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一窟鬼

之前，日本民俗学家岩本通弥称自己的民俗学探索为“后非遗时代的民俗学”；俄国民俗学家则把自己的研究称为“后民俗学”。
在中国，正当“非遗”之社会实践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时候，户老师与吕老师（事实上，吕老师之前曾提出过“超现实主义民俗学”的概念）抛出了“未来民俗学”的概念，这应该是中国民俗学家贡献出来的新术语与新视野。
期待户老师的《未来民俗学导论》！

西山一窟鬼

“吕、户的立场容易产生文化上的短视与排斥性”
这是我个人的臆断，可能完全是错误的。
我以为，您与户老师所谓的“普遍性”概念，依据人类学与民俗学反思的历史来看，很可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自我标榜，他们有意无意间把西方的说成是普世的。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就是一种目的论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吗？我虽然无法因此推论说康德的哲学亦如是，但是，我提醒自己与您俩位，努力在介绍与理解西方的同时，避免说他是“普遍的”。
反之，果然如我臆测的那样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中国人错把他乡做故乡，把西方的当成普遍的，不就会在客观上产生文化的短视与排斥性了吗？
当然，再次说，这是我的臆测，不能说是您俩位的问题。

西山一窟鬼

户老师千万不要误会哦，窟鬼一向直来直去，想到哪里说到哪里，直肠子人一个。
窟鬼的性格颇类“子路”。钱穆先生在《孔子传》中说，子路常常“率而”而言，忤逆“夫子”是常有的事，但是，以“夫子”之圣明 ，仍然最喜欢这个率直而粗鲁的学生。为什么说子路是夫子最欣赏的学生呢？比较一下就知道了。颜回号称“夫子具体而微者”，其人死后，夫子也未曾表现的有多伤感；可子路战死的消息传来，夫子当庭恸哭，倾倒了家里所有的肉糜。由此可知，直率的人是圣人最喜欢的人。
窟鬼智不及子路什一，直过子路百倍，触怒老师及同仁的地方当然会更多，希望老师们发扬夫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精神，不放弃愚且直者。
有关“未来民俗学”的任务 ，完全是窟鬼的臆说，户老师与吕老师，一定要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对于诚心贡献愚昧主张的后学晚辈，多加引导与指教，切不可以“难于上青天”为由而粗暴地放弃教诲愚且直者呀！
我是诚恳地想聆听户老师有关“未来民俗学导言”的高见的。这个态度上面已经说过了。
至于我有关“未来民俗学的任务”五点，是我自己的臆断，正常的民俗学学生会把自己的臆断隐藏起来，我则不同，从来不隐藏自己的愚昧与率直，当然，我也时刻准备着随时修正自己的看法。

翻开任何一门学术史，尤其是哲学史，感叹“对话之难而不屑对话“的事情是常有的，比如，海德格尔就瞧不上萨特，但是，这并不能影响萨特也是影响深远的哲学大师；赫尔曼·鲍辛格想请海德格尔来讨论“生活世界 ”的问题，海德格尔睬都不睬他，但是，这也不能影像鲍辛格成为著名的民俗学家，这不，他被户老师引入中国来了。

呵呵，对话与不对话，是个人的事；问题如果是个问题，不对话的态度解决了“问题”，它仍然在那里。仿佛太阳一般，不因为任何个人的不屑就不在那里了。



[ 本帖最后由 西山一窟鬼 于 2015-12-5 14:12 编辑 ]

西山一窟鬼

吕老师引述杜甫律诗《又呈吴郎》，以杜甫劝说吴郎的姿态来劝说户老师。分配了一个角色“无食无儿一妇人”的角色给窟鬼，真是“狡猾”与“阴暗”的可以。
中国人说，“秀才杀人不用刀”，又说“高明的人骂人不带脏字”，信矣！吕老师这个“引述”就有这样功效。
杜甫劝说吴郎，不要与那“无食无儿的一介妇人”计较，既显得比吴郎高明些，更是站在悲悯的立场上看待那妇人，整个诗虽然更像打油诗而不是律诗，但是，“诗圣”悲天悯人“的形象是活脱脱地呈现出来了。
各位看官注意了：杜甫这种高人一等的姿态与语调，在传统的解释里，十分可能被唯一地理解为他的人道主义、普遍地”爱与自由“的情怀的体现。 但是，罗兰·巴特告诉我们，“作者死了”!读者在作者的躯体上站立起来了！那杜甫想表达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吕老师想通过“引述”他的律诗传达什么意图？想借以表演何种身份认同？他通过这首诗“表演性地”建构了什么？

