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以人类学为中心的思考（2）
                                       作者：王铭铭
四、人类学的“中国化”
      1927年被学术史界认定为一个关键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标志着共同建构民族—国家和现代性的国共两党转如相互之间矛盾的起点，进而标志着汉语世界政治文化朝向接近于资本主义和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政党和国家模式的纷争，也标志着学术研究可能变成政党和派别纷争的手段，从戊戍到五四两代学人论述策略的“共谋”，转想“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 （陈平原 1998：8），而不再具备那种多元一体的自主“学究式权威空间”的特征。这一概括指出了二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结束之前这二十年间汉语学术的基本特征，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学科的制度在此一时期完全为意识形态的需要所取代。从二十年代初期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家那里，我们看到把知识重新回归到19世纪末政治话语论述的趋向。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思想一致性结合了社会进化论、社会分化和经济的阶级分析，最终被纳入了一个以“主义”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当中。这个话语体系到了三十年代在知识分子当中有相当深刻的影响，以致于以平民主义为核心的延安精神，在后来进一步发挥了世纪初平权主义的论点。在这二十余年间，在这一阵营内部构筑起来的话语体系与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倡导的“批判社会科学观”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站在一个批判者的立场，揭露现代法权全权统治之延续发展，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中的那种实证主义和价值无涉（value-free）社会科学观相对抗，激进的阵营确实早已显示出了对于学科建制的不屑一故态度。以政党和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究，基本上只符合这一阵营的基本状况。而在一个基于巩固国家法权秩序和思想绥靖的另一个阵营中，学科的建制因符合其理想的分工化、科层化社会制度理想模式，故一直能够延续发展。

人类学在此间的地位，也一直处于这两种状态中。在政党和主义的一端，人类学知识通过蔡和森式的社会进化论、农村社会阶层分析和延安精神中平民文化的关怀而在此一话语中被融如一个社会理想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不作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而存在。在这个阵营以外，三十至四十年代，学科知识体系的自主发展，确实完全可能的。在翻译西方一般名著的基础上，三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批关注人类学专门化知识的译述，对于西方人类学专门家（而非社会进化论者）如泰勒、马雷特（R.R.Marret）、哈顿（A.C.Haddon）、威斯勒（Clark Wissler）、里弗斯（原译“黎佛士”[H.R.Rivers]、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等人的著作，人类学和其他人文学社会科学界的翻印介绍相当及时。[2] 从美国、法国、英国等地留学归来的学者直接师承于当时著名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大师，回国后既及时传播西方人类学理论知识，又基于最新理论的发展开始从事独立的田野考察工作，提出自己的见解。随着人类学人才的成长，原已设立人类学课程和科研部门的中央研究院及一些主要大学在力量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甚至在抗战八年期间（1937—1945），这一发展趋势也没有中断，尤其在知识传播、专著撰述及田野考察分析方面，出现了至今仍广受尊重的成就（杨雅彬 1987：246—50）。

三四十年代，汉语世界的专业人类学家数量已经不少。[3] 由于有关人类学的教学、研究机构和人员的增加，人类学著译工作也明显增多。当时高等学校中，有许多都开过人类学或民族学课程。1938－1939年间，教育部陆续颂布大学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及学院各系选修科目表，明确规定文学院历史系、法学院社会系、理学院地理系与生物系等必（选）修人类学、民族学、人种学或民族志课程。 [4] 在著作方面，除了一般人类学理论的介绍外，还大量出现依据西方和日本著作综合写成的专著。与人类学撰述和知识的进一步传播同时，不同区域的民族志调查也得到了深化。1929年林惠祥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调查”及凌纯声等之东北族群语言文化调查，开了境内族群民族志田野工作的先河，而三四十年代人类学调查在理论方法知识积累的前提下，拓展到了华北、华东、华南、西南等广大的区域（杨雅彬 1987：173—244；Fei 1939；林耀华 1948；费孝通 1990[1945]。值得注意的是，三四十年代，人类学的族群和汉人社区田野工作，深受西方社会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和社会学社区研究法的影响，也深受美国历史学派文化区域研究观点的影响，在田野工作中中外人类学者合作的事例不算少数，而诸多的研究不仅受国内资金资助，也受美国等海外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这对于汉语人类学现代民族志风格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显然，三四十年代期间汉语人类学接受的外来影响，已经不局限于社会进化论和启蒙的人与社会观念。20世纪初期出现于德国和英国的传播论在汉语人类学中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二十年代以后在英国、法国、美国人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派和历史学派，都直接培养了他们的东方成员。与西方不同学派的影响密切相关地，汉语人类学界依顺所受训练之差异形成了相当鲜明的区域类型。华东南地区的人类学者深受美国历史学派和德国传播学派的影响，以中央研究院、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为中心形成相对注重族群文化区域类型的田野考察，其解释模式一般围绕着语言—文化的特征而得以呈现，视空间分布的人文地理因素为还原田野观察所见现象的历史依据，为新式的进化论、传播论和历史学派的综合型框架的主要内容。在华北地区，以燕京大学为中心的人类学者注重结合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优点，在研究对象上偏向与对社会组织的兴趣，在方法论上以“社区”概念为核心，在理论解释上倾向于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结合，同时亦注重吸收法国社会学派的社会结构理论（黄应贵 1984； 李亦园 1985）。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汉语学术中心西移。在族群关系复杂的地区，边疆政策的研究凸显除了它的重要性，而与此同时西南地区与盟国的合作，也促成了大量当时西方学派所难以概括的研究风格的成长。

