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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古典文献学的“现代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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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古典文献学的“现代生成”

古典文献学的“现代生成”
跃进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



    随着时代的进步,新的命题、新的机遇不断涌现。出土文献、域外文献,特别是电子文献,给古老的传统文献学赋予了新的内容,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学术环境,强化了我们的学术信念,加速了学术转型的完成。这正是古典文献学的“现代生成”。
    所谓出土文献,至少包含碑刻文献、简帛文献和画像文献等内容。20世纪以后,出土碑刻尤为丰富,简帛文献更是近30年来的重要发现。临沂银雀山汉简的发现,使我们有可能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区分开来;湖北郭店楚简的发现,使我们对于儒家传承有了新的认识,对于《老子》成书问题有了新的论据;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对孔子诗学的研究;江苏尹湾汉简中《神乌赋》的问世对于秦汉以来下层文化的研究等等,都曾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画像文献不易保存,但到20世纪后半叶,汉画像的发现越来越多,包括画像砖、画像石、石棺画像、铜镜画像和瓦当画像等,主要分布在山东、江苏、河南、四川和陕西等地。汉画中最多见的是灵异动物、历代帝王、忠义孝行、乐舞百戏、车马骑乘、仙人神祇、耕作技术、纺织作坊、山泽鱼盐、粮食作物及饮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在汉代的诗歌、辞赋及文章中时有涉及,现在有了形象的资料作为参看,当然有助于我们对作品的理解,进而清晰地认识当时的社会状况。
    域外文献至少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国外所藏汉籍研究,二是国外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华典籍传播海外可以推溯到唐代。当时,日本的遣唐使从中国带走了大量汉文典籍,这在《旧唐书·东夷·日本传》中多有记载,《日本国见在书目》(《古逸丛本》)等日本古代目录学专书也可以相互印证。而法国安田朴编纂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告诉我们,欧洲对于中华古籍的认知早在17世纪即已开始。近代以来,域外汉籍逐渐引起国人重视,杨守敬等人开其先河,大量回购、记录流传到海外的中华典籍,编写有《日本访书志》。新时期对于域外汉籍的研究则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影印了很多流失海外的中华典籍,甚至还出版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如中华书局出版《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等),这都表明了学术界对于中华古籍在海外流传的关注。另一方面,国外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出版了各类专刊和研究论著,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可喜局面。
    电子文献主要是指中国传统典籍数字化的问题。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古典文献的电子文本已经走进寻常百姓之家。过去几乎不能想象的事,现在变得非常容易。譬如《四库全书》,在过去绝大多数学者无缘捧读,而电子版的问世,几乎就等于把这部现存最大的丛书放在案头,随时查询。又如《四部丛刊》三编收书500余种,汇集了许多重要的版本,近9000万字。电子版不仅保留了原版面貌,而且还提供了查询的功能。此外,电子版《康熙字典》、《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十三经》、《诸子集成》、《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词》、《全金元词》及“二十四史”等经史子集著作,也汇集到几张光盘上,多种检索功能,一键敲定。从目前发展趋势看,电子文献的意义还不仅仅表现在资料袋存贮与检索功能,更表现在广阔的应用前景,显示了无比广阔灿烂的学术前景。
    出土文献、域外文献,特别是电子文献的横空出世,不仅丰富了古典文献学的内容,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强化学术信念。美国批评家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说“面对前代大师的焦虑”,同样,在文史领域也常有类似的焦虑。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局限在传统文献学领域,要想超越前人确实较难。而出土文献、域外文献和电子文献,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优势,这不仅仅是资料上的优势,更是学术理念的优势。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薄。
    第二,推动学术转型。纵观中国历史,每一次学术文化的转型,除了人们熟知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的原因外,还应当特别关注物质载体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金石石刻伴随着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化转型,逐渐取代甲骨文字;而竹简帛书又成为战国、秦汉之际重要的文字载体,推动了民间私学的创办,诸子百家由此而起。而汉魏之际的文化转型,则与纸张的发明应用和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而今,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不管你愿意与否,我们都要经历一个从纸质文本向电子文献逐渐转化的历史阶段。一个基本事实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文化转型已经势不可挡。
    第三,建构学术体系。中国的传统学问早已不局限于中国,而是成为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随着学术交往的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一个新的问题必然要提出来,即在充分吸收国外新潮理念的同时,如何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在坚守传统文献学的基础上,如何充分利用时代所提供的机遇,在文史贯通、古今贯通和中外贯通的宏大视野中,逐渐建构起具有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这应当是新世纪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工作者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历史任务。(黄维政摘)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发布时间:2009-3-12 15: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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