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学术随笔2
百年老课文的百年历程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2月29日   08 版）


现行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守株待兔》


1906年商务印书馆《最新国文教科书》中《守株待兔》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１０＆ＺＤ０９５），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自2012年2月始，本报将次第选录课题研究者之学术随笔，以飨读者。

　　郑  宇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从1904年我国第一套真正现代意义的语文教科书——《最新国文教科书》（属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教科书》系列）诞生算起，语文教科书的编纂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过去的一百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翻天覆地的一个世纪，外辱内乱，思潮激荡，政权几迭，除旧布新。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晴雨表——语文教科书，无论从教育观念、呈现方式还是内容选择，都在追随时代而变化，并在不断地发展进步。今天翻检对照百年前后的语文课本，已是判若霄壤，差之远矣。当然，在这百年大潮中也有一些“金砂”和“珍珠”经受住岁月的无情淘洗，幸运地孑遗至今。《最新国文教科书》中的一些选文，今天还在沿用，被万千学童们琅琅成诵。追溯这些课文一路走来的坎坷经历，无疑是一次非常有趣的文化考古。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随着戏剧、戏曲、小说乃至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广泛传播，“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已经有了“世界级”知名度。这个由南北朝乐府名篇《木兰诗》塑造的女性鲜活形象，早已经在中国民间流传了一千多年。但长期以来，在《三字经》《烈女传》《女儿经》这样的正统蒙学教育读物中，这个有悖传统妇道的题材却是一直被撇弃的。直到清末民初，随着“男女平等”“女权意识”等现代文明观念的逐渐渗入，这个故事才开始登上了国民教育的“大雅之堂”——学校教科书。1906年，《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九册选入了《木兰诗》，第一次让孩子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去景仰这位“爱国”“孝父”“聪慧”“勇敢”的古代女英雄。进入民国之后，“木兰”这个形象几乎成为所有版本的语文教科书必选内容。尤其在1920年出版的《新时代国语教科书》中，为了顺应白话文运动，这篇故事既被改编为白话课文，也被改为剧本，出现在同一本教科书里，这在教科书编撰史上也是比较少见的。

　　新中国成立后，“木兰”这个敢于冲破封建礼教、实现自我价值的古代“女性”形象依然是新政权所肯定的。1951年人教版《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原文收录了《木兰诗》。即使在十年“文革”浩劫中，当一个个古代文学名篇都被斥为“封资修大毒草”赶出中小学课堂之际，《木兰诗》居然还在一些地方版语文教科书，如河北版、山西版、辽宁版，在连篇累牍的领袖语录夹缝中得以幸存，足见它顽强的生命力和宽泛的被解读空间。至于改革开放之后，更是没有任何理由能够阻挡《木兰诗》的脚步，“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诵读声，经过几代学子一直延续至今。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如果单论文学艺术的造诣和价值，中唐诗人李绅写的《悯农》《农夫》两首小诗在群星璀璨的唐诗里不值一提。尽管它们久已妇孺皆知，但众多“唐诗三百首”选本几乎都没有选录。可是在清末《最新国文教科书》以及民国众多教科书宝贵的篇幅中，两首诗都赫然在列。分析时代背景，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缘由。清末民初的中国，阶级矛盾高度激化，社会道德和良知濒于沦丧底线，这种表现民众苦难、劝勉珍惜劳动成果的作品，符合精英知识阶层的忧患意识，也具有较强的教化价值。“西风东渐”而来的“民本”“民主”“人性”“阶级差别”意识，也让这两首小诗多了些现代的解读可能。

　　建国后，《悯农》《农夫》两首诗一直形影不离地出现在小学语文课本中。但是到了“文革”时期，大多数地方教材却只选《农夫》，舍弃了《悯农》。可能诗中“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两句，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具有更强的战斗性和煽动性吧。而从1978年至今，人教版以及其他版本的语文教科书，却大都只选择《悯农》一首。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日益推进，传统农业景观和生产方式都在与我们的孩子渐行渐远，或许“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二十个字中浓缩的黄土智慧更具穿透时空的普世价值，让我们敬畏自然，感恩大地，感恩他人，节制自我。

