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视角下的云南少数民族支系研究（黄泽）
族群视角下的云南少数民族支系研究
黄 泽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650091）
摘 要：云南２５个少数民族内部存在程度不同的支系，因地域差异，形成颇具研究价值的支系文化及族群认同，可作为观察族群形成、演化的实证对象，并在方法论意义上以中观层次弥补宏观及微观研究之不足，推动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实证的互动及创新。
关键词：支系； 族群； 族群认同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3）01-01-08
20世纪中叶以后，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开展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中国少数民族内部由分化、迁徙、地理阻隔、文化接触等导致的支系状况初步呈现，民族语言调查也从实证角度证实了支系文化的客观存在。与此同时，由于强调各民族政治上一律平等，而赋予被识别确认单一民族的“族别”以政治象征意义，伴随各单一民族在“族别”内的政治、文化整合过程，族别文化的构拟和族别认同逐渐加强，对单一民族文化的描述出现两种取向：一是大而化之的“族别文化”概述或大观，将各支系文化笼而统之，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或仅梳理各支系共有文化事象而缺乏对各支系族群性的阐释；二是遵循社区（村落）微观描述方法，通过典型社区、村落的民族志研究印证小地方——大社会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传统思路，易产生独树成林的客观印象，其在概括“族别文化”特质、兼顾单一民族内部多个支系、地域差异方面的科学性则颇受怀疑。在刚性的民族识别理论指导下，研究者困惑于无法突破“民族”（族别层面）的定义去观察分析各民族内部支系文化差异。以上宏观与微观的两种研究取向都力图概括“族别文化（单一民族文化）”而力所不及，其实“族别”的真正意义是政治象征、民族心理认同标志，尚不能涵盖族别内部真实文化图景，族别文化也还有一个在支系文化基础上凝聚、认同的过程，亟需以支系研究的中观层次予以弥补。族群概念的弹性和对应性用来描述千差万别的“族群”（包括族别、支系、人、小群体等）有其独特价值，本文即将支系视作族群的一个类型分析其历史与现状。
云南少数民族支系的典型概述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国家所识别确认的56个民族并非同一层次上等量齐观的“民族”，识别标准在斯大林民族定义基础上有所变通，既有人口逾10亿的汉族，亦有仅有数千人的独龙族、赫哲族等。云南现有25个被国家确认的、人口在5000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一些民族内部的分支差异比较突出，有的民族由几十个支系以各种方式聚合而成。50年代初期，一些民族仅自报的族称即达几十个，云南省共有自报族称260余个。经民族识别工作的调查认定，按名从主人的原则，以各民族或其支系的自称为准确定族称，而革除了历史上带有民族歧视的他称，但至今仍保留着各支系的自称及部分他称。
云南25个少数民族渊源于４大古代族群：氐羌、百越、百濮、苗瑶及元明后迁入的蒙古、回、满等族。本文选取支系状况突出的彝、哈尼、纳西、傈僳、拉祜、景颇、傣、壮、苗、白等10个民族，概述于下：