那么，基于诸如此类纷繁复杂的知识获得和传播方式而创造出来的汉语人类学知识体系，又具有何种总体的时代特征呢？解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从汉语人类学论著呈现出来的对西方知识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深度和广度来看，三四十年代汉语人类学者已经与此前泛泛而论进化、人种、民族的学者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大多能够直接阅读西方文献，也已经充分把握了西方诸种理论的发展脉络并能够熟能生巧地将之延伸于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解释之中。另一方面，尽管当时的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Radliffe-Brown）的结构—功能理论都已直接与汉语世界谋面，但汉语人类学者从中主要继承的似乎不是他们对于“异文化”的研究旨趣，而是一种本土的人类学研究。天然地把中国当成异文化的西方社会人类学者自然十分鼓励这种本土人研究本土人的风格，这既为他们理解世界提供良好的资料，又能使他们的“文化良知”得到具体的显示（参见Malinowski 1939:i）

然而，对于汉语人类学而言，这样一种关注本土社会与文化的研究风格，却从一开始即具有了“内部异化”（internal defamiliarization）的倾向。除了研究过祖尼人（the Zuni）的李安宅及诸如费孝通的外访杂记式的评论等例外（Li 1931；费孝通 1988 )，大多数汉语人类学家研究的是民族—国家境内的族群文化和城市核心区位之外的乡村社会与民间文化。他们的解释模式来自西方，而研究对象则在中国境内及周边地区。不应否认，无论是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学派族群研究，还是燕京学派的社会学派研究，都期望规避自身的知识分子文化而到境内边缘族群和社区发现文化自觉的资源。在这一点上，汉语人类学者似乎有些像西方人类学者那样，在异文化中寻找观照本文化问题的镜片。特别是由于中国到20世纪仍然是在一个文明体系而非是在一个绝对主义国家的主权意识上创立民族—国家的，因此它的内部充满着类似于世界帝国那样的“异文化”。于是，研究这些文明体系边缘地带的异文化似乎有其历史的背景与根据。然而，20世纪初以后，中国民族—国家确实已经被纳入到一个国际秩序中去了，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国际秩序的成熟，更促进了这一国家意识（而非帝国意识）的强化。那么，研究境内的边缘族群与社区，即使能说有些类似于寻求异文化的社会人类学，也在实质上与之具有十分鲜明的差异。

仔细考察这个差异，我们看到，在权力的意义上20世纪殖民主义相对于民族—国家的软弱，对于两种人类学有着至为关键的影响。到了20世纪上半叶，殖民主义首先由“间接统治”的策略取代，进而在战后完全退让于独立的非西方民族—国家。在这样的情景下，跨文化的社会人类学研究采取的路线，虽与西方经济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有密切的关联，但却主要是试图在非西方场景中反思逐步推出历史舞台的支配性启蒙历史观。相形之下，当一个非西方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的人类学知识体系而转而将自己的社会对象化的人类学研究的田野地点之时，西方式的超越本文化局限的社会人类学风格也就遭到了彻底的改造。诚然，在知识论上，本土人类学的研究很可能潜在着修正西方异文化人类学的力量；但三四十年代汉语人类学者显然并不拥有这样的知识论关怀，而其所主要想做、已经做的工作，就是把西方人类学诸流派的思想糅合为一个能够解释以至改造中国的知识手段。

