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葵

  民俗学被定义为研究民间传承的学问，这个定义可能存在问题，但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民间”应该是大家都认同的。但是，这个”民间”可能是很复杂的，可能并不是一个。今天偶然看到王学泰先生的关于游民与中国文化的讲演，觉得很有启发。他把传统中国社会的农民称为宗法人，这些人在宗法制度的管理和保护下，过着顺民的日子。精神趋向萎缩。而三国、水浒中描写的那些英雄豪杰、都属于脱离宗法控制的游民。他们的生活文化和那些顺民百姓－宗法人是大不相同的。

     民俗学要对社会有更大的影响、就应该对我们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有不同于别的学科的解释力。这个”民俗学式”的解释如果能更接近真实，民俗学的价值就会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由此，对民间的各种人群进行精密分析和科学地分类，可能会使我们对不同的传承主体的传承行为有更准确的认识。

      具体说来，一个村落社会的传承行为可能不同于都市工匠群体的传承。而说书人，江湖艺人也有其不同的传承方式。现在的民俗学研究，对这些具体的群体的传承研究应该有很多。如果把这些现象，用一个或几个更有解释力的分析性概念总结出来，或许能使民俗学对“民间”的解释力更具理论意义。

王晓葵

柳田国男的“常民”概念，在日本民俗学研究史上有很多解释。一般性的说法是占日本人口大多数的稻作农民。他在《乡土生活研究法》中有如下说明:
  “村庄的居民，他们可以分成下述两类。一类是常民即普通百姓、它位于后面要讲述的二者之间，它占村民的大多数。另一类是上层即有名世家、当地的拓荒者或村里的主要人物或者叫做房主、头领等的阶层。直到江户时代中叶，他们一直是村庄的核心势力。(中略) 第三类是下层的人们。属于这个阶层的人们今日也有很多，他们的生活痕迹存留甚多。他们不是普通农民，过去各种职业各种技艺等多被包括在内。如道心坊、铁匠铺、桶铺等，他们是在每个村庄住一段时间后又转到别处的流浪者。上层的人们如此，下层的人们亦有血统门第之说，除去中间阶层的常民类没有之外，上下两个阶层的人家都有着特殊的名字。”

    从上述的引用中可以看出，柳田国男的“常民”是排除了上层和下层剩下的中间阶层。这个占了日本民众的大多数。柳田国男认为，这部分人的生活代表了日本的主要的传承文化。他们应该是日本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所以柳田民俗学也常常被称为“常民之学”。
     对他的这个学术倾向，赤松启介时有批评，赤松还专门写了《非常民的民俗文化》，研究那些被柳田国男排除的比如性风俗、被歧视的部落的风俗等。

王晓葵

“民间”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顾颉刚的“民间”指的是过去不见经传的一般百姓，和皇帝、士大夫、英雄豪杰相对。而柳田国男把天皇都放在“常民”的范畴里。因为天皇也遵从日本的很多古老传承。是传承文化的载体的一部分。顾颉刚要建立的是和文献史学相对的平民史学，所以要排除上层人物。而柳田国男希望找到代表日本社会主体的传承文化，因此把天皇也放在其中。各自的问题意识不同，对“民间”的取舍也就不同。所以，每个研究者都可以在自己的问题意识指导下来确定自己的“民间”概念。不过重要的是自己要有明确的界定和说明。

王晓葵

日本最早的以民俗学为名的组织大概是1918年成立的。代表者是石桥卧波等人。他们的学术倾向是通过民俗发现日本人的精神、构建民族魂。这个和德国的民俗学很接近。柳田国男一直反对这个倾向。他把自己的研究先称为乡土研究、后来叫民间传承之学。但是，民俗学这个词逐渐被大多数民俗学家所接受。1929年，折口信夫创办《民俗学》杂志。这个词更加普及。而柳田国男到1934,35年发表《民间传承论》、《乡土生活研究法》的时候，还坚持使用民间传承这个词汇。但是，柳田国男也慢慢接受了民俗学的说法。1935年，他为名为“日本民俗学讲习会”的讲座做了讲座。