降神等神秘的因素，民众对灵验的期待与理解则是世俗化、生活化的，民众接受什么样的灵迹也反映时代的风貌，这是韩氏研究的出发点。她认为，经济发展先于宗教的变迁，故而神祇世界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而变动不停，这是了解诸神变化的新角度，也是前提。问题在于韩氏这一假设实际上将民间信仰的多元化、复杂性的特征湮没于单一标准的选择中，事实上，对灵验的期待并不是民众选择神祇的唯一标准，正如书中所指出的，地方的精英出于集团利益的考虑，极力为与已有关的神祇争取官方的赐封，在这一过程中，神的灵验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一个新的神祇的诞生是诸多因素的混合产物，灵迹则是工具，灵迹的存在而非灵迹的内容，在神祇的变迁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这样看来，关注神祇的变迁不仅需要了解灵迹内容反映的社会变迁，还需深刻理解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在研究中做整体的关照，这也是本书的一点缺憾。
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指出，自己对本书中经济发展先于宗教变迁这一理论前提已不再那样确定了，她倾向于认为宗教变迁可能先于经济的发展，这一基本观点的改变说明，对研究者来说，中国宗教的历史性变动是一个复杂的无规律可循的过程，研究者仍需在对文献的不断认识中去追寻历史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