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举文

美国民俗学会的民主实践：我的经历与体会
张举文(2014-08-03)

这个题目（高丙中的“行在民主的路上”和户晓辉“民主的中国梦”）和几位同仁的表述吸引了我，让我写下以下的话。

学术民主的概念与学术民主的实践到底有多大距离，这在今天看来不是一个不可知的问题。昔日的“百家争鸣”和眼下的“他山之石”，特别是全球化的当下各个领域的“接轨”使我们有了的充足的理由和条件去实践我们的追求。我一直认为：任何抽象的概念，都是源于特定的实践，尔后又引导新的实践；或者说，任何抽象的概念，都有具体的实践或行为符号。因此，一个概念与其相关实践的关系是否相符，便印证了我们是否言行一致。言行一致，便能达到目标。言行不一，目的手段不一，便是惑之源。

我觉得，一个学科的存在与发展是三个层面的有机互动的结果：有归属感的学者及其著述；可被称为这个学科范畴的知识和思想体系；维系这些学者使他们有学科群体认同感的组织机构。作为人的学者可以改变自己的学科群体认同；作为学科基础的理论体系不是只能归属某学科；而作为学科载体和学者认同标志的组织机构则是其存在的唯一理由。在特定时空，任何一方面都可以决定该学科的存在和发展与否。可以说，美国民俗学会近十多年来的稳定发展，为学会会员的学科认同，学术成果的展现，以及民俗学学科在学术界的彰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近些年来有关中国民俗学的学科性的探求似乎体现了这三个方面的互动关系。有关“中国民俗学会”的讨论清楚地表明：一些自称“民俗学者”的学者用自己的著述，表明自己对学科认同感的迫切追求，同时在人类知识体系中梳理可被称为“民俗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渴求借助“学会”这个组织机构的载体来发展壮大“中国民俗学”学科。这个诉求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何在？也许看看“民俗学”目前在其他国家的“壮大”、“衰微”，或者“发展中”的例子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但在此，我想仅以本人在美国近年所经历的情况为例，提供一个讨论的话题。

为此，我想用一个“民俗学者”参与“美国民俗学会”（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 AFS）的个人经历来陈述一下“学会”的组织运作机制，特别要表明的是“学会”对一个“民俗学者”的学科认同与学术发展的重要，以及对“民俗学”在美国的学科地位的巩固与提高所发挥的角色作用。以期引发同仁的更多思考。

我与许多美国的“民俗学者”有着同样的感受：因为“学会”的稳定发展和积极作用，才有了明确的“学科”归属感和“民俗学者”的群体认同感，也因此对自己的学术目标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我亲身经历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学民俗学项目从一个有博士学位的系缩减到中心直至消失的过程，与那时的诸多同学一样对自己和学科的前途充满忧虑。）

我在美国作为“民俗学者”所参与和经历的“美国民俗学会”活动大致是这样的：1996年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民俗学系开始“民俗与民间生活博士项目”（Ph.D. Program of Folklore and Folklife），2001年毕业离开。1997年第一次参加美国民俗学会年会，之后几乎年年参加。在美国民俗学会这个平台，我于2005年召集签名请愿成立了“东亚民俗学分会”。2007年被提名参加“提名委员会”（Nominating Committee）竞选，并入选这个由三人组成的委员会，任期三年（2008-10），第三年作为该委员会负责人。2011年被提名参加“执行理事会”（Executive Board）的竞选，入选，服务三年（2012-14）。另外，我在2008-12年被“任命”为“西部民俗学会”（Western States Folklore Society）的副会长。

由于“学会”有了完整（但不是完美）的运作机制，会员数量有了增加，会员更有参与热情，这样以“民俗学者”身份在社会和学术界从事的活动又反过来巩固和扩大了“学科”的地位，使学科进入良性发展。例如，我参与了与中国民俗学会合作的路思基金会（H. Luce Foundation）资助的五十万美元的项目，涉及到中国和美国的若干民俗学学科点，历经五年（2011-16）；以“民俗学者”的身份参加了2012年“国家艺术基金”（NEA）的项目审定，以及“史密森民间生活节2014”的设计筹划。

目前，“学会”的组织机构与领导体制的运作大致是这样的：
1）会员（membership）：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美国民俗学会的会员（不论学科学历和国籍地域背景），但条件是认可学会章程；缴纳会员年费（即，会员身份是年度的；不缴会费就自动终结会员身份）。如果一次缴纳一定数量的会费可以成为终身会员。会员可以有优惠的参加年会注册费，得到学会的定期刊物（《美国民俗学刊》）。所有会员都有平等的选举和被选举权。目前会员维系在一千名左右，包括国际的和学院与公众民俗学者。

2）会长（President）：由提名委员会提名，学会会员每人一票选举。被选上的第一年是“新选会长”（President Elect），第二和三年是正式会长（President），第四年是“上任会长”（President Past）。第一和四年是为了领导班子的更好过渡。提名时有两个候选人。

