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

柳田在1960年代初去世，而对柳田民俗学的革命，在70年代以宫田、福田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手中完成。
面对拥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学术巨人离开而造成的真空，一批年轻学者以批判性的反思转换研究范式，以横向的连带逐步获得学术地位并拓展发展空间，是一个普遍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第二代与中国的所谓第三代是极相似的。

有了上面的背景，不难看出菅丰教授所谓日本的第三代无法如中国的第三代那样有凝聚力的问题，实际上是个伪命题。
首先，日本民俗学在他逐步进入学界中枢的所谓2.5代以后，实际上已经迈入了施兄论当代中国民俗学时提到的所谓“分化的时代”，所谓分化在四个方面的表现，日本民俗学中都不难看到。难以凝聚，实际是这种分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第二，反观中国，除去学术会议、申请课题等，单就内在的学术范式、学问领域及取向而言，在今天所谓第三代民俗学者之间，无法凝聚的程度，其实也和日本没有太大的差别。

施兄的讲座内容与菅教授的问题之间的距离，似乎来自于双方都不加说明的使用了学术上“第×代”的说法。
都是第三代，就自然而然可以或者应该横向比较吗？所谓”学术第×代”，到底以什么作为标准呢？
在日本，第一代柳田，第二代宫田福田等，既是年龄辈分上的顺序，也是研究范式上从整体而言的变化。譬如地域研究，功能主义倾向，精细的个案研究等。
而日本的第二代以下，我认为并没有形成范式上的整体特色，如果硬要说是第三代，也仅仅只剩下年纪辈分上的顺序。他们是众多比第二代年轻一代的学者，但他们自己却并不形成一个作为整体的”第三代“。正如有众多毕业于北师大的民俗学者，但他们本身并不形成一个所谓”北师大学派“一样。
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至少要比日本多考虑政治影响，施兄是专家，不敢班门弄斧。

菅教授使用的“第三代”，有着强烈的树立新的学术范式的意识。感叹难以凝聚，或是积极发起“超越福田”的研讨会，其意都在于此。
而施兄的所谓第三代，除了对上一代人革命意义上的个人间的连带意识，如果对其在学术发展上是否已经大致具有了整体性没有更为细致的说明，恐怕与菅教授的讨论难以咬合。

王京

1，关于“福田先生之所以只承认菅丰是第2.5代，大概是以为菅丰一代还没有形成坚实的方法论体系，还不足以推翻上一代在理论、方法，以及知识系统。”
以我的理解，福田开玩笑地说菅丰是2.5代，并不是在理论方法的意义上，主要是就其经历而言，如果硬要定性，不如说更偏向于在民俗学界的话语权上。
因为菅丰自在筑波大学取得学位后，先在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作助手，稍后赴北海道大学，不久再转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工作上可以说一帆风顺。而研究上又是以民俗学中为数不多的受到学界与社会承认的新领域“环境民俗学”作为主要方向，较早阶段就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加上本人精力充沛，在基本还是第二代学者活跃之时就已经在学界获得了一席之地，并在学会活动中成为核心骨干。
福田的2.5代的说法，与其说是认为他理论方法上不够第三代的标准，不如说重点在于指出他在民俗学界的位置实际上是一只脚踏在第二代上。是肯定，不是否定。

2，关于第二代的认识，并非出自福田本人的自认，应该说是学界的外在定位。
其实在柳田之后，宫田福田之前，至少还存在着“一部分柳田弟子”这一代人，譬如关敬吾、大间知笃三、樱田胜德、和歌森太郎、千叶德尔等，他们在对民俗学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已经有着与柳田大为不同的地方。从关于学史的论述看，福田对柳田与这些弟子间的区别，有着清楚的认识，也从他们那里获得了不少的资源。
而忽略这一代人，认为宫田福田等为第二代的领军人物，则是学界的一种选择。由于直至今天，还没有出现对1960年代柳田以后日本民俗学的真正意义上的学史研究。因此，这个定位，只是非正式的。而定位的合理性，显而易见并非天经地义，但靠着学界的公认得以维持，”超越福田“研讨会的召开及其盛况，也是这种公认的一部分。

3，福田与菅丰个人关系很好，在具体的研究上也很少有交叉，基本上互不相扰。福田说到菅丰属于2.5代，基本是肯定，不是否定。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菅丰是否应该坚决抵制被称为2.5代。
正如施兄也提到的，福田对民俗学的理解，与其倡导并实践的理论和方法紧密结合，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合理性的体系。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菅丰是否能提出一个能与之相抗衡的新的体系。不但要有着对福田的民俗学理解、理论、方法的批判性思考，还要提出自己的理解、理论及方法，而且各要素间应该有着内在的合理性。这次的研讨会既然直接地以“超越福田”为题，想必在这些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的构想。所以我很关心他在研讨会中发言的具体内容。