这不一定能够意味着汉语人类学都是实用主义者，但却必然说明他们的知识关注与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一样，无法规避与民族—国家的秩序维持和内部治理的紧密关系，无法像西方人类学那样在非西方场景中实现一个反思的计划。于是，一直到四十年代后期，族群文化研究之发展为“边政研究”，汉人社区研究之发展成乡村建设和社会改革研究，都是这种本土人类学的必然结晶。诚然，这不一定能够意味着所有“边政”和汉人农村社区的研究必然依顺民族—国家“改造社会”的运动之理路展开。事实上，在“边政”和农村社区的大范畴下面，长期隐匿着诸多不同的看法，如在较为注重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理论探讨的“学术中心论”与明确以改善境内民族关系和国家与社会及文化间关系的“现实问题中心论”之间，即存在着持续的论证，甚至在当时西学盛行的情形下，还有“全盘西化”、“中国化”和“中西合壁”三种主要论点（如在农村研究中即有这些不同论点：梁漱溟 1933；吴景超 1937；费孝通 1939；1948）。然而，总体而言，三四十年代的学者显然不只关注科学研究自身的力量，而显示出对于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在民族—国家（而非世界）范围内建设一个“好社会”当中的力量的信心。这一点无论是对从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历史学派引申出来的区域民族文化研究，还是对从英国功能主义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引申出来的“社会学中国学派”，均有解释的效力。例如，历史学派的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一书中对“人类学的目的”问题解释说，人类学是对人类历史的“还元[原]”、对文化原理的发现，而这些“还元”和“发现”之目的，既在于“种族偏见的消灭”，又在于“文明民族中野蛮遗存的扫除”及“国内民族的同化”（林惠祥 1934：21—5）。关于这一方面，社会学派的吴文藻也认为，中国境内人类学的应用，将边疆的政策、教育、福利事业及文化变迁的研究服务（吴文藻 1942）。针对社区调查的意义，他还说：“如果实地考察的时候，充分的注意到问题的实际性，则社区研究的结果，虽不能直接的帮助当前问题的解决，至少可以促进问题的正当认识，暗示解决的途径。”他列举社区研究对于经济、农村复兴、国防、边疆政策的实用意义，号召学者“到民间去实地探查，到边疆去亲眼观察，根据目击耳闻的实在资料尝试系统的分析，编制精密的报告，以飨国人。”（吴文藻 1935）。