　　曾经被“乾坤大挪移”的《愚公移山》

　　像西方文明拥有伊索寓言一样，华夏先贤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蕴涵人生哲理和智慧的寓言故事，这是一个民族进行文明传承的宝贵教育资源。在《最新国文教科书》中，就选录了“愚公移山”“刻舟求剑”“鹬蚌相争”“黔之驴”“守株待兔”等不少古代寓言素材。为了适应学生们的接受能力和便于教学，这些进入教科书的寓言大都在原典的基础上做了删节和改写，在白话文普及之后有的还被翻译成白话，甚至变成诗歌、剧本或者儿歌等多种文体形式。

　　这些传承了数千年的寓言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即使没有教科书这个载体，它们也将跨过任何时代的障碍流传下去。但观察它们在过去百年教科书中的进退历史，却也堪称一面折射时代的镜子。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到1964年出版的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学语文课本中，我们都能看到“愚公移山”的素材，或者是改编为独幕话剧，或者是原文节选，作者署名则是“列子”或者“列御寇”（尽管故事被改编了，原著者的署名权还是要尊重的）。“文革”时期，在众多由地方“革委会”组织编写的地方版教材中，居然还能看到《愚公移山》的题目，打开来仔细阅读，才发现此“愚公移山”已非彼“愚公移山”，作者也变成了“毛泽东”，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上做的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辞，也就是那个年代人人皆能成诵的“老三篇”之一。直到“文革”结束，在197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中，“愚公移山”才重新收录了《列子·汤问》中的原文，恢复了它寓言故事的本来面目，一直沿用到今天。

　　有着同样境遇的，还有“黔之驴”。文革期间，在1970-197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中学课本中，《黔之驴》这篇没有什么阶级斗争色彩的文言课文竟然得到连续选用，成为那个时代的“异数”。原因何在？有人说是因为毛泽东的著作里曾经提到过这个故事（见《毛泽东选集》第883页）：

　　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所幸，“愚公”和“黔驴”们都依然还保留在我们今天的语文教科书中，希望它们永远不再因为个人的喜恶而离开。

　　“司马光砸缸”

　　会讲“司马光砸缸”故事的中国人远比知道《资治通鉴》的人多，这个故事早在明代就编进了一些蒙学读物，作为儿童“聪明机智”的榜样。《最新国文教科书》也从古代的蒙学读物里选择了很多人物的故事，如“聪明机智”以司马光砸缸、文彦博灌水取球、曹冲称象等为代表；“勤奋读书”以孟母教子等为代表；“报效祖国”以岳飞精忠报国、张骞出使西域、苏武牧羊等为代表。直到今天，我们翻开人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依然还能看到“司马光”“曹冲”故事的白话版。

　　一百年的语文教科书，为什么一直要沿用这些人物和故事呢？应该说，教科书在传承知识的同时，也担负着民族共同价值观的教化功能。这些主人公都是我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杰出人物，他们的成长经历、人格气韵甚至传奇故事，和他们的历史功绩一样都是这个民族的精神财富。同时，传统蒙学教材中不符合现代文明价值观，不宜再广泛提倡的人物故事，如“王祥卧冰”“割肉救母”“老莱子娱亲”等，从这里开始就被逐渐排斥于学堂之外。

　　总之，如果要对百年课文的百年历程做简单的总结，不难发现：百年课文所经历的变化过程，与时代的革新和发展密切相关，这反映了语文教科书的发展所经历的从四书五经的传统教育走向思想启蒙的现代教育，再走向民族文化的传承教育这样一个艰辛的历程。百年课文之所以能经历百年风雨的考验，就在于它体现了百年中国语文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诉求，具有永恒的价值意义。

放牛班的课堂

“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学术随笔1
人民教育出版社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课题批号：10&ZD095）

帝国黄昏的一缕清风
──中国近代第一套教科书诞生前后

吴海涛（人民教育出版社）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2月15日   14 版）




    开栏的话：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１０＆ＺＤ０９５），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自2012年2月始，本报将次第选录课题研究者之学术随笔，以飨读者。

