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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处处皆学问——读Sweetness and Power

【吴飞】处处皆学问——读Sweetness and Power

每次接到同学王学成的电话,都能听到他淡然而乏力的声音,而几乎每次他都会问我做学问有什么意义。其实我也回答不好,不过我总觉得认真去思考一些问题,总是一件有趣味的事。尤其在我读到一些好玩的书的时候,更好这样的感觉。
    近一段时间在读悉尼·明茨(Sidney Mintz)的《甜蜜与权力》(Mintz, Sidney W. 1985.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Penguin Books)。老实说,以前我只在王铭铭的一本书中看到过一次这本书的名字,要不是因为人类学思想史将这本书列为必读书,我想我肯定将它遗忘了。

Sidney W. Mintz

    Mintz在1948年1月,在Puerto Rico的Barrio Jauca 的一位生产糖的年轻工人的小屋里往过一段时间,并引发了他对糖的生产过程以及这些工人的生活方式的极大兴趣。他在书中写道:
    All the time I was in Barrio Jauca, I felt as if we were on an island, floating in a sea of cane. My work there took me into the fields regularly, especially but not only during the harvest (zafra). At that time most of the work was still done by human effort alone, without machines; cutting “seed,” seeding, planting, cultivating, spreading fertilizer, ditching, irrigating, cutting, and loading cane— it had to be loaded and unloaded twice before being ground—were all manual tasks. I would sometimes stand by the line of cutters, who were working in intense heat and under great pressure, while the foreman stood (and the mayordomo rode) at their backs. If one had read about the history of Puerto Rico and of sugar, then the lowing of the animals, the shouts of the mayordomo, the grunting of the men as they swung their machetes, the sweat and dust and din easily conjured up an earlier island era. Only the sound of the whip was missing
    作者的研究目的是在探寻十七世纪以下英国社会开始大量消费“蔗糖”这一历史现象的成因的,作者一方面分析了这一现象发生的过程,另一方面又试图由人思想与行动的“意义”的角度来论证蔗糖消费与资本主义经济兴起之间存在着某种的密切关系。
    作者发现, 在世界史中没有哪种食物像糖那样发挥了这么重要的作用。在1650—1800年的英国,糖消费的增长不少于2500%。他介绍说,英国大量消费食糖的过程,肇端于1650年左右,此下两百年间,食糖开始逐渐渗透并影响到英国社会大众的饮食习惯;由1750年至1850年之间,食糖由原先的贵族王公享用的奢侈品,转变成劳工阶层日用饮食不可或缺的民生必需品(148页)。作者强调,英国在十八、十九世纪之间完成的这一饮食习惯与消费型态的深远改变,其实是近代世界经济体系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结果(158页)。


Sugar cane: more crucial for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than turnips?