专注于境内民族和社区研究的人类学，应当可以说是国家认同的主要构想手法之一（Anderson 1991[1983]：83—112；163-206），其与“国粹”和“通史”研究之间的差异，无非在于人类学这门学科更多地继承了半殖民状态过去之后西方传播来的新学成果，并更偏重于中华文明的边缘空间的当代叙事。如吴文藻所言，“目今西洋所谓应用人类学，大都是以殖民行政、殖民教育、殖民福利事业，以及殖民地文化变迁等题目为研究范围。在中国另换一种眼光，人类学的应用，将为边政、边教、边民福利事业，以及边疆文化变迁的研究。”（吴文藻 1942）。若比较当时的人类学“边疆观”与古代中华帝国的“天下观”，则能看到，后者并不存在疆界的概念，而强调“天下大同”的理想，而前者则已经使用了主权观念，并以“国族”来涵盖以往帝国内部的边缘民族与社区。如元代汪大渊曾就海外“他者”在所著《岛夷志略》之后序中：“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界，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但吴文藻在1926年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显示出民族—国家的明确认定，他说：“民族跨越文化，不复为民族；国家脱离政治，不成其国家。”（吴文藻 1926）这篇文章发表十年之后，中国人类学者所从事的教育、研究、行政及博物馆展示，围绕的正是民族—文化—国家三位一体的构想，而与近代以前的中华帝国的那种“声教无远弗界”的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当然，我们不能认为上述带有国家建设的实用目标的人类学研究，是当时中国境内唯一的学术类型。其实，在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依顺“沦陷区”和“国统区”的划分线索，并存着三种人类学类型。在迁入西南的国民政府中央控制区，以国家建设目标为中心的人类学是主流。但在沦陷区，人类学的研究既在一些没有迁往西南地区的大学（主要为原教会和海外外交机构创办的大学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中，人类学研究依然以各种名目存在并有所发展。这些研究带有西方中立国家和后来盟国对中国的间接影响旨趣，在知识的属性上强调研究的客观性，既与国家的建设策略有所差异，又与日本侵略势力的旨趣有所差异。与此同时，日本在所占领地区大大发挥了其19世纪末期以来即已在中国境内展开的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史的深入调查，在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满铁调查部于1932年整编为“经济研究所”，为日伪机关及军事机构收集情报。其中，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者做了诸多深度的民族志研究工作，把英国功能主义整体论的民族志观点运用于殖民主义统治。在台湾，人类学者如马渊东一、社会学家如冈田谦在台北帝国大学（光复后改称台湾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对台湾土著民及汉人进行了相当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陈奇禄 1981）。1938年，日本占领海南岛后，台北帝国大学的人类学势力进一步渗入该岛之土著民研究中。此外，以延安为中心的新知识分子，不以人类学者为名，但长期注重地方民间文化资源的收集，其研究旨趣在于将民间文化的“平民主义意识”改造为提供革命所用的新文化形式，文化改造过程中也广泛接触了与人类学知识近似的“地方性知识”。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人类学类型，但若以当时汉语人类学著作的主流学术思想来看，其集中的表现依然应该说是自三四十年代前后连贯的对于知识在民族—国家建设中作用的诸多思考和实践。四十年代以后，当牛津大学的埃文思—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开始大胆地把社会人类学界定为一种“价值无涉”的历史—解释风格之时（Evans-Pritchard 1962:172-91），将功能学派、历史学派及社会学派实证主义化、国内化的中国人类学已经走到了它的高度发达时期。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汉语人类学者并没有像传统时期的中国文人那样试图集朝廷政治与文明教化的功能为一身，他们毋宁更怀有一种拟似于批判社会科学的理想，试图在扎实的实证社会研究中提出借以反省和批判统治阶层的不合理政策、揭示社会问题的知识手段。随着时间的向前推进，一如西方一样，韦伯的深度理解社会科学理论和后来复兴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实践派的声音，也有可能随着西学的不断引入和反思在汉语世界得到发展。我们甚至能够想象，若历史没有断裂，则原来西方人类学者期待中的中国本土人类学，能够与异文化研究的旨趣紧密糅合起来，从而在汉语学术界中创造出一种具有“去西方中心主义”和“去国家主义”的社会科学。然而，历史在事实上毕竟发生了断裂，而汉语人类学在当时所做出的成就，便随之逐步被列入另外一种“现代性的计划”之中去了。

五、“冷战”与人类学的进一步国家化

五十年代在汉语学术界发生的裂变，其根源大抵可以推得更早一些，包括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的胜利及此后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核心型构起来的“二元化冷战世界体系”。1945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民国政府迁至台湾这四年间，汉语人类学与国内意识形态、政党和军事分化冲突的情景相比变化不算为大。然而，1949年以后，这门学科却随着两岸政治隔离而走过了两条十分不同的道路。从政治—意识形态来看，这样的隔离确实与冷战的持续有着密切的关系，隔离的后果是作为社会科学之一门的人类学在台湾得到了延续，而在大陆却随着改造社会的各种政治运动的推行而于五十年代初期遭受禁止。于是，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至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大陆恢复诸如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资产阶级学科”之前，以“人类学”为名的汉语学术研究只存在于台湾（香港虽成为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地带，却直到1977年才正式于中文大学成立人类学系[5] ）。（参见黄应贵 1984；李亦园 1993；黄应贵 1995；乔健 1998）。