德里达也说，“引述”这种话语行为，一方面，既然是话语，既然是符号体系，它就应该是“普遍性的”，是为大家所共享的；另一方面，这种普遍性的符号体系又是在每一个具体的语境中，通过具体的引述行为而复活与延续着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语境性语”，德里达强调的恰好的是在特定语境中特定语义的“延异”。而不是语言的公共性、普遍性与同一性。


吕老师试图通过“引述”强调杜甫律诗中的哪个层面的意思呢？我们无法确切地阐释；事实上，即使在理论的层面上，他自己也不应该全部意识到他想表达什么，否则弗洛伊德就不成立了。但是，我的阐释与理解是可以超越他的意图的。
我至少可以作一种理解，那就是：吕老师可以忽略杜甫诗歌的整体，出于语境的需要来强调其中的一句，比如，他可能强调“无食无儿一妇人”。
联系我的“前理解”，“无食”翻译成民俗语言，大略等同于“穷光蛋”；“无儿”翻译成民俗语言，大略就是说“没儿鬼”。在民间，没有什么比这两句话更狠的了。记得在老家的时候，村里两家人吵架，其中一家没有生儿子，当时，另一家吵不过他，抛出了杀手锏，骂了他一句“你个没儿鬼”，对手顿时落败，亲眼见到他像丧魂落魄一般，可怜极了。可见这个骂人的话的力量了！

吕老师的意图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解读出了什么。由此可见，任何试图固定文本这统一意义的努力都是前现代的；任何有意识地、表演性地应用文本的努力都是（后）现代性的。

今天
任何人自身就是一个教派
任何人自身的思想就可以是一个教堂
任何表演性的引述都是一种建构
任何试图古典地界定意义的努力都是不合时宜的

[ 本帖最后由 西山一窟鬼 于 2015-12-5 12:18 编辑 ]

西山一窟鬼

“只有通过感受、理解、感知和思考，即通过敏锐的感知，才能达到个性的启蒙；自我是一件自我设计、自我塑造的作品，一件艺术品！”福柯如是说。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当代条件下，新媒介技术使反对压迫和不公的主张能在全球传播与整合，后现代社会的人们使之前推动资本主义扩张的技术公开改弦更张，转而反对这个体系。
在当今世界上，民俗学与人类学要在全球遗忘的角落里
扮演苦难和剥削的见证人；
扮演使非暴力无政府能量从外围引向中心的助产士角色；
扮演颠覆、抗争、挑战一切权威的勇士的角色；
扮演希望、想象、勇气和信念的守望者的角色；
扮演乌托邦主义者的角色；
民俗学者与人类学者应该是“表演理论家”！
一切都在生成之中，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


[ 本帖最后由 西山一窟鬼 于 2015-12-5 14:40 编辑 ]

