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多

一本“新”的书——《江村经济》读书笔记
云南大学2011级民俗学 王迪

        《江村经济》是中国社会调查方面的学术著作。全书计16章，分为前言、调查区域、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资金、中国的土地问题。另有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作的序及附录“关于中国亲属称谓的一点说明”。作者详尽地描述了江村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以及与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该书详尽的资料和客观系统的描述，为国际人类学家 、社会学家及其他读者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出版后受到了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的重视。
        《江村经济》的作者费孝通先生是我国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是江苏吴县人，他4岁进入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1928年入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不再学医，而学社会科学。1930年到北平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在出国前，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在调查时迷路，误踏虎阱，腰腿受伤，王同惠出外寻求支援，因失足而不幸溺水身亡。伤愈后，回家乡农村休养时，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这就是《江村经济》的写作背景。
        正如之前说的《江村经济》是中国社会调查方面的学术著作，出版后受到了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的重视，除此之外，《江村经济》也是一部成功的民族志书写范式。“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通过本书，读者能够看到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这是费孝通先生在前言中对《江村经济》的评述。
        在阅读了《江村经济》后，笔者主要从三方面，即“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江村经济》的贡献、《江村经济》调查方法对我们的启示来论述。

一、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马林诺夫斯基是这样评价《江村经济》，“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
（一）从“野蛮社会”走向“现代文明”
         早期的文化人类学是在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中产生的,是为侵略和掠夺搜集情报,它的研究对象是一些“野蛮社会”。随着学科的发展,一些有良知的文化人类学者开始反省文化人类学学科存在的价值,把“异文化”看作与“本文化”具有同等价值来反观“本文化”的不足。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为文化人类学研究开创了新的天地。《江村经济》不是对所谓“未开化”的“野蛮社会”的研究,而是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在这里可以借用王铭铭关于中国研究的“三圈”理论加以理解，所谓“三圈”分别是：以汉人为主的的核心圈、以少数民族地带为主的中间圈和非中国国土的海外圈。 《江村经济》就是对核心圈的研究，江村作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其中或多或少的反映了一些当时中国的基本情况，即以汉人为主的核心圈的生活状况。
       费孝通先生在写作《江村经济》时，正值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产生各种变迁。费孝通也在写作中反映出了这种现象，当时中国丝织业在国际市场受到日本丝织业的严重竞争，出口锐减，主要原因在于土法生产质量太差，因而必须每个环节都要用洋法来代替土法，这就是蚕丝业的改良运动。蚕业学校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江浙地区获得了成功。在这个改良运动中产生了生丝制造和运销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最初是应技术改良后的需要出现的;新的养蚕技术要求集中蚕种集体管理，而且新技术的使用使得蚕茧可以自行储存，因而又引出了自行制丝。在第十二章蚕丝业中，费孝通先生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蚕丝业的变迁。在变迁图解“促使变革的外界力量”一栏中列出的原因基本上都是源于西方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下而产生的。在当时的中国蚕丝业技术、纺织技术的改变都是最先进的文化代表，而费孝通先生对这个现象的研究，也表现了对先进文化亦或是对“现代文明”的关注。
（二）对“本文化”的研究
        早期的民族志写作中，民俗学者多是论述“异文化”，而很少关注“本文化”，很多学者认为如果研究“本文化”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因为在研究自己的“本文化”时很容易根据自己的经历或是经验来解释、记录民俗事项，亦或是自己本来的这些经验会影响到对民俗事项的理解甚至是曲解、误解。因此之前很多的成功民族志写作都是对“异文化”——一种自己在调查前都不清楚的文化进行论述，例如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普理查德《努尔人》，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等。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则反其道而行之，描写了自己的家乡，一种自己熟悉的文化。在书中第二章中提到“开弦弓村属于吴江县，而我是吴江人，我首先在语言上就有一定的有利条件。中国各地方言的差别是进行实地调查的实际困难之一。村里人除了自己的方言外，一般不懂任何其他方言，作为一个本地人，就不必再花费时间去学习当地方言。而且同乡的感情使我能够进一步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不致引起怀疑。”可见，对“本文化”的研究是具有优势的，即使会产生一些不够客观的判断，但也不至像西方学者当心的那样会产生完全错误的理解。马林诺夫斯基在评论费孝通先生的这一创新时说到“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
（三）一次实地调查
        对于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形成历程，社区研究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原点问题，它所确立的基本关怀和研究方式仍深深地影响今日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思考和实践。在社区研究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有许多人都曾对其产生过重要影响，如派克、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弗思等，都包含在费孝通和他的燕京大学的师友吴文藻、杨开道、林耀华、李安宅等人的理论引介及讨论之中。最初社区研究只是费孝通等人设想的一种进行中国社会实地研究的方法，开始可能在京郊附近有初步的尝试，但期限不长。1935年费孝通和王同惠在广西金秀大瑶山进行的田野调查，被认为是这一方法首次真正的实践运用，并且是首个成功的个案。
        在大瑶山调查中，开启了后来费孝通汉人社区研究和民族研究的两条路径，但瑶人社会带着中间圈游耕与农业杂处的特征，并不适宜作为费孝通改造中国乡村的理想对象，因而尽管《花篮瑶的社会组织》采用了一种社区研究的叙事框架，但他真正成熟的社区研究应该是江村和后来的云南禄村。