    作者指出,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虽然欧洲社会对甜味的消费欲望的确是与时俱进,而食糖的重要性则有所波动,时增时减。不过,自十七世纪后半起,欧洲社会对食糖的消费和生产则开始持续增加,欧洲殖民地的食糖生产以及本土国内的食糖消费,数量都不断增加。作者发现,食糖产量的增加,一方面反映了英国国力的强盛与殖民势力的向外扩展,但同时也反映了蔗糖(和茶叶)形塑了英国人全国性消费习惯的具体过程(38-39页)。  
     在对糖的生产过程的分析中,作者认为十七世纪后以后在英属殖民地农场发展出来的“农场生产模式”,对英国国内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两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是在农场愈益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挹注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里面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形成了部份国内的资本家阶级,将农场所得利润带回国内,二是为国内工业产品提供消费市场;其二是为英国国内矿场与工厂中新兴的无产阶级,提供了价格相对低廉的食糖、茶、烟草等重要慰藉物(61、148页)。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作者分析说,甜味、权力之间的关系,是透过“文化”中的“意义”来表现。在第四章Power中,作者指出了两种不是的“意义(meaning)”:一是种是“加厚(intensification)”层面的意义,这种意义的生成过程往往是基由传统的文化符号的传承加厚而成的,比如说结婚蛋糕,在传统的文化仪式中就已经存在,但后代的继承者会基于当时的社会发展(由物质层面的,也有文化层面的)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新的改造,从而出现了新的蛋糕形态。作者指出,这种创新的普及往往是由上层社会向下层社会传播的,主要通过模仿(imitate)和仿效(emulate)的形成而传播;另一种是“加宽 extensifacation”层面的意义,即经由新的社会实践而创造的新的意义(151-3页)。
    作者的观点很清楚,即,消费不仅和生产相互影响;同时,消费的内容也不只是包括该所消费物品在市场上数量与价格变化下供给需求均衡的反映,而同时也是特定时空下消费者在使用该物品的实践过程中,在文化与意义制约下而思想和行动的具体结果(〈导论〉,页29)。以“糖”的消费为例,一个社会对蜂蜜、蔗糖、枫糖、棕榄糖等诸多不同形式的“糖”(页17)的消费历史,固然是受该物品产量价格的制约,但其实也受到文化习惯形塑的诸多偏好(culturally conventionalized preferences)所影响,亦即:不同形式的糖,在不同时间演变过程中,满足了社会的特定偏好(78页)。
作者写道,英国消费者在使用蔗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蔗糖“意义”的改变,对蔗糖消费的增加,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在英国近世蔗糖消费不同用途的变化趋势中,反应出香味佐料用与药用两类用途的减少,以及雕刻装饰用、食物防腐用以及甜食用三类用途的增加(121页)。作者强调,所谓蔗糖后三类消费用途的增加,是在消费者以不同意义去理解蔗糖的不同用途,而产生的使蔗糖各类用途扩充的变化趋势,以雕刻装饰用途为例,英国平民也将蔗糖雕饰用于婚礼、生日宴会、葬礼等场合(122页)。这里即涉及作者对“甜味、权力”关系以及“文化、意义”关系的基本预设。
在作者分析说,由甜味在英国近世的消费过程来看,一方面,甜味的不同形式与用途,是在历史过程中被嵌植入英国的社会体系中;另一方面,甜味在不同消费者的消费过程中,又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在这两方面变化过程中,不同的年龄、性别与社会分类规范,都会影响到甜味新用途被嵌植与重新被认知(institutionalized and relearned)的不同方式(121页)。
    我认为作者在分析时引入“权力”概念是明智的,因为“权力”确实是我们揭示社会关系最重要的概念框架之一。当然作者也认为到,在社会科学中,尚少有一个概念像“权力”那样引起如此多的论争,且至今也没有令人满意的定义出现。但要避免使用这个术语似乎也不可能(166页)。作者在分析中就指出,随着蔗糖在英国社会的价格不断往下降,由1650年王公贵族使用的罕见珍品,变为1750年富人财主使用的奢侈品,最后变为1850年包含劳工阶级在内的全体国民一体使用的民生日用品(148页)。这一观点不由引起我想到了葛兰西、阿多诺和布尔迪厄,葛兰西揭示了“文化霸权”问题,而布尔迪厄则研究了“语言与符号暴力”,阿多诺则分析了“否定辩证法”。我个人认为,他们都对权力的运作形态和规律进行了最有成就的分析揭示。当然更相似的结论,在马克思那里我们早就看到了,因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如果这样的论证是充分的话,那么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看起来多少有些宿命而悲观了。人类学家立维斯甚至以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来揭示这一问题。他指出,“贫困文化”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模型的标签,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结构与理性的社会亚文化。它表达着“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的脉络中,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也表达着“在阶层化、高度个人化的社会里,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适应或反应”(lewis,oscar 1966,“the culture of poverty.” scientific american, 215)。他分析说,贫困亚文化的存在,一方面是穷人在社会强加的价值规范下无法获得成功,而采取的种种应对挫折和失望的不得已选择。另一方面,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穷人,他们完全心甘情愿生活于自己的文化圈。如果打破这种宿命的格局呢?马克思的药方是革命,布尔迪厄的药方是教育(提升文化资本),立维斯的药方是阶级意识与组织运动。应该说,每一种药方都是有其合理性的,关键的问题则是效果与代价的选择了。