台湾人类学家黄应贵把1945年光复以后台湾人类学发展的历史分为三段，即：（1）1945—1965年“社会复员与文化传统的建构”阶段；（2）1965—1987年间“现代化下变迁与持续”的阶段；及（3）1987年“解严以后的多元化”阶段（黄应贵 1995）。在其“结论”中，黄应贵进而总结了所论述的各个阶段人类学研究的成就与特点，认为“在了解台湾社会的不同发展三阶段里，人类学的研究对台湾社会的理解上，有过不同的贡献”，但“人类学研究课题无法与被研究社会的性质分离。”（同上：20）。在第一阶段，台湾社会致力于恢复战前农业生产水准，而国民政府更致力于对台岛进行内部社会控制，为了避免政治问题，人类学研究的旨趣局限于重建少数民族过去的传统，重建台湾社会体系由部落社会、俗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发展，从原住少数民族的研究来确立分离于通史研究的原住少数民族的文化价值。在第二阶段的现代化工业社会里，研究主题转向了现代化对于台湾社会的影响。大量亲属制度研究，主要通过家的组织的研究来看待现代化过程中汉人文化的持续力。同时，对于少数民族的研究集中探讨这些族群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弱势、边缘化地位。到了“解严”以后，台湾人类学研究主题明显多元化。围绕文化认同问题，人类学者分化为不同的派别，而此一社会实践问题意识进而导致不同文化分类观点的出现（又参见：王明珂 1994）；而对于原住少数民族的研究亦从简单的现代化冲击理论转向族群核心—边缘关系论的重新思考。

在上述三个阶段里，台湾人类学既受1945年以后来台人类学家的历史学派思想的影响，又受日据时期（1895—1945）日本人类学者研究的影响，更在六十年代以后的研究中接受来自美国（甚至欧洲）的文化人类学新思潮的影响（同上）。对于六十年代以后台湾人类学研究的旨趣，美国出于冷长期间不可能研究中国大陆的考虑，把台湾作为汉人人类学的实验场所，这对台湾人类学有着深刻的影响。从黄应贵的文章，我们还可看到，1945年迄今，台湾人类学从少数民族和汉人社会研究双方面入手，通过相当一定程度的参与观察研究而提出一些对于理解本地社会有深远贡献的论点，但是，除了个别例外，这一区域性的人类学学科一直无法分离于自身的社会结构之外。因而，与1945年以前的汉语人类学一样，不关注开拓异文化的人类学视野。尽管诸如此类的回顾性分析表达了台湾人类学者对于前人成就的不满，但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应该说比同一时期中国大陆的景况相对要平顺一些。

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及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阵营取向，使其政治文化处于“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复徘徊状态之中。一方面，从意识形态和世界格局的划分看，冷战的几十年显然把中国大陆列入了冷战中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一方。但另一方面，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同时，从五十年代开始中国大陆的国际政治也一直没有停止对于苏联对于中华民族国家的自主性的可能妨碍（ Guldin 1994）。尽管有国际关系方面的诸如此类的复杂性和内在紧张，除了1949年到1952年之间的“联合政府”的新民主主义短暂时光外，其后的二三十年，却长期处于一种内部的政治斗争之中。在意识形态上，政治理论界采用一种极为具有批判的眼光来对待法权关系、科层制度和学术体系。在五十年代前期，共和国的政治体系一再经过建设，基本上确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机器。但五十年代后期以后，党内的矛盾、对于阶级分化和官僚主义重新出现的担忧以及对于政权稳定的关切，使以政党为核心的国家（即所谓“party-state”）逐步采取一种极端的策略来摧毁可能存在的威胁。

自由知识分子显然一直是1979年以前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所密切关注的威胁之一。为了使言论界符合理想中的新秩序，在苏联首先得到发展的新社会科学体制早已于1952年的院系和学科调整得以确立。人类学和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法律学、宗教学一样，被视作“资产阶级学科”而中断其自主的学科发展，取而代之地打破人类学学科体制的替代性学科制度得以建构，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打破一切文化和秩序的运动，甚至把五十年代确立的新制度当成不该存在的东西冲垮。在1949年至1979年三十年间，不断涌现的政治运动、左右不定的政策，使对于社会科学以至任何一个社会层面的分期研究充满困境。不过，若把五十年代与六七十年代加以比较，则能看到前十年的发展还是存在的，而五十年代晚期之后的二十年，则属于破坏性日益强大的时刻。