彝族，分布于滇黔川桂４省区，于缅甸、泰国、老挝、越南也有零星分布。彝族内部支系众多。据《彝族文化大观》中《彝族自称和他称表》[1](P28-32)云南彝族自称、他称共222个，其中自称为51个，他称为171个，即数个他称实指一统一自称之群体。各自称相互区别，或可视为一个支系，有的多个自称实指一个较大支系。这些自称是：诺苏泼、纳苏泼、聂苏泼、罗婺、罗武、倮倮泼、伯彝、所都、阿灵泼、罗泼、罗卧泼、阿武、阿乌儒、六米、侎俐、阿哲濮、撤苏、车苏泼、密期、摩察、冼期麻、改苏泼、迷撤泼、纳罗泼、土家、濮拉泼、濮瓦泼、濮基、栗泼、腊鲁泼、撒尼泼、尼泼、撒弥、撒摩都、阿系泼、葛泼、杀期泼、他鲁苏、纳若、莨峨、他留、他谷、支里、濮让、咪西苏、阿多濮、披沙夷、新丁、广西蛮、海彝。《彝族简史》则以《彝族自称、他称简表》列出35个自称、44个他称。并特意说明关于彝族之自称与他称，问题极为复杂，有关问题尚待专门研究。[2](P239-241)自称作为具有族群认同意识、语言特点的“名号”，可作为单一民族内部划分支系的标准之一。但上述彝族各自称层次、内涵不一，所指群体的来源、人口、分布地各异。这些自称群体还不能肯定地说就是支系。
从族源上看，彝族兼有氐羌族群与土著族群文化渊源。彝文典籍中广为记载的共祖笃慕时代“六祖分支”事件，已成为彝族集体无意识的族群历史记忆，六祖分支在彝族支系形成上具有正本清源的象征意义，并与彝族６大方言区的形成有关，现彝语６大方言区中共有土语25种，彝语的地理分布亦是划分支系的标准之一。历史上彝族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及其统辖地域、治内群体亦是现今划分支系的参照依据，如南诏、大理国时期雄踞滇中、滇东的“乌蛮三十七部”，屡次与大理政权会盟。三十七部中除因这部、溪处部、思陀部、落恐部为哈尼族先民外均为彝族先民。三十七部各领之地，对彝族支系形成与演化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
哈尼族，现主要分布红河州红河南岸的红河、元阳、绿春、江城等县以及思茅地区的墨江、普洱等县，西双版纳州的景洪、勐海等县有少量分布。哈尼族按其自称分为：哈尼、奕车、碧约、卡多、豪尼（他称布都）、哦怒（他称西摩洛）、雅尼（他称僾尼）、白宏、阿克等支系，分属三个地域文化片区：红河片、墨江普洱片（以上两片均属哀牢山区，呈连片分布）、勐海景洪片（呈点状散居杂居）。
纳西族，有西部方言群体（丽江县及永胜、中甸、维西，自称纳西）、东部方言群体（宁蒗县永宁区及四川省木里、盐源县，自称纳日或纳，他称摩梭）两大支系，永宁纳日人的族群性及族群认同与丽江纳西族存在一定差异。
傈僳族，现以澜沧江为界，西部为十五世纪从丽江、楚雄原居地迁徙进入怒江流域的群体，生计方式以山地游耕为主；东部为未迁徙群体，多为定居农耕。几百年来两者之间经济文化差异较大。而迁入怒江流域的部分群体又继续向南向西迁入德宏州、保山地区乃至缅甸、泰国，分化较明显。
拉祜族，在定居于澜沧、孟连、耿马、双江等县之前，已分化为拉祜纳（黑拉祜）、拉祜西（黄拉祜）、拉祜普（白拉祜）3大支系，明清迁出境外者也按这3个支系相互区别。目前国内将苦聪人也视作拉祜族的一个支系，金平县苦聪人属拉祜西支系。[3](P59-65)拉祜族自秦汉以来虽经历多次大迁徙，分化为有方言和服饰差别的两大支系（拉祜纳、拉祜西），但只有一个统一的民族自称，这对于云南少数民族来说是个罕见现象。两大支系均自称拉祜，仅在以示有别的场合下才进一步说明是拉祜纳或者是拉祜西。按拉祜语，纳既有黑色的意思，也有正宗、纯粹、高贵之意；西与黄金同义，有黄色之意，也有遗留、剩余和混杂的意思。拉祜纳支系较多保存了本民族文化特点。拉祜族的民族自称可能起源于该族聚居在四川南部和云南北部时期，约在秦汉之际。而拉祜纳和拉祜西两大支系的形成，可能与宋末元初某次民族大迁徙有关。[3](P7,8,27)
景颇族，在中国境内德宏州等地有近10万人，分为景颇载瓦、喇期、茶山、浪峨（浪速）4大支系。茶山语与阿昌语相近，反映出茶山支系近代融入景颇族，而历史上与阿昌族先民有渊源关系。尤中先生说，景颇族中的载瓦支和浪峨（浪速）支，在元明时期的记录中，则与阿昌族一起被称之为“阿昌”、“峨昌”，明朝中期以后，阿昌族从“阿昌”、“峨昌”中分化出来，另成一个单一民族，其余的“阿昌”、“峨昌”即为景颇族中的载瓦和浪峨。[4](P385)王叔武、杨承生、邱霞飞、闵大器等先生20世纪50年代后期对景颇族各支系的社会历史状况作过深入调查。[5]