二、《江村经济》的贡献
        在《江村通讯》中，费孝通先生谈到，研究江村有两个动机，一个动机是偿还王同惠的心愿，继续做中国各种社会组织形式的研究，另一个动机是反驳当时人类学研究的两种看法:一是认为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只能用来研究野蛮人，不能用来研究文明社会，二是认为研究者研究自身的文化不能获得客观公正的认识。他要用研究花篮瑶时所用的方法去研究江村，并且他所要研究的是“一个中国乡村社区的社会组织，依我们己有的知识来说，并不是一律的。我们可以说在中国本部并没有一个‘一般的’、‘标准的’乡村社会组织的形式……我们所可做的就是在实地观察中先把各地的状态加以描写叙述，然后等将来这种材料充足之后，再来分别形式。”’也就是说，费孝通对江村研究所寄托的希望是通过研究汉人乡村来研究中国这一文明体，而通过乡村社会组织形式的集合，可以再进一步分析其规律。其实这段话也很好的概括了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对整个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民俗学界所作出的贡献。
        费孝通先生师从马林夫斯基，在思想和学习中受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很深。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斯基根据在遥远的特罗布里恩德岛上的田野调查，写作了《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该书第一次从社会科学方法论层面，对民族志方法做出系统阐述。旅行家、传教士、殖民地官员等业余民族志的作者，由于缺乏科学态度，导致他们不可能从琐碎的生活中勾画出土著的独特文化模式。而一项田野工作要想获得成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要与当地人长期生活在一起，保持密切的接触，与村落中的社会环境非常协调的融为一体；其次是摆脱先入为主的成见，在科学原则和目标的启迪下，将观点建立在观察所得的证据的基础上；最后是一套搜集和处理资料的方式，如详细连续的记录、从具体材料中推论、使用大纲图表等。显然费孝通先生将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运用到了对中国社会的考察上，而《江村经济》正是中国学者运用西方系统的理论，并结合自身所做的一次成功的田野调查。
         除此之外，费孝通还继承功能学派的一些思想。在功能学派研究历史时，马林诺夫斯基曾提出，运用一种历史的逆推方法是可行的，即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意思是指历史仍然存在于当下的生活中，随实践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不是和过去一模一样的东西。以书面及考古材料进行历史构拟和以实地调查进行历史构拟，在中国研究当中不仅可以结合，而且“互为补充，必须同时使用”。马林诺夫斯基强调的“同时使用”，是他所说的在中国研究中运用“活历史”的关键。传统历史学根据文献构拟过去，相信文字能呈现过去的原貌;功能学派之前的人类学研究多是研究原始社会的，把器物和风俗都当成人类历史的遗留，无论如何，都将历史看成己经过去、无法改变的。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这种“历史民族志”要做是怎么通过当下书写历史，而不是在村庄背景中添加历史材料。
        费孝通将其理解为，“活历史是今日还发生着功能的传统”，指的是在现实中不仅存在而且仍在起作用的习俗和观念。在《江村经济》的写作中，第三章家、第四章财产与继承、第五章亲属关系的扩展、第六章户与村、第七章生活等章节，随处都能看到传统习俗和观念在当时社会中仍在其作用。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女人在家中的地位，我们都知道在传统的汉人文化圈中历来都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开弦弓同样存在。书中描写到近年来村子了有很多溺女婴的案例，或是将女孩子送给城里的大户人家养育，这些事情造成了村子里男女比例的失调，而这也影响到了婚姻；而就算结了婚的女子，并没有说就能安闲的过日子，在夫家她会受到婆婆的刁难，而娘家人是不会管她的，她的唯一出路就是生孩子，这样或许能得到婆婆或是丈夫的喜爱。而正是这些还存在于村里的“活历史”成为了我们考察反推过去的最好事例。