    社会存在不平等,是这事实。而我认为,只要这种不平等继续存在着(这将是肯定的),权力就会在运动。仿佛电位差可以用来测量电流一样,权力可以用来测量社会不平等。从这一意义上说,权力确实是一个“永恒”的分析性概念。事实上,现代社会活动中,权力的运作方式,除了以刚性的压制的“暴力”外,还有诸如诱导(或者说引导。这是引导可以是通过各种文化生产的方式来传递某种生活态度是合乎社会正常秩序的,是社会上层阶级正在持有的,因此也是可以被模仿的生活形态,各种电视剧、电影往往就承担着这样的功能)、规训(这是福柯最经典的概念)、监督(边沁的圆形监狱,今天中国大陆无所不在的国安体系与正在各个城市安装的电信眼,还有被秘密而严格管制的网络等等)手段,来实施官方的权力过程。
    悉尼·明茨告诉我们,蔗糖比较普遍地用于平民大众的甜食用途,刚开始是与十七世纪晚期至十八世纪末期之间英国社会大众的饮茶习惯连系在一起的,由于选择了饮茶以及伴随食用的麦片粥、面包与糖浆(treacle),这套饮食习惯结合了蔗糖的甜食用途,使英国民众的蔗糖消费数量增加(117-118页)。而英国平民大众之所以选择了在茶、麦片粥、面包加入蔗糖的一整套甜食饮食习惯,除了蔗糖、茶等食品的价格要是平民负担得起的产量因素外,还反映了种种不同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中劳工家庭对使用蔗糖的“意义”有所转变,诸如:劳工家庭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对节省职业妇女烹调时间、家庭燃料开支等成本方面的考量(130页),矿场与工厂中工作的男性劳工以甜食补充热量,十八世纪以下由英国中产阶级普及流行的食用简便午餐而使下午时间容易腹饥(141页),饮茶与食用甜食成为社会各阶层认可的家庭“好客”象征,并使儿童从小即学习到这一套饮茶与甜食的家庭习惯(143-4页)。劳工家庭饮食支出中肉类由男性家长独占后蔗糖成为妇女与儿童补充热量的重要来源(145页)。这些不同的蔗糖使用方式,反映了十九世纪以来劳工家庭“甜味”饮食习惯正式定型化的结果,也反映着人们在不同社会关系中使用物品、消费物品过程中所呈显出的不同“意义”(〈导论〉,29页)。
   通过作者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谁创造和赋予“事物”以怎样的“意义”,就是我们当今生活中最重要的“权力”斗争场域,悉尼·明茨其实在书中向我们暗示了这样的观点。他在书中为我们构造了一个每个美国男人都向往的场景:一边看着达拉斯牛仔队战底特律铁人队的橄榄球赛,一边吃着洋芋片,腿上坐着性感的女朋友,身旁放着熟悉的可口可乐,不难想象,在美国人对“幸福”的诠释中,可口可乐占着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虽然我们谁都相信,没有可口可乐,这个地球一样的旋转。可是,可口可乐在每一个美国人的心目中早已超出了作为一种简单的软饮料的形象,它已经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信仰,一种延续多年的生活方式。而这也正是可口可乐公司多年的广告符号形塑“意义”的结果,谁能否认为,资本的“权力”游戏,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游戏了呢?
    通过本书的阅读,让我更加深了对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思想的理解。韦伯曾经指出,人类受物质和观念利益的共同驱动。观念的利益,诸如渴望免于地狱之苦的期待,也是目的取向的,源自象征现实。韦伯在他著名的“拌道工”(switchmen)比喻中说过:“不仅物质和观念利益都直接控制着人们的行动,而且,由‘观念’创造的‘世界的意象’像拌道工一样,常常决定着受利益动力驱使的行动向何方而去”(weber,1946:280)。物质利益是行动的引擎,它驱动着人们向前,但是观念则决定着人类寻觅到达的目的地,以及到达的手段。欧洲人对于糖的观念史,不正创造了欧洲人的社会实践吗?糖的消费的流行,是否也在一定意义上证明了同样的道理呢?但如果这样的结论是对的,那么,我们是否又陷入了所谓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概念之争?而如果立维斯或者布尔迪厄他们是对的,那么民主这一人类共同的愿景的实现,又何以可能呢?是否我们还得创造一个所谓的“积极民主”的概念(与柏林的“积极自由”的概念相对应),以此来指称那种通过提升普通民众的文化资本和趣味,而进而达到最高的民主标准?

注:国内翻译出版了一本类似的著作,即[墨]阿图洛·瓦尔曼:《玉米与资本主义--一个实现了全球霸权的植物杂种的故事》,谷晓静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阿图洛-瓦尔曼以美洲作为开端,把玉米描述成为一个殖民者。在西班牙统治者的蔑视下,落魄欧洲移民拥抱了这种印第安人的家常主食。现在,作为人类和牲畜的食物资源,玉米遍布全球。瓦尔曼先生还揭示了玉米在非洲贩奴贸易中的角色。悉尼·明茨评介这本书时说:“阿图洛·瓦尔曼的玉米研究出色地记录了这种在新大陆上被人类俘虏的植物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全球人类的农耕传统、起居饮食以及休闲方式。整个世界都从美洲农民智慧中受益匪浅。”

参考文献:
1.Mintz, Sidney W. 1985.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Penguin Books
2.http://louisproyect.wordpress.com/2007/07/22/sweetness-and-power/
3. http://blog.sociology.org.cn/lwj01/archive/2005/06/21/2122.html
4.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DT_TS&prodid=zjbk220168
5.weber, max 1964,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world religions.”in from max weber,edited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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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欢吴飞老师写的那本《自杀做为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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