傣族，有广义狭义之分。民族史学界统称中、缅、老、泰、越等国的傣系民族为傣泰掸老民族，为跨国民族。近来傣族学者认为傣族的形成与分布源远流长，傣族及其支系的形成早于近代国界的划分，因此傣泰掸老民族可统称为傣族，其内部差异只是支系、方言的差异。如刀国栋先生认为：“傣族是中国古代南方越人中最古最老也是最大的民族之一，总人口有五、六千万，在佛教产生之前从金沙江分别顺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南迁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定居。他们分别形成傣泐（西双版纳40万人）、傣纳（泰国，500万人）、傣老（老挝傣族，近4000万人）、傣崩、傣亨（缅甸傣族，300多万人）、傣亮、傣干（越南莱州，60多万人）、傣讷（内地傣族，他称汉傣）、傣邪（新平、元江，他称花腰傣）、傣浩（金平）。”[6]而高力士先生则认为云南傣族有101万人，根据以自称为依据的傣族内部划分法，云南境内有９个支系：傣讷、傣泐、傣亚（雅）、傣格、傣皓、傣朗姆、傣亮、傣艮、傣绷。其中４大支系源于中国云南，即傣讷（他称汉傣）、傣泐（他称水傣）、傣雅（他称花腰傣）、傣格（他称水傣），人口达90余万，占傣族总人口90％；而源于境外的５个支系，人口约10万，占10％，其中来自越南的3个支系，即傣皓（白傣，他称水傣）、傣朗姆（黑傣）、傣亮（红傣，他称旱傣），人口约8万，占8％；来自缅甸的2支，即傣艮、傣绷，他称均为水傣，人口约2万，占2％。[7]
最近郑晓云又对红河流域的傣族支系状况进行梳理，认为“花腰傣”（自称傣雅）是红河上游其他民族对这一地区傣族的他称，因妇女腰带系用长长的彩色布带围成而得名。地处哀牢山腹地的新平、元江两县花腰傣占红河流域傣族人口50％以上，属该流域傣族的中心区域。红河流域傣族有15万人，占中国傣族人口13％。红河发源于大理州茅草哨，沿东南方向经巍山、南涧、南华、楚雄、新平、元江、元阳、个旧、蒙自、金平，到河口出境，经12县（市），在中国境内长692公里，称元江，进入越南称红河。红河流域傣族的支系也颇多。上游的新平有３个支系自称：傣洒、傣卡、傣雅，元江有７个支系自称：傣泐、傣仲、傣卡、傣雅、傣朗、傣得、傣涨。中下游地区也有７个支系自称：傣端、傣尤、傣尤倮、傣倮、傣泐、傣朗、傣亮。[8]笔者以为这些自称群体是否就是支系还有待研究，不过，高力士、郑晓云的上述调查及分类揭示了傣族内部复杂的支系及地域差异，反映了各大支系在主要聚居地之外都发生过小群体的大范围穿插、迁徙。如红河流域也有傣泐支系。景洪市郊小勐养附近也有几个迁去的傣雅村寨，近年景洪的傣历年（泼水节）上，也出现傣雅的游行方队。
壮族，在云南文山州有３个支系：侬人、沙人、土僚。其来源各异，侬支系与宋代侬智高兵败率部众或族人退入云南有关，最近有学者提出云南壮族与古滇国越人部落有渊源关系。[9]
苗族，迁入云南较晚，人口近90万（1990年统计数），分属北部、南部两个地域。南部苗族集中在文山州、红河州，较为集中地小聚居于中越边境沿线及南溪河两岸，与分布在越南北部、老挝及泰国西北山区的数十万苗族呈连片分布，属同一群体。北部苗族又分滇中和滇东北两块。南部苗族有５个支系，按自称分别为蒙周（他称花苗）、蒙娄（他称白苗）、蒙使（他称青苗）、蒙瓜（他称红苗）、蒙刷（他称绿苗），其自称都带“蒙”音，语言都属苗语川黔滇方言和滇东北次方言；北部苗族都以Ad Hmaob（阿蒙）为自称，他称白苗和大花苗，属两个支系。[10](P5)
白族现有民家、勒墨、那马３大支系，聚居于洱海区域的为民家人，受汉文化影响较深，而勒墨、那马则散居于怒江流域兰坪、维西、福贡等县，经济文化水平与邻近怒族、傈僳族相近。
