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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7月刊：误读中国1000年

(《国家历史》博客 2009-07-01 12:19:30)

【封面故事】

误读中国1000年

    自马可波罗的奇异旅程之后，西方人就再没停止过对中国的打量。但这种打量，无论由于立场、眼界还是方式，常常是一种“测不准式”的误读。不幸的是，这种误读有时会促成双方间的误解乃至误判。

目录

马可•波罗：现实与虚构（庄秋水）
利玛窦：塑造理想中国（非飞）
中国热的幕后推手（庄秋水）
托马斯•斯当东：一个孩子梦破之后（李远江）
清末五大臣的中国形象（黄艾禾）
《时代》如何塑造中国（刘永峰）
安东尼奥尼和伊文思眼中的中国（王刚）
从“克里姆林宫学”到《激流中国》（黄章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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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中国1000年（一）

(《国家历史》博客 2009-07-06 12:21:13)   

    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中国形象进入西方文化之中，并开始日益具体。从天可汗的国度，到大中华帝国，中国的器物、制度、信仰都引发西方公众的好奇和向往，对比同时代的欧洲，中华帝国连绵不绝的历史，精美绝伦的艺术都显得高不可攀，于是，中国形象被不断美化甚至是神化，旅行家，传教士在这种形象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日益强大，中国却成为停滞、专制的帝国，来自西方世界的商人、水手、外交官们一次次的被这个高傲、封闭的帝国拒之门外，一次次被无情的羞辱，中国成为无礼、野蛮的象征，那个曾经发明了火药、印刷术的国度，陷入一种停滞与衰落之中，但自己却茫然无知，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

    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更使这种形象得以巩固，深化。从此，中国在西方人眼中不再神秘，1840年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过是用枪炮对这种中国形象的一种确认而已，从此，西方对于中国取得了完全的自信。西方成为理性、科学、民主的象征，而中国则继续书写着野蛮，愚昧、专制的形象。与西方世界的理解不同，当时中国上层人士大多对西方没有好感，认为他们不过是挟器物之利，行强盗之实，这也使得中西方之间，对于中国自我形象的认知有着巨大的反差，而这种反差更是导致双方一次次的冲突。

    发生于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是这种形象认知不同的高峰——在1898年前后，多个了解中国的驻华使节被召回，而改派来自非洲的使节，中国形象在西人眼中已经低落到与非洲同等地位，中西沟通和交往之间的误解最终酿成了巨大的惨剧。1900年之后，西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不仅仅是单方的，更内化成国人的自我认知，自此，救亡图存，革新改良，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

    也是在不断的碰撞和交流中，西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开始多元化，多层次化，从洋务派聘请的洋教习，到各大媒体的驻华记者，除了傲慢与偏见之外，也给西人认识中国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而20世纪初，中西交往更加便捷，从使节，到记者，到商人，到军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不仅仅再停留在感性和好奇的层面，而是试图更加深入到理性层面，费正清、高罗佩等海外学者的中国研究都成为理性客观认识中国的开始，但1949年后的交流中断，中国又被视为恐怖的红色恶魔，出于政治需要，一些西方记者偶尔能够获准进入中国采访，但这些只言片语并不能替代大规模的交流，红色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而费正清们这些中国通在美国的冷遇也最后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

    西人真正得以深入了解中国则是在国门全开之后，随着交流的日渐加深，不少在华时间久的学人和记者竟能由于处于更加超脱的地位，能够以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得出了许多国人难以自我认知的结论。反而是中国内部自身，由于隔阂日久，未能意识到这种进展，依然将西人投来的注视和观察，研判为一种误读，从而激起强烈的反弹，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则是这种反弹留下的例证，而时下流行的《中国不高兴》则证明这种反弹，历经十多年不仅仅没有消弭，反而又有日渐扩大的趋势。数百年来的东西方对视，就是在这样相互误读中演进，而要达到真正平等深入的了解，则还有更加漫长的道路要走。

    国家历史7月特别奉献，未完待续，敬请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