西山一窟鬼

第一，有关“意义”固定与漂移的问题
    我在帖子里引述巴特的口号：“作者死了’!读者在作者的躯体上站立起来了！”以表演某种“认同”，即对于阐释学上作者垄断文本“意义”的传统的反对。
    无可否认，受尼采、福柯的启发，即所谓“上帝死了！”“人死了！”，巴特提出了“作者死了！”这里所谓“死了”，更多地是隐喻性地表明“他”的权威性、霸权性声音的倒塌，相反，个体性的权力开始受到呵护与培育。至于，在现实中，是不是仍然会有人敬奉上帝，是不是仍然有人需要权威，站在个体权力平等的立场上来说，那也只是出于他个人的选择，是需要尊重的权利。
    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吕老师的阐释是有权利的；吕老师的引述也是他的权利，需要尊重；户老师同情吕老师并质疑我的解释，也是需要予以尊重的。“美美与共”嘛！遗憾的是，康德主义者们（咱们暂时把吕老师与户老师归于此，未经他们同意，有些粗暴了）成天号召自由、平等，等我抛出了我的个人的解释时，户老师（与超哥哥）马上就变得不那么“康德”了，相反，倒是半心半意地同情后现代主义者的东子哥反而能给予部分的理解与同情。可以看出，号召“自由、平等、博爱”本身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表演”与“实践”它。康德主义者们“言行不一”，恰恰说明了理论层上的康德主义在实践中可能恰好是霸权式的；相反，后现代主义把他们的“口号”作为精神，在“表演”中号召、实践、建构自由、平等的秩序，在娑婆世界建构乌托邦。是言行一致的。

[ 本帖最后由 西山一窟鬼 于 2015-12-7 09:04 编辑 ]

西山一窟鬼

第二，关于语言的固定与延异的讨论
    户老师在这个问题上的疑问，可以直接拿德里达、巴赫鑫、塞尔以及海姆斯的相关研究作为回答。
    比如，德里达曾提出语言的“可重复性（iterability）”这一概念，认为如果符号是“可重复的”，就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1）在交流活动中任何一方“完全缺席（radical absence）”时，这些符号或者标记仍然起作用。
2）一个符号或者标记之所以是符号与标记，正是因为其内在的自我差异性，可重复性。
3）如果一个符号或者标记是可重复的，那就不能说它最终或者原始地属于任何特定的语境。
    “可重复性”的概念使得德里达可以更充分地质疑户老师所设想的“交流”图景，这是一种所谓标准的讲述行为——一种完整的、统一的意义或者意图的实现或者呈现——由此受到质疑。因为，作为语言，从根本上来说不可能是诸如“讲述者的意义”的提法所暗示的意图的完成、自我呈现。事实上，“可重复性”——基于一种奇怪的与困难的逻辑——既是“表演性”之适当性的可能性情境，又是极其严格意义上之“适当性”的不可能的情境。
    单单依据德里达为我们解析的语言的内在矛盾就可以说明，语言以及文本，既是“重复性的”又是“表演性的”，问题是哪一个才是问题的重要方面，户老师应该考虑下语言人类学与结构语言学之间的争论史了。
    忆及海姆斯与乔姆斯基的争论，意义到底存在于哪里呢？
    尽管我们不否认“可重复性”，但是，它不是在“表演性”中不断传承与生成的吗？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可重复性”的意义之研究是有意义的吗？

[ 本帖最后由 西山一窟鬼 于 2015-12-7 09:31 编辑 ]

西山一窟鬼

户老师说，“俺想请教窟鬼先生：每个人都是一个教派、一个教堂、一种建构，然后呢？”
俺想说：这样一来，人们便诗意地栖居在人类的家园里了。每一个教堂与教派都可以有自己的风格与主张，正像基督教可以有加尔文、新教、路德派、长老会、浸礼会、方法会、圣公会、门徒会，如此等等，谁敢说自己是一尊与正统呢？对于其践行者，他所践行的都是他的正统。而且，要“正统”何用？自由、自主、自觉地“表演”自己的信仰就可以了呀。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审美层面》一文中说：“对现实漠不关心”，对“表现”（表演）孜孜以求，则是摆脱缺乏和使“人性得到真正发扬”的象征。在一种真正人道的文明中，人类生存将是消遣，而不是苦役，人将在表演中而不是在需要中生活。
“表演”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行为。也是我为什么说“表演理论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康德主义目的论的践行者。

[ 本帖最后由 西山一窟鬼 于 2015-12-7 09:38 编辑 ]

西山一窟鬼

尊敬的诸大佬！
西山一窟鬼完全是胡诌诌呢。我自己就是一个糊涂蛋，一根搅屎棍，云里雾里的，乱糟糟的，完全不必在意，嘿嘿。
北大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