在这一时期，“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指的是苏式的体质人类学和古人类化石研究（关于苏联民族学，见：Gellner ed. 1990），人类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被历史学式考古、语言、民族研究所取代，使英式社会人类学和美式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完全处于空白阶段。以历史学派、社会学派和功能主义为核心概念的不同人类学风格，到四十年代已各具区域特色和学派特色。到了五十年代，区域之间的差异被打破，这些理论阵营中的学术成员被重新以新的学科体制归入不同的学科，成为以“科学”为宗旨的研究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少数民族语言学、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民族政策和民族识别工作，在五十年代期间得到了国家的极大重视。教育系统及社会科学院系统分别成立的民族学院和民族研究所，配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大规模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积累大量调查资料。少数民族研究在对象上与社会人类学相近，在苏式的学科体系中已取代了社会人类学的地位。但是，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属于民族政策的一部分，其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不是社会人类学，而是民族关系治理的路径，尽管其研究成果可为社会人类学研究提供素材，但学科本身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从学科知识积累的特点看，“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在表面山完全取代了所谓“资产阶级学科”类型，这一方面使得新确立的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研究全面出现对于“科学”两字的重新倡导，使三四十年代潜在的人文主义思想发展趋势受到抑制，另一方面则使实证主义的“社会物理学”以演绎而非归纳的面目重新得到回归。社会学派对于汉人社会与文化的调查不仅不受重视而且遭到严重排斥。对于中华文明的研究，为古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所代理。对于当代社区的研究，政府采取一种排斥的态度，可能主要是出于对思想自由和可能的批评的戒心。作为后果，社会学派和功能主义虽曾于五十年代中期被费孝通重新提出，但很快遭到“反右运动”的阻止。同样地，对于少数民族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基本的理论模式完全回到了19世纪社会进化论的基础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与“少数民族语言”一起被当成处理民族关系的知识手段来作配置。把民族访问（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所见的风俗、语言、制度、经济等现象归结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残存”（即19世纪人类学意义上的“cultural survivals”），成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与语言研究的主要进路。这样的研究进路，自然不应该说是对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回归，而尽管它在特征和内容上与1915年至1919年间新文化的现代性启蒙有一定的连续性，但主要是由政党—国家力量推行的研究，其目的不在于认识本身，而带有很强的政策性含义和国家干预。从而，我们可以认为，华勒斯坦等人对于欧洲民族—国家在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影响，更适合于五十年代中国大陆民族学的分析。当时，所有的民族学式的研究朝向的目标是社会改造，即将文化和历史发展线路十分多元的不同族群看成是应该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过去”，而这些文化的历史线路的知识，首先必须符合这样的改造目的。

新中国建立的政治地理基础，与欧洲的民族—国家地理政治疆界不同，属于一个一度是“多元一体”的帝国，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绝对主义君主王国。在这样的新式民族—国家中，“民族”一方面指代境内的差异不小的族群，但若要建构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共同体，则需要以拟似于民族—国家的民族（nation）概念来统一文化的建构。到了八十年代，费孝通恢复了学术生命之后，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路，才基本上解释了这样的内在概念张力的可能途径（费孝通 1998：61—135）。在五十年代，处于摸索阶段的新民族—国家在本土的民族关系事实与苏联民族学从其民族加盟共同体提炼出来的斯大林式民族定义之间摇摆。这样的摇摆不可避免地在研究工作方面造成内在的困境。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其中的社会阶段进化的观点的框架内，五十年代中国大陆民族研究在民族社会历史与语言调查的过程中迫使自己采取一种单线的、政治经济学理性论的历史观念来看待所发现的资料。他们在调查和文献搜集基础上，由政府部门的安排开始了其独特的“民族志”（并非西方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ethnography”[一般亦译“民族志”]）撰述。这些撰述的基本框架是摩尔根—恩格斯—斯大林对于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历史阶段划分，尤其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社会形态学划分。然而，撰述依据的调查研究却更多地带有“抢救即将消失的文化”的意味，而这些“被抢救”的文化类型被认定为“民族识别”的基本工作，其目的既在于确认“被抢救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定位，又在于为新确立的国家营造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民族研究的双重使命，在五十年代的一系列调查研究中得到了具体实施。