3）执行理事会（Executive Board）：由提名委员会提名，学会会员每人一票选举。每年有三个理事卸任，因此有三个新理事被选出。提名时有六个候选人。新理事服务三年。如此循环。因此，共9名理事。这些理事与三个会长和执行秘书长一起构成“执行理事会”，是学会的决策体。任何有关学会的新的提议或政策更变都必须经过这个执行理事会的投票来决定是否采纳。每年4月举行几天专门的执行理事会会议，另外还在每年10月的年会期间举行一天的执行理事会会议。理事会可以在特别时候修改章程，设立特别理事。如近些年为了吸纳更多的少数族裔的会员，特别增设了一个理事席位，与其他理事享有同样权力。

4）提名委员会（Nominating Committee）：由三人组成，任期三年。每年有一个成员卸任，一个新选成员加入。每个任职第三年的成员自动成为委员会的负责人。每年该委员会提出竞争提名委员会候选人，执行理事会候选人，隔年有会长候选人，都是每个席位两个候选人，经全体会员选举决定。该委员会搜集所有会员的提名，独立决定，若需要，可以与理事会沟通，但不受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影响。在征得被提名人的同意后，列出候选人名单，交给理事会公布。

5）选举竞争：选举委员会每年于夏末将候选人名单提交执行秘书长和理事会，只是作为通报，然后由执行秘书长负责与候选人联系准备竞选材料（三百字左右的简历和竞选主张材料）。在每年年会前两到三个月在学会网站上向全体会员公布。候选人在年会期间有一次发表竞选主张的机会。之后的两个多月，所有会员通过网络投票。一般在年底结束。第二天便公布结果。因此，所有被投票选入的席位（会长、理事、提名委员会委员）都是以日历年度计算。目前所用的网络投票系统是经由非盈利机构制作的，有很好的信誉。

6）投票方式：所有学会会员都可以上网查看候选人的材料，然后投票。网络系统自动统计。在投票截止日，由秘书长办公室将投票通报理事会，然后公布。在投票期间，如果有需要用纸质选票的会员，可以向秘书长办公室提出，然后通过邮寄投票的方式选举，但必须是在截止日前收到方有效。这种方式在美国民俗学会有十多年的历史。过去没有网络投票时是完全用纸质选票。近些年的投票率在逐年提高。

7）执行秘书长：由会长和理事会任命，没有固定年限。目前美国民俗学会的秘书长是全日制的职位。秘书长是理事会成员，有投票权。秘书长聘任所需助手。秘书长及其办公室负责学会的日常运作，如负责年会，协调学刊事务，辅助理事会对各项决定的监督执行，统筹各个分会的活动，以及与其他学科学会的联系。近些年来，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在学会内部的协调向各种基金会申请项目，加强学会的内部合作以及与其他学科和作，也包括与其他国家的民俗学会的国际合作。

8）资深会员（Fellows）：经现有资深会员提名可被吸纳。资深会员多是因学业成果和对学科的贡献而被纳入。该团体在学会设立了一些奖项，辅助学会发展，为理事会提建议，但不参与理事会的决策。但理事会决定新的资深会员的吸纳等事务。

9）年会（Annual Meeting）：每年10月召开。日期在一到两年前决定。地点在三年前决定。每次年会有筹办委员会负责论文的筛选。该委员会以所在地区的会员为主临时组成。执行秘书长办公室负责会务方面的工作。近年来每次年会参加论文选读的会员在500-700 之间。同时，还有许多旁听的会员。会员负责自己的交通与食宿，所缴年会费（约100多美元；学生较少）用于会议场地设备与材料印刷等支出。每年力争保持收支平衡。

10）“学刊”（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及主编（Editor）：学刊自1888年创建以来一直是季刊，是学会唯一刊物，其发行量与内容等代表了学科的发展。会员都会得到每期的刊物。学刊实行严格的匿名评审制。学刊主编任期五年。理事会负责聘任工作。主编决定刊物的内容，执行秘书长及其办公室协调后勤工作。主编所在学校一般提供一些物质或人力帮助。出版则由签约出版社负责。学会有固定预算维系学刊。近些年来，因为学术刊物的数据库发展，“学刊”保持收支平衡，有时有一定的收入。

11）“分会”（Sections）：学会的名下有30多个专题民俗分会，如“儿童民俗分会”，“民间歌曲分会”，“亚洲及太平洋跨民族民俗分会”（前身为“东亚民俗分会”）等因研究题目、地域等组建的分会。分会由发起人提出，征得足够签名拥护，由执行理事会批准。分会可以在年会时组织相关的专题小组报告会，可以有自己的刊物，也可以设分会会员费，设立分会奖等。分会为有相同研究兴趣的会员提供更具体的交流平台。

以上所述的美国民俗学会情况其实也代表了美国的国家级学科学会的组织运作（选举制度）现状。据我个人的直接和间接了解，各个学科学会都是这样的，只是一些区域性的学会组织机制不一定是这样的。
美国民俗学会的实践也说明了目前的情况是在经过改革（1980年代前后）后才有的。之前的运作颇有“不透明”的味道。可见，民主的实践不是遥不可及的。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主实践无疑已经开始了 – 至少目前的诸多同仁的思辨为今后的实践打下了良好基础。
最后，我想说，无论我被如何认定我的身份，我自我的认同离不开民俗学这个学科，离不开中国民俗学，也离不开美国民俗学，因此，两个民俗学会的健康发展是我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