    我们都曾熟读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可以看到，在1867年那个偏僻的法国边境小镇上，教师的授课、课堂的管理，粉笔与黑板、教学的制度和秩序，一切都和今天很接近了。其实，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英国、法国、德国等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较早完成的国家里，由政府统一管理的近现代基础教育体系基本都已经确立了，大多数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都将在学校接受国家统一学制和课程的培养，由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教师负责教学和管理。在小弗郎士们的书包里，除了法语课本，也许还有历史课本、算术课本、自然课本……，分科课程、教材和教学的出现，是近代教育体制与古典教育最重要的分野之一。

    当小弗郎士们背起书包走向学堂时，在大清帝国的广袤国土上，遍布各地的学校形式，还沿袭着千年以来的私塾、蒙馆、书院。学子们摇头诵读的还是“人之初，性本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课本则是记载2000多年前圣人言行的四书五经（启蒙读物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也都是动辄上千年的古董范本）。如果没有100多年前叩开国门的那一声声炮响，这样的学校和教科书，恐怕还将伴随着几代中国人“弦歌不辍”。

    1895年的甲午海战，大清帝国惨败于日本。国人痛定思痛，发现这个昔日的藩属小邦已经在数十年内把欧洲人的那套学得很像模像样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近代基础教育体系的建立和普及。饱受列强凌辱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这是教育“西化”“近代化”功效的一个东方范本。一时间，“改革学制和教育”俨然成了挽救大清江山的一剂良方，学者撰文，百官上疏，政府派使团赴东洋、西洋考察，好不热闹。在此起彼伏的各种声音里，能听到大家以不同称呼提到同一个新鲜事物——“学堂功课书”“课本”“教科书”。他们所指就是在当时欧美各国和日本的学校里，学生们都配发的分学科、分学期、分程度的教学专用书，即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的学校教科书。人们逐渐明白，新的教育格局需要新的知识结构来支撑。而传统的四书五经、三字经、百家姓等读物，都处于知识体系和学科划分的混沌状态，需要用新的形式来取代。可真正的近代分科教科书，直到19世纪末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从来没有接触过。

    其实，甲午战争前中国已经出现了近代教科书的踪影，只不过它们在一个特殊的圈子里——教会学校使用着，外界接触不易，知之甚少。19世纪中期以后，在沿海一些通商口岸城市中，西方传教士和他们的宗教文化力量获得了迅速发展。到1900年前后，各地教会学校的中国学生已经超过2万人，教会组织统一为这些学校编写、翻译了教科书。从这些外国传教士们编写的教学读物中，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西方逐渐成型的教科书编写理念，第一次知道了教科书是应该分学科、成系统，编排考究的，能给出重要事实和原理，使学生易于区别和接受。教科书的语言应该是明白朴素、生动有趣的……。

    随着国人对近代教育（或者叫西式教育）日趋高涨的呼声，在上海、江浙一带的城市里，一部分开明士绅、商人开始兴办私立的新式学校（学堂），如著名的南洋公学（盛宣怀创办于上海）、无锡三等公学等。这些学校的教员一边教学，一边自编新式课本自用，目前能见到最早的有南洋公学所编《蒙学课本》（1897年出版），无锡三等公学所编的《蒙学读本》（1902年出版）。这些课本的编写已经开始适应近代课堂教学的一些特点，如在内容编排上除了“课文”外，还有习问（向学生提问），教师辅导提示等部分，可以说是第一批中国人自编的近代学校教科书。但这些教科书的明显缺点是，学科零散残缺，不成系统，使用范围也不广泛。

    在不可逆转的时势大潮中，大厦将倾的满清政府不得不“邯郸学步”，仿照欧美和日本颁布了新式学制（壬寅学制，1902年；癸卯学制，1904年），启动新式教育，同时废止沿袭了1000多年的科举考试（1905年）。一时间，原本适应科举制度而设置的各级府学、州学、县学纷纷改办普通中学堂、高等小学堂，散布乡间的无数私塾、蒙馆也摇身变为初等小学堂，长袍马褂的山长、教授、塾师们也就地转业成为“人民教师”。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学校和激增的师生人数，使得合格的新式学校教科书和教育学书籍成为稀缺之物。这种巨大的需求，一方面催生真正系统、完整教科书的出版和发行；另一方面，也直接带动了一个新兴行业——近代出版业在清末民初的迅速崛起。