以上10种民族的支系状况在云南少数民族中较有代表性。其就支系形成的主要原因看，大致又可分为３类：第一类，历史悠久而分布广泛的彝、傣等族，内部支系多由分支自然演化形成；第二类是景颇、壮、彝等族，内部支系来自不同族源或地域群体；第三类为白、傈僳等族，内部支系因地理阻隔、经济交流与文化接触环境不同而产生。
云南少数民族支系形成的原因
概括而言，云南少数民族支系众多的成因有以下情况：一，民族内部人口增殖繁衍而主动分支迁徙；二，适应生态变迁而主动或被动迁徙造成分支；三，地理阻隔、交通不便造成各支系差异；四，文化接触导致支系形成；五，民族内部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造成的差异群体，演化为支系。
第一种情况，因人口繁衍、居住地狭小、资源有限而导致的氏族分支、宗族分支、家族分支情况极为常见，然而在彝族古代社会，有序化的社会组织体系却将之运作为整个群体极为深刻的历史记忆。据彝文典籍《勒俄特依》记载，传说中的独眼人、直眼人到横眼人３代后，从父系始祖希慕遮传至31世孙笃慕进入了父系社会，以父子连名方式按血统关系记载谱牒，其间有两次大分支，第一次是希慕遮14世孙道孟尼的８个兄长分别到各地开拓发展，变为其他支系或彝语支其他民族，第二次是希慕遮29世孙武洛撮时代，其11个兄长渡河变成崇拜虎、狮、熊、猴、蛇、蟒、鹰、马、树、蜂、鸡等为图腾的部族。这是蜀地大洪水之前的两次分支。大洪水后，共祖笃慕迁居洛尼山，实行六祖分支，是为第三次大分支。分为武、乍、糯、恒、布、默六部，以每两部联盟形式，率族人向一个方向迁徙、拓殖，为今滇、川、黔、桂４省（区）大部分彝族之祖，史称“彝族六祖”。“武”——慕雅切和“乍”——慕雅考两支，向滇南发展，分布于滇中、滇南、滇西一带；“糯”——慕雅热和“恒”——慕雅叭两支向四川凉山发展，分布于云南昭通和川南川西包括大小凉山在内的地区；“布”——慕克克和“默”——慕齐齐两支向云贵金沙江两岸发展，分布于云南会泽、宣威、曲靖和贵州兴义、毕节、威宁以及广西隆林等地。继后又以严格的父子连名系谱制，使迁徙分布广泛的各分支保有珍贵而可靠的数十代乃至上百代文字或口传连名系谱，便于认祖归宗，区分家支、氏族、部落。据彝族学者张纯德先生研究，古代彝族每过60年要举行“耐母”祭祖大典，仪式庄严隆重，祭祖的目的是叙谱、分支、开亲，即实行新的分支，并经由系谱制使原分出的宗支归宗认祖。[11]左玉堂先生认为祭祖仪式在彝族众多祭祖仪式中最为隆重。祭祖大典“尼慈兹”，有的地区１年１次或３年１次称“小祭”30年举行１次称“中祭”，60年１次称为“大祭”。[12](P13)许多彝族学者认为，系谱制发达是彝族本质性的文化特征，它在现实生活中成了维系滇黔川桂彝族众多支系的血缘纽带。因此，从“六祖分支”、祭祖大典“耐母”到严格的系谱制，促使彝族古代社会在分支中有序发展，既因分支而促成本民族分布广泛、人口众多、支系文化异彩纷呈，又协调了人地矛盾，使居地资源得到合理开发。
第二种情况，以傣族最为突出，据竺可桢先生对5000年来中国气候变迁的研究，公元前10世纪前后，中国处于持续变冷的过程，气温下降造成生态环境变迁，这一时期发生的民族迁徙较为显著。几千年来百越族群持续南迁西进，既有中原汉文化次第传入越人故地的政治经济因素，生态变迁则是根本原因。据刀国栋先生研究：傣族原住金沙江上游的冷森林地带，后沿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元江等河谷南迁至热森林地带。[13](P1-24)高力士先生指出：在云南傣族９大支系中，“由于支系不同，历史的迁徙方向也不同。源于云南的四大支系主要往南、往西迁，其中傣泐、傣雅从北往南迁往泰国、老挝，傣格从北往南迁往越南，傣纳从东北往西南迁往缅甸及印度阿萨姆邦，少数往南经西双版纳迁往泰国、老挝。而源于缅甸的两个支系是从西南往东北迁入云南，源于越南的三个支系从南往北迁入云南，但历史上大量的更长时间的迁徙仍是从北往南迁。”[7]傣族内部各支系的自称，也大多与迁徙有关，如称傣泐的支系，被认为因南迁时比别人走得远直走到海边上的意思；傣崩、傣亨的“崩”和“亨”是南迁时走过了头而返回来之意；金沙江河谷傣族传说自己是南迁群体中的掉队者。