4，关于学术史的代际划分。
首先，我认为第一标准永远应该是特定学术史标准下的划分。若非如此，就只是编年式的描述，而非学术史的研究了。
以十年为代如“×十年代”，或是以三十年为代的分法，在什么意义上是“自然“的划分呢？难道不该通过社会状况、政治氛围、学术承接等去分析使这种划分成为可能的特定标准，并探讨其在学术史讨论上的意义吗？
其次，在一篇文章，或是一个报告中，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
对中国民俗学的分析，自然不必按日本的标准。但如果在论述第一代时采用了一种标准，就应该按照这个标准，接续往下划分第二代、第三代，并对未来的可能做出一定的说明。中途的混用，实际上是思考中的概念转换，会掩盖划分标准本身是否有普遍性意义这一问题。

王京

40#菅丰教授关于自己对福田老师”2.5代“称呼之理解的翻译：

“2.5代”的称呼，是福田先生一句小小的玩笑。

我认为在这句玩笑话中，包含有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

一直以来，我的民俗学研究，是在福田先生等第二代学者所谓历史民俗学的延长线上展开，沿用了“正统”的历史民俗学手法。虽然研究对象是新领域--环境，但方法还是历史民俗学的方法。就环境这一领域而言，即使现在，这一方法也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方法的独特性，已经占有了一定的学术地位，所以我也没有弃之而去的打算。自己还在沿用着历史民俗学的方法，而现在却要提倡所谓新方法，强调民俗学改革的必要性，“2.5代”这一称呼中，也许蕴含着对此的讽刺（或者说批评）。

另一方面，我认为在这一称呼中，也有着一种期待，对我作为在第二代学者延长线上的“正统”民俗学者积极关与民俗学革新寄予的期待。90年代以后，民俗学研究产生了众多的成果，但却缺少对第二代学者研究的总结和清算，没能真正超越他们。因此，在福田先生看来，这些研究过于立足于个人兴趣。而继承第二代研究手法的学者，又大都视第二代的方法和对象为金科玉律，既无革新意识，也缺乏危机感，只是得过且过。福田先生对这种学者的怠慢，也是深为痛恨。正因如此，他对既继承了学问的“正统”，又有着“革新”意识的在下，抱有一些期待。

就我个人而言，“2.5代”绝非是“二百五”，我以这一称呼为荣。
今后，在既继承第二代的历史民俗学方法，也广纳众家之长方面，相信我能够开拓出与第二代不同的天地。当这一天成为现实之时，也许福田先生会改称我为“第三代”吧。凭借一人之力去打拼当然会遇到种种的困难，但我唯有朝着“超越福田亚细男”的目标不断前行而已。

王京

引用:

原帖由 施爱东 于 2010-8-3 12:31 发表

接着回答王京兄的这个关于“比较”的问题。
我们没有在比较第几代的意思。
我们只是说，这样的“革命”在日本很难产生。
“革命”这词用得太凶了，但一时找不到更理想的词汇，属于借用。
革命不一定要发生在第二和第三代之间，
它一样可以发生在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
当年福田先生对柳田民俗学起而质疑的时候，不也是一种革命吗？
所以，这个问题与“第*代”无关。

也许是我没有表述清楚。
我原帖想表达的意思简单点说就是：
两国民俗学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社会背景都不同，
要谈革命，应该将日本的第二代与中国的所谓第三代相比，
要谈分化，应该将日本的第二代以后与中国“革命成功”后的第三代以后相比。
因为凑巧大致年纪相若，又凑巧因为各自不同的标准都归为“第三代”，简单地横向比较，
谈什么日本的第三代没有凝聚力，中国的第三代有凝聚力等，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王京

施兄37#关于学术史代际划分问题的回复，看起来令人心情沉重。

理想与现实会有差距。但我们不是除了这个极端，就只剩下另一个极端。
因为我们拿不出放之四海皆准的严格标准，就不要谈什么标准了？
科学社会学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发展的历史也不支持这样的观点。
虽然范式的革新，并非常规研究的简单积累就可以达到的。
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常规研究对旧范式的反复确认与改善，以及对旧范式无法解决的事实的积累，新的范式能够凭空出现。

我们注定永远无法达致理想状态，我们在实际操作中也许会有妥协，但如果将尽力达致理想这一内在追求也轻易剔除，仅以游戏规则、权力、随意性等作为指针，那么不单是学术史研究，所有的研究，岂不是都将成为喃喃自语？学问也岂非要沦为自我满足的工具？如果这种结果不被允许，那么学者和学术研究的所谓公共性的底线又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