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的力作，以大量的地方志和其他中文资料，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侧重于中国晚清时期的团练、地方武装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从中国内部诸如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酝酿爆发等事件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来探究中国近代的开始。本书自问世后一再经孔飞力先生修订，此次出版的中译本为他最新修订版本。
孔飞力 （Philip Alden Kuhn， 美国， 1933- ）
研究领域 晚清中国近代史、海外华人移民史
人物介绍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 1933年9月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1950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CWoodraw Wilson)高级中学，同年考入哈佛大学。
大学期间，孔飞力被人类学家克拉克洪教授（Clyde Kluchholn)教授讲授的心理人类学深深吸引，曾经想投奔克拉克洪教授门下学习人类学。但当向克拉克洪教授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后，克拉克洪教授告诉他，要想学习研究人类学，最好先学习一些具体的学科，比如历史学或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在这一引导下，孔飞力选择了欧洲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虽然如此，但人类学的关怀一直留在他的历史研究之中。
大学期间，对孔飞力影响较大的还有社会学家诺曼包拔(Norman Birbaums)、政治学家塞缪尔·比尔(Samuel Beer)。受他们影响，孔飞力开始研究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并对怎样应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理解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4年，孔飞力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毕业之后，到英国著名的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学习日语与日本历史。1955年夏，回美国，应征入伍，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军旅生涯。他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Montery的军队语言学校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尽管难学，但他却逐渐着迷，如饥似渴。一年的中文学习经历对孔飞力的人生旅程产生了关键影响。偶然的契机让他开始注意到古老而陌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并与之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中文学校的学习结束之后，孔飞力转移到东海岸。在那里，继续服完了剩余的18个月兵役。与此同时，他在乔治城大学攻读研究生，1959年获得硕士学位。
稍后，孔飞力考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教授(John Fairbank)、史华慈教授(Benjanmin Schwartz)学习中国历史，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Militia in China During Taiping Rebell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uan-lien)， 1964年获得了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的博士学位。
1962年，孔飞力开始了在芝加哥大学15年的教师生涯，在历史系执教，一直到1978年离开，前往哈佛大学。
1965年孔飞力作为富布莱特(Fulbright)研究员前往日本京都大学从事研究，1966年回国。1970至1971年，担任ACSL中国文明研究员。从1971至1974年，孔飞力担任了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主任，1974年升任正教授。1975年至1977年，担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明系主任。由于史华慈教授的鼎力推荐，1978年秋，孔飞力回到母校哈佛大学任教，接替老师费正清教授，任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s)历史讲座教授。1980年至1986年，担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学术研究
学术背景：
50-60年代的有关学术思潮对孔飞力的学术成长具有深刻的影响。大学阶段，孔飞力就在哈佛大学接受了著名人类学家克拉克洪的指导，萌发了人类学的关怀。接着，诺曼·包拔 新的史学思潮主张人类社会彼此独立和多元的观点，促进美国中国史专家酝酿“中国中心观”，关注中国社会本身的“独特性”，并尝试从中国社会内部重新发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年鉴派史学家还重视用长时段方法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长远发展趋势，突破以往惯用的以“循环论”眼光认识中国历史的方法论。与此同时，年鉴派史学家对“总体史”的追求，综合研究倾向和“分解”研究倾向，都导致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孔飞力的学术研究明显表现出跨越社会科学、历史学、人类学的态势，将社会科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中。《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明显表现出他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利用;在《叫魂》中，又注意了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民俗学、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综合利用。他关注对中国历史的横向研究，把中国分为省、地区、县乃至更小的地区单位。他对1796-1864年的军事化问题研究，就限定在中国中部和南部区域。他还考虑对中国历史的纵向探讨，着重“由下而上”地研究中国社会，将研究的重心转向基层社会，特别是绅士阶层与家族。他试图表明，中国社会也是充满着差异和变化的社会，中国社会是“停滞社会”的说法没有根据。他试图通过对中国的家族和绅士阶层的研究，进一步认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特点。