哈尼族两汉时史称“和夷”，早在隋唐时期被汉文史籍称为“和泥”起就从彝语支民族中分化，在长期的方向不同的迁徙中形成现今分布格局及支系状况，其中迁到泰北的阿卡人属迁徙前锋，走得最远，而大部队迁到哀牢山区发现该地适宜定居农耕，便不再迁徙，所开发的梯田已有上千年历史，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中反复讲述了寻找乐土定居的艰辛。
第三种情况，以纳西族较为突出，东、西部两大方言群体自“牦牛羌”中分化后，迁徙中路线各异，之后又因地理阻隔，丽江纳西人拥有形成逾千年的东巴文，依赖东巴经书传承东巴教，而永宁纳日人无文字，达巴靠口诵经书传承达巴教，同时受藏传佛教影响极大，并至今实行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具有典型的母系社会特征。
第四种情况以白族为代表，居住在洱海坝区的“民家”，自南诏大理国以来深受汉文化浸润，汉语、汉字、汉式教育制度、汉传佛教、汉式建筑等诸多汉文化因子随汉族人口融入白族，是“民家”形成的根本原因。文化接触是长期的涵化过程，由此加大了“民家”与保留白蛮土著文化因子较多的勒墨人、那马人的支系差异。
第五种情况以往学术界关注较少，仍以彝族为例。彝族学者卢义先生认为彝族支系众多，成因各异。彝族某些自称群体（不一定就是支系，也可能演化为支系）系由彝族古代社会的阶层等级分化与劳动分工形成。如金沙江两岸的彝区（滇东北、黔西北、大凉山一带）有哪素（黑彝）、吐素（白彝）、腊够（红彝）、果铺（甘彝）等支系级的自称，来源于历代封建统治者从两汉的“羁縻”之治到元明清的土官制一脉相承，依靠彝族社会内部的“兹”（叟帅、土官、大鬼主），借助家支系统、族内婚、等级内婚等措施，不断地把亲缘关系、社会分工等内容纳入等级制以利统治，[14](P195)客观上造成群体差异，各群体在自称及族群认同基础上逐渐向支系演化。如“哪素”支系，其先民为奴隶社会专管族内族外械斗争雄的武士集团，该群体自视为一个等级并以等级内婚维系其亲缘关系，实为一个血缘宗亲集团；“吐素”支系其先民多源于古代彝族社会的“卓”（牧民）转化为农耕的自由民，“吐素”古彝语意为“干活的人”；“哪够”支系其先民源于彝族古代社会的“草”（工匠），“哪够”彝语本意为“巧手者”，到近代专指铁匠群体。从“腊够”支系又分出了“果铺”支系，专事竹蔑手艺，“阿乌”支系专指擀披毡、制“察耳瓦”的毛活工匠。[14](P196)甚至据说“撒尼”也是以历史上的歌手乐工为主体发展起来的，古彝语中[Say]是“欢乐、幸福、令人愉快”的意思。由行业性分工而自然形成的支系，是在等级观念的大背景下遵循族内婚、等级内婚来维系的血亲集团，代代相传的宗亲观念把他们捆绑成一个自外于他人的群体。[14](P196)近代以来在石林县（原路南县）偏远山区聚居形成的“黑彝”支系，由改土归流后被削职的土官后裔以等级内婚维系的血缘宗亲集团演化形成，又提供了一个由社会分层及彝族独特的血缘——民族（支系、阶层）观支配形成的支系实例。[15](P245-273)
支系研究的相关族群概念
族群（ethnic group）常用于指生活方式和文化上与其他团体有差别的任何团体。社会人类学界比较常用的是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定义：“某种群体由于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于迁徙中的共同记忆，而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持有一种主观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相当重要，这个群体就被称为族群。”族群可弹性地指称现代民族（国家政治民族，如中华民族）、民族（被识别单一民族）、支系、人等。族群概念具有对“人、支系、族”的包容性、对应性、现实性。[16]从上节所述五类支系形成原因来看，并无统一标准的尺度去衡量它们是否“支系”，因此，支系是族群的一个对应范畴。
