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2011-04-14 01:45   新京报   

　■ 怀念恩师

　　□王得后（学者，鲁迅研究专家）

　　钟敬文(1903.3.30－2002.1.10)

　　民俗学家。原名钟谭宗，广东汕尾海丰人。著有《民俗文化学》、《民俗学概论》、《民俗学通史》、《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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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民族的节气，倘若和风俗合二为一，是颇撩人心思的。

　　一个人，年龄一大，生死的自觉似乎自然而然常常会袭上心头。重视春节的团圆，重视清明的扫墓。养生送死，“慎终追远”，实在是人类难以割舍的情愫和心性。

　　半个世纪前，年轻，求学北京，每逢清明节，中央广播电台一定有“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吟唱，听了，不过欣赏一首应景的唐诗。大约十几年前吧，这个时节，尽管听不到诗歌吟诵，心头却怎样也挥不去对几个师长的思念。真所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总难忘。”他们有客死异地，死前呻吟想终于正寝而不得的；有无疾而终真正老去的；有不省人事辗转病榻几个月乃至几年的。

　　钟敬文老师是享寿百年的一位。虽然早早住进了医院，不过是保险性地疗养罢了。谁能想到他九十八岁高龄还撰写《寻找鲁迅·鲁迅印象》的长篇序言？九十九岁还在病房指导博士论文提纲？百岁生日差几个月，年份已经到了，敬文师突感不适，精神衰疲下来，启功老师提议为敬文师做百岁大庆。亲朋学生济济一堂，好生庆贺了一番。不几日老师驾鹤归去。没有多少病痛。俗话说的，这是前生修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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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不了老师的，是他年轻时风闻鲁迅到了广州，满怀敬意，轻松潇洒去“找鲁迅先生”。没有遇见，毫不介怀，就和同伴去小酌，相约择日再去。老师是真心敬佩鲁迅的，也大有见地。他在《记找鲁迅先生》中，写道：“我觉得他之所以值得我们佩服，与其说在文艺上，毋宁说在激进的思想和不屈的态度上，至少，我个人是这样想。”这是1927年，他二十四岁。不能不说大胆，不能不说那时候的青年对名人是多么平等的态度，多么自信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可惜，鲁迅却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误会。老师想在广州开办“北新分局”，推销鲁迅的和当时进步的书籍，写信给鲁迅被拒绝。当时老师还不明就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还写文章做自我批评。一九八一年新版《鲁迅全集》出版，收入了鲁迅致川岛先生的信，说：“近日有钟敬文要在此开北新分局，小峰令来和我商量合作，我已以我情愿将‘北新书局[屋]’关门，而不与闻答之。钟之背后有鼻（按：指顾颉刚先生）。他们鬼祟如此。天下哪有以鬼祟而成为学者的。我情愿‘不好’，而且关门，虽将愈‘不好’，亦‘听其自然’也耳。”可见误会的根源，误会的严重。老师编辑的《鲁迅在广东》，当杨霁云先生编辑鲁迅的《集外集》时，也被否定，说：“至于《鲁迅在广东》中的讲演，则记得很坏，大抵和原意很不同，我也未加以订正，希先生都不要它。”实际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但老师八十年代以后，完全了解了这一切，心中却没有丝毫芥蒂。更没有同代同类人的怨愤。八九年重访广州大钟楼，有诗抒怀：

　　往返寻踪不觉劳，

　　清芬接处感熏陶。

　　吾生步履多蹉跌，

　　不废胸头一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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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九十八岁希望结集他一生关于鲁迅的文章和译文，我承乏遵命，编辑了《寻找鲁迅·鲁迅印象》。老师亲自撰写序言，其中写道：“近来社会情况变迁，有些人对鲁迅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我理解作者这种心情。但是，对于评论像鲁迅这样的文化巨人特别是民族文化斗士，首先——或主要应该看到他那不可企及的地方，看到他对当时乃至于未来的巨大作用——使凶残顽劣者畏惧，令懦弱、受苦的人振奋。我是说要着眼于他的大处，要处！至于其他一些次要事情，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失误，那就应该看得轻些，——自然可以也应该做出恰如其分的评论，以为后人的鉴戒。但不要轻重无别，乃至于轻重倒置而已。”捧读手稿，真是如沐春风，铭刻于心，终身难忘。

　　这是老师的绝笔。我把它看做老师给我这个一生研究鲁迅的学生的遗嘱。

　　还有一个难忘的，是老师的《拟百岁自省一律》。诗曰：

　　历经仄径与危滩，

　　步履蹒跚到百年。

　　曾抱壮心奔国难，

　　犹余微尚恋诗篇。

　　宏思峻想终何补，

　　素食粗衣分自甘。

　　学艺世功都未了，

　　发挥知有后来贤。　

　　老师诞生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共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反“胡适思想”运动，“反右”运动被打成所谓“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老师终于两千零二年。给后人留下无尽的遐思。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