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哥

他者眼中的他者

——读《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有感

李铱涵

【摘要】：《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收录于《写文化：民族学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以后现代的视角对科学民族志进行反思与解构，剖析修辞在民族志写作中的运用。本文对这篇文章的背景、内容稍作梳理外，论述了自己对个人性叙述与客观性描述这两者的一些看法，并反思了我们当今的田野工作。
【关键词】：民族志；田野工作；后现代；修辞；个人性叙述；客观性描述

一、写作背景：
（一）写文化之前——科学的民族志范本
1922年，《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的出版，在人类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马林诺夫斯基确立了“田野工作、理论或主题、民族志等三要素相结合的范式”[1]，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使得人类学研究理论化、科学化、客观化，因此其被视为现代人类学方法的创建人。“他所创立的规则大致包括：（1）选择特点的社区，（2）一年以上的现场调查时间，（3）对当地语言的掌握，（4）先从本土的观点参与体验，后面要达成客观的认识。”[2]
马氏把人类学科学化之举，似有赋予其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之意，使人类学能够与物理学、化学等实验科学并立与解释人类社会通则规律的宏大科学体系之中。
（二）写文化——后现代的田野反思
20世纪60年代，世界格局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殖民体系瓦解，女权主义运动兴起，性解放运动的呼吁，一时间，混乱而颇具颠覆性的社会震荡带来了思想领域的价值混乱。人们显得茫然而不知所措，甚至不明“自我”的意涵与归宿。就在这个时候，西方思想界对动荡的社会现状进行了话语应对，一个质疑权威、质疑科学主义、质疑结构，内容繁多而庞杂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后现代思潮在一些人文领域所肇始的批评继续向人类学领域扩展和延伸，与人类学内部业已存在的理论趋势一拍即合，以致推动形成了8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写文化”大论争。”[3] 1986年《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两部后现代巨著问世，标志着人类学思潮的一个分水岭，它们使人类学者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文化表述的场景性和虚构性，并进而开始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学似乎已经不再能够完成其传统任务，提供“异文化”生活的整体、客观描述。[4]

二、主要内容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为10位学者在新墨西哥圣塔菲的美洲研究所召开的中心议题是“民族志文本的写作”高级研讨会的论文集，其中，有两位学者不是从事人类学研究，而是分别从事历史和文学研究[5] ，本文所要具体评述的《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的作者玛丽·路易丝·普拉特就是其中一位。也许是因为她主修语言文学，《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一文主要论述了民族志文本的语言修饰问题。作者试图“剖析民族志写作的一些修辞方式如何被应用，以及他们如何源自先前的话语传统。特别关注民族志写作中个人性叙述和非个人性描述，以便考察这种话语建构的历史，特别是它在游记写作中的历史”[6]。
这篇文章引用或提到了众多的民族志文本，并就三个实例进行详细论述。它们分别是弗洛林达·多内尔的《夏波诺：亲历远辟神秘的南美丛林中心地带》、《黑森州的汉斯·施塔德1547—1555年在巴西东部原始部落的被囚经历》以及玛乔丽·肖斯塔克的《尼萨：一个昆人妇女的生活及所说》。
《夏波诺：亲历远辟神秘的南美丛林中心地带》一书因为被指控为抄袭之作，而使得人们对它的评价从九重高天[7] 瞬间跌入了万丈深渊。然而，“被争论的不是民族志的准确性问题，而是民族志权威、个人经历、科学性和表达之原创性之间令人困惑的关系”[8]。作者引用此书的意图在于引出个人性叙述和客观性描述的关系问题，她认为“个人性叙述与客观性描述式并存的，因为它调节学科内部个人性和科学性权威之间的矛盾”。[9]
《黑森州的汉斯·施塔德1547—1555年在巴西东部原始部落的被囚经历》一书则反映出叙述—描述的二元结构是民族志文本所独有的，游记也完全可以建构起这种二元结构的文本。“因此不必奇怪民族志开篇的叙述明显呈现出与游记写作之间的延续性。”[10]
《尼萨：一个昆人妇女的生活及所说》是新生代民族志的典范，“被广泛地认为是新近民族志实验中重新赋予民族志写作以人性的一部成功之作。”[11] 因为肖斯塔克阐释缓和客观化的民族志表述和田野工作中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而重新寻求个人性叙述在民族志描述中的权威。
文章最后，作者提出了自己关于修辞的看法：人类学家应该兼有审视先于人类学的话语传统的内部和外部以及接触史的内部和外部来审视的视角，从而认清自己的修辞既非自然的（客观性），也非本学科内在的（主观性）。只有认清这种修辞，才能通过选择适当的修辞和创造性的修辞而非摆脱修辞来解放自我。
总而言之，文章结构清晰，遵循理论—实例—理论的发展脉络，从提出修辞的理论问题，到结合具体实例分析，最后回答了问题，提出了人类学家面对这种修辞的矛盾，应该秉承的态度与取向。