除族群定义与支系的特征相符外，尚可引入族群认同与支系文化内涵、族群认同的多层次性，族群演化与支系、族别相关性等概念来分析云南少数民族支系状况。
广东省民族学者孙九霞认为：“在较大社会文化体系中，由于客观上具有共同的渊源和文化，因此主观上自我认同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分的一群人，即称为族群。其中共同的渊源是指世系、血统、体质的相似；共同的文化指相似的语言、宗教、习俗等。”[17]族群认同有赖客观的依据，亦可基于主观上对“我族”“我群”与“他族”“他群”的认定来构建，或依据历史事件与社会记忆维系族群认同。云南各民族支系文化大致由四要素构成客观认同依据：图腾与始祖、语言、系谱（血亲血缘观）、服饰。前三者易产生自称，第四者则易产生他称，共同促进族群自识与认同的形成及维系强化。
族群认同的多层次性表现为：在自然状态下支系文化４要素产生的支系认同大于族别认同，而非自然状态下族别文化的构拟或标准化则会淡化支系文化及支系认同。二十世纪中叶以前，各民族支系自称繁多，多以支系为单一群体与外界交往，个体成员首先自识到支系，各支系间因文化要素方面的差别而导致认同较弱。建国后，通过国家及行政力量的干预，使得族群认同意识的多层次建构体现为在支系认同基础上发展或形成族别（被国家识别确认）认同，进而发展起国家民族（中华民族）认同。同时，建国后对族别文化和族别认同的强化则虚构出一幅单一民族（族别）文化图像，以某些支系文化为范本或将之在族别文化层次加以提升或包装，成为标准化的模式，而不像或不太像这个标准模式的支系出现模仿其他支系文化而丢弃本支系文化的倾向。如媒体和旅游业中大量宣传傣族的泼水节，使得原本不过此节的一些支系唯恐不过节就不像或不是傣族。民族研究中也出现仅关注单一民族（族别）层面而忽略各族内部支系、地域差异的取向，导致“研究失实或失真”。
美国人类学家郝瑞通过对彝族不同支系在族群认同多层次性方面的表现的分析认为，彝族正在建构和发展一种“族别认同”，这种思考的前提是在民族识别时为人们创建的民族类别。这种“族别认同”综合了支系——民族两个层次。“一方面，它吸收了旧的民族边界观念（即彝族包括散居在四个省区、文化具有多样性的诸群体），同时继续设定彝族这个类别是一个真实的、客观的、历史决定的、持久的类别；另一方面，还继承了旧有的建立在主体性基础上的族群性观念（即非依据客观标准的国家识别的原生性、主观性支系认同，引者注）。”“这种新的民族意识或许不仅是精英们或部分百姓的意识，而会成为被划归为彝族的每一个人的民族意识。”[18](P282)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政府和学者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建构各民族的“族别认同”的合理性。
族群认同的多层次性部分来自于族群关系，族群关系为族群界定提供着语汇。郝瑞认为：“在中国或其他国家，任何地方社会系统中参与界定族群的团体总是由３部分人构成，他们是：（1）被识别的族群本身；（2）在地方社会系统中的其他群体，即被识别群体的邻居；（3）国家。”[18](P23)他以所调查的攀枝花市内３个彝族群体：盐边的诺苏、平地乡的里泼人和平江乡庄上村的水田人为个案支持了这一分析。诺苏与汉人差异明显，而里泼人为彝汉混合型，水田人则为汉化了的平地稻作群体。他们的族群认同首先来自“自识”；其次来自“他识”，在相互比较中发现自己群体与另两个彝族群体的差异；最后是由于国家干预而促使相互认同较弱的３个群体聚合在“彝族”这一族别名称下。客观上构成了族群认同的多层次性。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民族作为族体具有动态发展过程。族群理论的基点在于族群亦是处在演化中的内涵与外延均呈弹性的各种人类群体。族群定义的弹性、宽泛性、天然地具有融通性与变异性，这正对应于支系与族别的演化过程。从民族史的角度分析，古代族群中分化形成现代族别，族别中又分化出支系或人等群体。在古人看来的族别及其分布，却是今人眼中的古代族群与族别。而今天的支系如进一步发展，亦可能因某些因素（如国家干预、识别确认）而演化为“族别”。关注支系文化的强化以及多层次族群认同中的支系认同，可以从族群理论角度分析、引导某些单一民族（族别）内部因支系差异造成的族别认同危机，而建构良性的多层次的族群文化架构和族群认同，可为协调族别内族群关系提供有益启示。