少数民族研究工作自1950年即已在政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1950年，为了“摸清”共和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到1952年间派出若干个“中央访问团”分别到各大行政区遍访各地少数民族，一方面继续宣传新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另一方面带有了解他们的民族名称、人数、语言和简单的历史概貌。一些三四十年代即已从事过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被纳入访问团，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显然，在五十年代初期，对于新国家的情况不十分了解的诸多少数族群，依然带有强烈的地方“原生性族群认同”（参见：Geertz ed. 1963）。针对这个问题，1953年，“民族识别工作”成为当时政府安排给原来受过人类学和社会训练的人士的新使命。“民族识别工作”是一种政府组织的、由多学科专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艺工作者和名称上不再称为“人类学家”的人类学家）组成的综合性全国规模的民族调查。调查工作有严格的政治和学术领导机构，有严格的行动规则。在调查方法上，采取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或“五同”（加上同娱乐和同学习）。调查过程中，调查组在少数民族当中培养民族学工作者，使之融入新国家的民族自我认同计划中。除了政策上的收获外，“民族识别工作”还造就了诸多“民族志知识文本”。[6]

从新确立的国家权力格局建构的角度看，五十年代初即已开始的对于人类学研究品质的改造，无非是从学术上强化国家内部社区与民族间关系的必然手段。然而，若从知识分子本身所经历的这场改造来看，问题则相对复杂得多。在院系和学科改造之前，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被纳入“思想改造”的运动中。“思想改造”运动从1951年开始到1952年底，前后持续了一年多，经历三个阶段，首先让知识分子了解新的话语体系，其次让他们依据新的话语来批判“旧话语”，包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功能主义等等“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后使他们产生自我批判，彻底清楚“旧思想”的痕迹（黄平 1994）。在这场运动中虽有知识分子怀有抵触心态，但他们的大多数由于对新政权寄予厚望和信任，故参与意识十分之强。在动员和参与的过程中，原来带有非制度色彩的知识分子被成功地转化为制度化的知识分子，随着五十年代最初五年的学科和意识形态调整被纳入于一个新的体制当中，并于1956年被承认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然而，与此同时，1955年以后随着“胡风事件”、“打鸣大放”、“反右”等“否定之否定式的”运动的连续出现（同上），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三四十年代学术多元化的色彩已经完全为新的一元化的观点体系所取代。到了1958年以后，也就是自中国民族学家开始撰述“少数民族问题丛书”的时候，这种一元化的观点体系已经变成一个坚固的“立场”，而民族学家所从事的工作大抵是在文化多元的少数民族地区“演绎”这种“立场”。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可能会轻易地以“学术的政治化”来形容当时的学科建制，把人类学的“民族研究化”归结为政党—国家为中心的社会改造对于知识分子自主性思考的消除。诚然，这一点确实有一定的根据，但五十年代发生的一切似乎不能完全归因于来自“身外”的权力制约，而与五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对新制度的期待及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带有的“学以致用”的目的论文化心态有颇为密切的关系。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对于国家为中心的知识积累而言，排斥海外人类学对于境内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介入，成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新特征。五十年代初期曾有少数苏联民族学家介入中国民族研究的具体工作中，但其后大部分研究工作主要依据“国家独立自主原则”展开，这就促使人类学知识获得途径从一个相当国际化的状态中转入了民族—国家信息储存手段的内部化状态。排斥多元研究和思考进路的各种运动，其最终的后果亦可能为这种“内部化状态”的生成，但从国际人类学研究更广泛的场景来看，这又致使把中国当成研究对象之一的西方人类学家（甚至苏联民族学家）不得已从境外“想象中国”。类似的转变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思的南美洲之行困境中得到了体现（Levi-Strauss 1974[1955]），而在五十年代开始研究汉人社会的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那里，此一难言之隐更顿时浮现（Freedman 1958:i-iii）。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港、台地区田野工作地点的开放，西方人类学对于汉语世界的介入在台湾研究中得到了发展。在大陆地区的田野工作集中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同时，在这些地区展开的深度汉人社区调查在压力较小的环境中展开了。七十年代以后，一批西方汉学人类学者的出现，即与此一时期田野工作的发展有着甚为重要的关联（王铭铭 1997：25—64）。然而，在新中国境内，五十年代初开始的“思想改造”等等运动，终于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推想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此十年中，甚至连五十年代院系和学科调整中创建的“非资产阶级”学术制度，也遭到的摧毁，更不用说三四十年代那些“资产阶级学科思想”了。诚然，我们必须诚然，论证“阶级斗争史”的考古与历史研究确实在当时的情景下得到的持续。但这一事实不能否定另一个事实：其他与此无关或相反的研究与撰述却受到全面的打击。一度服务于新国家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关系调整的少数民族研究，是在1979年以后才逐步恢复元气的。


文章来源：耿娟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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