孔飞力精于概念分析、重视运用中国原始档案，具有良好的中国语言基本功。孔飞力等第二代中国学家注意从新的理论视角解释过去被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冲击”下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80年代以后的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学术交流的正常化，使美国学者获得直接接触清宫档案的机会。这些都为孔飞力的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历史机遇。
孔飞力著作不是很多，每一本书之间出版的间隔都很长，但每一本著作问世都引起轰动，是学术界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现代中国的起源》，《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他还参加过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若干章节的编撰。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970）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是孔飞力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出版的著作，这是他的学术奠基之作，也是他对中国近代社会问题研究提出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的学术专著，在美国和国际中国学史上留下深刻影响，
本书研究中国晚清时期的团练、地方武装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它利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它中文资料，运用社会学的阶层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以及政治学关于权力和政治结构的理论，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虽然，中国有“民兵”思想的悠久历史，但明、清时代的制度已基本上体现了士兵和平民的分离。孔飞力在他的著作中认为，1796年发生在湖北、陕西、四川交界地的白莲教“叛乱”，是清朝政府第一次以民兵为主力去镇压。为什么要动员民兵？孔飞力解释说，主要在于白莲教的特有特征，难以对付。这些“叛乱者”与人民之间有广泛联系，又有充足兵员，具高度流动性。不仅渗透到地方政府，而且某种程度上成为超越阶级的运动。相比之下，清朝军队则装备沉重，行动迟缓，缺乏地方支持，费很大劲才取得微小胜利。所以正规军无力镇压，官方不得不求助于地方团练。早期团练对国家政治的威胁并不大。至少在嘉庆时期，还没有突破国家的军事垄断，还是一种在国家监督下把自发的地方武装纳入全面的、官僚化的管理机构的方法。但对以后太平天国时期的地方军事化起着先导作用。
19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处于大动乱之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在孔飞力的笔下，整个中国的各种势力，不论是正统的、还是异端的，都在紧锣密鼓地组建武装。他说：“当经济危机和剥削把穷人驱赶出已确立的秩序时，当匾乏使各种族和语言集团中的冲突尖锐起来时，异端的和正统的领导人员双方都越来越关心军队的组编。”
本书以主要篇幅讨论19世纪中叶起出现的各种类型和形式的地方武装问题，着重研究由正统的名流——绅士创办的各类团练的形式、规模、财政基础、同氏族的关系，尤其是同官方的官僚政治制度如保甲、里甲、地方治安和征税网络之间的关系问题，又以曾国藩等名流为对付太平天国和其它造反事件而创建各类地方武装为例，对上述这些问题作了详尽具体的分析。在这些正统的地方武力之外，本书还探讨了各种形式的异端地方武装、“股匪”、“堂匪”等到的兴起、同正统武装的异同、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和在一定程度上的转化等问题，展示了晚清地方军事化的广泛普遍和复杂情景。
孔飞力利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把1796—1864年间中国社会的军事化的过程、组织结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清朝衰落，民不聊生，太平天国运动试图为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寻找新的出路，当它危及现存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正统文化意识时，清朝的统治政权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行政能力都无以应付社会大动荡的局面，危难之际，传统士大夫阶层纷纷利用他们的社会资源，组建武装，与清军合力镇压太平军。
面对这些历史事实，孔飞力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
第一、以社会学与人类学结合研究的方法探讨历史。结合历史学的区域研究、个案研究方法，将军事化的各级组织(包括正统和异端)的内在结构、组织原则、规模、特征、历史演变、相互关系等因素加以联系的精细解剖。散见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的各种类型的军事化组织，被纳入“正统与异端”、“团练一勇一地方军”与“堂一股一武装村社”三级纵向等级组织的概念网络中考察，使社会结构的组织脉络变得清晰起来。
第二、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即对农村社会进行有效控制的问题。他认为这是政权得以巩固的基础。太平天国的问题在于势力无法渗透到农村，孤立在城市的围墙里，他们始终是一个外来者。而农村的名流深深扎根于地方社会，对地方实行有效控制，不断吸收人员和财富，他们是地方财富的拥有者、保护者和获取者。
第三、把军事化对地方政府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考虑，作为影响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行政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考虑。突破了过去对军事化研究的固有视域，如对中国兵制的影响和地方主义的发展。孔飞力对于伴随着晚清时期帝国在农村中控制的崩溃而出现的军事化过程做出了出色的分析。
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稳定延续的社会根源，在于王朝与地方名流——绅士间的协调，在于官僚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能够以最低限度的纠纷来解决。这样，名流——绅士凭借他们的社会影响、正统的学术传统以及伦理观念，使传统政权得以反复重建。但到了晚清动乱时期，情况有了不同。名流为着自己的利益，也为着王朝的利益，在镇压王朝内部敌人中起带头作用，使王朝得以度过危机而继续生存，但这一结果的代价是中央政府权力的缩小和名流势力的扩张，地方权力旁落到名流——绅士之手。作者认为，这标志着传统国家的崩溃，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再也不能按老的模式重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该以旧秩序的衰落，传统国家制度的毁灭与地方军事化为着眼点，在西方大规模冲击中国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出现危机，新的力量已经在开始削弱中国传统社会，如人口增长的过剧、通货膨胀、铸币发行大量增加以及农村社会日益剧烈的竞争等，他认为以地方军事化形成的1864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能比1840年的鸦片战争更为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