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近来谈到：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对民族有不同的分类方法，行政的分类只是其中一种，有它特别的意义。学术上的分类可以尽量的仔细，学术上我们可以说纳西族最少可以分为摩梭和纳西，这个分法与行政的分类不一定冲突。[19]纳日碧力戈先生也分析了政治——民族与文化——族群两对概念的对应性和并存的合理性。[20](P222-224)这说明，在承认国家识别确认的56个民族的前提下，关注各民族内部差异并加以尽可能准确客观的描述是可能的。具体操作上，可在政治象征意义方面突出“族别”，而在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方面揭示支系、未识别群体等族群文化景象。倡导作为文化群体的族群（包括支系、人）和主要是政治群体的民族的并存与共荣，通过族群认同的多层次建构协调支系——族别——国家民族的关系，有利于国家政治稳定、民族关系健康发展。
倡导支系研究的现实意义还在于避免以偏概全地把个别地区、支系的历史与文化特色简单化地上升为族别文化景象；并需结合各地、各支系具体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文化发展思路，充分照顾到各民族内部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性和差异性。
最后，涉及到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论，对传统的小型社区描述研究法能否揭示民族文化的整体面貌或本质的疑问，随着族群理论概念的引入，将在族别的宏观层次和社区（村落）的微观层次中补上一个支系或地域差异的中观层次，从而达到李亦园先生所言在“学术上分类尽可能仔细”的效果。李亦园先生的另外两点洞见进一步申明了笔者将支系研究作为中观层次的意义。[19]第一点是他引证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人类学家常常是研究村落的，但从村落应该发展到城镇，再从城镇发展到大区域（这也构筑了微观——中观——宏观的３个研究层次、步骤或策略，三者结合以求把握人类文化本质）；第二点是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要注重社会分层与文化分层，并结合起来研究，从而打破人类学传统上只研究小传统文化或民间文化民间生活的惯例）。研究中国文化要注意区域差别、城乡差别，精英文化（典籍）与大众文化（口传、民间、民俗）二者的结合。这是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对象和学术资源赋予的学科方法论特质。笔者以为，在同等意义上，支系研究的价值也会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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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2003年第1 期(总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