三、个人性叙述与客观性描述关系之我见
（一）从两者的表现形式来看
个人性叙述与客观性描述的矛盾表现在文本形式上，即是亚体裁（小到导论开篇或相关章节的穿插，大到田野日志的配套）与真实权威民族志文本的区别。
然而，在传统的民族志范式中，个人性叙述只能做权威科学民族志文本的边缘性补充。而后现代人类学家主张给予其更重要的分量和地位，如拉比诺甚至大段大段地把访谈过程中与当地人的对话原封不动地搬到原本该严谨科学的民族志文本之中。这正是后现代人类学家企图摆脱过去建构的田野工作中的政治权力建构出的知识权威，满足当地人对话语权的诉求。
（二）从两者承载的内容来看
费边的曾提出了“同在否定”这一概念，形容人类学家建构出不同于物理时间的时间概念，来否认民族志调查对象与自己的同在性。然而讽刺的是，人类学家得到这种理论假设的手段——田野工作——却是在承认同在性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归纳：
第一、建构民族志的过程也属于民族志的一部分；
第二、人类学家是他者眼中的“他者”。
因为这种空间上与时间上的同在性，人类学家与当地人的关系，人类学家进行民族志创作的过程，都不可避免地同属其书写出的民族志文本的一部分。例如，拉比诺在《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一书中，“以十足的创意把田野作业过程本身作为记叙的对象”[12]。布迪厄在跋中直接把拉比诺的创意概括为“把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 [13]人类学家在调查过程中，不是单向地把当地人当作客体研究，自己也同样受到了当地人的审视。在此意义上来看，个人性叙述恰是对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建构过程，与当地人的互动并受到当地人审视的话语诉说。客观性描述则是对进行建构的目的和实际建构出来的结果，即预期的科学的民族志文本的总结。
用一个简单地图示表示个人性叙述与客观性描述的关系如下：
文本形式 表现形式 承载内容
亚体裁（导言、日志等）<———个人性叙述———> 互动、建构民族志的过程
本土人的审视
科学权威的民族志文本 <———客观性描述———>预期目的
民族志本身

四、对当代中国田野工作的反思与启示
第一、从主观方面来看，人类学家应具备“慎独”的崇高思想境界
因为人类学家善用修辞手法建构文本，制造权威，所以对多内尔是否去过雅诺马马人那里生活的质疑也是不无道理的。同时，人们也许会产生不再相信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即使不亲临现场，平常之地也可作出“客观科学”的民族志。面对大众对人类学的诟病，需要人类学家时刻牢记“慎独”的训诂，纵使不受他人监督，也绝对不能弄续作假，做出有违学术道德的事。当然，正如玛丽•路易丝•普拉特所说，认清了人类学家的修辞技巧，却不能摆脱，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选择适当的修辞和创造性的修辞。即我们可以根据自我的需要，利用修辞建构文本，但最低限度，这毕竟也是是“部分的整理”，而不是说人为地无中生有，指鹿为马，或者根本没有真正进行田野，而在寻常之地炮制出民族志文本。
第二、从客观方面来看，没有田野的民族志越来越不具备可能性。
如果说，世界还停留在人类学产生之初的殖民时代，土著没有任何话语权质疑甚至完全没有机会看到自己被人类学家书写的文本，弄虚作假或是歪曲事实的人类学家还有滥竽充数甚至扬名学界的可能。然而，在信息时代的21世纪，特别是结合我国民族的现状，本土人类学家逐渐成长壮大起来，互联网的发达也使得被研究的本土人有了接触到他们被建构的民族志的可能。这无疑在客观方面减少了田野作假的可能。
第三、从对田野工作的评价标准来看，个人性叙述应当用来证明田野工作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在人类学调查过程中，常常需要对受访者的话语进行证伪，以求获得科学的资料。正由于人类学家高超的修辞能力，民族志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我们也需要对人类学家建构民族志的过程进行证伪，即证明人类学家是否真去过那，是否真的进行过科学严谨的调查。仅仅凭几张做访谈或是问卷时的照片是不够的，因为照片仅仅能证明去过那儿，但究竟调查到什么程度是不得而知的。所以，我觉得，每天随手的工作日志，访谈录音与手稿，而不是经过整理润色过的调查报告，更能衡量我们田野工作的真实性与规范性。
总而言之，不管是田野中的人类学与当地人，还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我们都是他者眼中的他者，我们都在彼此审视。最后，仅以卞之琳的小诗《断章》结束这篇文章：
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参考文献】
1． 玛丽•路易丝•普拉特：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PP56—80。
2． 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
3． 黄剑波：后现代语境下的“写文化”与“写文化之后”，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4． 高丙中 人类学反思性民族志研究：一个范式的六种尝试，载于《思想战线》2005年05期，PP42—44。
5． 阿兰·巴纳德著，王建民、刘源、徐丹等译：《人类学历史与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PP181—190。

（注：此文为其大三时“族群理论与民族主义”课程习作）

[1] 引自高丙中：译序，P6，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

[2] 同上。

[3] 语出赵汀阳：心事哲学（之一）[J]，载于《读书》，2001年第三期。

[4] 黄剑波：后现代语境下的“写文化”与“写文化之后”，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P66。

[5] 详见高丙中：《写文化》与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代译序）， P6，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 玛丽•路易丝•普拉特：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P57。

[7] 此书一经问世，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新闻周刊》称赞它“超越了人类学的问题和范畴，进入了一种迷人异文化的纵深之处。而在被指控为剽窃之作时，人类学家甚至相信多内尔甚至没有去过雅诺马马人那里生活过。（详见《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

[8] 德布拉·皮基认为其不符合学术规范，因为其未能展现“承诺在跨文化基础上对行为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纪实性描述”的所谓人类学研究的标志性特征。详见：玛丽•路易丝•普拉特：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PP58—59。

[9] 玛丽•路易丝•普拉特：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P61。

[10] 在《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一文中，作者对比了弗思在《我们，萨科皮亚人》中介绍自己到达波利尼西亚的经典场景（作为民族志的代表）和布尔维干在南海探险的场景（作为游记的代表），以论证民族志与游记写作之间的延续性。

[11] 玛丽•路易丝•普拉特：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P73。


[12] 引自高丙中 人类学反思性民族志研究：一个范式的六种尝试，载于《思想战线》2005年05期，P42。

[13] 引自高丙中 人类学反思性民族志研究：一个范式的六种尝试，载于《思想战线》2005年05期，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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