三、        《江村经济》调查方法对我们的启示
        《江村经济》是一部成功的社会调查报告，其中的调查方法对于我们在进行田野调查有很大的启示，主要分为两点来论述。
        一是，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使用。微型社会学是以一个小范围社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者亲自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进行亲密的观察。费孝通先生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小村庄——开弦弓进行调查，而开弦弓地处长江和大运河这两条水路干线的交叉点上。同时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是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因此我们之后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如果是要研究一个相对较大的文化圈，例如是像汉族这种很大有很复杂的文化圈时，与其大海捞针，不如先选取一个典型的微型社会，可以是一个村落、一个乡镇、一个城市，进行一些研究之后，再将其放入大的环境中去，这样能更好的获取信息，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只研究一个微型社区，以局部来辐射整体，我们只能是客观如实的来记录下这个小社区的生活状况、民风民俗，而要真正了解小社区之后的大背景、大环境，还需要我们从整体上去把握。
        二是，实地调查方法的运用。在《江村经济》的写作中，我们看到所有的资料都是费孝通先生实地进行调查考证的，作者深入农村社区,对江村进行多角度多方面的实在调查,“随着本书的描述,读者本身将自然地被带入故事发生的地点:那可爱的河流,纵横的开弦弓村,他将看到村庄的河流、桥梁、庙宇、稻田和桑树的分布图,此外,清晰的照片更有助于了解这个村庄。”费孝通通过实地调查法,描绘出一个中国南方一个社区的实景。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启示，也可以说是一个提醒，我们在研究某个民族的民风民俗时与其大量的查阅文献资料，在图书馆焦躁的渡过一天又一天，仿佛生活在炼狱中，并且最后还什么都没看明白，只有自己猜着写下论文；还不如暂且放下手中的书，走进田野，来一次真正的田野调查、真正的走进民俗中、去亲自体验一下书本中所说的东西，相信这样肯定能让你理解清楚你之前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四、结语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是一部经典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著作，费老不仅带我们游览了吴县的小村庄——开弦弓，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变更时期中国小乡村的蜕变图景，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民族志书写的创新。这是一部“新”的书，无论是对于开弦弓，还是对于学术研究的我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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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清媚. 在绅士与知识分子之间——费孝通社会思想中的乡土、民族国家与世界.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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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丹. 民族学实地调查法探析——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例.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6、刘晓峰. 微型社会学的超越路径. 社会关注.
7、李蓝天. 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江村经济》读后. 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年第3期.
8、肖青. 试论民族村寨文化的研究模式建构——以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为切入点.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5年5月.
9、沈洪成. 民族志的三重性：科学、反思与行动. 青海民族研究. 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