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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1年06月16日 19: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樊骏先生的学术风貌

　　作者：杨义

　　多年过去了，“换一种眼光打量文学史”这句标题语，至今还鼓舞着我在学术上不断加强创新意识。樊骏先生的学术风貌，已经融入了文学所刻苦、谦虚、实事求是、创新奋进的传统之中，滋润着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创新体系。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长辈学者中，樊骏先生是我交往最多的一位。30多年前，当我们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研究生入学的时候，他就协助唐弢先生具体指导我们的学业，手把手地将我们引进学术的门槛。

　　那时我每个学期都写一篇5万多字的研究鲁迅的作业。记得第一次写5万字，才用了八天。樊先生虽判了一个“优”，但还是拍着卷子笑着对我说：“看后面的日期，我总以为你抄了八天。”沉默一会儿，又说：“写文章有两种风格，有人像画地图，有人逐字逐句地推敲。唐弢先生说他写文章是‘一步三回头’，我可能是‘一步六回头’。”樊先生的文章不算多，但多是精品，这与他严谨的治学风格有关。他是在现身说法，引导我们的治学门径。

　　每次辅导我们，他拿的不是现成的稿子，而往往是几张纸片，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几乎每一行都有线条勾出，插入或长或短的语句。一边听我们讨论，一边又在纸片上插入新的修改文字。似乎一篇文章，不改上十遍八遍，是不会轻易出手的。受他的熏染，我以后写成文章也往往放上一两年，然后再拿出来仔细打磨，才敢拿去发表。

　　我留在文学所后，设想了一个现代小说史的研究计划，最初的想法是用这种方法强迫自己大量阅读原版书刊。文学所图书馆的不少“毛边书”，都是我第一个裁开的。樊骏先生见我每周都从文学所图书馆借回一大包书，就建议我到柏林寺查阅北京图书馆的内部书库。他非常重视资料工作，说唐弢先生建议所里到大西南地区搜寻抗战文学资料。有一次，樊先生问我：“现代文学值得阅读的经典作品并不多，你为什么卷地毯式阅读？”我回答：“这么大一个国家，总得有几个学者把它们都读一遍，其他人才可以心安理得地做有选择的阅读。”樊先生笑着说：“职业病，职业病。”但他对这种阅读和研究方式是赞赏的。

　　连续好几年除夕，我觉得樊先生一个人过年有点孤单，就用自行车驮上一点饭菜，到他劲松的住所聊天。我聊自己小说史研究的进展，当说到我与作家本人及其后人通信，提出许多问题，得到他们的回答时，樊先生很感兴趣，让我好好保管和利用这些书信，认为这个工作我们这一代人不做，后人就很难有条件做了。我们有时也分析文学所的学术状况，樊先生常常说：我的一些看法是和所里的学术委员会相一致的。后来我连续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研究员，进入所、院两级的学术评审委员会，因为年纪最轻，经常被支使去参与算票。第一届评审社科院建院以来十几年的优秀科研成果时，樊先生入选的是他论老舍小说现实主义的文章，我当时提出，樊先生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资料建设工程的8万字长文，更加精彩。樊先生也同意，因此就换了过来。我又发现文学所入选的成果中，没有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应该补上。樊先生笑指我说：“应该补上，应该补上。忘了这一点，不仅是文学所的遗憾，而且是社科院的遗憾。”后来全票通过，把钱锺书《管锥编》列为全院首届优秀科研成果的第一项。在所、院两级的评审会议上，樊先生经常和我交换意见。

　　20世纪90年代，我的主要精力转向探讨古代文学和文化，因此，在几次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年会上，我都提出不再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兼法人代表。但樊先生和严家炎先生都坚持，要让学会挂靠单位——文学所的青年学者担任此职。有一次，樊先生甚至发了脾气，说：“我们还没退休呢，你就提出退休了？”我只好挂着这个名分，而许多具体工作都是由樊先生和严家炎先生、钱理群先生去做。在这一点上，我实在有点愧对樊先生。

　　我出任文学所所长后，樊先生经常给我一些指点。他把100万元捐给文学所，设立“勤英文学奖”(原名中国文学奖)。这笔钱经过公证，由我负责接受。我提出，由我、严平、朱渊寿三人做些组织工作，聘请所外著名专家组成评委会，我们的论著不参加评奖，我们也不参与投票。这些意见都得到樊先生的同意。后来，他又提出，这笔钱主要用来奖励青年学者。樊先生此后身体不太好，但有两次投票结果出来后，他都赶到宾馆，请袁行霈等评委吃饭。席间，大家对文学所年轻学者的成长感到很高兴，谈笑风生。袁行霈先生甚至说：文学所有这么一批根底厚实的年轻学者，在其他单位很难找到。

　　樊先生是1953年文学所成立时就在所里工作的元老，对文学所建所50周年活动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出了许多好主意，并提出编撰“文学所50年学术文选”、“文学所50年回忆录”，出版经费可由他的捐款中拨出一部分。后来我到院部争取到25万元的出版经费，没有动用“勤英文学奖”的老本。樊先生参加了建所50年全部文章的编选工作，与王信先生一篇篇过目，并鼓励我为《文学研究所50年学术文选》写长篇序言。当3万多字的《解读文学所》初稿出来后，他又找了几位老先生对文稿进行逐段逐句的推敲和讨论。

　　30多年前，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感觉樊骏先生英俊凝重，和蔼可亲，年轻得就像我们的兄长一般。想不到“非典”爆发那年，他突然生病，这影响了他深刻持重的学术思维能力。那天是卓如先生送他住医院的。我闻信后，不知他在哪家医院，就让我爱人对他家附近的医院和与社科院有关系的医院逐一电话查询，终于得知在北京医院，就立即打车去看他，发现他的病情还算稳定，平静地躺在病床上，但同一病房还有别的病人。我立即告诉医院和本所的行政部门，樊骏先生是文学所的一个资深专家、一个宝，必须保证他住单间。这些事情办完后，第二天北京医院就作为“非典”的重灾区，与外界隔离了。

　　樊先生对我的学术成长非常关心。记得黄修己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出来后，我还没有读到，有一次在所里过道上，樊先生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黄修己对你的小说史，评论得比谁都长，他还注意到你的古典文学根底深厚。”他有点喜形于色，似乎比我自己还高兴。后来，樊先生还专门对我的现代文学研究写了一篇长文章，字里行间有不少鼓励。我和张中良、中井政喜合著的《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在台湾出版不久，樊先生还和钱理群先生、吴福辉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热情的“三人谈”，汪晖告诉我，“三人谈”上的插图，是他从书中精选的。樊先生为“三人谈”取的题目是“换一种眼光打量文学史”。多年过去了，这句标题语至今还鼓舞着我在学术上不断加强创新意识。樊骏先生的学术风貌，已经融入了文学所刻苦、谦虚、实事求是、创新奋进的传统之中，滋润着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创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