    由中国近代出版业的鼻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教科书》（1904—1909年出齐），是近代中国有新式教育以来第一套按照国家正式学制（癸卯学制）编写，由各学年学期、各学科分册组成，社会影响巨大深远的初小、高小、中学系列教科书。甫一出版，各个学科的《最新教科书》均被抢购一空，行销全国。一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这套教科书长期占据了全国教科书80%以上的市场份额。成立不久的商务印书馆（1897年成立）也借助这套教科书的巨大销售量积累了雄厚的家底，从最初的一个小印刷所，迅速壮大为远东第一大出版企业，开始了自己的百年辉煌之旅。

    刚刚踏进二十世纪门槛的中国，是一个交杂着矛盾、激荡也不乏光怪陆离的时代。在这套《最新教科书》身上，我们也能看到晚清社会的一些缩影。在《最新国文教科书》（1905年）的封面上，按照当时图书出版的惯例都列上了编撰者、校订者的籍贯和姓名。除了我们熟悉的张元济、蒋维乔、庄俞之外，还赫然有“日本前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小谷重、日本前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槙太郎”字样。事实上，由于甲午战败的刺激，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教育界几乎掀起了“全盘日化”的滚滚大潮，商务印书馆的早期资本注入了日本企业的大量股份，并聘请了日本学者、留日学生群体参加教科书的编写，一些学科的教科书干脆就是日本教科书的中文翻本。无论你的民族情感是否能接受，20世纪初年的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和教科书，就是由这位后来的“侵略者”手把手扶持着起步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学生用课本，商务印书馆还为每册都编撰了供教师用的教授法，类似于今天的“教师参考书”。但略加翻看你也许会哑然失笑，其步骤之详尽几乎堪比今天的“家常菜谱”，譬如某处教师应该指着某字问学生一个问题，某处教师应该回身板书某字等。不要觉得这样婆婆妈妈是一种多余，在清末仓促上马的全国基础教育体系中，最“短板”的恰恰就是师资力量。大批中小学教师昨天还是塾师、秀才、童生，丝毫没有新式教法的训练，手捧教科书茫然无措，唯有按照教授法亦步亦趋才能勉强完成教学任务。所以教授法用书的编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代行了师范教育的职能，直至后期国家师范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才逐步好转。

    与《最后一课》中韩麦尔先生一样，在民族危难、国势飘摇之际，总有一批有识之士寄厚望于儿童少年、基础教育，甘愿抛弃个人得失疾呼奔走之。清末民初，张元济、蔡元培、杜亚泉、高梦旦、蒋维乔、王云五、胡适、林纾、丁文江、黎锦熙等一批著名学者和新文化代表人物，纷纷投身于学校教科书这一“小儿科”事业。今天翻看百年前的《最新教科书》，竖排、文言、繁体、老式句读，泛黄脆薄的毛边绵纸恍如隔世，但我们依然能读出编者们在薄薄简册上倾注的心智与博爱，他们努力在让“人的生活温暖而丰富起来，人的生命高贵而光明起来”。《最新国文教科书》（第1册）编辑大意是：“内容选材不采古事及外国事，多及学堂事，使儿童知读书之要，多及游戏事，使儿童易有兴会”“插图至九十七幅，并附彩色图三幅。使教授时易于讲解，且多趣味”，版式设计也务必让相关的图文排在一面之内，不让孩子们翻起来麻烦。甚至连纸张都十分讲究，“洁白有光之纸，易伤儿童目力。本编用纸，只求结实耐用，不事外观之美……”。

    尽管腐朽的千年帝制数年之后才彻底坍塌，尽管距离中国人真正站起来还须走过漫漫长夜，但在这部给整个民族启智开蒙的《最新教科书》中，无数中国孩子第一次读到了“人性”“自由”，读到了“科学”，听到了隐隐而来的“民主”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